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当中的日本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化的现代含义
1.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全球化
无论在世界的何处，经济全球化一词都作为常用词被频繁使用，热烈地讨论。全球化一词90年代开始被频繁使用，其定义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从各个方面加强世界性联系和连动性，这大体上构成全球化一词的内容。与直至中世纪为止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构成的地方性组织相反，近代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首次以原本作为世界体系的全世界性的统一性作为其特征。
2.全球化的现代特征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特征是什么？
首先是ME高度信息技术在促进现代经济全球化方面带来产业基础变化的同时，对商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持续带来技术上的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公司在广泛的领域里诞生，提高了在世界范围的活跃性。现在，在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领域里都推进了企业的跨国化，相继形成相互的国际性业务合作。
第三，现代经济的全球化，明显推动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每年大约有数百万人向更富裕的国家流动，仅在亚洲，这个数字每年就超过二百万。现在则大约有一亿人离开出生国去谋生。
第四，随着跨国公司的国际性活动性增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高度信息技术的发达，而资金、金融的世界性流动及其相互联动也得到增强。尤其是浮动汇率制引起的货币价值的剧烈波动，与其紧密相连的商品期货、证券、股票、金融衍生物等投机性交易，引起了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动。国际货币的交易形成高达贸易、旅行等实际需求的50 倍至100倍的投机性资金洪流，巨额投机资金通过世界金融中心而流动。可以说，这种金融体系的世界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最居尖端地位、最具特征的方面。
第五，经济全球化作为意识形态而被利用，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放宽劳动市场限制、对企业和富裕阶层减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包含有上述内容的向美国型企业、市场结构的方向进行改革，被看成是全球化所要求的、理所当然十分必要的，也就不少。
3.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与全球化
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与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的格局构造有密切联系。1991年底，苏联解体，战后世界的冷战构造彻底崩溃。冷战构造的格局崩溃之后，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采取什么形式？围绕新的世界秩序的未来问题，前社会主义各国也卷进其中，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支配将获得胜利。尤其是在有关新世界秩序的一些构想脚本中，所谓的“美国主宰下的和平第Ⅱ型”这种模式正受到重视。的确，美国拥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居于国际军事秩序的顶点，对国际政治具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国家持有着最大的收益和市场，在信息技术软件在内的开发和普及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产业的重新兴起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功，继续确保着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的地位。
但是，过去占压倒地位的经济霸权崩溃了，维持美国军事秩序要依赖国际资金的支援的倾向增加了。70年代以后，美国贸易收支持续大幅度赤字，背负世界最多的对外纯负债，国家财政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产生大幅度赤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保持着国际货币特权，较早摆脱了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危机，藉1994年以来经济的复苏，纽约股票市场出现了泡沫式高涨。
然而，对“美国主宰下的和平Ⅱ型”来说，要保持美国的霸权，如果没有与日本、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合作关系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新世界秩序的内容，将美国、欧盟、日本的对立和协调作为霸权构造包含在内的三极支配，才有成为现实内容的更大可能。
与此同时，从新世界秩序整体来说，尽管财政危机加剧，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作用依然受到削弱，而由超国家的区域联合、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调整、控制作用，则正在增大。作为在这些现象背后进行的重要经济基础，跨国公司相互扩大投资，拓宽网络，它们之间的投资活动、资金的流动对世界范围联动性的增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不要说亚洲太平洋圈的经济圈构想，就连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不可能向30年代形成的那种排他的集团经济发展。三极支配一方面反映出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利益优先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不断调整三极间的对立与摩擦，这也是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所要求的。
同时，在新世界秩序中，中国的地位变得重要的可能性在增大。中国随着1978年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高速增长，贸易黑字扩大，1996年底外汇储备超过1千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中指出，今后如果能保持平均超过7%的实质增长的话，那么，到2002年，中国、香港、 台湾中华经济圈的实质增长规模（GDP）有可能超过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作为周边国家，中国与缺乏构思世界秩序格局准备和传统的日本不同，根据中华思想，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具有构思世界战略的深厚传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适度允许跨国公司的活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的立场，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定将成为重要焦点之一。
二、日本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日本经济以人均GDP国际美元来作比较，1950 年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是欧洲各主要国的三分之一，1951年至1973年持续保持平均9.2 %的高速增长，1973年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与欧洲各国大体上持平。其后，1974年到1990年转换为平均3.9%的低增长，但是，直到80 年代仍然保持比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出1%到2%的高增长率，1987年人均国民收入超出美国。这期间，把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和企业工会作为大企业特征的日本式经营，得到劳动者的支持，日本企业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摆脱了两次美元危机时的贸易收支的大幅度赤字化，扩大了贸易黑字，80年代后期显著扩大了对海外的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外汇储备额。1985年日本的外汇储备额为279亿美元，1993 年为1017亿美元，1996年达到2194亿美元，11年间增长近8倍， 达到世界最大规模。这期间，日本的对外纯资产也由1986年底的29兆日元增长为1996年底的103兆日元。日本这种经济大国化的过程， 带来其经济活动从内到外的全球化发展。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低利率，企业剩余资金的增多造成国内泡沫膨胀的同时，也促使日本企业将剩余资金向海外投资；90年代泡沫崩溃、利率进一步降低、持续到1995年的日元升值，由此造成的制造成本国际比价升高、国内景气的低迷，这些使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加。通过这些造成的日本经济也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带来成为向超低速增长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反作用。
日本资本主义在劳动者的协助下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取得了强化企业的财务结构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日元升值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随着妇女走进劳动市场，生育、哺育子女的制度没有得到调整，其结果， 妇女一生的生育率由70年代初的2.2人下降到1997年的1.39 人，造成急剧的少子女化。21世纪日本的人口大概要减少一半。这有可能成为长期超低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对此社会必须给予重视。
三、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融蚀
1.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日本资本主义推行全球化，从低速增长向超低速增长转换期间，亚洲NIES（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并没有降低增长率，持续达到8%到10%的高速增长，ASEAN各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增长率高达7%到8%，1978年以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也进入高速增长，亚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阳光普照的经济圈。日本能够直到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持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而经济大国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这些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上比其他发达国家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得利于周边亚洲各国经济增长所支持的地方也不少。
为什么日本周围的亚洲各国全部进入高速增长并能持续保持下去？亚洲各国利用后发国的有利因素，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具有相对廉价的并且对技术变化有适应性的丰富劳动力，来推行工业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切都是与战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相同的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因此，一般认为亚洲各国的高速增长是形成了以日本为先导的雁阵形态。
2.全球化与经济体制的多样性
不过，亚洲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各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多种多样，所以，不能认为以日本为先导，就是完全沿着相同的增长路线发展起来的。从全世界来看，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中，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体系的体制、制度、惯例等各种差异并未趋于消失。相反，各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城市的消费生活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受到资本的“文明化作用”愈发显示出同质化倾向，而国民经济或者地区经济间的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反而愈加明显。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包含着经济生活的内含以及金融组织的形式世界性地同质化侧面和多种经济秩序分别发展倾向侧面这两个方面。
如此说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在发展，另一方面，政治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反而更为明显并受到重视，这是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全球化是在高度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展开的。与重厚长大型设备的产业所主导的时代相比，高度信息技术具有这样的性质：技术上使企业的规模和组织形式、产业结构的组建方式到劳动雇佣方式等，有多种多样的有弹性的发展途径，成为可能。这一点与多种经济体制的可能性是相通的。加之，利用信息技术的企业的跨国化，在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利用经济体制上质的量的差异而得以发展的。假如，世界真的变成同质而毫无差异的经济秩序，各国的生活状况、产业、企业的结构也变为同质的，那么，企业也就没有向海外发展的必要了。各国的经济体制似生物在共生的形态中，存在着个体差异一样，跨国公司利用这一点，为获得最大经营效益，谋求企业内部的活动领域区域性分散化，促进经济和经营的全球化。
在亚洲还可以看到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广泛的不均质性。例如，形成称为丰田主义的企业中心社会的日本，经过经济大国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三极中的一极。在雁阵形态中急速追赶上来的韩国，即使在使专制政治体制民主化之后，也像进一步强化了的战前日本财阀统治似的由家族财阀控制着大企业，各种零部件也在其内部生产，中小企业产业基础很薄弱。在人均国民收入略微超出的台湾，尽管政治的统治力量强大，与韩国相反，众多中小企业发展活跃，表现出竞争的活力。既有像印度尼西亚那样把共产党非合法化、将伊斯兰教作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支柱的国家，也有像中国、越南那样一边引进市场经济的活力，一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甚至还有像北朝鲜那样以主体性思想为基础，维护通过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虽然说是雁阵形式，而排列飞行的是相同的大雁吗？亚洲的确是不均质的，多样的。
与此相比，欧洲形成了相当均质的经济社会，以此为基本条件，推进着欧盟统一的构想。这种地区联合被认为是，能提高欧盟内部的投资，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和相互利用的可行性，能提供适合现代跨国公司活动的社会基础，是所期盼的恢复经济增长的途径。现实究竟如何？由于欧盟统一而进一步同质化的欧洲，是否解决了高失业率和经济停滞，成为世界的增长中心？还是相比之下，不均质的亚洲能够持续保持更高的增长性？这种比较也有着重要意义，它成为围绕全球化当中的多种发展途径这一令人感兴趣的面向21世纪的课题。
3.亚洲经济的融蚀与世界危机的加剧
然而，亚洲经济的这种高速增长，也并非乘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的浪潮，利用跨国公司的活动，而能够只会保持稳定的增长。1997年夏季以来的亚洲各国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的风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破坏性、不稳定性在该地区的再一次暴露。
亚洲的这一系列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由80年代以来受到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国的市场开放、尤其是金融、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吸引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而产生了吸引大量投机资金的作用，造成了90年代的泡沫及其崩溃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在总体上的失败。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对各国的救济融资当中，包含着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投资向资金救济投资的意图和作用，要沿进一步开放和完善以美国为中心的投资环境的方向，向英美型改进企业以及金融的支配力量，提高市场信息的透明度，使政府财政健全化的苛刻的一整套要求作为条件。消除亚洲各国具有特色的经济体制，根据美国型市场经济向自由、竞争的市场变革的强硬要求，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下强加于人，这使得亚洲各国独自应付经济危机的余地大大地缩小。 1997年秋季日本提出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 含有更加宽松的相互救济的意图，由于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夭折，使周边亚洲各国感到失望。
另一方面，周边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具有加剧日本经济低迷和危机的反作用。亚洲危机使1998年日本经济GDP的下跌，OECD测算为1.3%，《经济白皮书》（1998年版）估算为0.5%。实际上， 周边亚洲国家的货币、经济危机给1997年秋季以后围绕再度加剧的不良债务而来的日本金融机构的挫折和危机也造成不小的额外负担。日本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转为负增长，而在与周边亚洲国家的相互关系中，金融机构的不良债务的增加、生产能力的过剩以及通货紧缩的破坏作用所形成恶性循环的倾向，则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造成世界经济整体的经济危机连锁反应的可能性也不小。实际上，1998年8 月俄罗斯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和事实上的债务拖欠又加重冲击的同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崩溃的征兆愈加明显，由此可能进而转变为世界恐慌也决不是杞人之忧。货币、金融的不安定性的连锁反应在世界范围内暴露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破坏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的确是与《共产党宣言》150周年前的世界状况相吻合。
四、面向21世纪
这样，全球化当中资本主义经济在日本和亚洲产生的严重的危机，说明了什么？这里提出以下的一些看法。
第一，与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相伴随、作为不可回避的政策潮流的新自由主义，已暴露出其局限性，将必须明确地承认它的失败。尽管新自由主义遭到失败而表明它的不适合，但是，作为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对策，它与美国主流派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包含着将以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议会、纽约的金融机构的利害为中枢的全球标准在世界上推行的实际内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在此之前对苏联、东欧国家提供救济融资的同时提出的实行改革的一整套强制要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意图。造成以日本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危机缓和困难的BIS （国际清算银行）的规定即银行的自身资本比率必须保持在8%， 同样表现出将全球标准一律适用的问题。另外，这个政策实际上也包含着这样的反工人阶级的作用，即为了强化资本自由竞争的活力，削弱工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使中产阶层解体，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将这种美国经济的新福特主义政策推向世界。
第二，如何制定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物？最近与30年代的大恐慌的比较忽然间成为热门话题，向凯因斯主义复归作为改变通货紧缩的出路所提供的启示也增多起来。但是，作为恢复经济的对策，其内容往往偏重于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削减富裕者的所得税和法人税。相反，对极大地制约未来经济生活的少子女化及其所带来的抚养和教育孩子的困难、以及养老等平民生活上的不安和困难则关心不够。凯因斯的宏观理论结构当中，将资本主义企业与工人、富裕者与平民的阶级结构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将劳动者、平民的经济生活的安定作为实现社会公正来追求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政策，虽然不能说与凯因斯主义不会不协调的，其来源于追求经济民主主义的劳动运动基础之上的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潮流的性质则很强。尽管不能轻易地扭转全球化的经济状况的动向，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并不能限于新自由主义的藩篱，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再度崛起，也是对21世纪的又一个期待。
另一方面，中国采取面向市场经济化的改革开放政策来利用全球化的活力，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公司化推进企业的现代化，又维护土地、企业的公有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实现了相对的安定和增长。这种政策也传播到越南、古巴，抑制了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破坏性作用，在从亚洲经济波及世界的货币、经济危机的混乱中，提供了一个安定化的支点。由于依靠新自由主义的叶利钦的错误政策导致经济危机加剧，在俄罗斯对尊重民主主义、以恢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目标的共产党的支持进一步提高，其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亚洲国家参考这种社会主义各种潮流的同时，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也会不断探索诸如亚洲货币基金构想的区域合作的可能性。通过这一切，能够对造成毫无约束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产业空心化的海外投资，重新制定什么样的社会规制，加上地球的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企业的行为采取社会性再调控的尝试，无疑将成为政策上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无论从世界上来看，还是从亚洲的情况来看，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执政，中国、越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俄罗斯共产党重新掌权的可能性等等，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世界上也多样化。把上述各种情况都考虑在内，面向21世纪的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中，政治经济体制的多样化反而更加明显的事实，对于探索全球化中的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危机以及对此的对策上，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基准。人民大众对可选择的答案的幅度，不可在思想、理论、分析方面弄得太狭窄。面向21世纪，期盼着立足于此论点的中日两方合作的发展。
（1998年10月本刊专稿。原文较长，本刊发表时有所删节。译者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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