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施特《史集》所记阿合马案释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施特论文,史集论文,记阿合马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斯拉施特《史集·忽必烈汗纪》专有一节记阿合马案，标题是“记费纳克特（Fanākat）人阿合马异密及其死于gau finjan之手，以及由于gau finjan而使蛮子得到解放”（注：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此本系据1960 年刊俄译本转译。本文引录《史集》文字，均依此译本，不再注。）。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枢密副使张易与益都千户王著、僧人高和尚合谋，诈称太子真金之命，诱杀权相阿合马一案，是元朝初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并不仅是“义侠”杀权奸的个人举动，而且是元初统治集团中汉人官员与色目官员长期相争的集中表现，是汉人传统文化制度与西域（回回）文化制度相互冲击的爆发。此案的发生，引起汉人官员与色目群体广泛的不安。忽必烈迅速而果断地处理此事，杀张易、王著及高和尚，随后又追查阿合马的奸恶，处死他的不法子侄，一场风波遂告平息。为避免事态的扩大，忽必烈没有再对知情的汉人官员继续追究。汉人官员为避嫌疑，此案之后多讳言其事。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宗朝，为追赠曾经参与平乱的工部尚书张九思和侍郎高觿谥号，命虞集考求遗事，撰为碑铭，一些情事才逐渐得以披露（注：虞集《道园类稿》卷四○《张忠献公神道碑》、《高庄僖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影印明初复刻元刊本。两碑铭并见虞集《道园学古录》。）。明初修《元史》参据虞集碑铭及有关文献，撰为张、高两传及奸臣阿合马传，事件的大致过程，略可窥见。拉施特《史集》成书于元成宗时，记述此案还只能是依据世祖朝汉地的传闻，因而所记情节与汉文文献互有详略，也互有异同，存在诸多疑问。其中主要的疑难，是有gau平章（fin jan）其人贯穿于所记阿合马事件的始终。《史集》原文具在，不需备引，其中有关gau平章的记述，除去枝节及浮泛之词，主要事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忽必烈即位后，阿合马为相（vizir），高平章同在相位， 即同为平章政事。
二、gau平章对阿合马心怀妒嫉，谋与汉人官员除阿合马。阿合马得密报，驰赴上都向忽必烈陈诉。gau平章因而弃官出走。
三、gau平章去襄阳，参与围攻襄阳之战，有功。宋军投降。
四、gau平章因战功，再任平章原职，与阿合马共事。彼此仍相互嫉视。
五、gau平章复任原职9年之后，与一个会法术的汉人合谋，诈称太子真金召见阿合马，将阿合马杀死。卫士射死gau平章。
以上，《史集》所记gau平章其人，在汉文文献中不易确指，因而成为历来研究者困惑不解的疑难。
1928年法国学者牟里（Moule ）在所著《马可波罗行在等条注释》中曾对此有所讨论。1959年出版的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注释》阿合马（Acmat）条注释说：
正如牟里所说，很难否认拉施特的Kau finjan是高和尚，但高和尚并不是平章（fin jan即pingchang），而且无从证明，他曾对围攻襄阳有所作为。（注：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10.Acmat条。1959,Paris。）
1971年，英国学者波义尔（A.Boyle）出版《史集》的《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诸纪英译本，在忽必烈汗纪gau finjan一词下加注说：
在中国史料里，他出现为高和尚（kao Ho chang）即高姓佛僧，他的官职是平章（ping—chang）即相“vizier”，应无问题。然而， 他只被记述为反对阿合马密谋的参与者，与襄阳的围攻全无联系。（注：J.A.Boyle: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p.289.注 199.1971.NewYork。）
1985年出版的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俄译本的中文本，gau finjan译为高平章。1992年出版周良霄译波义尔英译本的中文本，也译为高平章（注：波义尔英译，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355页。）。两中译本对“高平章”一名均无注释。
关于这个令人困惑的gau平章，我以为他并不是高平章，更不会是高和尚，而是赵（jan）平章，即中书平章政事赵璧。 因为前举《史集》有关此人的五项记事中的前四项，都与赵璧的事迹相合。下面逐项作一些研讨。
一、赵璧，《元史》卷一五九有传。怀仁人。忽必烈即位前召见，呼为“秀才”，史称“宠遇无与为比”。曾受命驰聘汉人王鹗等名士。又以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等儒学经义，为忽必烈讲说。宪宗即位之二年荐为河南经略使。九年随忽必烈南伐，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立燕京行中书省，为平章政事，见王恽《中堂事记》（注：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后设中书省，仍为平章政事。中统二年（1261年）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管领诸军。次年馈军粮，助平李璮之乱。见《元史》本传。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改任枢密副使，见《元史·世祖纪》。阿合马于中统三年领中书左右部。至元元年（1264年）十一月（《元史》本传误作八月）拜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立尚书省，为平章尚书省事。具见《元史·世祖纪》。至元初年，两人同在中书，同为平章政事。
二、赵璧是忽必烈即位前较早信用的汉人儒臣，因通蒙古语而倍受宠遇。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二有“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内称：“及见世祖皇帝於藩邸，独以儒士见目。是时国言，语未尽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经传之学也。自公始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二《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翻刻元本。）元初汉人儒臣多经赵璧招聘或推荐而入仕元朝。赵璧在汉人儒臣中最为贵显，处于前驱和领袖的地位。《元史·赵璧传》还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宪宗即位，召璧问曰：天下何如而治？对曰：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宪宗不悦。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一日，断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请于帝曰，此先朝赐臣印也。今陛下登极，将用此旧印，抑易以新者耶？时璧侍旁，质之曰：用汝与否，取自圣裁，汝乃敢以印为请耶？夺其印，置帝前。帝为默然久之。既而曰，朕亦不能为此也。自是，牙老瓦赤不复用。
赵璧在宪宗即位之初已被信用。《元史·宪宗纪》载宪宗即位之元年，“命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遣“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剌瓦赤……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牙剌瓦赤即前引《元史·赵璧传》之牙老瓦赤，西域忽里谟斯人。自成吉思汗时来降，历仕三朝，宪宗时行省燕京，管领中原汉地财赋。赵璧向宪宗陈言，请诛近侍，即指射其人。这段记事说明，赵璧作为汉人儒臣的显宦，对待管理财赋的色目官员，历来坚持反对的立场。
忽必烈即位后，赵璧任燕京行省平章政事，又任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初年，与管领财赋刻剥无度的阿合马同任中书平章。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汉文史籍无多记录。但至元四年赵璧调离中书，改任枢密副使，则有文献可征。元张之翰《西岩集》卷十九有“大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公神道碑铭”，系为赵璧而作（注：张之翰：《西岩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此书仅见四库本传世，译名均经窜改，如阿术改阿珠，引文复原。），内称赵璧于中统元年立中书省时拜平章政事。至元元年（1264年）定制，加荣禄大夫。四年，改中奉大夫枢密副使。案元制，荣禄大夫、中书平章为正二品。中奉大夫和枢密副使都是从二品。赵璧改任，实为贬降。所以，碑文说：“四年，改中奉大夫枢密副使，舆情为公郁，公处之甚安，其明达有如此者。”铭文又有“副枢曷衍，安于左迁”，意即赵璧何罪而致贬降，是为他鸣不平。但左迁的原因，碑铭仍避而不谈，似有意隐讳。至元以来的数年间，赵璧并无重大过犯见于记载（注：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四月，“赵璧以军储事被谴”，月末即复职。至元以后，未见过犯记录。）。此中委曲，只可从当时汉回官员相互排挤的背景中去寻求线索。
拉施特《史集》记阿合马为相，遭到同在相位的gau平章嫉妒。gau平章与一批汉官谋逐（俄译本作除掉，英译本作谋害attempt on life）阿合马，因被阿合马告发，被迫弃官出走。此事如是出于阿合马为排斥汉官而无端诬告，是可能的。此gau平章确曾与其他汉官谋逐阿合马，也是可能的。《史集》又记gau平章向朝廷使者说：“我任何罪也没有犯。我和异密阿合马之间有仇，彼此怀有恶意。”这正好为神道碑铭“副枢曷衍，安于左迁”作了注释。因为即使确曾谋逐阿合马，也可解释为忠于朝廷，而不能就算犯罪。至元初年与阿合马同在中书，同为平章政事的汉臣还有宋子贞。至元三年（1266年）正月受命，当年十一月因年老辞退。《元史》宋子贞传载，辞官归里后，“特敕中书凡有大事即其家访问”，并非有过免官。《史集》作记因谋逐阿合马不成而离职的平章，显然不会是宋子贞而只能是赵璧。汉文文献的有关记事，足以证明gau平章即赵平章。《史集》所记gau平章被黜的原委，则为汉籍讳言的疑问，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三、研究者最为困惑的gau平章围攻襄阳一事，也只有从赵璧的事迹中得到印证。
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命宋降将刘整与阿术同为都元帅，大举攻襄阳。六年正月又命枢密副使史天泽往襄阳督师。前引张之翰《赵璧神道碑》称：“六年，宋荆湖制置吕文德遣人约降，诏以公（赵璧）驰驿鹿门山，与都元帅阿珠（术）议可否。”吕文德，《宋史·度宗纪》作“京湖制置使”，遣使约降事，不见其他记载，事有可疑。其弟吕文焕时任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曾遣使至史天泽营中劳军。《元史·赵璧传》记此事改为：“宋守臣有遣间使约降者，帝命璧诣鹿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赵璧奉诏密议招降，非正式奉使，《元史》本纪不载。赵璧至军营，曾参与指挥作战。神道碑铭记述较详，摘录如下：
俄同行帅府[事]，我军围襄樊，宋大将夏贵领兵五万溯流来援，适阿珠（术）卧疾……公防贵夜入……抚循诸军，衣不解带七昼夜。忽月下望，贵船欲东。公领单骑出鹿门山，行深林汙沟一舍许，后兵方至，伏道左，夺舟五。呼声大作。南军随走。使人袭贵，贵振慑不敢动。诘朝，阿珠（术）率诸将追骑兵。公率水军万户解汝楫追舟师，及虎尾洲。合战。贵仅脱，士卒死者十六七。获战舰五十一，生擒将士三百余人。其智勇有如此者。
一，生擒将士三百余人。其智勇有如此者。
此事《元史·世祖纪》系于至元六年七月，云“宋将夏贵率兵船三千至鹿门山，万户解汝楫、李庭率舟师败之，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船五十艘。”解汝楫为水军万户，亲自领兵克敌，当居首功，故载在《实录》，为《元史》本纪所本。本纪记事不及赵璧，但赵璧参与指挥事，不容怀疑。虞集《道园类稿》载有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五月，国史院、礼部、太常寺会议改谥赵璧的《谥议》，内有“与平济南李璮之乱，败宋夏贵之兵”语。《谥议》言必有据，不容虚构，可信确有其事无疑。赵璧于至元六年十月奉诏回朝，晋阶一级，加授资政大夫、中书左丞、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当是作战有功，晋阶起用。
元军围攻襄阳之战，前后五年有余。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宋守将吕文焕投降，已是赵璧回朝三年多之后。《史集》将炮攻襄阳以至伯颜灭宋等事都联在一起，混为一事，显然是将有关的传闻，率意牵合铺衍，是不需置辩的。
综考有关文献的记事，曾任中书平章政事，与阿合马交恶，又参与襄阳之战的官员，非赵璧莫属。《史集》的gau平章只能是赵平章，就更加清楚了。
四、赵璧奉诏行东京省事，是因为高丽权臣林衍擅废王禃，另立王淐。忽必烈命头辇哥（木华黎曾孙，袭王爵）领兵往高丽，赵璧行省事，诏令王禃复位。至元七年六月，头辇哥军至高丽旧京，护送王禃复位。林衍病死，子惟茂被杀。事详《元史·高丽传》及郑麟趾《高丽史·元宗世家》。前引赵璧《谥议》“败宋夏贵之兵”句下“定高丽废立之变”，即指此事。《元史·世祖纪》至元八年二月，“以中书左丞、东京等路行尚书省事赵璧为中书右丞”。九年十月又晋赵璧为平章政事，恢复了当年的职位。张之翰撰《赵璧神道碑》记：“寻迁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这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阿合马仍为中书平章政事，见《元史·世祖纪》。所谓“同列非其人”系指阿合马无疑。两人旧怨既深，再度同列中书，在汉回官员互相排斥的局面中，不能和睦相处是必然的。
《史集》记襄阳战后gau平章事，略谓：“当他来见至尊之时，被特别授予了奖赏，任命他担任原来的平章之职，并且成了异密阿合马的共事者”。又说：“gau 平章在发生的事件之后又和他一起共事了九年，并且照旧敌视和嫉妒。九年之后，他又一次着手谋害异密阿合马。”（注：《史集》此处记事原有“异密阿合马光荣地履行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句。俄译本英译本同。案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在至元元年，至十九年被杀。自中统三年领中书左右部算起，也不足25年。疑波斯文传抄有误，节略不引。）
《史集》这里所记，gau平章在参与襄阳作战后，复任平章之职，与阿合马同在中书共事，并且依旧嫉视等等，与汉籍所记赵璧的行事完全相符，而且只有赵璧相符。阿合马被杀案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十七日，上距赵璧至元九年十月复为平章，约九年四月有余。《史集》称阿合马被谋害，在gau平章复仇职九年之后， 年代也是吻合的。
以上，分别考察了《史集》关于gau平章的四项记事，都与赵璧的行止相符。汉籍记事足以证明，《史集》的gau平章即赵平章。《史集》记事则为汉籍讳言的赵璧与阿合马的一段纠葛提供了信息。赵璧早在忽必烈即位前“宠遇无与伦比”，蒙汉兼通，允文允武。中统建元，首任平章政事，此后屡预要务，具见《元史》本传。至元四年，突遭左迁。此后数年间，汉籍不再见他参预军国大事的记录，“宠遇”变成了冷遇。此中缘由，汉文文献无征，《史集》的记事却正好作了回答。由此也可知，元朝建国之初，汉回二相即有如水火，互不相容。王著杀阿合马案实为多年积聚的矛盾的爆发，并非出于偶然。
jan与gau声母不同，是否传闻音转，还是波斯文传抄有误，难以确指。但gau必是jan之误写，应无疑问。问题在于，赵璧死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七月，王著杀阿合马已是赵璧去世约6年之后。《史集》第5项记事，显然有误。
《史集》此项记事的错误之一，是将赵璧与张易误混为一人。
《史集》记此事的大旨是：gau平章复任平章9年之后“他又一次着手谋害异密阿合马”。“有一个汉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神灵附身和有言必验的人”，gau平章“同他商量，怎样才能除掉阿合马”。“放出消息说，真金来了，当异密阿合马出迎时，就把他杀掉”。《史集》这段纪事，与汉籍所见大体相符。所称“神灵附身”的汉人自是汉籍所称行秘术的高和尚无疑。所记gau平章应是张平章张易。汉人文献对张易参与此案，多有迴护。《元史》张九思传说他是“应变不审”，阿合马传说是“莫察其伪”。但下列史实足以说明，他实是王著、高和尚的同谋或主谋。
一、《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七年“二月乙亥，张易言：高和尚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命和礼霍孙将兵与高和尚同赴北边。”又《国朝名臣事略》卷十一《赵良弼传》引姚燧撰庙碑称，赵良弼曾向张易进言：“比闻誉僧善役鬼神，试每有征者于上前，大臣可[以]巫事君耶，罪且相及。”高和尚的见用系由张易推荐，可见二人早已结交甚密。
二、《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三月：“壬午诛王著、张易、高和尚于市，皆醢之，余党悉伏诛。”本纪此条当出《实录》，系据当时的诏旨。王著手杀阿合马，挺身出首，自是“元凶”。张易同列为首犯，并遭显戮。他在此案中之地位，十分明显。
三、《元史·王思廉传》：“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问曰：张易反，若知之否？”又问“且张易所为，张仲谦知之否？”可见忽必烈原已认定此案是“张易反”，并进而怀疑到张仲谦等汉臣。
四、《元史·高觿传》记此案发生时情形，说：“顷之，枢密副使张易亦领兵驻宫外。觿问：果何为？易曰：夜后当自见。觿固问，乃附耳语曰，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此情节又见虞集《道园类稿》所载《高庄僖公神道碑》，作“枢密院副使张易以兵来”（注：四部丛刊影印明景泰翻刻元本《道园学古录》卷一七《高鲁公神道碑》，此句作“张易以兵”，脱“来”字。四部备要排印校本，校改为“张易与兵”，系误校，不可取。）。据此记事，张易早已预知其谋，并且亲自领兵发难，其事甚彰。
五、《国朝文类》卷四收录王恽《义侠行》，直书其事，颂王著为义侠。有句云：“午年辰月丁丑夜，汉允策秘通神谋”。“汉允”系用王允诛董卓事以喻张易。可见当时的汉人也明知此事出于张易的秘谋（注：引文据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本《国朝文类》。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刊本王恽《秋涧集》所收此诗，“汉允”误作“汉元”。台北影印明修补本同误。）。
张易与王著、高和尚同时处死，上距阿合马被杀，时仅5日。 忽必烈返回大都，匆匆了结此案。前引姚燧撰《赵良弼庙碑》称张易“坐擅发卫兵以醢”，这可能是当时处死时的正式罪名。擅发卫兵罪已足以处死，不再继续追查谋划过程，以免涉及过多的知情官员，引起局势的不安。此案处理过程中，汉人官员如王思廉张九思等曾为张易进言，曲为迴护。事件过后，汉人文臣多讳言其事，以避嫌疑。张易得罪处死，更无行状家传或碑铭墓志传世。明初修《元史》，不为张易立传（注：唐长孺有《补元史张易传》，刊于《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但综考有关文献纪录，仍可约略得知他的主要经历。《元史·郭守敬传》称“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於州（邢州）西紫金山”，是世祖藩邸的旧臣。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省官四员，丞相祃祃、平章政事王文统、赵璧，“参知政事张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次年五月，为中书右丞。《元史·世祖纪》：至元三年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为使。张易同知国用使司事。七年正月，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张易同平章尚书省事。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阿合马、张易“并中书平章政事”。同年十月，又为枢密副使。十三年三月兼知秘书监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八年十月壬子条见：“以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张易兼领秘书监、太史院、司天台事。”张易自至元九年与阿合马并为中书平章政事，又为副枢兼领文职，是朝中握有文武大权的重臣，也是可与阿合马匹敌的汉官领袖。王著杀阿合马案之所以震动中外，不仅因为阿合马是当权十余年的回回权相，也还因为发难者是与他地位相当、权势显赫的汉人权臣。
比较一下赵璧与张易的经历，有多处相似乃至相同。两人都是忽必烈倚任的职兼文武的重臣，权位大体相当，又都曾任中书平章政事、枢密副使，都曾与阿合马同在中书共事，并且都是阿合马的反对派。赵与张、璧与易，汉语读音相近，传入波斯，极易相混。不过，《史集》的误记并不是出于音写的失误，而是以讹传讹，误认为谋杀阿合马的平章就是当年的赵（gau）平章。把张易当成了赵璧。
《史集》的另一个错误，是误以为gau平章是“伪太子”。
《史集》记阿合马被杀情节：“gau平章坐上了一乘轿子”，“报告说真金来了”，“夜间，他们带着灯笼火炬，象君主们通常那样来到了。当他们临近宫殿时，异密阿合马出去献杯，他就被捉住杀了。”
这段记事显然认为，是gau平章伪装成太子真金。但据汉籍记事，伪装太子真金的人应是善于装神弄鬼的高和尚。《元史·阿合马传》记王著与高和尚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虞集《道园类稿·张忠献公神道碑》称：“妖僧高菩萨、千户王著乘人心之不与，构变，图杀之。……伪为仪服器仗，矫称皇太子，夜扣健德门。”同书《高庄僖公神道碑》称：“是时左相阿合马以聚敛专政，有盗因上下人心之不与，诈称皇太子而残杀之。”平乱之后，“获王著，问得贼状，盖假太子名以贼杀左相等也，而首贼高菩萨已逸去。”高菩萨即高和尚，与王著、张易并列为首犯处死，显然是因为他伪装太子作案，而不是因为施行了甚么法术。所以，自牟里、伯希和以来的研究者多认为《史集》的gau平章即是高和尚。
但《史集》没有把gau平章与高和尚混为一人，并且区分得很清楚。《史集》记事说：“有一个汉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神灵附身和有言必验的人，他在帐殿中以其功绩和虔诚闻名。有一次，他假装有病，派了自己的一些穆尔（门徒）去向异密们报告说，我要死了，过四十天后复活。接着就有人来告，说他已死了。于是，异密们就派了人去调查。他象死人一样躺在家中，他的孩子们则号啕痛哭。人们都认为他真死了。过了四十天，他出来了，并且放出消息说，他复活了。”《元史·阿合马传》记此事说：“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史集》记此人自称“神灵附身”和诈称死等事，都可在汉籍中得到印证，可见对高和尚其人其事，传闻有据，虽然没有写明他的姓氏。《史集》记gau平章“同他商量，怎样才能除掉异密阿合马”，足证《史集》作者明白知道gau平章与弄法术的汉人是两个人，而并没有混为一人。
《史集》的错误，既不是把平章当成了和尚，也不是把和尚当成了平章，而是误以为伪装太子的人即是gau平章本人。这也不是出于记述的失误，而是基于当时汉地色目群体中的误传。这可从马可波罗的记事中得到佐证。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此事是由一个汉人军官Vauchu伪装太子真金，召见阿合马，被Ceuchu杀死。Ceuchu是千户王著，Vauchu即万户张易，也就是《史集》中的平章（注：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84重章，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3—167页。牟里（A.C.Moule）伯希和（P.Pellilot）校译本《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world》第85节。参阅拙作《马可波罗所记阿合马案中的Ceuchu Vauchu》，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此案在色目群体中显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马可波罗甚至记为各地汉人要杀尽所有的色目人。但色目群体中对此案的传闻，大概只知道是汉人万户为首，诈称太子作案，遂误传为万户伪装太子。据《元史》有关记事，高和尚在乱中逃走，后在高梁河被捕。张易在案发后被逮处死。《史集》记伪装太子的gau平章，在乱中被当场射死。马可波罗书也称伪装太子的万房当场被射死。可证两书出于同一误传。《史集》记此事只提到gau 平章和不指名的高和尚，没有说到手杀阿合马的王著。马可波罗书只提到千户与万户，而没有说到高和尚其人。两书记事详略不同，但所记伪装太子的平章或万户均指张易，是没有疑问的。
拉施特《史集》是14世纪初在蒙古伊利汗国编纂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著作。晚清时洪钧采用本书第一卷的贝烈津俄译本，编入《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者才知道波斯有这样一部重要史籍。19世纪中叶以来，法、俄、英等国学者，相继对本书的波斯文诸版本，作了繁重的校勘和翻译工作，为本书的研究、利用作出重大的贡献。近年来，本书第一部第一、二、三卷的俄译本和第二卷英译本的中文译本出版，更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便利。本书的编纂有波斯的蒙古文献可据，所记蒙古早期部落状况，蒙古国时期的史事、制度以及伊利汗国史事，多为汉籍所不载。关于元朝初年的记事，也可补汉籍之不足。不过，本书记汉地事往往来自传闻，难得准确，有时真伪杂糅，需要严格地辨析。著者作为伊利汗国的穆斯林史家，记述元代回回或色目事，所持观点往往与汉籍明显不同，也需要研究者鉴别、比勘。本文只是就《史集》有关阿合马案记事的若干疑难之点，试加诠释，希望能为元初政治之研究和《史集》的译注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不当之处，尚待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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