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在中国企业转型与战略管理中的整合--第八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综述_战略管理论文

范式转变中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第八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观点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范式论文,述评论文,第八届论文,战略管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联网+”、“制度转型”等关键词在实践与理论中的热烈讨论预示着中国的战略管理研究正式进入一个范式转变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整合全球资源不仅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实践问题，也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理论问题。为深入理解在范式转变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企业战略的关系，促进理论创新和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实践，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由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执行委员会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及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企业战略研究中心承办，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协办的“第八届中国战略管理学者论坛”于2015年11月7～9日在华南理工大学成功举办，国内战略管理学者就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深入的探索和交流。

      此次论坛得到了战略管理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国内外45所高校、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共计130多人围绕“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以全球价值链整合为主线，论坛设置了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战略背景、全球价值链整合战略、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实现方式、全球价值链整合战略实施等四个环节的主题演讲，十二个主题报告分别在四个主题演讲环节给与会学者提供了战略前沿的思维盛宴。为了充分深入地研讨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及其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揭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对管理学理论的贡献，论坛设置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特定优势、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企业战略定位、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战略实现方式、全球价值链整合企业管理模式、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制度创新等6个分论坛，36个分论坛报告分别在6个分论坛中展开深入研讨，为与会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不仅有助于中国战略管理学者的学术研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实践中提升国际竞争力。上工申贝、广东新宝电器和美的集团等三个处于国际市场竞争前沿的企业实践不仅为全球价值链整合理论做了有力的注解，而且也从实践角度为推动全球价值链整合理论发展提供了企业战略行为的实践证据。由于本次论坛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内容十分丰富，观点百家争鸣，处于萌芽与孕育状态的新理论难以评判，故而对大会主题发言、现场讨论与所提交论文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全面而准确的综述极具价值与挑战。我们受命于主办方，故不揣浅陋，勉为其难，就教于方家。

      二、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战略背景：复杂制度情境、动态竞争情境与互联网变革

      周长辉教授指出，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以何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全球价值链整合将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尤其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否在恰当的时机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整合，不仅影响到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甚至对企业未来在国际市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蓝海林则认为，春江水暖鸭先知，身处其中的中国优秀企业已经感受到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压力，并在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实践中感知到复杂的制度情境、动态而激烈的竞争情境，以及互联网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蓝海林)，那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者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实践中推进理论发展就成为一个现实而又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Chandler(1962)的战略与结构以及Ansoff(1965)的公司战略开始，战略管理研究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Hoskisson等，1999)：从早期关注公司内部战略与结构匹配的权变理论，到波特等以产业组织理论视角研究竞争战略开始关注外部环境的影响，强调结构—行为—绩效框架；组织经济学的引入使得战略管理学者开始关注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代理理论在企业决定组织边界上的强大解释力；为了进一步解释企业异质性，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众多理论(例如知识基础观、战略决策理论、战略领导理论等)开始探讨企业内部竞争优势的来源。现阶段，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等变革的影响似乎使得战略管理理论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冯芷艳等，2013)；另一方面，具有制度环境快速演进、市场环境极具动态等特征的新兴经济体逐渐兴起，战略学者的关注点再次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战略研究是否能够为战略管理理论带来新的突破(Hoskisson等，2000；Wright等，2005；Xu & Meyer，2013)？

      1.复杂制度情境与全球价值链整合

      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报告进一步使得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转型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制度环境：多种制度逻辑充斥，不同层级制度的和谐与冲突，不同内容的制度相互交织。这种复杂制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在本国的行为以及其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进行创新追赶值得深入研究。汕头大学商学院吕源教授从制度视角出发，提出通过研究政府、法律和管制系统对于企业合法性和准入障碍的影响、社会规范和行业规则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压力、他者认知和集体意识偏见等对于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的研究，可能是构建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化理论的关键所在。从制度复杂性视角解构转型中国的制度环境特征，探究中国企业如何响应制度复杂性的战略行为，分析中国企业如何改变制度这三个方面对于基于制度的战略管理理论(Peng，2003)有着重要贡献。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常岐教授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理论展开探讨，他提出中国的跨国公司有一定规模但技术能力有限，相当一部分是和政府关系良好的国有企业蜕变而来，这些企业的比较优势包括国家专有的知识、制度环境优势(制度适应性)、协调能力，中国经济的崛起要求这些企业整合资源的同时嫁接全球资源，对这些企业的研究能够帮助战略管理学者对在理论上做出开创性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提供清晰的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导。制度环境是历史依赖的，对处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中国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着不同的制度逻辑，进而其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别(曲红燕、武常岐，2014)。

      

      图1 范式转变中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

      资料来源：本文依据第八届战略管理学者论坛主题报告的主要内容绘制

      围绕着如何在复杂制度情境下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会学者的讨论非常热烈。王志乐教授的演讲重点揭示了全球价值链整合中的合规风险问题。范黎波和高畅采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慈善捐赠与企业违规行为，对企业在发生违规行为后，是否因害怕未来事情败露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而积极参与捐赠，是否会为掩盖或转移外界对其内在社会责任缺失的关注而积极捐赠等问题做出了具有实践证据的回答。徐二明、谢广营指出，制度创业作为制度理论发展的新方向方兴未艾，互联网金融、快车、顺风车等制度创业行业迅速兴起，亟须了解国外研究情况，指导本国实践。李华晶指出，环境约束条件下契合可持续发展诉求的绿色创业实践正广受关注，创业者伦理与制度环境对绿色创业机会开发具有重要影响，绿色创业何以义利兼顾“做好事”的本质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刘霞和熊勇清则构建了新兴产业海外市场进入的决策树模型。

      2.动态竞争环境与全球价值链整合

      蓝海林指出，中国企业正在面临更加动态竞争的环境：一方面来自于国内同行的竞争以及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另一方面来自全球领先企业的竞争挤压。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成为众多文献关注的焦点，早期研究者多把这种竞争优势归结于后发者的模仿优势以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更多地在区域内(例如亚洲)而非真正的全球领域获得成功(Rugman & Li，2007)。这种国家优势而非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何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化中占据了主导优势(Bhaumik等，2016)，初级资源和能力的创造性组合能力可能是中国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竞争优势来源(Luo & Child，2015)。然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的成功预示着这些理论得到了挑战。中国市场非常巨大的潜在规模和高度分割的市场为制造业的国际化学习提供了一个试验场所(Besharov等，2014；Hitt等，2005)，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推动力的“走出去”战略促使更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竞争。同时在中国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运营的中国制造企业具有更强的这本土和全球价值链的愿望(叶广宇)。

      针对这种情境，与会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华南理工大学的蓝海林教授认为面对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动态竞争情境，实施全球价值整合进行转型升级是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唯一出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林青教授等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提出了全球价值链下贸易竞争力的多维评价与发展政策的研究，其基于国际分工从基于产品向基于要素转变、基于产业间向基于价值链转变，企业与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等角度出发，提出了改变传统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假设，并展开了实证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李蓉和杜义飞这构建了一个三个模块的企业战略变革阶段模型研究企业战略规划的动态演化，认为除了常规的战略演化路径之外，还存在一种激发企业战略演化的潜在力量，促进战略规划发生基于潜过程的变革。中南大学的陈曼琳和熊勇清针对新兴产业市场需求的区域差异，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检验了新兴产业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

      3.互联网变革与全球价值链整合

      王铁男指出，移动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企业的竞争早已不再是局限于某个市场区域的竞争，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从互联网和大数据角度出发，新的商业模式、创业机会、发展机会、市场机会和个性化机会不断涌现，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技术、优势、特色和领先的挑战。正是这些机遇与挑战催动了社会、产业、企业层面的战略变革。刘洋和应瑛(2015)展示了大数据对于传统企业再造的困难、机制以及能力保障。这些证据都表明互联网变革已经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价值链整合。正如徐宗本等(2014)的述评，互联网变革为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带来了巨大挑战，基于大数据资源的管理和政策、管理与决策创新等成为新的热门研究方向。杜晶晶、王晶晶认为，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互联网公司面临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生存威胁，需要借助动态能力去整合、构建、重构资源以适应市场变化。

      三、范式转变中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战略选择

      在新兴经济体独特制度、市场环境以及正在进行的互联网变革的驱动下，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变：大部分与会者都认为这一转变时期机遇与挑战共存。探究范式转变下的中国企业全球价值整合战略选择和实施措施将有可能产生突破性的战略管理理论。

      1.复杂制度情境驱动范式转变下的战略选择

      (1)制度复杂性、制度逻辑与战略选择。以中国作为试验情境，从制度逻辑的角度探究制度复杂性如何影响企业战略抉择对于制度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Batjargal等，2014)。徐二明指出，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催生的复杂制度环境可以从制度逻辑视角出发进行解构，进而提出多元/复杂制度逻辑下的具体战略选择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将有可能对制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制度逻辑是指每一个制度子系统或制度秩序下都有一个中心逻辑，这个中心逻辑就是物质行为方式和符号构建的集合，它们构成了每一个制度秩序的‘组织原则’而且‘可以被组织和个人进一步详细阐述(elaborate)。制度逻辑视角的产生，说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理论依然充满生机，它与战略管理研究的结合也有潜在的优势，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的层次；进一步研究多元制度逻辑的相对力量(power)大小对组织战略选择的影响；拓展理论研究的情境等(徐二明)。徐二明、衣凤鹏(2014)从制度理论中的合法性概念出发，探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连锁董事对社会绩效的影响。

      吕源教授总结到，中国企业自身的弱势包括所有制劣势，本土建立的制度优势无法传递(例如建立在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建立在本土规管和规范的优势；建立在本土集体意识的优势)，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劣势以及企业家/高层管人员的认知系统的劣势，这些劣势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组织形态以封闭型制度系统为主。在这些挑战下，探究国家、政府的多重角色，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的耦合，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关系以及制度本身的多元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武常岐教授也提出相关的论断：新兴市场(例如中国)经济跨国公司独特优势的来源包括制度空缺和制度适应性(制度的僵硬性和灵活性)、企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技术领域的罗宾汉(引进—学习—吸收—消化—扩散)、边际成本低，扩张区域大等，因此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清晰的科学理论作为企业行动的指导，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最后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跨国公司的成长很有帮助，但需要战略管理学学者在对中国企业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在理论上做出开创性贡献。

      这一视角下，分论坛中华南理工大学刘洋副教授等人从制度复杂性的角度出发，试图剖析何种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利用中国制度转型中产生的红利进行创新；华南理工大学曾萍副教授整合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探究了制度发展与所有制形式对于政府支持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相对于利用式创新而言，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促进探索式创新，相对于制度发展水平低的地方，处于制度发展水平高的地方的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支持促进探索式创新。

      (2)认知过程与战略选择。制度影响战略必然受到管理者认知系统的影响，更广意义上而言，从企业行为理论出发探究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复杂性对于战略形成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方向(Hitt等，2005；Argote & Greve，2007)。基于此，南京理工大学创业教育学院的周小虎教授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探究转型中国背景下可能的战略选择。他认为所谓创业认知是企业家对商机、风险资金和企业成长等关键的创业问题进行评估、判断与决策的知识结构。这种认知形成于个体对创业信息(市场信息、机会信息、社会信息、政治信息和经济变动等)的知觉和解释，最终形成了对创业机会的发现与开发。进一步，企业家创业行为是建构在企业家自身认知基础上的，企业家创业绩效不仅是对商机的客观判断与决策的过程，也是企业家主动选择与创造的过程。只有全面把握个体心理因素，特别是积极情绪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才有可能揭开创业认知的内在机理。从对企业家创业活动影响程度来看，主要的积极情绪类别包括激情、希望、乐观与快乐等。在此基础上，周小虎教授提出转型中国复杂的制度环境对于创业行为的影响必然受到创业认知过程的影响，而创建、发展和变革创业认知资源需要从组织的知、情、意的相互作用机制出发。

      相类似的分论坛中安徽财经大学杜晶晶和王晶晶以小米为案例，从感知响应框架这一角度出发，构建了互联网公司的动态能力框架。江积海与沈艳引入服务主导逻辑的新理论基础，从用户价值主张考查商业模式创新的新视角，探讨了制造服务化中情感型价值主张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选取中国创业板制造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文本挖掘和扎根分析的方法对样本企业的价值主张进行归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功能型与情感型两种价值主张是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

      (3)合法性基础观与战略选择。Stevens等(2015)提出了合法性基础观(legitimacy-based view)来解释政治风险；魏江等(2014)曾在一个更广层面上总结提出转型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演进以及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等问题的研究更具价值。于是，基于后发跨国企业的情境，国际领先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中国企业走出的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从制度理论出发，讨论海外子公司如何相应制度双元，并通过选择不同类型的同构模式，建立了中国跨国企业面临复杂制度环境情境下内、外合法性在后发跨国企业中的结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王志乐指出，在全球价值链整合的过程中，尤其是企业在不同东道国的战略行为必须满足制度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邵剑兵和郑洪杰利用合法性理论研究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差异，认为海外上市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治理结构完善在东道国获得一定的制度合法性，但存在于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事实上的制度差异与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到其在东道国的认知合法性水平，进而对其在东道国资本市场上的声望及后续融资行为带来诸多影响。

      (4)制度知识与战略选择。叶广宇指出，制度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这个概念十分值得关注，这是因为对于中国独特制度的适应过程很有可能学习到非常多的制度相关知识，而这些知识一方面是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国内竞争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这些知识会驱动中国企业在许多类似制度环境中获得成功。进一步，对外经贸大学杨震宁、吴剑峰教授等人从组织多样性和技术多样性两个角度探究了研发网络伙伴多样性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重点从中国制度环境的特殊性——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角度出发，探究了政治嵌入对于这些关系的调节作用。企业通过研发合作来提升技术创新绩效是开放式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企业研发伙伴的组织多样性和地理多样性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政治嵌入显著调节研发伙伴多样性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2.动态竞争环境驱动范式转变下的战略选择

      (1)全球价值链整合与转型升级。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蓝海林教授认为从全球制造分工到全球制造网络，从强调全球价值分工到强调全球价值整合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制造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适应这一新趋势，少数杰出中国出口加工企业主动实施了一种新的转型升级战略，即从实施国际低成本战略到实施国际低成本与高差异组合战略。蓝教授以新宝电器为例，探究了这一范式转变时期中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与转型升级路径，提出转型中国特有情境因素的双重影响下螺旋式演进的组织学习方式可能是建立核心专长的关键所在，而企业家精神是重要保障。

      蓝海林教授一直致力于动态竞争环境下的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例如与黄嫚丽老师合作的文章对中国企业国内横向整合与企业国际化所有权优势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究(黄嫚丽等，2015)。进一步，通过考虑到中国企业受到市场分割制度情境的影响，横向整合企业当前处于同时跟跨国公司和区域企业“两线作战”的竞争格局。周小虎教授也提出全球价值链融合与国际社会资本显得特别重要，基于中国制造现实的思考，价值链定位、利润获取、产业升级、价值链治理等成为热门的主题，价值链本质是协同创造价值，通过直接活动链协同、辅助活动链协同、跨圈协同等塑造国际社会资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融通是中国制造企业应对动态竞争环境的关键。分论坛中吴小节等定义企业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战略为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上的战略性资源进行整合、协同、综合、系统化、集成和融合，形成对企业战略性资源和能力的有效控制，不断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行为，并围绕企业纵向整合战略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视角，归纳现有研究的脉络，并按照时间演进顺序，对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及其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综述，并从“过程—内容”、“静态—动态”、“分析层面”、“宏观—微观”和“内部—外部”五个维度比较企业纵向整合所涉及的各种理论视角，明确各种理论视角的分析焦点与应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国际战略创业与中国管理理论构建。谢洪明、章俨指出，中国制造业企业一直寄希望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知识来弥补自身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所有权劣势，实现快速转型升级，然而，这种知识的逆向转移却面临着如知识特性、知识距离、信任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障碍。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李平教授认为创业研究、国际化研究和战略研究的交叉点——国际战略创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是一个可能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研究热点(Al Aali & Teece，2014；Ketchen等，2014)，于是其从阴阳理论出发，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战略创业(特别是并购)实践，提出第二故乡战略(second home strategy)，试图构建中国的战略管理理论。李平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于中国管理理论构建的深入探索，特别是从阴阳哲学出发的系列研究(Li，2012；Li等，2012)。

      相类似，分论坛报告中浙江工业大学谢洪明教授构建中国制造企业跨国并购后跨越制度与文化障碍的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基于联合研发平台的知识转移与协同创新模型，试图揭示基于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理论内涵。研究发现并购双方组建新的技术开发或者合作平台有助于破解知识逆向转移的制度和文化障碍，消化了知识特性、知识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在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的正向知识转移和逆向知识转移中所起的阻碍作用。联合研发能够使并购双方通过知识或者技术的增量来激活存量，通过共同再创造新知识新技术来引导跨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和吸收，通过协同创新相互同化技术体系和运作体系，进而提升并购后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水平，最大化“以夷制夷”的正面价值，逐步实现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冲突面的处理是动态的过程，双融没有消除矛盾，而是利用这些矛盾产生了新的合力，在螺旋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平衡跨国并购双方的利益、不断整合双方的战略目标、不断超越双方已有的能力，进而实现跨国并购的价值。

      (3)后发企业追赶与研究方法构建。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杜义飞教授则重点探讨了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夺取国内市场、国内同行竞争激烈导致本国市场逐渐饱和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在拥有弱势品牌、劣势技术、管理水平较低、贸易壁垒存在的条件下撬动资产与机会实现国际化发展，其发现揭示了EMFs如何链接内外部资源并撬动外部资产与机会，具体展示出LLL模型由“连接”到“平衡”的动态过程，并详细讨论了在国际化各个阶段，内部驱动与外部驱动、资产寻求和与会寻求交替主导、协同演进，这表明EMFs的内部平衡机制对推动其国际化扩张的积极作用。杜义飞教授极具创造性地提出事件路径分析方法引起了与会者的热情讨论。何婧 & 杜义飞(2015)初步采用这种方法探究了后发企业的价值循环中伴随能力补缺的反向过程，并提出了“价值-能力”的双向循环结构理论，为未来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借鉴。

      分论坛中王建刚和杜义飞提出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基于悖论视角，在资源双依赖的结构下，后发企业是否存在响应悖论的独特方式，以及如何应对技术与市场间的冲突？并提出外部资源依赖关系带来了冲突与矛盾，进而产生了悖论，本质上也可以认为后发企业对来自外部资源依赖关系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的应对也是对外部资源依赖关系的应对。先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组织间的安排的层面上，对后发企业自身内部的应对方式关注的依然有限，而悖论视角给后发企业应对外部资源依赖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见解。

      (4)其他热门议题。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许晖教授则通过六个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提出在不同行业环境和环境结构的情境下，中国国际化企业应该通过领域之间的均衡模式实现联盟网络演进。许晖教授一直关注中国企业的案例情况，并特别关注于全球价值链网络嵌入，组织学习与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许晖等，2014)。南开大学的周建、许为宾、刘常建将注意力集中在董事会资本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并从监督效应和资源效应两个角度对董事会资本在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中的作用展开了深入研讨。浙江工业大学的谢洪明和陈盈从跨国并购与文化双融的角度尝试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来规避、化解或者平衡在并购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过程中及并购后期的“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情感冲突与实质性冲突，以在文化双融过程中推动跨国并购的成功。山东财经大学的刘素和山东大学的陈志军教授关注中国本土合资企业在遭遇国内发展“天花板现象”之后如何调整利益分配以调动股东积极性，整合全球资源，促进股东利益的深度融合和持久合作问题，发现合资企业的控制权结构、海外子公司间的竞合冲突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利益重构具有显著影响。利益协调以及股东关系控制机制显著影响合资企业的海外市场利益重构。辽宁大学商学院邵剑兵等人提出转轨经济下的国有企业高管继任表现出其特殊性，继任之后的职务安排对继任后的企业战略变化将起到重要的影响，继任高管推动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时候，往往会伴随着企业高管团队较为明显的变化，并且当发生外部继任的时候，即使前任高管并非被动解职，在国有企业中的外部继任者仍然愿意努力推动战略变革，毕竟通过有效地提升企业竞争力与经营绩效，可以彰显其在企业经营方面的能力。

      3.互联网变革驱动范式转变下的战略选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长辉教授从“强连带(strong ties)”到“弱连带(weak ties)”这一范式转变过程中对于战略选择的影响提出了众多极具洞察力的见解。他认为在强连带的世界，占有和获取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是所有战略选择的核心所在。然而，互联网变革驱动下弱连带时代即将到来。在弱连带时代，关于企业存在、企业边界、社会分工等战略管理基础理论和假设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分论坛汇报中西安交通大学徐国军等人关于联结强度、组织学习与知识转移效果之间关系的实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杨震宁教授关于研发伙伴多样性、政治嵌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电子科技大学王建刚等关于资源双依赖下后发企业平衡冲突的嵌套模型，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乐琪副教授关于战略联盟中关系控制的实证等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似乎在暗示或佐证着周长辉教授的洞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王铁男教授则提出“大数据”正在改变企业赖以存在的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需求环境，企业需要对“为谁创造价值、创造什么价值、如何创造价值、如何实现价值”问题(即商业模式)进行重新思考。同时大数据业务的创新给创业者带来了机会，大数据挖掘已成为重要的商业创新力量，大数据在各个行业的垂直特色化应用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数据中蕴藏的商业创新机遇，已成为企业在大数据时代寻求决策依据、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进一步，大数据向传统行业的渗透，不仅为个人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体验，也极大影响了各行业生态环境和现代企业的组织和经营方式，不断催生出新的商业机会，甚至出现颠覆性革命性的变革。最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企业经济数据和目标进一步调整，企业将面临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压力，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围绕特有的大数据资源开拓新的市场，以展开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四、范式转变中的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实践

      会议还邀请了三个企业进行了关于全球价值链整合实践的报告与讨论，这些实践与理论进行比对有利于我们识别新的研究方向。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丁继华博士对其企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上工申贝从2005年收购德国DA公司开始全球化经营，2013年整合百福、KSL等公司使得缝纫技术达到世界领先，2015年增资德国H.Stoll公司，拓宽了业务领域。这一系列全球并购为上工申贝进行全球价值链整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上工申贝的全球价值链整合实践形成了如下特征：第一，研发设计方面形成欧亚联动，以技术积累为导向的技术协调委员会在子公司(德国与中国)之间进行市场化的技术转移。第二，以成本导向重构制造组装价值链。东欧生产零件，逐渐向中国转移，德国进行组装，形成最低成本的制造组装价值链。第三，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服务整合。以DAP为平台，整合全球各子公司的营销活动，形成全球统一的营销与售后服务平台，有效降低采购成本。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王伟介绍了全球价值链整合背景下的新宝战略管理实践，他认为在全球价值链整合背景下，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不断被重塑，中国制造业正面临高端制造业往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则逐渐被一些新兴经济体分流的困境。基于此，新宝电器选择了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领先战略的组合，而这一选择是基于总部的管理与监控与分公司独立运作，研发活动、制造活动的“合”以及橄榄型研发人才结构等价值链整合活动的保障。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方洪波总裁也分享了美的集团的全球价值链整合活动，他提出中国制造大规模、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不在，中国制造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应对新时代，不管是互联网变革还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入侵，为用户创造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是核心，而这个关键在于用互联网改造产品、渠道和供应链。美的内部进行组织创新、架构调整，外部进行合作和开放融合，通过内外结合整合全球价值链是实现转型和创新的关键所在。

      五、本次会议的特色

      (1)强调了中国独特情境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影响。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跨国公司加速向全球公司转型，它们通过海外设厂和外包生产将产业价值链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段设置，通过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制定产业标准和协调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不仅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快速发展，而且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目前，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相应地，全球价值链整合已经成为全世界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所必须面对的一种重要情境。其次，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随后相关政策的逐步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情境。第三，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经济从高速经济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由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对外投资开始超过外资输入也呈现出“新常态”特点。第四，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互联网+”或“互联网×”成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一种重要路径，颠覆和跨界也成为了当前重要的情境特征。上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及其互动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情境越来越动态和复杂。

      (2)中国独特情境由转型期制度复杂性、新常态、“互联网+”或“互联网×”、大数据、全球价值链整合等诸多情境要素交织构成，它们单独或者交互驱动着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变，包括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战略选择、战略实现方式以及战略实施由此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基于中国独特情境，全面深入探究范式转变下的中国企业全球价值整合战略选择、战略实现方式与战略实施将有可能产生突破性的中国战略管理理论。

      (3)转型期中国杰出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战略管理实践，为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变以及中国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基于中国独特情境，扎根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深刻理解并解释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尤其是例外的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是构建与发展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最重要的途径。

      六、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不断比对，学者们识别了以下三个方面可能是中国情境下全球价值链整合研究的未来主要方向。

      1.深化复杂制度情境下的全球价值链整合

      (1)复杂制度情境的识别与中国企业国际化。吕源教授、徐二明教授、魏江教授精彩报告以及分会场中的多篇论文均强调研究复杂制度情境下全球价值链整合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制度本身的多元/多重作用，制度资源与组织资源之间的关系，不同制度的比较，认知系统视角下的制度等等都会影响中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的战略选择。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很有可能成为扎根本土接轨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制度理论现在面临重大挑战，而转型中国企业的实践刚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制度理论发展的试验地。

      (2)多重制度情境与全球价值链整合。魏江教授，李平教授等都提到一个重要的方向并且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中国跨国公司需要同时面对中国的复杂制度情境与东道国的制度情境双重影响，不论从合法性视角(Stevens等，2015)还是阴阳理论(Li，2012；Li等，2012)出发，探究在这种双重制度情境下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显得十分重要。

      (3)制度的认知维与制度复杂性的认知。一方面，Scott(1995)提出的制度包含管制体系、规范系统和认知系统等要素，吕源教授认为认知系统被文献大大忽略，未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制度认知要素的研究。另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是通过企业家的感知系统起作用的，企业家如何认知制度复杂性成为未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2.动态竞争环境中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后发企业的赶超

      (1)企业特定优势与后发企业追赶。本次论坛中企业家多次提到中国的某些国家特定优势(例如低劳动力成本等)正在逐渐失去，同时中国的后发企业还需面临国际领先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整合进行创新追赶成为企业亟须解决的问题。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企业需要通过结网行为进行构建企业特定优势以实现追赶。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结网”——比如重构全球价值链——以构建企业特定优势。此外，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可能也是后发企业构建企业特定优势实现赶超的一条捷径值得未来研究特别关注(曾萍等，2015；Liu & Wei，2013)。

      (2)后发企业与领先企业的互动关系。中国的后发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与国际领先企业直接面对，二者的互动成为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现存研究主要从后发企业角度出发，关注如何从与国际领先企业的连带中获取知识溢出，而忽略了二者的交互影响。

      (3)国际战略创业视角下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李平教授提出国际战略与战略创业的一个交叉点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机会：中国相对成熟的跨国公司进行并购可能是一种战略创业行为，这与在国内进行并购以及与其他形式的国际化(例如出口)有很大差异，从国际战略创业的角度看海外并购可能是一种新思路。事实上，许多与会者都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特别关注，进一步从组合(portfolio)的角度全局考察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架构也可能会对后发企业追赶有一定的启示(Liu等，2015)。

      3.探索互联网变革如何驱动全球价值链整合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方洪波总裁认为互联网变革既是基础设施又是工具，利用这些工具进行全球价值链整合实现核心产品的创新是重点；而周长辉教授则认为互联网变革可能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结构发生变革，而这种变革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会彻底改变整个企业运作的模式，全球价值链整合将变得十分容易，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是识别、选择、连接、维系、吸取和利用能力。那么到底互联网变革会带来全球价值链整合如何的变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时代已经开启，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整合实践赶上了时代的步伐，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全球价值链整合理论已经引起了国内战略管理学者的密切关注。相对于西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许中国的跨国企业还显得稚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全球价值链整合的追求，因稚嫩而具有的高成长性也许正是他们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巨大优势。相对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也许中国的管理学者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新兴市场中的高成长性跨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整合实践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研究素材，近水楼台的优势给中国管理学者发展全球价值链整合理论提供了巨大便利。复杂制度情境、动态竞争情境和互联网变革情境既是中国企业整合全球价值链的现实背景，又是中国管理学者研究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理论沃土。随着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强，那么，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学者也该在管理学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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