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新挑战，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状态（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严峻论文,局部论文,动员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措施
当前我国单纯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利用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只关心是否有钱赚，不管是否存在着社会资源的闲置浪费。我国实行动员经济应借鉴“三平”的原则，特别是计划工作中物资平衡的丰富经验，对于过剩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都为其找到实现社会价值的有益用途。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的基本思路，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计划调节也不应排斥指令性计划。当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的大量闲置生产能力，有必要采取指令性计划进行物资平衡，银行给予必要的生产周转资金支持，这样能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避免银行巨额设备贷款变成坏账，有效地保护社会生产力，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节省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投入，保证资金的安全运用和及时回收，扭转通货紧缩不断加深的趋势，而且防止再次出现通货膨胀。
有人计为计划调节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面对战争重大威胁时，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计划调节措施，正是为了充分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美国资本家曾强烈反对罗斯福新政，害怕政府干预限制其谋私自由，但二次大战爆发后，生死关头顾不上反对社会主义，居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计划调节。罗斯福实施战备动员经济之后，生产管理局曾广泛采用指令性计划，不仅充分保证了旺盛的物资需求，而且还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战争经费。二战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比平时高数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大大加快，这说明指令性计划并未导致效率低下。二战后美国继承了战备动员经济的经验，举足轻重的国防、航天工业部门，始终保持了相当高的计划性。
当前，我国迎接国内外的严峻挑战需要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但是，仍然应采取从实际出发的稳妥态度，既不能搞“一哄而起”的盲目冒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实际国力的错误，也不能采取消极观望的保守态度，又犯建设规模远远小于实际国力的错误，造成闲置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无法胜任迎接国内外挑战的时代重任。我国做好局部经济动员的工作，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舆论宣传，而是要踏踏实实地调动闲置资源，切实有效的克服紧迫的经济困难，围绕着国家战略目标有效地运转。
关于我国如何确定扩大基建投资的最佳规模，我在1997年底撰写的一篇政策建议中，提出应先调查全国各地闲置社会资源状况，再在各地试点不同规模的投资启动力度，观察其实际效果然后作进一步的调整，这样能尽快趋近符合客观实际的最佳力度，既能充分消除社会人力物力资源闲置，又能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佳投资启动规模。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没有受到有关方面重视。1998年3月，我国政府曾提出3年基建投资1万亿美元，折合每年投资25000亿人民币，但是，实际上政府基建投资仅为1000亿人民币， 倘若说10000 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太大了， 那么1000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显然太小了。尽管政府扩大基建投资成效显著，但是，实践证明其实施的力度明显不足，耽误了克服通货紧缩等紧迫的困难，逐步扩大规模耗延误时机不是好办法。
我国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应该采取以下积极稳妥的步骤：
第一步，政府应尽快进行全国范围的详细调查，了解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闲置状况，包括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滞销积压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过剩的铁路、公路运输和发电能力，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基础设施，大批下岗待业职工和企业富裕人员，政府部门的多余管理干部和科研人员，金融机构缺乏投资机会的大量资金，等等。
根据现有的闲置社会资源的数量和结构，围绕着紧迫战略目标进行初步的合理利用规划，优先考虑重点的社会基础建设项目，特别是水利建设、交通、生态保护等等，还应优先考虑国防工业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疆、西藏等战略敏感地区，促进我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利益，援助朝鲜、中亚等重要周边国家，发展长远的合作互利关系等等。
规划中应继承计划综合平衡积累的经验，对各种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源数量进行准确测算，包括机械设备、原材料、人力和资金等等，优先选择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就业的建设项目。计划初期有必要提出一些控制数字的设想，但是，具体确定扩大建设投资的最佳规模，应该依据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数量，坚持建设规模与实际国力相适应的原则，这样才能有效消除生产过剩的局面，同时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政府部门进行了社会闲置资源的调查，拟定了保证物资平衡的建设计划之后，国有银行应该为建设计划提供特殊信贷票据，附加建设单位购买社会闲置资源的条件，包括大量过剩的工业品、消费品和劳动力。解决经济动员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不应采取提高税负或压缩政府开支的办法，以免加重企业负担和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应提供适当的利息补贴，以较少的代价调动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支持专业银行为基础建设提供特殊政策性信贷，通过乘数效应扩大工业生产和社会就业，从而导致政府税收和正常货币供应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的利息补贴。倘若闲置资金不足以充分启动闲置资源，中央银行就应进行特殊的货币发行。银行为动员闲置资源创造的特殊信贷，不同于一般的货币发行或银行贷款，用于特定的项目而且有充分物资保证，不会冲击市场供应或引起通货膨胀。
局部动员经济意味着企业的高效运转，但长期困扰企业的三角债是拦路虎，必须将清理三角债列为当前首要任务，立即开展全国范围的清理连环拖欠工作。三角债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高负债率，是生产流通梗阻即将触发金融危机的症兆，俄罗斯爆发全面金融危机的前兆之一，正是三角债拖欠在企业间蔓延扩散。我国应继承1991年清理三角债的成功经验，采取果断措施治理大规模三角债拖欠，这样才能保证局部动员经济的顺利实施。
第二步，我国应拟定不同力度的经济动员方案，先在不同地区进行启动经济的试点。局部经济动员与需要进行试点的原因，是任何计划方案都不可能是完善的，我们一方面通过市场调节减少计划压力，一方面通过试点来矫正计划方案的缺陷，力求使计划与市场相互取长补短，促使两者能更好地结合发挥调节作用，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克服市场经济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从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我们拟定计划事先进行了周密调查，筹划建设项目和物资平衡进行了计算，但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仍然难免存在很大差距，计算工作利用的生产函数和技术系数，难以精确反映企业生产过程和产业间联系，特别是经济模型难以准确预测市场供求关系，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先在不同的地区试点力度不同的方案，观察其启动社会闲置资源的实际效果，以及对市场供求和物价因素造成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修正主观想法的缺陷，探索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最佳方案和力度。
各地拟定的基础建设和物资动员试点方案，由专业银行提供特殊的生产性信贷的信用票据，中央银行或财政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施工单位用其采购本地区的闲置资源，这样有利于节省交通运输费用，测算对本地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供应社会闲置资源可以考虑采取许多种方式，或者由建设单位直接向生产企业进行采购，或者由指定的物资、商业企业统一负责供销。应该规定按平价采购闲置社会资源，限制重要物资的物价和批零差价率，对物资、资本市场的投机涨价征以重税，严防投机商扰乱市场误导资源分配。我国各级政府的物价管理部门，应该拟定适应经济动员的物价管理条例，这样能避免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还能节省政府和银行的大量资金。
实践证明，客观的最佳力度往往会超出了主观想象，例如，罗斯富新政虽缓解了经济萧条，但是，规模远远超过新政的二战动员经济，才促使美国彻底摆脱了经济萧条的阴影。1998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10000亿美元的方案也许规模过大，而实践证明1000 亿人民币规模过小，倘若各地试点了不同规模的方案，现在对最佳启动力度就能作到胸有成竹。
第三步，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点工作，应及时将各地情况汇总上来，进行比较分析并且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例如，某些地区发现力度过则应适度减小，某些地区发现力度过小则应适度加大，敞若某些地区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则应积极稳妥地进行推广试点的工作，以检验其成功经验的稳定性和适用范围，作为拟定全国动员启动规划的重要依据。尽管试点工作耗费了一定的时间，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同时试验了不同力度的方案，试点工作进行得深入细致，从全国来说能较快探索出最佳方案，达到既能消除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又能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最佳状态。
全国各地还应进行一系列配套试点工作，包括政府机构职能的调整，动员国有企业投入高效运转等等。对于全国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地方经济的骨干性国有企业，特别那些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如机械、冶金、仪表、电子等行业，长期以来曾是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柱，银行曾为其提供了大量设备贷款的企业，应该优先作为领先和扶植的对象，为其适当生产保证产品出路，银行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周转资金，促使这些企业开工充足效益良好，从而保证政府财税来源稳定增长，银行及时收回贷款降低金融风险。
国家应试点通过减免税费和贴息，支持修建、购买中低档经济住宅，这样充分启动房地产市场效益巨大，包括刺激社会需求改善居住条件，搞活国有企业促使其资产增值，扩大税源、稳定金融和增加就业，远远超过减免的土地税费和利息补贴。但是，绝不应用刺激房地产泡沫扩大需求，鼓励少数富人购买多套住宅投机，这样必然步东南亚、日本泡沫后尘，重蹈我国1992年房地产泡沫复辙。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人为制造股票、房地产泡沫，虽能暂时刺激虚假社会需求，最终必然造成更大经济衰退。
尽管不少国有企业陷入了经营困难，或因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滞销，或因泡沫经济的盲目投资所拖累，背上了难以消化的历史包袱，政府应将其历史包袱暂时统一挂账，先帮助其开工充足恢复正常运转，银行提供封闭贷款保证其资金周转，待其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并稳定后，再对其历史欠账区别对待分类处理，有些连环债务通过治理三角债，注入清欠资金帮助解开债务链，有些债务调整期限逐步偿还，对于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损失，政府的政策失误也应负有相当责任，应考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注销。
国有企业还应借动员经济的东风，试验各种改善经营增强活力的办法。值得指出，任何经济工作的试点，无论是投资启动或企业改革，都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同时试点多种不同的方案，根据实际效果客观分析利弊，这样才能较快摸索出效果好的方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仅仅试点公司制一种方案，因效果不理想耽误了改革。二是试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充分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扩大试点检验了稳定性和适应范围，才能逐步在全国正式推广。前几年进行的许多产权改革，实践证明未能提高企业效益，还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后果，违反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原因是未经充分试点并获得成功，就一哄而起在全国范围推广，尤其在通货紧缩困难时期，容易产生负面连锁反应。当前应该暂缓这些产权改革，待经济明显好转时再试验。
国有企业应该继承80年代的成功经验，优先试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措施，探索政府和企业进行密切的合作，发挥各自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优势，作到既有政府的统一计划协调，又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保证宏观经济运行“活而不乱”。局部动员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不断进行经营责任制的创新，包括合理吸收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面利益，发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独有优势，广泛调动广大职工多创效益的积极性，纠正片面强调产权损害职工利益，甚至造成尖锐劳资对立的错误倾向。
随着局部动员经济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效益都会明显改善，此时应有条不紊地试验产权改革，包括对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加快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步伐，通过股票上市或吸收法人投资，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值得指出，我们不应期望众多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来摆脱困难，因为，只有经营素质和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才具备股票上市和吸收法人投资的条件。倘若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搞“包装上市”或“拉郎配”，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的意义，在于帮助效益好的企业广泛筹集资金，进一步巩固和加快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效仿西方的私有股份公司，摆脱政府监督并不服从计划指导，忽视职工利益只顾追求股东红利，而是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既能顾全大局服从政府计划指导，又能灵活利用市场发挥主动精神，成为更加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优越于私有股份公司的崭新企业。
因此，国有企业试点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革，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绝不出售公有产权搞私有化，二是保证国有产权拥有绝对控股地位，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应该严格审批，待有充分把握之前一般作为个案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股份化不滑向私有化，形成优越于私有股份公司的新型企业。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必须保持充分优势，才能保证政府计划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市场经济爆发周期性危机。80年代，我国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无论在垄断性或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均拥有着压倒性优势，不仅没有妨碍市场机制运行，还有效避免了重大比例失调，保证了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从未出现严重亏损或职工下岗。实践证明，这才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应抛弃本国的成功经验，盲从相信西方提倡的产权明晰药方，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等国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片面的产权改革，非但不能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能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值得指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大规模私有化，甚至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许多西欧国家在竞争性领域中，如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为，国有企业拥有重要优势地位，二战后经济增长明显快于美英两国，社会平等和福利状况也更为优越。80年代美英右翼政府发动保守革命，大肆鼓吹自由放任和私有化政策，是出于人为地制造经济金融危机，打击国内的社会改良进步运动，削弱和控制别国的工业金融命脉，谋求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实际上，即使是具有自由放任传统的美英两国，为了摆脱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动员经济赢得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正是领先加强政府的计划调节，大力推进国有化和发展国有企业，如英国曾在大多数工业领域推行国有化，将大多数重要工业企业收为国有。
当前，我国克服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也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时代使命，是通过大大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加快关键性和支柱产业部门的发展，尽快提高我国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霸权威胁，保卫和平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不仅无法纠正国民经济的失调，还会产生一系列强烈的负面效应，加剧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难，增加社会失业等不稳定因素，削弱政府的财税来源和调控能力，甚至会瓦解我国的工业和国防实力。
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分级管理可以下放资产经营权，但是，资产处置权则应实行集中管理。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行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严格审核，而且只能例外的个案处理，凡是违反上述原则的改革措施，无论已经发生或今后打算采取，政府一经发现都应该坚决加以纠正。否则的话，还可能发生地方误解中央改革精神，出现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的错误风潮，腐败领导趁机大谋个人私利，更为严重的是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从提倡股份化迅速地滑向私有化，导致企业经营秩序陷入混乱，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之中，社会财产和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形成擅长掠夺不愿从事经营，甚至操纵政府的垄断资本集团。正像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所指出，俄罗斯的改革失败教训证明，无论如何出售拍卖国有企业，都是一种不费力气的容易改革。特别是廉价卖给送给亲戚朋友，私有化寻租远远超过其它腐败行为，这种强盗式掠夺公共财产的作法，不仅无法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还会将企业效率低下局面固定化，阻碍进一步改革的深入进行，甚至形成阻碍民主的垄断势力。
五、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好处
消除通货紧缩巩固社会稳定 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能有效地克服当前困难，消除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解决职工下岗和失业矛盾。当前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是市场经济出现严重失衡，各种社会资源大量闲置造成的。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直接动员闲置资源投入运转，无论是机器设备和积压物资，还是下岗职工和闲置资金，均能运用于实现价值的用途，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协调发展，是治疗当前经济病症的特效药。国有企业效益经历持续多年的滑坡，1999年在出口下降的困难形势下，竟然奇迹般出现了2.8倍增长， 初步验证了中国式新政的效果，倘若我们及时地实行局部动员经济，多年来难以治愈的种种社会顽症，不难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
当前，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存在较多矛盾，许多面向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措施，不仅给人们造成越来越多的痛苦，而且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不仅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还能促进改革与社会稳定，协调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由于局部动员经济能调动社会资源，从闲置状态投入有效的运转，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大幅度提高，8%的增长目标仿佛垂手可得，20%的增长速度也是完全正常的。 当然，这属于释放潜力的恢复性增长，正像国有企业的2.8 倍反弹一样。1939年罗斯福实行动员经济之后，工业生产3年中增长了1倍，出现这种超常规的奇迹般增长，正是因为存在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经济动员有效地将其释放了出来，而且高效率地运用于推动经济增长。
局部动员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有效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解决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矛盾，改善国有企业效益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减少失业救济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因而能消除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痛苦，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局部动员还能有效促进经济改革，随着国有企业效益的显著改善，企业拥有更多的财力调动职工积极性，不断完善经营责任制深控潜力，国有企业面对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需要筹集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更多国有企业具备产权改革需要和条件，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也就水利渠成，根本不需要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对困难国有企业进行包装上市，也不需要人为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造，强行搞“拉郎配”干扰经营秩序。由此可见，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顽症，解决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形成相互和谐统一的关系。
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 我国进入局部经济动员状态，不仅有利于加强国防建设，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意味着中国已攥紧了拳头，随时准备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打击台独分裂祖国行径，抗衡美国的军事干涉威胁。中国表现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能够震慑美国反华和台独势力，迫使它们对反华行径三思而后行，不战而屈人之兵。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之后，我国政府能以较少的财政经费，调动更多人力物力资源，以当年制造“两弹一星”的精神，迅速加强国防高科技工业建设，形成抗衡美国霸权的威慑力量。我国应拥有更多的各种核弹头，飞越太平洋的洲际战略导弹，以及遨游海洋深处的核潜艇。我国还应加强常规军备建设，生产更多的精密制导巡航导弹，先进的歼击机、轰炸机和舰艇，加速海陆空三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我国还应大力发展宇宙航天工业，作好下一世纪爆发太空战的准备。
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有利于通过发展国防工业，缓和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帮助国有企业克服困难。美国等西方普遍将发展国防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用以缓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刺激社会需求和增加就业机会。加强国防并不意味拖经济建设后腿，因为，加强国防不仅会刺激经济需求，还有利于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防止美国像对付南斯拉夫那样，大肆摧毁其工业企业和社会基础。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政策，能够正确处理好国防与经济的关系，防止前苏联集中计划体制的弊病，片面强调国防而忽视了民用工业。
我国还应通过加强国防建设之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既定方针。国防的科研开发能刺激科技进步，美国二战中的重大科技发明，推动了战后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应通过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大力加强国防民用高科技产业，调动充分资源推进科教兴国战略，许多国有企业可改造成科研试验厂，广泛吸收政府企业的多余科技人才，既能消除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安排科技干部防止宝贵人才流失，又能大大充实科研创新物质基础，开发军民两用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国防及民用国有工业的技术改造，更好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我国国际地缘战略利益 美国具有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野心，因此，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地缘政治利益，到处都想扩大经济军事势力范围。中国虽然不谋求霸权，但是，为了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保卫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也有自己的国际地缘政治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曾支援抗美援朝、援越，挫败了美国包围中国图谋，在周边地区建立了缓冲屏障。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朝鲜在经济军事上陷入孤立境地，原有的贸易合作关系发生中断，许多工业企业陷入停产状态，农业反复遭受洪旱灾害饥荒严重。倘若朝鲜半岛的局势能够维持稳定，美韩朝三方都会需要中国的合作，有利于增加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倘若朝鲜爆发激烈的社会政治动荡，驻韩美军可能直接开到鸭路江边，缓冲屏障消失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我国延边自治区也可能出现不稳定局势。
二战后，美国因战时工业生产过剩陷入萧条，后来为谋求其国际地缘战略利益，曾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植西欧、日本，这种冷战压力下被迫进行的近乎无偿援助，反而为美国过剩产品扩大了销路，促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谷恢复增长。当前，我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严重积压，我国应借鉴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经验，调动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多余物资，向朝鲜等重要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既能促进我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利益，还能加速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
有些人认为朝鲜对改革态度不积极，因此不应同它扩大经贸合作。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封锁中国，曾扶植蒋介石、李承晚的独裁政府，向台湾、南韩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贸易优惠待遇扶植其出口加工业。中国志愿军曾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应该体谅朝鲜在强大压力下的处境，尊重它根据国情选择改革的道路。有些人认为朝鲜困难是经济体制造成的，提供援助帮助它也不会见效，这种看法有片面性。实际上，朝鲜建国50年来，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严重饥荒，取得了相当工业化建设成就，其人口仅仅相当于北京市，能自己制造军火、导弹和卫星，当然这样作的代价是很大的。朝鲜作为小国面临着美国强大封锁，缺乏经贸分工合作很难长期生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无论从国际的人道主义，或从自身国际地缘战略利益，都应设法从长期经贸合作的角度，帮助朝鲜克服困难保持稳定。
中国应考虑派遣工农业经济专家，详细考察朝鲜的实际经济困难，采取计划与市场结合并举的办法，安排一批拥有过剩能力的国有企业，同朝鲜形成贸易分工合作关系，向其提供紧缺的关键性设备、零件和原料，帮助其工业、能源体系恢复运转，有针对性兴办合资工农业企业，从事共同开发矿产资源，委托其进行来料加工，转包一些出口加工类业务，帮助朝鲜赚取外汇发展外贸关系，合作进行粮食、畜牧、渔林业开发，还应利用过剩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采取实物长期贷款或以工代赈的形式，帮助建立抵御旱洪灾的水利设施，开展军事合作提供一般武器装备，缓解朝鲜工业生产军火的压力，从而用更多资源生产民用产品。
70年代，中国还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无私提供援助帮助独立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正是在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下，中国挫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成功突破封锁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正因中国具有国际大国的影响力，迫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环境。当前，西方强迫第三世界推行自由化改革，许多国家陷入困境社会贫困加剧，中国仍应继承以前的优良传统，采取政策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办法，积极开展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缓解社会贫困培养自主发展能力，有利于团结第三世界共同反对霸权，争取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抵御台湾经济外交维护国家主权。
加强水利建设抵御洪灾威胁 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严峻威胁，迫切要求实行局部动员经济，迅速大大提高防洪抗洪能力。的确，动员全社会力量抵抗外来威胁，包括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等等，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国民党政府自称动员了数百工人，10部水车和数千条麻袋，沿江各大城市均受灾惨重，而1954年，仅武汉参加抗洪的大军就有20多万人，1998年全国动员抗洪大军800 多万，比解放前大大减少了生命财产损失。
但是，我们不能将特有的动员优势，仅仅用在事后抗洪抢险上，而更应用在兴修水利设施，事先预防洪涝灾害的发生。90年代洪水连续多年造成巨大损失，充分说明了水利建设的严重滞后，我们必须将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放到防御战争同样的战略高度，因为洪水和战火都是同样的无情，1998年特大洪水中，万里江堤经过长期冲击浸泡，很难再抵御同样严重的洪水，全国许多大江大河的堤坝，都是按20年一遇的标准建造，广大农村地区的水利设施，多是人民公社时代修建的，60%以上已严重老化失修，无法应付自然气候环境变化下，特大洪水频繁发生的严峻威胁。
水利建设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据计算效益投入比高达100∶1，但是，倘若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调节，很难调动大量过剩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无法直接赚钱的水利建设。因此，我们应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办法，迅速动员资源投入水利建设，加固大江大河的防洪堤坝，修建一大批蓄洪大中型水库，同时清挖淤泥、疏通河道，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自古以来，兴修水利，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大禹治水，传为千古佳话。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为了掠夺当地资源，也兴修了一些水利设施，无意中有利于普通百姓，这是台湾省人痛恨日本统治，不如东北人、朝鲜人的原因。我国政府通过广泛动员，大大加快水利建设步伐，无疑将广泽恩惠于民，必然有效提高政府的威望。
支援落后地区促进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同西南内陆边疆地区间差距扩大，如何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成为重要战略问题。如何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存在困难，特别是当前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落后地区经济更是首当其冲，生产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落后地区加工企业更难生存，从事自然资源采掘开放的企业，也因原材料价格下跌陷入困境。新疆、内蒙、甘肃少数民族集中，当地经济困难职工纷纷下岗，影响人民生活不利于社会稳定，容易被人利用激化民族矛盾。中亚各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穆斯林分裂主义势力活动猖獗，随着边疆省份扩大开放发展边贸，毒品、武器走私活动容易泛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潜在隐患。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未雨绸缪及早消除社会隐患。
二战结束后，美国当时的庞大工业生产严重过剩，只顾本国私利四处倾销激起强烈反对，后来冷战压力迫使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以近乎无偿援助的低息长期贷款，帮助西欧、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重建，反而促使美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萧条。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也应借鉴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在冷战的强大压力之下，美国能超越平时狭隘自私的思维方式，以战略气魄援助其它国家经济重建，甚至包括日本、德国的前敌对国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泱泱大国，更应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果敢地拟定中国自己的“马歇尔计划”，支援落后地区促进经济均衡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民族团结遏制国内外分裂势力。
我国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应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办法，动员大量闲置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发放长期的低息贷款或以工代赈，支援西南地区以及落后农村地区，加强水利、交通等社会基础设施，改善自然生态和吸引投资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能缓解生产过剩增加社会就业，还能为沿海发达地区培育巨大的新兴市场。经过充分论证之后，还可考虑加速大西线调水计划，促使曾孕育古老文明的黄河上、中游地区，恢复从前水草丰美森林覆盖的原貌，实施再造一个中国的宏伟计划。西南边疆的战略敏感地区，应防止市场波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生产就业和发展边贸，还是扩大同中亚地区经贸关系，都应充分依靠国有企业的力量，防止异己力量崛起失去控制，消除毒品武器走私泛滥的温床，防微杜渐遏制国内外分裂势力，避免重演阿尔巴尼亚改革失败，南阿边境毒品武器走私猖獗，最终爆发科索沃暴力分裂活动，美国趁机侵略南斯拉夫的悲剧。
防范爆发全球大萧条的冲击 1999年上半年，在出口幅度滑坡的不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益出现了明显改善，这一方面说明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出口面临着为越多的困难，一方面也说明扩大国内需求的特殊意义，对民族工业生存和增加就业至关重要。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扩大开放的同时注重保护国内市场，国有、集体和三资企业都蓬勃发展。1992年以来，我国片面强调市场与开放的作用，忽略了计划与保护的重要性，外资企业猛增挤占了国内市场，国有企业效益连年下降，职工下岗人数急剧上升，银行坏账积累潜伏隐患。这种状况应引起重视及早纠正，以免出现拉美的“社会贫困化增长”，即引进外资扩大出口之后，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社会贫困。
1999年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初见成效，我们应沿着实践指明的方向乘胜追机，进一步进入局部动员经济状态，为国有企业开拓充分的市场空间，彻底克服亏损困难和职工下岗矛盾，纠正盲目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需求萎缩，做好防范爆发全球大萧条的准备。当前，有些人为美国股市暴涨所迷惑，误以为世界经济形势高枕无忧。实际上，美国泡沫经济症状越来越严重，繁荣鼎盛意味着已濒临崩溃，泡沫崩溃的历史经验足以为鉴。我国尽快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不仅能有效克服出口萎缩的困难，还能为防止爆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及时修筑一道抵御冲击的防火墙。一旦大萧条导致全球市场需求萎缩，我国不仅能迅速动员启动充足国内需求，抵消出口大幅度萎缩造成的影响，还能像当年前苏联利用大萧条那样，大量采购国外廉价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技术进步，大大提高我国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
当前，在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条件下，我国正丧失吸引外资的市场吸引力，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多年下降，来华外资企业也因市场萎缩纷纷撤离，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扩大国内需求并消除严重生产过剩，能大大提高我国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但是，我们应吸取以前盲目开放的教训，珍惜国内市场资源谨慎扩大开放，还应利用市场潜力作为谈判战略筹码，同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反对霸权，遏制台独维护统一的战略目标挂钩。我国实行了局部动员经济之后，即使长期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能动员国内资源保证高速经济增长，一旦加入世贸组织后开放市场，国外过剩产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局部动员经济能有效启动国内需求，一定程度上缩小大量进口的强烈冲击。
调整国有企业合理战略布局 80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从未出现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1992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3年猛增了3倍—5倍。私营、 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无论是贯彻中国式新政政策，或是实行局部的动员，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1937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50%。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大力推行国有化的原因。二次大战后的重建时期，无论西方或南韩、台湾，国有企业都起带头军作用，公共投资充分拉动了经济增长，民间私人投资才纷纷跟进。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民间私人资本正纷纷撤资，正是国有企业拉动着经济增长。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应退出竞争性行业。实际上，几乎所有关键性产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包括金融、、机械、冶金、高科技等，这些产业对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增强国家实力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倘若国有企业退出所有竞争性行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可能落入少数人或外国资本手中，而中国新兴民族资本力量薄弱，因此，命运很可能是重演解放前的悲剧，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在市场夹缝中苟延残喘。
有些人认为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应采取各种方式退出，但实际上，国有企业困难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而是1992年泡沫经济造成数千亿元损失，超过了国有企业80年代亏损10倍以上，引起一系列泡沫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失衡和市场疲软造成的。国有企业顾全大局的社会稳定功能，恰恰有利于缓和泡沫后遗症的各种症状，而国有企业退出必然导致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前通货紧缩的困难形势下，私营企业正在纷纷退出，国有企业一有困难也要退出，宏观形势必然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触发经济萧条。倘若凡是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都退出，那么就几乎要退出所有的行业，但是，这样不但加剧泡沫经济的后遗症，而且退出之后便毫无出路可言，结果不但是国有经济的全面瓦解，还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因此，国有企业的退出应该作为个案处理，以免形成“兵溃如山倒”之势，引起需求萎缩和宏观形势恶化，加剧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机械、冶金、化工、通讯等行业，具有技术复杂和固定投资大的特点，需要进行产业间的密切协调合作，私人资本缺乏进入能力和动力，倘若推行了国有企业退出的错误主张，意味着失去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产业。
实际上，几乎所有竞争性行业中，都有大量经营出色的国有企业，包括纺织、家电、饭店、餐饮等等，因此，不必人为设置不准国有企业经营的障碍。实际上，国际上并没有行业进入或退出的标准，80年代，美英大肆鼓吹的私有化浪潮，恰恰是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战略性行业，包括煤气、水电、通讯和交通等公用事业，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谋求私利的目标，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骗上当，如乌克兰将国有工业企业廉价卖给外国，拉美国家出售战略性国有企业偿还外债，结果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变成了死城，拉美国家公有事业收费标准猛增数倍，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将西方国家作为规范标准，盲目地追随其鼓吹的所谓国际潮流，也会重蹈拉美、前苏东国家的灾难复辙。
当前，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困难，不具备大规模股票上市的条件，采取包装上市办法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强迫推行产权行多元化只能“拉郎配”，必然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因此，所谓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于经营状态良好的国有企业，应根据股票市场的资金供应能力，有条不紊地通过股票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其目的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出售国有产权的方式退出。无论经营好或坏的国有企业都要退，无论是国有实物资产或股票都要卖，但是，这样必然造成政府税源的重大损失，还会堵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出路，结果必然是动摇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隐蔽地用民间私人资本取而代之。所谓以民间资本取代国有资产，股权出售和“靓女先嫁”等主张，用社会化或多元化来包装私有化，实质上是对公有制丧失了信心，寻找各种隐蔽借口变相搞私有化。
其实，这些人是将私人资本看作民间资本，而将全体人民拥有的公有产权，看作是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官僚资本，但是，私人有产权单纯为了谋求最大私人利益，而国有资产才是全民所有的民间资本，从其一贯的经营目的和行为来看，始终是为了全社会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脱离了狭隘产权利益的高尚品质，绝非许多人隐晦认为的官僚资本。旧中国公司制、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曾广泛存在，却未能实现工业化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以撑起民族工业的脊梁和保障人民生活为己任，仅用数十年实现了西方数个世界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实力，因此，国有企业不是产权模糊的落后企业制度，而是成功挽救中国命运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些人主张国有企业的退出方式，应通过股份化和公司化改造，采取出售股权、多元法人投资，贷款购股或持股基金会等形式，还认为这样做不同于俄罗斯的私有化，后者只采取了“分”和“送”形式。实际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折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私有化的初期阶段，是对股份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私有化凭证的形式分配股权，而后来则偿试了所有上述产权改革方式，包括出售股权、法人购股，以及贷款购股和持股基金会，用社会化或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进行“贵族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续下降，大量资金被非法地转移到海外，形成了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阶层。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最近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在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沸沸洋洋的洗钱丑闻，牵涉了他的家族和几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了西方鼓吹的持股基金会，“当认识到股权过于分散问题时，西方通常建议成立投资基金，就象华盛顿共识在捷克推行的，这个“解决问题方案”的明显问题是，凭证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凭证投资基金将完成监督的任务，但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改革的结果是凭证投资基金，变成了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
由此可见，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改革方案，尽管不是采取直接分或送的形式，都必然给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提供的谋求私利的动力和机会，促使他们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间接通过不透明的暗中交易，以合法形式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改革者即使最初可能是纯洁的，产权交易潜在的谋私刺激和机会，也会促使改革者忘记社会初衷，丧失关心企业经营的动力和耐心，而倾心于利益更大的资产掠夺，最终导致改革者的变质和堕落。产权改革者的腐败寻租行为，会远远大于国有企业经营者，一个是水渠管理人一时多用些水，而另一个是永久掠夺整个水库资源。近年来我国进行产权改革中，尽管中央反复强调不搞私有化，各种改革形式不以出售为主，但是，各地领导总是误解中央的精神，廉价出售赠送现象泛滥成风。正因如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宜过快推广，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并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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