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关于中东的重要论断
◇刘志华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到1989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期间,他多次会见中东国家政要,针对世界划分、对外援助、联合反霸、中东战争、巴以和谈、两伊战争、石油武器、核不扩散等问题提出重要论断。
“求同存异”以实现“南南合作”
“求同存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建交问题的一贯立场,也是邓小平推动中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全面建交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向来华谈判建交事宜的利比亚代表团着重阐述“求同存异”原则:“我们同各国朋友打交道,总是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求同存异。”根据这项原则,中国和利比亚在1978年8月9日发表建交公报,标志着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全面建交。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继续坚持“求同存异”原则,积极推动与沙特建交,以实现中国与西亚阿拉伯国家全面建交。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和1982年12月8日,先后会见约旦全国协商会议代表团和国王侯赛因,指出中阿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希望同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关系。”正是在会见约旦国王时,邓小平强调,中方“真诚地希望”同沙特“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前提只有一个,即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经过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中沙两国在1990年7月建交,沙特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求同存异”,还是邓小平促进“南南合作”的基础:一方面,邓小平鼓励中东国家间特别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中国与中东的合作。
1982年10月28日,邓小平会见利比亚领导人时强调,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但“不是什么头头”,即便“当头头的想法都不能有”;“第三世界的联合和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基础上”。利比亚领导人希望中国帮助利比亚制造核武器,邓小平对此明确表态:一、中国“有一点儿核武器”,不是为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较量”,而是旨在全球“逐步减少,以至最后销毁核武器”。二、制造核武器耗资巨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值得把钱花在这方面”。三、“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核合作,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性后果”。
“反对霸权”并倡导“和平共处”
继续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谊,进而联合埃及等阿拉伯大国共同反抗苏联扩张,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1980年1月5日至9日,邓小平热情接待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并举行会谈,话题聚焦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邓小平指出,1979年12月下旬,“苏联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阿富汗”,此举“是它为谋求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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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的邻国与宿敌土耳其,出于联中抗苏的考虑,于1971年承认新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坚持反对苏联扩张,与土耳其政要往来密切,不断巩固反霸共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着埃苏矛盾激化与埃美关系缓和,埃及与美国的盟友以色列逐渐结束敌对状态。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启“耶路撒冷之行”,呼吁埃以实现和平,此举赢得邓小平的赞赏。1978年8月,邓小平对利比亚代表团说道,萨达特之所以访以,是因为当时埃及处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他们负担不起”并“影响到他们的经济”。邓小平表示,中国也“希望有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好好搞建设”,进而“增加人民的收入”,所以“我们理解他们的处境。”1978年9月,埃以达成《戴维营协议》,次年3月两国缔结和约,正式结束战争状态。邓小平再次称赞埃及已迈出“勇敢的一步”,有助于摆脱“沉重的战争负担”。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不仅抵制苏联在中东的扩张,而且反对伊拉克谋取地区霸权主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邓小平的忧虑。1988年,两伊战争终于结束,翌年5月11日,邓小平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时这样总结中国在战争中的立场:战争双方都是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所以中国认为两伊应“和为贵”“和平共处”,甚至能在战后“团结起来”,实现“发展自己”这一目标,否则会在争端中消耗或抵消本国力量,进而“丧失了发展时机”,“处于困难的境地”。
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图书馆文化活动的打造已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各种文化展览、阅读推广等形式的活动更是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方向。近年来,国内高校图书馆立足于其丰富的馆藏资源优势,根据其不同的馆藏特色与服务重点,展开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探索与尝试。
没多久,市里要建一个新电厂,公开招工人。李红怂恿齐海峰和她一起考:“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难道你要在菜站当一辈子临时工?万一哪天菜站解散了怎么办?”
邓小平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4次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并指出,阿拉法特与巴解应 “慎重考虑对以色列的政策”。一是“以色列归还所占领土,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二是“以色列国已经建立,要把它消灭是不现实的”,所以阿拉法特和巴解“要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就意味着阿拉法特和巴解应努力从事“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比军事斗争更复杂,更困难,也更重要”,而且“非做不可”,尽管“做起来不容易,但最终总会有结果”。
综论“中东”和分析“中东问题”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6日会见伊拉克对各国人民友好协会联盟代表团、1979年5月27日会见北也门民间合作发展机构代表团、1980年5月2日会见阿盟代表团、1980年8月18日会见约旦全国协商会议代表团时,都曾指出:中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因此,“国际政治中的第一个重点恐怕是中东”,这个地区将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焦点”,甚至是第一个“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
吉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每年可收集秸秆量在3600万吨左右,每年可利用于秸秆能源化的总量在1200万吨左右,等同于600万吨标准煤。吉林省内秸秆资源分布区域的差别很大,其中长春、吉林、四平和辽源等中部地区占全省秸秆总量的63.5%,西部地区如白城和松原等占全省秸秆总量的26.6%,东部地区如延边、通化、白山等占全省秸秆总量的9.9%[14]。
邓小平强调,中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原因一是中东是美苏两霸“争夺欧洲的一个侧翼”。二是存在石油资源。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会见约旦全国协商会议代表团时指出,由于“超级大国要争夺那里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他们希望阿拉伯世界一片混乱,以便可以在混乱中插手”。1982年12月8日,邓小平会见约旦国王侯赛因时指出,石油这种战略资源,既给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带来“幸运”,又引出“麻烦”。三是因为阿以冲突。
(摘自《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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