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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下的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您认为文学还能否回到文学？
吴义勤（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试图突破原有模式、拓展自身领域、开掘自身深度的一种努力。对比于从前过于机械的社会学批评，文化批评寻求的是一种更超越的研究视角，它确实有助于深化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但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差别，因此，它仍存在着强加给文学太多“意义”、“象征”，从而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
让“文学回到文学”就是要尊重文学的内在规律，尽可能的给文学减压、松绑，让文学不再承受那“不能承受之重”。换句话说，就是给文学以自由。我觉得，不管在怎样的时代，“文学回到文学”最终都是不可抗拒的。
张新颖（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化，其实多少是批评所面对的文本的变化。文学批评主要处理的是文字文本，而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批评者会感觉到文字文本的极大局限，很多事情在文字文本的范围内无法进行有效的探讨和说得清楚。于是文本的范围不得不扩大了，乃至于有时候把整个社会现实都当成一个文本来解读和分析。这似乎说明，批评在本能地寻求对现实发言和在现实中发言的有效性。反过来说，就不能不承认局限于文字文本的批评和囿于传统学院体制的研究方式，常常不能产生出这种有效性。毫无疑问，批评应该寻求和实现对自身局限的有效突破。
但是，就目前文化批评的一般状况而言，它是否更有效地触及了现实呢？恐怕很难肯定。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悖论，就是，对现实发言和在现实中发言，其效果却并不一定都是现实的，甚至正相反，产生出强烈的非现实感。说得更明确一点儿，有一些所谓面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文化批评，其中恐怕很少有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真切感受和经验，你会觉得他讲的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事情。这种丧失了现实感受和经验的文化批评，虽然非常具有文化批评的姿态、概念、方法、模式，却不过是以文化批评的面目出现的知识游戏而已。
王彬彬（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研究员）：1.通常人们把“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作为两个相对的同时也是对立的概念，这其实并不妥当。如果不把文学意义上的“美”和“审美”理解得太狭隘，那就应该认为“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并不必然冲突。“文化批评”也同样可以是一种“审美批评”；2.现今人们所谓的“文化批评”，大体相当于过去所说的“社会学批评”。只要承认文学必然与社会有关，只要承认文学必然具有社会性，那就应该承认“社会学批评”永远具有合理性。“社会学批评”永远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应该反对的，是“庸俗社会学批评”而不是“社会学批评”本身。在从事“社会学批评”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更多地关注文学的文化内涵，更多地运用文化学的知识、理论，这是“社会学批评”自身的进步和深化。所以，今日的“文化批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文化批评”。人们有理由反对“社会——文化批评”的庸俗化倾向，但没有理由反对“社会——文化批评”本身；3.与“社会——文化批评”相对立的，应该是“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可视作是“审美批评”之一种，但却不能认为“审美批评”便只能是“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缺席，或许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但倘若创作本身并未提供充分的可供“批评”的“形式”，那这种缺席也就很正常。同时，也不可把“社会——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视作水火不容。卓越的“形式主义批评”，是在对“形式”的品味、分析中，阅出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涵。
谢冕（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文化批评的兴起不应以文学批评的衰弱或取消为代价。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只要文学存在，这种对于文学的批评就应存在。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回到文学本身，而是我们要以多大的决心和努力，去把这个正被放逐的批评方式找回来。文学批评的被取代，使文学赖以存活的审美性、以及它展示自身魅力的感性空间和形象世界失去了关注。这种取代不仅使构成文学特质的诸多品性被忽略，而且也使文学通往读者心灵的桥梁被折断。文学批评的消失，对于文学的赏鉴和阐释受到损害，对于文学而言，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当前，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文化批评从“新批评”派的观点看来，就是“外部研究”。其实，从世界文学批评史看，文学批评总是在“内部”和“外部”之间游动，它们各有各的功能，无“高低贵贱”之分。当前文化批评的重新兴起是时代使然、现实使然。我们的时代面临一种什么现实呢？就以我们国家来说，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的严重丧失。崇高伟大与腐败堕落并存。廉洁奉公与贪赃枉法并存。极度贫穷与无比富有并存。道德自律与欲望膨胀并存。劳动热情与下岗失业并存。成功与失败并存。希望与失望并存。……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现实，大家都有太多的情感想倾吐。当人们接触文学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看文学是否喊出了大家的心声，是否有激动人心或震撼人心的内容。顺应此种世情和人心，“价值阅读”超越“品质阅读”是自然的，作为“外部研究”的文化批评发展起来是必然的。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在我看来，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涉及到学科与问题的关系。多数学科的设置可以追溯到久远的传统渊源。学科逻辑的延续性时常支配了现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可是，某些问题——尤其是某些复杂的问题，例如性别歧视或者民族压迫——的形成超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踞于跨学科的交叉地带，盘根错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让学科的陈旧版图肢解完整的问题。学科的版图并不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权威。这些版图同样是历史的产物，并且时时根据历史环境重新绘制。很大程度上，文化批评的兴盛恰恰在于打破各个学科分疆而治的限制。文学还能不能回到“文学”？——文化批评首先认为，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说明何谓“文学”。换言之，如何回到“文学”这样的问题业已存在于文化批评内部。我想强调的仅仅是这一点：文化批评没有理由省略文学的语言层面，单纯地将文学想像为再现现实的一面客观而公允的镜子。事实上，种种文学问题的提出必须包含了文学语言的考察，或者说，文学语言的考察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确是“文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种种文学问题的解决仅仅回旋于文学语言内部。人们没有理由狭隘地将文学语言的考察想像为挤柠檬式的字、词、句辩析。许多时候，文学语言的隐喻、反讽、叙事特征、文类的演变与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只能书写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内——文学的先锋意义或者文学的美学反抗无一不是以某种历史文化的概况作为衡量的基准。这是我所想像的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
谢有顺（广州《南方都市报》编辑）：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说明批评界已经不承认文学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每一环节都紧密相连的现代社会，文学的独立性变得相当可疑，只要是还存在着一颗敏感心灵的人，都渴望文学真实地触及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而不是在技术的迷宫或自渎的经验里无所事事；许多的批评家愿意站在一个文化或泛文化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叙说，里面涌动的是表达生活真相及自身当下处境的强烈渴望。——很清楚，过去所强调的文学批评对作品技术主义因素的解释正在淡化（并非不需要），而对存在的介入和诉说正在加强。这一点非常重要。真正的批评，从来就是充满自我阐释、自我批评的意味，它关涉到批评者自己的心灵（但决非自恋）。许多人以为，只有那种客观的、精细的、像手术刀一样冷漠的对具体作品作出剖析与解释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这如果是对批评家艺术感受力的要求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绝不能把它看作是批评复兴的希望所在。我个人就不喜欢那种只对作品的技术因素喋喋不休而从不出示自己的心灵价值与批判勇气的批评。批评若失去了心灵的尺度，它还会有什么价值呢？本雅明评波德莱尔，海德格尔评荷尔德林、里尔克，别林斯基评俄罗斯文学，都算是很出名的批评了，但他们都不是冷漠的工匠，而是热情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是在借着诗人与作家，来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像。他们看似在谈论别人，其实他们是与被谈论者互相阐释着。这可以说是最高的批评，因为它包含着批评家本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效地解释我们时代的精神秘密。中国批评界所缺乏的，恐怕不在知识的结构上也不在批评语言的运用上，（恰恰相反的是，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批评家都有很不错的表现，比如说，把西方几十年的文论一夜之间就占为己有；又比如说，当下的一些批评家写的文章，在表面看来，几乎像是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在说话，不仅使用着生硬的汉语，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外文。）批评真正的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地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心灵遭遇的敏感。简而言之，他们在精神趣味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文学批评向一种文化或泛文化的立场转移，也许就是对这种境遇的一次矫正。
文学还能回到文学吗？——这个问题包含了这样一个前提：有一种纯粹的文学，而它正在饱受非文学事物的侵略。而我的看法是，今天的文学已经需要重新进行定义，特别是经过近百年的革命之后，文学的纯粹性和价值力量已经不是靠简单的固守，它像其他任何一种事业一样，都必须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就是它与其他的人文事业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的原因之一。今天的问题也许不是追问它是不是文学，而是看这种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文学所固有的美和力量。在我们的生存正变得越来越严峻的时代，最终衡量文学的标准不会只是文学本身，而会引进更为重要的尺度——心灵的质量。
邵建（南京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确有向文化批评转化的现象，其表征之一就是一些批评家不再搞文学批评而转入文化思想方面去了。去世的吴方就是一例。80年代他的批评文章写得很漂亮，可是90年代他却写起了同样也很漂亮的《世纪风铃》，笔墨一下子从当下小说进入到一个世纪的文化历程。因此，批评从文学向文化的转向可能不是从当下开始，而是有一段时间了。这种转向，原因可能包括这样两个：一是当下的小说不再吸引人了。当年的吴方就是这样认为的。90年代初我见到他时，他正应约要写一篇长篇小说的评论，感到很为难，因为觉得没意思，但又不好意思拒绝。二是对小说本身没有兴趣了。这和年龄有关。到了一定年龄，比如40岁，一个人很可能就不再想看那些虚构之类的玩艺。我想，吴方当时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当然，我是以己度人了，因为我当时对吴方的转向不太理解，现在，自己过了40，就发现我已经淡失了对虚构作品阅读的兴致，编什么编。因此，看到问卷上这个问题时，我头脑里不自觉就想到了吴方，我以为他不妨是一个个案，并且吴方也不是孤例。比如上海的吴亮，不也是从文学批评转向为有关城市文化的描述和阐释了吗？再比如杭州的李庆西、南京的费振钟等，略亦如此。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它表现了一批中年批评家群落的兴趣转移。而青年批评家，比如上海的薛毅、张新颖、郜元宝、太原的谢泳、广州的谢有顺、湖北的葛红兵等，也是在搞文学批评的同时，似乎更关注当下的文化思想现象。这和前几年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有关，它本来就发生在批评界，一下子就夺走了许多批评家的注意力。而思想文化界的问题不断，比如现在又有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估计依然会吸引一些批评家的注意。90年代以来，批评家在人文关怀上有着很强烈的介入意识，而文学由于自身在虚构上的局限，又由于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有所谓“个人化”倾向，它就很难满足批评家的人文关怀和问题意识，因此，批评从文学奔赴文化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实问题毕竟比文学问题更能吸引批评家。至于文学还能不能回到文学，这倒不成什么问题，因为文学（就创作而言）并不曾离开文学，非但不曾离开，而且我觉得90年代的“个人化”倾向，未必不使文学更接近文学了，或者说，使文学更加变得艺术起来。也正是这一点，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文学。小说家可以为艺术而艺术，但批评家在当下现实面前却难乎做到艺术至上。那么，批评能否回到文学呢？就上述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的具体写作来看，我以为它更多是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这其实很好。
施战军（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时代文学》理论编辑）：向文化批评转化只是文学批评的趋向之一种，它是批评面对新的思想文化情境的敏感反应，是对以往知识者忧患与批判精神的现实放大。不过就今日文化批评的效果看，传统的士族观念所衍生的政治情结仍是文化批评的核心内涵，其对社会与时代的关注点并没有足够超拔地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高度，其回望的缅想压过了前瞻的瞩望，因而面对正在进行的历史只能以旧日情怀诉诸批判性的忧虑和不满，现有的文化批评有使“精英意识”走向强弩之末的可能。
文学批评的“场”，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效应也应该依托文学的原点产生，我看到，近年活跃的批评家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这一原点，比如孟繁华，就是那种既关注文学创作又关注文学的文化情境，从而努力要梳理出近代以来知识者精神生态史的批评家。文学是批评的最终落点，我个人倾向于从文本出发又紧密关涉文学现实情境的批评写作，文学的内部并不空缺应有的文化含量，我不希望有太多的批评家一头扎入“文化”、“思想”或“精神”而走失。事实是，由文学而文化的批评家并不是这支队伍中的多数，在一个话语多元的时代，选择的自由应予以充分的尊重。而对借“文化批评”之名行使“精神专政”的文字，也许还要像对以往“庸俗社会学”式的大批评那样保持应有的警觉。
贺绍俊（《文艺报》副总编）：面对文学批评逐步转向文化批评这一判断，我感到疑惑的是，什么才叫纯粹的文学批评，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就是纯粹的文学批评？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这种转向是必然的。首先，是与整个90年代的文化转型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注意到今天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理想、文化心理均发生了大幅度剧烈变化，就审美意识形态的变化来说，它是近百年来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段。所以，不首先研究它们就无法说明当下的文学、指导文学和影响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文学问题自身来解决了，只能首先从文化批评着手。第二，整个看来，当今的文学落后于当今的生活，这当然不包括某些具有先锋性和现实性的优秀作品。但整体看来，文学还没有适应整个生活剧变的能力；从宏观上看，通过文化批评来提高当今文学品位是必然的。第三，目前全社会对文化研究、文化反思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文学的兴趣，曾热衷于文学的读者纷纷转向了思想、学术、文化的阅读和思考，他们的精力集中在对百年文化的反思。第四，文学本身思想文化含量日渐稀薄，这也是其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这种转向有其合理性和一定的必然性，但也有明显缺失，仍然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值得研究，这种转向势必造成某种研究令人遗憾的缺陷，也会对今后的文学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将来的文学肯定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至于文学还能否回到文学，这需要时间。如果说这种回归是指回到文学本体因素、形式因素的话，那么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质文互代往往是一个轮回的过程。
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 文学批评确实在逐步转向文化批评，但不会完全变成文化批评。2、 传统的文学批评经过知识更新和视界拓展之后，仍然会存在，只不过它有新的形象了。3、 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是批评的进步，遗憾的是文化批评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也就是说“转化”得还很不够。4、 这个问题说明批评家的“准备”或“质素”还很不够。5、此外， 由于长期的社会批评的传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文坛和作家批评家乃至读者，我们相当一部分批评仍然既算不上文化批评，也算不上“文学”批评，更算不上曾短暂地“热”过一阵的语言批评，基本上还是社会批评。也不是说文化批评高于社会批评，它们都是批评学科的组成部分，各有其存在理由和价值。6、 当然，批评就像文学艺术一样，它也有“时尚”，目前流行文化批评，但不会使“文学”批评“转化”掉了。文化批评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它本身也是文化各部类界限打破或模糊的产物。我看不见在当今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中，文学或批评还能回到过去的显著迹象，至少现在还看不见。7、是“全球化”、“信息化”让我们有可能在更广大的视域中， 以更多样的批评方式和文化立场来“对待”（处理）文学；同时，文学也在“放大”——文化化。所以，文学应当庆幸自己走进新时代：被纳入“全球化”。一定要看到文学是在“发展”和“获得”，而且是在“空前”的意义上。所以，我不是很赞成所谓“让文学回到文学”这个说法。如果指的是文学的艺术和审美属性（本质）的话，文学有了更大的空间和自由，文学在新的更高的阶段上发展和变化。你能说它不是文学？你能说“现在”这个文学一定不如“从前”那个文学？当然，当前文学有很多问题，但首先并非所谓“文学”本身的问题。文学应当有所提升，但没有文化空间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当前，我们需要召唤独特的文学言说以及通过这种言说来拥有自身的文化身分的自觉意识。这当中包括新鲜的言语方式和文学感性。文学需要通过言说的展示体现自己对于文化存在的“归化”力量，而且文学应当是以自己的类属和体式而寓于这种力量之中，将文化存在归于本身。文学在新世纪的存在的根本依据正在于此。
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与两种情况有关：一是文学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文学批评意欲扩大地盘最好是向文化批评外延；二是文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更缺乏科学性，转向文化批评有助于强化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学术性，使文学更接近“科学”。
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这与当代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二三流作品有关，引不起职业批评家的阅读兴趣。当然，这与学术国际化的趋势也有关系，近年兴起的文化研究成为欧美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显学，大有取代传统的文学批评之势。这种状况也以知识霸权的方式影响到国内的部分文学研究者。需要指出的是，当下文学批评转化为文化批评这种判断并不充分，因为从事文化批评者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只是写写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笔之类的东西。这不能与“文化批评”相混淆。
“文学能不能回到文学本身”这个问题难以界定，什么是“文学本身”？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本身”。就“文学性”而言，当下文学确实与传统文学相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例如，文学的商品化，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功利化，以及文学叙事的杂感化等等）无可挽回使文学趋向于消亡。
陈思和（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当下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实质性原因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呼应相脱节，即文学创作已经无法激发起批评家关于社会前景的想像。80年代是“共名”的文化状态，“现代化”成为主流的创作与批评相一致的社会目标，所以出现了两者呼应的局面。到了90年代，虽然80年代留下来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化，但应该承认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已经改变了许多。最突出的一点是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不再能够以知识分子直面人生的社会批判方式出现，而是转化为嘲讽以及民间狂欢的方式来曲折表达。所谓“曲折”，是指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文本的表面指向与内涵不一定相符。这时候的文学批评就面临一种考验：如果着眼其内涵会变成自作聪明的多嘴多舌；如果着眼于表面来议论，并提出一定的理论构架，则很容易成为适得其反的误导。90年代许多优秀作品的出现之初都曾经使评论家沉默以待，大约感到困难的原因也在这里。同时，90年代社会自身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一元化的神话终于被打破，多层次的精神生活需要促使社会建立相应的多元的文化状态，促使作家们失去了共同的目标以后自觉从宏大的叙事话语中游离出来，朝新文学的“启蒙的文学”传统以外的另一传统回归，即“文学的启蒙”：回到文学的审美追求，回到个人的自由话语，不再使文学承担它不该重负的各种非文学的使命。虽然90年代的文学走向不可能完全意义上达到这样的目标，但至少是有不少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我把这样一种个人话语的多元并存现象称为“无名”的文化状态。
在“无名”的文化状态下，批评很难成为公众性的话题，它也同样需要寻找一种相似的“曲折”方法，即通过某种“中介”来表达对当下社会的批评。本来它是可以通过文学作品作为这道中介的，但由于批评家们起先没有把握当下的“无名”特征，还一再想通过对某种主导性的文学思潮的提倡来完成对时代的概括，所以就出现90年代前期多种文学口号或文学思潮的无效制作。“无名”状态下的文学是无法以某种主导倾向来涵盖的，批评家只能在承认其多元平等的状态下，选择某一种或几种文学创作倾向来阐述自己的观念。所以批评家也应该有转向个人立场的自觉，即以个人的兴趣和见解来构架和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标准来选择某些创作现象作为研究和评论的对象。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不少批评家在做了。但是从大的批评领域而言，批评家依然习惯于站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立场上表达自己，因此，寻找时代“共名”和社会性话题，指点世界与中国的大趋势，依然成为理论家的潜在写作热情，这种状态下批评家舍弃文学作品而以更广大的文化现象来作为自我表达的“中介”，是很自然的。我发现有些批评家缺乏个人性的理论探索兴趣，也缺乏对文学的热情，仿佛一旦少了时代的“共名”的引导，一旦缺少吵吵嚷嚷的说话氛围，就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当下被制造出来的最流行的“共名”就是“现代性”、“全球性”等等所谓可以与国际“对话”、“接轨”的话语，那么，它们能否与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接轨”呢？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直接面对的压力是什么呢？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之所以或萎缩疲软、或浮躁夸饰，其根本的障碍在哪里？如果对这些最基本的文化阴暗面不去面对不去解释，一味躲在虚构的话语世界里做激烈的游戏，正是当下知识分子缺乏韧性战斗精神的表现。
回到个人立场的知识分子不意味着放弃他的责任，只是他游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所谓的“时代共名”，以一种更加自由和平常的心态来对社会发言。这样状态下的文学创作不必像80年代以前的文学那样去承担许多非文学的功能，所以它不再被非文学领域的专家看好也是必然的，但如果文学研究者和文学批评家也因此而鄙视它，嘲笑它，并以“文化”立场来显示自己的高明，那倒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我有点不明白“文学还能不能回到文学”是什么意思？文学一直就在自己的领域生长，它不可能生长到非文学的地方去，只是你关心不关心它的存在的问题。90年代以来我自己觉得我的工作从未离开过文学一步，我的许多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的研究的设想，如关于“民间”的理论，关于“无名”的理论，关于“文体”的探索，都是在90年代创作的启发下产生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给以诠释。我觉得即使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真正沉入到文学创作现象里，不管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都能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受。从文学到文化，有的人认为是提升了，有的人认为是偏离了，倒使我想起不久前在一个会议上听到社会学家李亦园先生说的一句自谦的妙文，他说：“你们是研究文学的，我是研究文化的，文学有一个‘学’字，与‘学’在一起便不断长进；文化有一个‘化’字，与‘化’在一起容易大而化之，便流失了。”这自然是说笑话，不过，但愿我们的文学批评不要都大而化之。
当下文艺如何体现批评的功能？“批评缺席”了吗？
吴义勤：在任何情况下，文艺批评都应是文艺创作的一个有益的参照，它的存在将是文艺作品价值呈现的一种重要方式。最简单地说，批评的功能将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从浅层次上来说，批评以对文艺的正面阐释传达对文艺作品的理解，在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达成一种有效的沟通，这可以说是一个现实性、功利性的层次；其二，批评对文艺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直接评判创作者的成败得失。在这点上，批评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作家或作品，它必须对文学史、美学史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精神史负责。当前的文艺批评的失误和不足恰恰就在这里，因为“赞歌”与“炒作”，批评成了直接功利性的行为，它与文艺作品的“合谋”，彻底埋葬了批评的批判性、独立性和超越性，并把自己变成了文艺作品的附庸品与“装饰物”。我觉得，批判性的丧失是我们时代文艺批评的主要悲剧，在此意义上，如果要说“批评缺席了”也委实未为不可。
但如果“批评缺席”的指责不是来自批评界自身的反省，而是来自作家阵营，我又非常反感。批评实际上不过是一种“阅读反应”，谁有资格说它缺席呢？我们有那么多“专业”作家，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民间的，他们一年能创作出几部好作品呢？可毕竟没有人说“小说缺席”之类的话。而批评，照我看来，大多是业余的，有谁是专职批评家呢？被称作批评家的人实际上大多是教师、编辑或其他文学工作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或主要任务并不是“批评”，“批评”只不过是一种业余爱好，不搞它与己无损，搞了也没多少光荣。把“批评”的重任强加在他们身上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误会。而且批评应是所有阅读者的共同权利，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没人叫好感到不满，或者抱不平地为自己朋友的作品鸣冤叫屈，这时这位作家也已经是在行使“批评”的权利了，何来“批评的缺席”呢？
张新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否定这个问题，从而质疑“批评的缺席”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我觉得与其讨论批评是否缺席，还不如看看是谁在说批评缺席。是谁呢？我们知道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创立的，可是我们很难确定批评的缺席这一发现是谁提出的。正像大多数的坏话找不到头一样，批评缺席这一说法的创立者也是匿名的。我说这一说法得以创立，并不是讽刺，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因为这一说法经过了不算短的时间的考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而且还因为它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它的创立者，但赞同、传播这一意见的人还是看得见的，他们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国家文艺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作家，有批评家本身，有大众传媒人，有各式各样的读者，这其中包括一辈子也没认真读过一篇像样批评文章的人。但是不读批评文章，无知和无视批评的真实状况，却并不妨碍他们对批评提出要求，他们自身的要求不但总是有的，而且往往是第一位的，如果批评没有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要求，他们就会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来指责说，批评缺席了。所以虽然都说批评的缺席，但不同的人说的意思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冲突。譬如有人说现在的批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性，过于专注于文本分析；而有的却说，现在的批评缺乏认真、细致的文本分析，缺乏对文学本身特性的深入探讨，过多地用文学之外的因素解释文学。有的人说批评被学术体制化了，僵硬的理论和固定的模式排斥了新鲜的感受和自由的表达；而有的却说，批评应该建立自己的规范，应该去除印象式的、感性的、随意的成分，从而使批评与学术沾边、挂钩。诸如此类的指责，还可以排列下去。面对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要求和理想，批评应该怎么办？如果批评真是具有独立性的存在，那么，它就应该承受“批评的缺席”的指责，而专注于建立批评自身的理想，并且努力去接近和实现自身的理想。批评并不是为别的什么理想而活着的。
谢冕：文学批评正在失去它对创作和阅读的影响力。我呼吁：让文学批评回到它本身的意义上来。我希望看到一种纯正的、直言的、细密的、或是气势宏大的文学批评。同时，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还希望看到它是美文的。
童庆炳：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景气，这是真的。不少批评家把自己降到作家（不论这个作家的作品是否真的有价值）“吹鼓手”的可怜地位。无休止的“作品讨论会”，好话说尽，批评只是点缀。你想，你拿了人家的作品审读费，吃了人家的饭，怎么好张嘴“实话实说”呢？适当的赞扬（毫无原则）就成为众多批评家的不约而同的选择。真实的有分量的批评不见了。此种作品讨论会与商品广告有何不同？这种讨论会可以休矣。批评的不景气与批评家的数量与质量的缺乏也有很大关系。创作容易出名，批评则不讨好，还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有点水平的批评家就转到别的方面去。我历来认为有才能的批评家也可以写出不错的作品来，为什么自己不下一下“创作”的“海”呢？茅盾、周立波原来都是批评家，后来不是成为优秀的作家了吗？余秋雨原来也是搞理论的，后来写起散文来，不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吗？我奉劝真的（现在什么都有假的）批评家要挺起腰杆来，说出自己的真实的话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拿什么审读费，行使自己批评的权力。
谢有顺：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阿多尔诺说，“艺术与现实，与这个被统治的世界的认同无异于散布谣言，只能使自己陷于虚假的意识形态，沦为统治的帮凶”，惟有“通过与被诅咒的现实的差异，体现一种否定的立场，才能保持和实现自己的价值”；阿多尔诺还认为，只有“拒绝与社会的认同”，成为“社会的反论”，与失去自尊的现实彻底决裂，艺术才能体现出它的真理价值，成为“自由的象征”。我想，这些话同样也适合于批评。当文化工业越来越威胁到写作的纯洁性，并对大众的文化需求实施越来越多的控制的时候，批评要发挥起它固有的否定与批判的力量，以抵御新一轮的精神腐败。敏感的个性，不屈的反抗性，以及对闭抑的精神苦难的警觉，必须在批评家的良知里重新建立起来。至少，批评家不能再奢望依附于某种社会的常规、社会的效应，也不能再做某种功利目的的俘虏，而是要寻求依附于自己的良知、敏感、警觉、勇气，发出真实的声音。这几乎是批评唯一的用处。
就批评对现象的反应而言，它不仅没有缺席，而且还显得相当热闹；但就批评对存在在文学中挺进到了什么程度的表达而言，它的确是缺席了——我指的是，透过现象的背后，批评已远离存在的核心地带，几乎完全被无关痛痒的且与存在的严峻性极不相称的事物所遮蔽。
施战军：“批评缺席”的说法是十分可疑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爱盯着几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说三道四，这些人物一旦不再有多少批评作品，便有人认为整个文坛的批评也“死”了。另外，纯正的文学批评遭受媒体批评的挤占，也遮蔽了人们对批评本身的关注，这并不能就此判定批评的缺席。而且，用一种批评标准衡量所有批评的做法，只能使批评方式的新变与文学样态的新变一道消失在接受视域里，并不能说明批评的价值功能的消亡。我很想知道是哪位如此拥有权威的人士发出了“批评缺席”的谎言，难道这一危言耸听的大话不正是“批评”存在之一种吗？宣告“批评缺席”的，肯定把自己当成了“批评主席”。
那些以自己辛苦的劳动而对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从自己的阅读出发，领悟、理解、梳理、言说的批评家就是批评功能的体现者，从足够的阅读中得来的批评意见，一定是体现了批评的常规伦理的劳动，不劳动而指手划脚的老爷作风，应该归于文学的精神生产剥削者之列。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编审）：批评是整体文艺格局中与创作相辅相成的重要一翼，从批评越来越内在化和日益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基本倾向来看，体现批评功能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造成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批评氛围，让批评走入真正广阔的艺术天地，自由驰骋。
批评“缺席”的说法，言过其实，极不确切。从广义上说，批评从来没有“缺席”，批评只不过在传统形式之外，又演变为了随笔的方式、杂文的方式，乃至新闻的方式、座谈的方式，批评显然较之以前更加泛化了。但这也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有锋芒、见力度的批评少了；专心致志又广具影响的批评家少了。这可以说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贺绍俊：批评首先必须具备独立的思想品格，批评的功能表现为多样化，因此，每一种批评的声音都应该受到欢迎。
关于批评的缺席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先要有位置的预设，才会有缺席的发生。当代公共舆论的空间几乎找不到文学批评的位置，这决不是一个缺席不缺席的问题。但一直存在着恪尽职守的批评家，批评家从未缺席，他们的声音在另外一个空间传播。
雷达：这是个极大的难题。我们注意到一般的肯定性和评论文章已经很少有人阅读，而新闻性、事件性的评论和削平深度的文字倒很有人爱看。我认为目前的大背景是全社会的注意力不在文学本身，热点也不在文学。我们很怀念的80年代文的自觉、观念热、方法热以及一系列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论争热潮早已风光不再、早已难以发动了。主要困难在于形成不了必要的学理论争的气候，没有焦点，也吸引不了人。我真担心长此下去，我们学术争鸣的触觉和激情都要退化，这时代太可怕了！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有效恢复批评功能。也许，首先应该从最有影响力的作品的批评和论争做起，或许能唤起批评的回归和繁荣。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记住面对读者写作，不要只对作家负责，必须敢于触及最敏感最重大的文学——精神现象，如果还在纯技巧里兜圈圈是肯定成不了气候的。
黄伟林：批评并未缺席，只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动机而显得暧昧，并且，浮躁的文化、文学环境使批评变得轻率、肤浅。
陈晓明：只有在紧密的意识形态氛围内，文学创作实践才会体现批评的功能，例如，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或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一回事。有些作家说，批评家要指导作家创作，这如果不是挑拨离间，至少也属胡说八道。至少本人从来没有这种愿望。作家只想批评家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就变成“指导创作”，这是可笑的说法。自从八十年代后期，批评成为学院或研究机构部分研究者的职业工作，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只是象征性的。它们之间的影响就像哲学、政治学或宗教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样，不多也不少。
“批评缺席”这种说法很奇怪。因为那些“权势者”从来就在场，什么这个奖那个奖，这个工程那个工程都体现他们的出席。中国的批评权威从来不是以批评本身的学术性来体现的，因此，纯学理式的批评出席也不起决定作用。另外，关于“批评缺席”这种说法是最无聊的说法，说这些话的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他（们）在最近几年写过几篇像样的文学批评。据我所知，这些嚷嚷“批评缺席”的人，没有写过一篇稍微像样或具体一点的文学批评。这就像恶人先告状或贼喊捉贼一样，缺席的正是这些人。
陈思和：我没有“批评的缺席”的感受，我觉得散布这样论调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站在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强调文学批评应该与权力相结合，在有些人看来，批评一旦与权力分家就失去了威慑力和战斗力，就缺席了，但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还真的需要吗？二是站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立场看大众传媒对文学作品的炒作，这是较复杂的文化现象，事实上，现在社会环境里即使优秀的作品也需要传媒的配合宣传。关键还在于文学批评家自己愿意在社会文化领域扮演什么角色。“批评的缺席”是批评家吴亮批评传媒炒作《曼哈顿的女人》时提出来的，他提出“缺席”是为了履行一个批评家的良知，但是在他以后，侈谈“批评的缺席”的人自己有没有为批评的不缺席做过些什么呢？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在不同的场合和传媒中，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指责几近为一种时尚，诸如“缺席”之类。这些指责一方面表达了文学批评令人不满的真实存在；一方面这种叙事在传播中变成了舆论，它的不断重复不仅强化了人们这一似是而非的印象，而且被成倍地放大，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向文学批评或是冷嘲或是瞪眼。但是，如果认真地阅读这些指责就会发现，它们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了解，对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抓住要害。因此也就构不成对文学批评真正的批判。
对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不满，最直接的参照是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应当承认，在那样一个情感化的时代，不止是文学批评，包括文学所有的样式，都为自己带来了空前的荣誉，文学是那一时代胸前挂满了勋章的凯旋的英雄，哪怕是一个三流作者写出了有反响的作品，他就可以暴得大名，在社会上受到隆重的礼遇。这与20世纪以来中国激进的文学传统和接受方式是有关的。八十年代承传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培育了读者的接受和对文学的期待。“传统／现代”的关系，是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处理的基本关系，激烈的批判使文学拥有了挑战者的身分，也使文学家和批评家在幻影中找到了献身方式，在想像中得到了满足。它有它那一时代的合理性。但八十年代少有建设意识，思想资源的匮乏终于在街头政治之后流于失语或无所适从。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经过短暂的沉默，文学批评的再度兴起改变了八十年代的方式，或者说它从华丽抒情的方式逐渐转向了理性和多样的表达。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事实上，它也是对八十年代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反思的必然结果。所谓“学术规范”的论争、思想史、学术史作为显学的凸现，包括近期“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讨论，虽然不是在文学批评范畴内展开的，但它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对文学批评构成的重要影响是不能忽略不计的，有些讨论的参与者本来就是八十年代成名的批评家。这些源于学术群体内部自发的讨论，其本身就与八十年代追随或依附于主流话语的表达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从1993年的“陕军东征”开始，到大众文化、女性文学、城市文学、散文的兴起、校园文化以及全球化、现代性等本土与西方的所有问题，文学批评何时“缺席”？这些讨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文学面临的问题。
不同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由于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文学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原本是正常的，或者说文学创作包括批评回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结构中应该处的位置。但这都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适，他们仍处在八十年代的记忆和想像中，然而这与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状况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言论很可能招致误解，认为我是在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作全面辩护。其实并不尽然。当我部分地肯定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同时，同样认为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是存在问题的。它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面对批评对象，缺乏对真实体会的言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批评的理论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它为文学批评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令人鼓舞的前景。但是，多样的理论在这个时代往往又成了批评本身。特别在学院批评家那里，批评对象常常成为某种理论的佐证，与其说他们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阐释他们对某种理论的理解。特别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真实的体会是否被说出或者是否还能够说出，成了真正的问题。批评被理论所支配、理论淹没了真实体会的现象在今天已经普遍存在。这与我们热情地吸纳新理论并缺乏检讨和反省的心理状态是相关的。这时，我们特别有必要回头重温十九世纪和传统中国的诗文评，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将我们的体悟融入到现代理论中，也抑止一下对新理论的狂热神经。特别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体悟是我们说出真实体会的有效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