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教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高教论文,思路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壮大。随之而来的高教问题研究热潮，一浪高似一浪。回顾总结"文革"后20年的高教理论研究，探索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思路，将为21世纪高教理论研究上层次、上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高教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代高教理论研究，发端于70年代末，较之发达国家晚了30多年时间。虽近年来发展较快，取得很大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如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还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
1.高教理论研究跟不上高教改革实践
80年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变化，高等教育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从教育体制结构，到人才规格质量，以至于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改革实践。改革迫切需要高教理论的指导，但80年代初自发形成的高教研究队伍，没有力量和水平去深入研究高教改革实践中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虽然80年代中后期逐渐产生了一支比较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但由于时间短、人数少、力量弱，仍无法全面为高教改革实践服务。
社会变革和社会需求是高教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在强大的社会变革与需求面前，高等教育不可能等到有了理论之后，再进行改革实践，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进行改革实践，然后再进行经验总结。这期间，高教改革措施的前期研究，大多为政府行为。例如，我国高校专业的数次调整，90年代高等理科教育的重大改革，近年招生分配制度的全面改革，现代化教学手段（主要是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和实施等重大改革措施的方案研究，基本都是由教育管理部门人员研究完成。少数专职研究人员虽然也撰文，进行了呐喊，但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便形成了我国高教改革实践缺乏核心教育理论指导的特殊现象。
从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部门和理论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改革缺乏理论指导和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严重性。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课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政府为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有大批专职教育科研人员参加的超前性理论研究。
2.高教理论研究深度不够
高教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科学性、理论性强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近20年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有了长足进展，学科门类日益增多，学术专著不断涌现，其中不乏高水平的成果。但从学科整体看，与其它相关学科比较，真正具有理论深度、独成体系、富有特色与个性的学科研究专著并不多。
二是有些研究较肤浅泛化。学科交叉有其内在的联系，有其特殊的规律和概念。一门学科体系的建立是非常不容易的，是经过长期科学研究的结晶。而目前有些对高等教育稍有一点研究的人，都可以信手建立"一门学科"，杜撰"一部专著"，使一些多年坚持深入扎实做学问的学者们瞠目结舌。例如，有个别分科教育学著作，除了发展史外，其体系结构、内容阐述、概念表达几乎与普通教育学相差无几。再就是交叉的出了格，有些"学术专著"，其体系内容极度泛化，阅后无法归类，既归不到高等教育学范畴，又归不到其他学科领域，是拼凑起来的大杂烩。此种情况时有发生，让人费解。
三是有些概念应用有误。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建构于确切的逻辑概念之上，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20年来，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学中的某些模糊不明的概念有所认识，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概念不明、使用混乱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例如，"学分制"概念，由于一些人没搞清学分制的来龙去脉，便自由使用，在实践过程中引起混乱。另如，最近兴起的素质教育问题，引起各方面人士关注。由于研究者各自从不同需要出发下定义，使素质教育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特别是素质教育拓展到高等教育领域后，由于对其内涵和外延缺乏严格界定，使其极度泛化，出现了用素质教育替代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不科学的提法。
3.注重政策性研究的思想观念还未根本转变
从新中国建立到70年代末的20多年时间，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没有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和专职科研人员。仅有的一些高教研究，也是对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做某些理论上的说明和注释，几乎不涉及对重大改革方案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争论。近20年，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由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以及高教理论研究的滞后，这期间高教改革的政策性研究仍占主导。不过这一时期的政策性研究的科学性、理论性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即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都进行了可行性中介理论研究。但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指导意义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如美国60年代的教改是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我们的教改没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例如，"面向21世纪改革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研究，是90年代以后国家教委出台的高教改革的一大举措，投入的经费之多、参与的人员之众、涉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但是，这个方案所遵循的教育理论不明确，将会影响成果的理论学术价值。实际上，"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全面发展、"三个面向"、素质教育是教改的基本方针，但却不能替代教育理论的价值功能。
4.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教研究成果信度不高
造成政府行为的原因，除了传统惯性的影响外，还与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教研究成果的信度有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教研究成果不被承认，不算科研成果，很难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目前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仍比不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理论那样引人注目或为政府部门所重视。由于教育管理部门对高教研究成果的信度不高，便影响了其成果的转化和吸收。甚至某些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社会效益。因此，高教研究成果，让社会所承认，为专家所认可，被管理者能吸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高教理论研究能给社会带来多少效益和价值。
二、高教理论研究滞后于高教改革实践的原因
1.我国高教理论研究起步晚
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完善，少则30年，多则100年以上，而高等教育学从70年代末的高教研究算起，才20年，从80年代中后期学科建设算起，才10年左右。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形成晚，高教理论研究则更晚。80年代中期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基本是普通教育学的移植和演变，其体系、内容和概念均留有普通教育学的印迹。其后，高等教育学各分支学科逐渐分化与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成果的质量和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从科学的学科标准来衡量，目前还不能说高等教育学已成为一支完全成熟的学科。例如，普通教育学目前仅国内就超过100个版本，且其体系基本成型；高等教育学充其量不过20个版本，而且各版本结构、体系和内容相差甚远，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
2.教育学科规范性较差
高教研究成果之所以不为一些人所重视，除了思想观念的因素外，主要与该学科的规范性较差有关。高教理论研究热潮的兴起固然令人欣喜，但鱼龙混杂，懂教育的、不懂教育的行政人员和管理干部均可从事高教理论研究，发表自己的见解。造成一种误解，认为教育学很容易掌握，有一定经验的人都可撰文著书。这种误解，导致人们对高教理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理论性的怀疑，引起教育管理部门对其缺乏信度。比之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教育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学）规范性确实差一点。这一方面说明，教育学科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对教育学科的科学规律还缺乏深刻认识。规范性较差，不等于没有规范性。实际上，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是有其科学概念与完善体系的，教育学科的概念、术语、范畴均是在人们长期科学研究和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但某些对教育一知半解的人，却用错误的概念术语大谈教育改革。
3.部分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脱离教改实践
人们习惯把关在大学"象牙塔"中做学问者称之为"学院派"。通俗点讲，就是远离社会、脱离实际。"学院派"追求的目标是理论和学术性，轻视应用与实践性。许多研究者目前已认识到理论结合实际的重要性，但仍有少数人只关心纯理论的研究，注重经典式的理论推导和历史资料性的研究，无意去涉足改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验、调查费时、费力，成效不高，二是自认为理论研究者不应该为改革实践"开药方"。
4.高教研究队伍素质参差不齐
当80年代高教理论研究在我国兴起时，国内除潘懋元、朱九思、蔡克勇等少数高等教育专家学者外，几乎绝大多数都是从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学科转过来的研究人员。这支队伍良莠不等、参差不齐。这支数量不小的队伍，从知识结构上没有完成教育理论知识的补课，大多靠过去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进行教育研究。尽管也有一些佼佼者，但从整体看，对这支队伍的素质估价不能太高。
从90年代以后，由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的增加，高教理论研究专业人员逐渐增多，部分重点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的人员结构才得以调整优化，但其他院校改变不大。研究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和专业人员偏少，仍然是制约高教理论研究上层次、上水平的重要因素。
三、高教理论研究的改革思路
1.树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教育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将会更多，愈发迫切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这种需要不仅来自改革实践方面，也使政府管理部门进一步认识到教改理论指导的重要性。
首先，转变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我国传统上就有"君子动口不动手"，重理论、轻实践的思想。这种深深植根于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思维定势，时常影响着他们价值观的选择。例如，高校职称评定中，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与开发应用性研究成果评价的不公平性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因此，只有用市场经济的观念不断冲击，才能使其逐渐转变思维定势，认识到科学研究面向社会实际的重要性。实际上，国家已在这方面采取了有力改革措施，即今后国家除支持少数实力雄厚、高层次、有特色的基础研究外，重点将支持开发和应用性研究。即便基础研究立项，也要竞争。这意味着许多条件较差、层次较低、缺乏特色的基础研究机构和人员，甚至包括很有造诣的一些专家学者，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扶持（即在竞争中可能拿不到基础研究项目和经费），将面临着重新选择。在现阶段，基础研究仍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王义遒教授认为，纯粹的基础研究是很少的，一般都带有一定的开发研究性质。因此，基础研究也要以实践为着眼点。兰州大学李发伸校长认为，一流水平的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二就是对别人的重复，就是对人财物的浪费。拿不到第一的基础研究机构和人员应转向开发应用研究。从国家对"211工程"立项来看，要求更明确，即主要倾向于为国家经济建设所亟需的开发应用性研究项目。从主观上讲，广大高教理论研究人员要转变观念，面向社会，面向实际，解决高教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是其主要任务。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仅有外力还不行，必须有来自主体的内驱力，才能加速其转变。
其次，高教研究选题应倾向于高教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今后高教研究选题要面向社会、面向实际，为改革实践服务。选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a.影响国家教育事业的重大研究课题，如"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21世纪的民族素质教育问题"等课题研究。b.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研究课题，如"教科研一体化问题"、"高等教育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等课题研究。c.与培养专门人才有关的研究课题，如"面向21世纪改革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大学生素质教育问题"等课题研究。d.教学改革方面的研究课题，如"应用性人才培养问题"、"复合型人才培养问题"等课题研究。
课题的立项方式，一是参加国家立项的竞争，二是搞横向联合研究，三是自选争取资助。从已有实践看，国家在开发应用性研究方面的立项数目和资助额度要比过去大得多。可以认为，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大力支持开发应用性研究，这是高校科学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它将为有识之士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2.政府部门应继续支持高教理论研究，主动采纳其研究成果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经验的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已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因此，决策中的理论研究已引起政府部门和各级领导的日益重视。高教改革重大措施的理论研究风气渐增，重要工作会议的前期理论准备亦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例如，为1998年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而准备的理论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时间。从国家利益来说，决策对理论的需求是迫切的，思想导向也是正确的。但各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对此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高教主管部门和领导要充分认识到决策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应该使有关部门和领导充分认识到，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理论研究的重大决策是盲目的、经验主义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只有经过决策理论的系统研究，以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其次，高教主管部门的人员要增强行政工作的科研意识，主动参与与工作有关的科学研究，承担专门的研究课题，提高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内行、专家。
第三，高教主管部门要主动邀请或吸收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其工作顾问，参与有关的决策研究，并吸收其科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管理工作服务。
第四，对高教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设立专项研究基金，不受年度限制，随时公开竞争，加强问题研究，尽快获得成果。发达国家的各种研究基金，对问题性研究的资助很及时，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这种制度，希望早日建立。
3.重视学科建设，加强中介性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有了一定基础，但从已有基础研究成果看，还难以抽象和概括为一个很科学的体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特性认识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表明，分支学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因而，今后分支学科的研究，应该是高等教育主要的研究领域。这首先需要各分支学科的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逐步建立完善的各分支学科体系。高等教育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科学化，则取决于高等教育学专家们对各分支学科的抽象概括程度和对高等教育学本身规律的认识程度与研究深度。学科建设可以有较多人参与，而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少数学有专长、有较深学术造诣的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也应欢迎对此有较深研究的其他学科学者们的参与。总之，高等教育学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仍然是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但研究层次要高，队伍要专业化。
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很好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问题，关键是缺乏对中间环节的研究，即缺乏中介性理论研究。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理论、思想、观点、流派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即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体现了教育家们的理想和追求。高教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社会，而教育家们的理想与追求或部分符合社会需求，或完全不符合社会需求，这就要进行理论上的选择与修正，即为某种改革而专门设计一套可用于实践的理论。它既不是纯理论的延伸，亦非来自于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中介性理论，即根据社会变革、改革需求，以实践化了的理论思想为指导而设计的符合某种改革需要的理论模式。中介性理论的特点，一是从实践出发设计理论，二是具有可操作性，三是理论结合实践好。例如，90年代开始的我国高等理科教育改革，在理科应用性人才培养上，采取的"按系招生，分流培养，加强基础，注重应用"的培养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即"理科应用性人才培养模式"，从教学思想、培养目标、人才规格、课程体系、方法手段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基础理论性人才培养模式"。这次改革实践的成功，取决于改革前进行的中介性理论研究。
经实践证明，用中介性理论设计的改革模式和方案，是行之有效的，但难度亦很高。一是取决于设计者对理论掌握的程度，二是其对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三是其对实际问题的熟悉程度。由于改革内容、性质及目标不同，模式和方案也是不一样的，这种模式与方案应该是中介性理论研究的结果。中介性研究是理论通向实践的桥梁，应引起大家关注。4.优化专职科研队伍，形成若干研究中心
首先，加强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近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位点虽增加较快，但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一个都没有，布局结构极不均衡。因此，今后应该加强西部地区硕士学位点的建设。当然，这除了西部高校自身条件外，关键取决于高等教育学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与关心程度。
高等教育学属一级学会，而在学科分类上，将其划分为二级学科，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它影响了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高等教育学如今已有较多的分支学科，如高等学校教学论、大学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等学科完全可以上升为二级学科。由于高等教育学本身是二级学科，就限制了其它分支学科发展。我们认为，奋斗的目标：一是高等教育学以一级学科对待，二是在原三级学科设研究生学位点。
其次，重视对非教育类研究人员的专业培训。近期内，高等教育学培养的专门人才满足不了高教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非教育类专业人员的补充也是需要的。高等教育涉及范围极广，学科领域庞杂，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吸收不同学科领域、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参与高教理论研究，有利于学科交叉、渗透和综合，有助于新学科诞生。但有一点要强调指出，就是非教育类研究人员首先要经过高等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培训。过去20年，由于多方面原因，许多高教研究人员没有完成专业知识的转换与更新，造成一些弊端。今后要逐步改变这一状况。措施有两个，一是读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学位，脱产、在职均可；二是脱产进修学习教育理论知识，优化其知识结构。
第三，形成若干个有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心。学科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历史性和循序渐进性，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其中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但人力资源的形成，优势和特色学科的建立，要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经过20年的大浪淘沙，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以华东（厦门大学、华东师大为主）、华中（华中理工大、湖北大学为主）和北京（北京大学为主）三足鼎立的学科研究中心格局已定，以东北（沈阳师院为主）、西北（兰州大学、西安交大为主）和华南（中山大学、华南师大为主）外围三足为中心的特色和分支学科研究亦在形成中。如沈阳师院的高等教育基本原理研究、兰州大学的高等理科教育研究和华南师大的高等教育地方化研究，在国内均已形成特色，颇具实力，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关注。
以上优势和特色学科研究中心，是在近20年发展过程中循序渐进形成的。学科研究中心的形成，一方面有助于学科发展与分化，另一方面还可带动区域高教理论研究的开展。总之，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心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期望现有中心不断发展完善，更盼望有较多各具特色研究中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