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钢[1]2001年在《全球化趋势认识误区的理性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热门话题，它已深深触及人们生活的许多领域和层面，成了每一个人都能亲身感知到的客观实在。学术界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全球化作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与界定，但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宽泛性，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导致我国不少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全球化”趋势产生一些认识误区：有的人认为全球化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促成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形成世界政府，消解全球性矛盾，制约和消灭战争，并最终达到世界大同；有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中心，以东方为边缘的“中心－边缘”体系；有的人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更深地挑战在于“无国界的经济”正淡化一些人的国家概念，国家对内最高管理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制约，于是形成“国家主权无能”论；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是它们设置的“陷阱”，如果我们加入全球化就会冲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本文针对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全球化趋势产生的一些认识误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些认识误区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其原因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西化”、“分化”的思想渗透，致使一些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认识误区；一些人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一些人不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一些人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和全球观。在对策探讨中，从论证全球化趋势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一致性入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全球化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只有融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张瑞玺[2]2016年在《利率监管的法治逻辑》文中认为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传统研究范式基于利率之借贷资金价格属性单一认知的逻辑起点,只能推衍出全盘否定政府干预的利率自由化的正当性,从而使利率监管遭遇了根源于利率本体属性片面认识上的逻辑疑难。该逻辑疑难同时也是导致我国将利率扭曲全部归咎于利率管制的根本动因。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使市场机制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补正对利率本体属性单一认知的逻辑缺陷,实现利率监管在利率本体属性上的逻辑自洽,不仅是引导市场主体正确认识利率监管的理论基石,而且是以法治的逻辑及时回应利率市场化图景中是否仍然需要对利率进行监管以及如何进行监管的时代命题。借助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论文提出了利率的社会性概念:通过发挥金融杠杆功能,利率具有引导借贷资本配置方向,从而参与到宏观和微观经济生活之中影响整体社会生态的外在倾向和内在属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利率的二重性概念:嵌入利率本体之中的价格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合。通过阐释利率二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利率社会性规定了利率价格属性发挥作用的限度,利率的价格属性也预设了利率社会性发挥作用的边界,以及这种辩证关系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权力——权利”及“权利——权利”之法治关系的逻辑接洽,揭示出法律对借贷利率进行限制反映了利率社会性的内在要求,而市场主体在关涉借贷利率上的意思自治要求反映了利率价格属性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利率二重性矛盾运动的内在机理,既决定了利率视域内“权力——权利”及“权利——权利”博弈关系趋向一般均衡的规律性,又回应了利率水平应当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保持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常识,同时证成了利率监管在法哲学上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补正了基于利率价格属性单一认知而使利率监管遭遇逻辑疑难的逻辑缺陷,为人们正确认识利率监管打开了新的理论视窗。同时,论文探讨了利率所涵摄的公平、效率、自由及安全价值维度,指出利率二重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和利率所涵摄的四种价值维度的辩证关系,内在地统一于维护“权力——权利”“权利——权利”均衡博弈及保障社会合作体系稳健运行的法律规则要求之上。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尽可能系统地论述了利率监管的基本理念。为了增强利率监管的操作性,避免传统管制模式的弊端,论文在吸收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和阐释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概念,指出利率在法律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解至少应当满足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在横向关系上能够契合利息始终来源于利润的经济常识和一般生活经验法则,从而满足利率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其二,在纵向关系上能够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借贷资金供求状况、风险溢价等参数保持相对均衡,从而满足利率价格属性的内在要求。同时,立足于智能资本的高度稀缺性及其对提升社会合作体系整体效能的巨大作用,提出一般均衡利率区间还应当设置主要适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例外情形,以“为天才之火添加一捆利率之薪”。此外,还指出法律应当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遏制其通过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差攫取超额合作剩余的负外部性金融创新行为。围绕为金融资本服务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提供利率激励的思路,在提出和阐释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通过行政法、民法及刑法手段对利率进行监管的法治进路,尤其着重讨论了通过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权能定位实现利率监管透明化操作的具体路径,以及各种利率监管主体之间的权能配置与协调。除导论外,论文主体共四章。导论部分。通过对“法治逻辑”一词内涵的阐释,在明晰论文研究对象为利率监管的基础上,对利率监管及其关涉概念提前界定:(1)“利率自由”与“利率管理”在语义学上是一组位序并列、意涵对立的概念。“利率自由”意指借贷契约当事人享有完全基于意思自治而约定利率标准的合法权利,“利率管理”主要指中央银行对利率水平的设定、调整和限制权力和对利率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等行政规制,以及司法机关对市场主体利率违规行为的司法规制。(2)“利率管制”与“利率监管”是一组位序并列、意涵相对的概念,二者同属“利率管理”的下位概念。“利率管制”是以直接干预利率水平为主导方式的利率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调控和司法机关对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制。“利率监管”是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的利率管理模式,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对市场利率的间接调控及司法机关对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制。(3)“利率市场化”涵括了利率管理范式从以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向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方式的变迁过程,但并不是政府对市场利率完全放任不管的“利率自由化”。在利率监管模式下,政府调节利率的实现方式以间接干预为主导,更加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为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释放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同时保留了对畸高利率借贷行为的直接规制。第一章,“利率监管:一个期求逻辑自洽的时代命题”。主要是通过考察利率监管及其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源流与嬗变,阐释利率监管和利率市场化的共生关系及其历史逻辑,指出纯粹基于利率之价格属性的利率自由化观点和历史经验法则、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及利息始终来源于利润的经济学常识之间的深层矛盾,揭示出论文的核心问题——基于利率价格属性的单一认知,仅能从理论上实现利率自由的逻辑自洽,因而难以避免地会使利率监管遭遇利率本体属性上的逻辑疑难。并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率管制法规的规范分析,及其实施效果的实践检视,指出该逻辑疑难也是导致理论界对中国当前利率扭曲问题产生归因误区的根本动因,以及引发人们对高利借贷行为应当归罪与否争论难决的深层动因。第二章,“利率监管逻辑起点补正:基于对利率属性的分析”。首先引入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通过将市场要素资源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一般人力资本和智能资本四种形态,相应地将参与社会合作体系的市场主体划分为自然资本权利主体、货币资本权利主体、一般人力资本权利主体和智能资本权利主体,假定上述四类市场主体完全回归到“无知之幕”笼罩之下的“原初状态”,为缔结加入社会合作体系并公平分配合作剩余的社会契约而展开谈判。由于在合作剩余总量一定的条件下,金融资本权利主体借助利率工具分割合作剩余份额的多少,不仅与其他各型资本权利主体利害攸关,而且与实现合作剩余所必须依靠的社会合作体系能否组织起来并稳健运行密切相关,从而为发现及设定一般均衡利率区间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进而为探索建立能够有效防范利率畸高或畸低而导致社会合作体系效率损失的利率监管法治进路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同时为采用建构主义分析方法深入考察利率的本体属性提供了研究路径。随之阐释利率畸高或畸低,必然会对各种形态资本权利主体的应得合作剩余份额产生显见或潜在地影响,即影响不同形态资本主体之权利实现的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从而使社会合作体系蒙受不必要的风险。最后提出和论述了利率社会性概念与利率二重性概念,证成了利率监管在法哲学上的正当性,从根本上补正了基于利率价格属性单一认知所产生的逻辑缺陷,为正确认识利率监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对利率所涵摄的公平、效率、自由、安全价值维度及其与利率二重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第叁章:“利率监管的基本理念:关注整体合作效能的思维机制”。借助社会合作体系分析框架,以利率二重性辩证关系及利率的价值涵摄为基础,提出并尽可能系统地论述了利率监管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实质正义理念、社会本位理念、多维均衡理念、差别对待理念及风险防控理念,试图从理念层面建构一套统筹兼顾的“思维机制”,以回应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应当以何种主导思想对利率实施监管,同时避免构成不当干预。第四章:“利率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化建构”。本章内容主要是利率二重性理论观点和利率监管基本理念在法律制度建构中的具体化。首先提出和讨论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的概念和设置原则。接着提出将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作为利率监管核心工具,围绕激励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讨论了利率监管的法律制度建构设想:其一,在行政法维度,依法授予中央银行对基础利率的设定和调节权以及对市场化利率水平的监测权,强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对利率违规行为的检查权与处罚权,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利率监管职能,同时建立“一行叁会”与国家统计机关、审计机关、司法机关及地方金融机构的利率监测信息共享及沟通机制。在赋予货币政策委员会基础利率设定与调节权的前提下,通过改革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投票规则、信息披露机制等,实现利率监管的透明化操作。其二,在民法维度,以将本金之外的各种手续费均纳入利率计算范围为前提,明确年化利率超出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上限的借贷行为均属违法行为,借款人对放贷人违法收取的利息享有追偿权。其叁,在刑法维度,及时更新将刑法谦抑性片面地理解为从立法上限缩“犯罪圈”的陈旧观点,从社会实践需要和刑法的社会治理功能出发,及时设置高利借贷罪,明确超过一般均衡利率区间上限利率2倍的借贷行为均构成犯罪。同时设置除外条款,将科技创新领域及特殊情形下的超短期高利借贷行为作为例外情形。并通过探讨英国长期限制高利借贷行为的历史作用,指出对高利借贷行为的严格规制,从长期看是有利于科技创新、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符合经济规律要求和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政府公共服务内容。最后,对利率监管法规与相关经济法规的统筹协调进行了尽可能深入地讨论。
黄海[3]2015年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不仅是高等学校,而且也是整个社会都在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一直以来,针对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实践就从未松懈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创新方案,但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效却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之中,不但有教育体制方面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客观因素,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也同样面临着改革的困境。现行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存在着诸多不能适应新的教育需求的地方。在充分认识变化和冲突的世界,深刻理解教育主体自主需求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本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逻辑主线,从分析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和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入手,研究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在此基础上探析了二者融合的新维度,提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索中国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改革之路,或者说,探索中国大学生德育的通识教育转型之路,顺应了高等教育全球化语境下,实现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时代诉求,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大德育"的发展思路,理应成为今后中国高校德育发展的观念共识与理想之境。论文研究思路如下:第一,在综述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识教育的兴起及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梳理了通识教育的谱系,探讨了通识教育兴起的动因,论证了中国通识教育的态势。第二,剖析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新问题。回溯了中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嬗变,分析审思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在目标、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论证了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旨归。第叁,探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维度。辨析了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整体关系,指出了中国高校通识教育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关系现状与趋势,并从教育逻辑一致与教育功能互补的学理依据分析入手,提出了"融合关系"是处理二者关系的应然选择。第四,探究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维度。揭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详细探讨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道德价值观教育,论证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的方法、内容和形式。最后,指出了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路径构想。从思想道德教育的个体心理机制、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调控机制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互动机制等层面,论证了大学生个体与社会思想道德教育耦合机制建构路径;从改革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方式、优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丰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教学路径:从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模式、环境模式和互动模式等要素,论证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隐性路径。据此,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探讨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创新路径,既要坚持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方法,又要结合时代特点,充分梳理和选择经过社会历史筛选与检验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典,不断吸收通识教育的经验成果,探究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新方法与新路径,推广中国特色的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本文做出了一系列有益的理论探索,以期对解决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等具体实践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韩文明[4]2007年在《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叁农”问题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成为整个中国真正实现社会发展和迈向现代化的“瓶颈”。解决“叁农”问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并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走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必然选择。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及其导致的社会经济现象已经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由此形成的城镇化道路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中国模式的城镇化”。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是一个涵盖范围比较宽泛、内容复杂的课题,涉及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和人口学等诸多学科。本论文运用文献法、调查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实证分析法,从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农村城镇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的理性思考等几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课题研究在时间范围上,重点研究到2020年中国未来十几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城镇化发展。为了研究的历史延续性,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教训。空间范围上,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研究主题上,城镇化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本课题着重研究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问题,包括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认识和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的支撑条件。
刘立华[5]2014年在《教育自觉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成为了突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阈的局限，需要从“教育自觉”的视阈入手，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教育自觉”的概念是学界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概念中得到启发而采用的。“文化自觉”的核心是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化懂得反思，和域外文化取长补短，促进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同理，“教育自觉”也是自知之明，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反省、不断超越的过程，同时也是践行良知、勇气、智慧的自觉过程。“教育自觉”是有良知、勇气和智慧的教育主体对教育活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去履行符合教育规律、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教育教学活动的状态和过程。从“教育自觉”的视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规律的深刻理解或科学认识并按这种理解或科学认识自觉行动的状态和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决定了从“教育自觉”的视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要性。全球化对我国既是发展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融入全球化进程，但目前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些人仍然认为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根本威胁，认为全球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权威的主要威胁并对西方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界定不清晰、主体理论不自觉，就会导致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不自觉，因此，必须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理论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灌输本质上就是要牢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要看到，在现阶段，没有科学灌输就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否定科学灌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就会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趋向低效与无效。公开、公平、公正是赢得信仰和信任的根本，对于公开、公平、公正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会造成公信力的丧失，党内出现的消极腐败问题和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正在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不能尽如人意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就会出现主体不自信、对象不认可的情况，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就会继续无法彻底改观。“教育自觉”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问题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教育自觉”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法治铲除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重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教育自觉”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政府的教育自觉；学校塑造公正校园，实现学校的教育自觉；教师树立价值楷模，实现教师的教育自觉。“教育自觉”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是言行一致的身教示范法、单元民主法和形成合力法。同时，“教育自觉”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借鉴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与我国有相似文化背景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验，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觉与自觉体现的程度，不只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不自觉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而且会造成各种问题。“教育自觉”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通过发展人的需要、丰富人的本质和完善人的个性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人的自由个性，有助于实现时代的创新要求和提高人的创新素质。
张艳红[6]2009年在《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文中指出当下中国大众传媒不仅对自古以来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存在弱意识、不作为甚至推波助澜的态度,而且自身也在不同程度地传播性别歧视内容：强化、暗示女性的传统角色；将女性描画为公共领域的附属者、活跃于私人领域的主角、被看的审美客体。其客观效果是以“唯贤妻良母论”奴化女性受众、以女性视觉化或性对象化的“唯审美对象论”将女性予以商业化利用。广告、电视剧、新闻报道均不同程度涵有“女人味塑造=魅力女人”、“女强人=孤独、不幸福”、“美女=妖魔”等带有偏颇性质的思维强化。其主观意图是维护现有的男性中心秩序,一味迎合受众的故有思维,以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其客观效果是对大多数女性受众的奴化。当代中国女性传者也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被局限于所谓软新闻报道领域。近些年来,在战争、灾难、时政等所谓硬新闻领域涌现了一批知名的女新闻工作者,且因其其独创性、人文性、亲和性的作品风格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职业精神而声名大振,但却付出了多倍于男性的代价、顶住多倍来自家庭内外的压力或偏见,更不能抹煞女性传者整体上的非主流、边缘化趋势；广播电视领域里女性似乎有独领风骚的趋势。在传媒市场竞争白热化甚至全球化的严峻现实面前,一部分传煤女性却以“无奈、清醒、暖昧的被看者”被传媒机构商业化利用。娱乐节目女主持人的“低龄化、美貌化、愚乐化”现象,知名女记者的女性身份、美丽外表被传媒过多炒作而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被忽略的“媒体宝贝”现象,虽有“足情达趣乃人的天性”、“受众是上帝”、“内容为王”、“趋利性是市场经济的特质”等诸多解释与说辞,但大众传媒追求经济效益、牺牲社会效益,但在担当引领受众审美趣味的社会职责方面,存有不足；相对于传媒领域男性决策者的人数比例,女性传者进入决策层的比例偏低。少数能够进入传媒决策层的女性担任副职的居多,担任正职的女性大多秉持职业人思维,无力(或不能)专门张扬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当下中国大众传媒意识到传媒经济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经营运作日益商业化；被注意的信息才是有价值的信息,将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竞争中吸引受众眼球的制胜秘诀；受众被投其所好的程度与其接近、亲近大众传媒的可能性成正比,而中国受众的媒介素养和性别敏感意识不容乐观。二是“传媒女性更适宜于软新闻或私人话题”的领域划分、传媒决策层男性化,女性传者面对性别歧视存在无语或失语现象；男性传播者及决策层的社会性别意识普遍较弱。叁是女性受众对冲破男权中心的传媒秩序,多持无为心态；作为消费者,权利意识不强。四是当代中国女性(女性受众、女性传者)的群体意识较弱,彼此之间缺少呼应、支持与形成群体力量的强烈意识。六是对大众传媒的社会监测尚显不足,公众的媒介素养整体水平参差不齐。性别意识是文化规范的产物；当代大众传媒操纵其传播内容、语言模式和传播过程,最终达到操控社会文化规范的目的；大众传媒由于其公共性与影响力,具有建构性别模式的功能。大众传媒淡漠、推波助澜于性别歧视是一种带有全球性、流行性的传媒病态,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遭到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强烈批判,逐渐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独特视角；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媒介批评领域。随着传媒科技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因特网在中国的兴起,大众传媒影响受众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深度和广度不容小视；其巨大影响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大众传媒既可以张扬真善美,注重其“社会效果”,也可能在受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众需求日益难以迎合的不良生态环境下,牺牲社会效益而趋经济效益,或以经济效益损害社会效益。新闻传播学理论中的“既要注重经济效果,又要注重社会效果”之完美主义诉求常常在当下传媒现实生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是大众传媒业内、业外均已意识到的世界性的通病。媒介批评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大众传媒机构(包括传者、受众、传媒作品等等)、传媒领域不良现象的“啄木鸟”或“鉴赏者”,除了欣赏其中值得推介、彰显的优胜者、宝贵经验或优良作品,主要在于发现、警示、矫正传播过程中的病态现象,张扬、彰显一种既能体现大众传播专业主义倾向又能推促人类和谐的人文主义诉求。概言之,监督大众传媒、针对大众传媒的病态现象提出预警或治疗方案。媒介批评的学术理论框架与思维视角是多样的。批判大众传媒的文化工业化、去个性化是法兰克福学派予以媒介批评的主旨要意；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是较为常见的媒介批评理论模式。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性别歧视或贬抑女性合法权益为宗旨之一的女性主义视角,是一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这是本文进行媒介批评的理论模式和立论点。作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政治思潮、理论思潮、批评方法的女性主义,其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其日益发展与学科化建立,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第一、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以及直接得益于第叁世界妇女提出诉求的第叁次女权运动的推促,发展于关于女权运动的反思、总结与学科化研究,兴盛于全球化浪潮的推促与文化多元理论的支持,具体于女性主义理论的跨学科趋势与多元化的边缘学科的建立；女性主义不仅在全世界扩展与深入,而且已渗入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其观点与方法被逐步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成为最具有解构意识和批判精神的媒介批评,推进了其自身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重进步,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应运而生。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涉及的概念主要包括：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传者与受众、女新闻工作者、女作家与女导演；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意识与性别敏感、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个别访问、问卷调查、网上调查。其中,“女性主义”意指“支持男女平等的法律、政治主张或学术思想”,侧重于批判男性霸权,后又增加了“注重自我反思与批判、女性主体意识与女性独特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普遍将“女权主义”译为“女性主义”。鉴于中国妇女解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追求妇女合法权利的任重道远,以及女性主义(及其媒介批评)拷问性别权、政治权与话语权的“维权性”,本文仍在概念界定时介绍了“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社会性别意识”意指关于人的性别认知,来源于社会对性别意识的建构,社会性别虽然存在差异,但男、女应该平等；“性别敏感”指的是对包括传媒领域在内乃至全社会中对女性的性别成见、性别贬抑、性别歧视等诸多不平等现象保持高度清醒与理性解构的态度。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受众批判基于西方综合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及其传媒理论。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选择、剥离、分析、诠释、整合等细致环节,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西方批判学派的批判性视角,从中归结了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五个学派的受众批判理论,分别予以评析,并将之置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予以考量。共同点是以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追问女性权利”、“社会性别意识及性别敏感”为立论点,以批判大众传媒对女性受众的观念奴化、商业化利用为基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敢于颠覆“主流与边缘”、“精英与平民”的划分,从性别歧视中识别性别歧视,对性别歧视的传播内容做出逆反式解读,张扬“积极的受众论”,既注重解构又寻求建构的思维进路,带有一种乐观、空谷足响的意味；其余四个学派对大众传媒领域的性别歧视注重解构、轻建构,带有一丝悲观色彩。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体制中的东西方受众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正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进程中,所有西学东渐的理论都无法超越这一点。本文参阅、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受众理论,结合中国传媒生态的具体特点,深入观照中国“贬抑与放权相融的两性关系”、“女性传者与女性受众的群体意识比较薄弱”、“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隔漠于其他女性”、“中国的总体经济水平与广大普通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与观念困境”等不同于西方女性的情形,对西方女性主义受众理论予以中国化思考,以期能够理性矫正西方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理论在被译介、移植过程中的“准成熟状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者批判主要以中国女性传者为侧重点。其一,女性受众的解读权、女性主体权常被大众传媒漠视或损害；其解读心理、价值取向常被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地误导甚至是商业化利用。男性受众作为男性中心秩序的性别受益者,受到的性别利益损害少于或弱于女性受众(当然,男性受众也是广告内容的劝服对象和商业化对象)。其二,传者是传播过程的主体,女性受众能否摆脱来自大众传媒的性别歧视或性别利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身为女性、更易对性别歧视感同身受的性别移情的女性传者(这并非意味着抹煞一些男性传者为消解性别歧视所作的努力)。女性传者对性别群体利益受损的敏感度与深切度一般先于、高于男性传者,从事女性报道、从事女性主义传媒研究的,女性占绝对比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其叁,女性传者本身也是男性中心性别秩序的被强化者和受贬抑者。她们比一般的普通女性可能具有更高的性别敏感度或性别文化批判力,但她们至今未能摆脱男性中心的性别秩序和大众传媒领域的男性霸权。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传播内容批判,致力于揭露传播内容所含的性别歧视、贬抑或性别利用：媒介有意复制性别刻板印象；过度渲染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忽视其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贬低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妇女常被当作暴力受害者或作为有辱人格的色情形象出现在媒体中。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采用了文献分析、内容分析、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研究途径是个别访问、网上调查、问卷调查。主要侧重于受众调查,包括网民、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受众和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具有跨学科性、立体性、渐进性的特点,不仅有机整合了女性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而且以其深刻性、立体性指导着媒介批评的现实实践,既为女性主义找到了具有实践干预性和可操作性的现实途径,也为媒介批评找到一个独辟蹊径的思维视角；启示着女性主义在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实践领域的新增长点和延伸方向；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关涉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客观原因,使媒介批评避免陷入极端化、感性化、男女对立化等倾向,突破了当下中国学术界关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原有的理论范式,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大胆理念,引领着相关学术实践沿着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方向发展。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媒介批评理论,从实践层面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加强女性传者的自身素质和性别主体意识,加强女性传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受众媒介素养培训,建立传媒监测网络,从制度和法律层面遏制大众传媒贬抑、利用女性；呼吁女性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网络)来拓展反对性别歧视的空间与策略。本文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女性受众可以制约大众传媒传播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促使大众传媒均衡再现或塑造多元化的女性形象。其前提是要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和传媒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男性受众可以被争取、劝服成“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研究者；相关研究者应该走出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时走出隔漠、隔离、隔阂于各阶层女性的“象牙塔”,培养与男性传者、男性传媒决策层对话、沟通、谈判的“弹性意识”与“策略意识”,并通过其性别观念的转变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但也预料到这种假设在当下中国现实中被消解的可能性；女性新闻或涵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新闻应在新闻价值的考量范围之内；女性进入传媒决策层,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应是选拔德才兼备女性进入传媒决策层的重要标准；博客调查真实可靠。这种研究方法具有迅捷性、交互性、真实性等优点,“以假名说真话”是已被证实的博客特点。
田常清[7]2011年在《企业化背景下的出版价值追求》文中研究说明市场经济大潮的推进极大地活跃了出版产业,不仅为其实现做大做强做优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更使之迅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它也因其盲目性、自发性以及滞后性等先天不足而对出版的文化内涵和出版人的文化理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侵蚀和消解,使出版本应坚守的文化价值出现了偏离。出版的本质和灵魂是文化,出版企业和出版人不应该舍本逐末、见利忘义,而应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追求,切实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坚守文化本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全文凡五章,以出版价值追求为主要研究内容,借助多学科理论进行探讨,提出了出版价值追求的两大指向、出版价值追求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途径,进而阐述出版人的角色塑造及文化使命。第一章,主要综述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第二章,综合运用经济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的相关理论对“价值”进行不同空间视野的概念解析,并解释“出版”的含义及属性,进而尽可能科学地对“出版价值”这一关键主题展开论述。第叁章,对当代出版价值取向进行考察,研究几种主要取向的现实表现及影响,并对当下出版市场现状进行相应的实例分析。第四章,总结出版价值追求的两大指向、出版价值追求的基本内涵。同时,结合博弈论系统地提出了不同博弈状态下实现出版价值追求的不同途径。第五章,阐述了出版人的角色塑造和文化使命,得出出版人的本质角色是文化人角色的结论。
霍建国[8]2012年在《现代国家能力的政治哲学反思》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国家间的竞争取决于国家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使国家能力成为国家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核心议题。特别是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对现代国家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由此有必要对现代国家能力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国家能力的基本理论视域出发，透析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国家能力思想及当代诉求，通过反思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能力的困境，就现代国家能力构建及其建设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本文将现代国家作为国家能力的分析前提，明确国家能力理论内涵，并对统治型国家能力、管理型国家能力与服务型国家能力进行分析。其次，本文梳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国家能力思想，并从国家消亡到国家构建、暴力革命到国家发展、治理语境下的国家新角色叁个维度探讨了国家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当代诉求的现实可能性。再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能力的困境，即奉行消极国家观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削弱了国家能力，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后金融危机时代现代国家应以构建国家调控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国家创新能力与国家对外能力为主体架构。在现代国家能力建设问题上，明晰了国家能力建设面临的挑战、差异、作用与限度，并探讨了国家能力建设路径，即以公共理性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价值观照；以制度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的规范保障；以民主建设完善国家能力的实践方式；以伦理建设作为国家能力的道德化诉求；以社会化建设作为国家能力的发展趋势。最后，从当前中国现实出发，分析中国国家能力的现状，并以厘清国家能力的认识误区、提升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优化国家能力结构、构建国家能力提升机制为核心进行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对现代国家能力进行政治哲学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有利于拓展国家能力研究的政治哲学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内容，为现代国家能力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在现实层面上，有助于洞悉与把握现代国家的治理导向，有利于我国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并提升国家能力。
曲慧敏[9]2012年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经过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我国对文化走出去的日趋重视和不断探索，一直到近年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深度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正式提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信息化的宏阔时代环境和当代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经济社会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时代主题大的国内环境下，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既有着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思与机遇、中国经济崛起与和平发展和中国文化自觉文化复兴的特殊国内外背景，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全球化趋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第叁世界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形势，文化走出去成为我国维护文化安全的积极应对。第二，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中华文化走出去能够通过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抵消中国威胁论。第叁，在国际舞台上，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一旦落后，就意味着综合国力中无形的精神性要素等的缺失和不足。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助于赢得国际话语权和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以中华文化对世界的新贡献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第四，中华文化作为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东方文化形态的代表，可以弥补西方文化思维之不足，提供一种观察世界的东方视角，贡献东方文化智慧，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且海纳百川，包容创新，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中国历史上，除去人为造成的短暂的对外封闭外，中华文化一直与世界文化交相融合。古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积极推动和实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立足于古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积淀和建国后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实践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取得了较为显着的成效，也暴露出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和不足。整体上来看，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国际上还处于弱势，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不强，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比较片面甚至是刻板，走出去的文化内容缺少吸引力，大众媒介和经济贸易等多渠道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力量还比较弱，由文化失语、文化误读等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失衡，由话语权缺失、世界传播体系失衡等影响的中国传媒影响力弱，由文化产业弱、体制机制落后等引致的文化贸易逆差严重以及国际文化人才严重缺乏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步伐和效果。作为后发国家，积极借鉴美国、法国和韩国等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路：国力强大是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只有中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了，只有中国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个富强成熟的文明形象，中华文化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和欣赏；文化自强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文化清泉的涓涓流出归根到底还是依赖那源头的活水。一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文化特色，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最重要的文化条件；政府支持是文化走出去的保障；渠道多元是文化走出去的必然，特别要注意利用经济活动、文化产业和大众媒介传播等渠道来实现文化走出去。文化走出去既要注意对精英受众的影响，更要注重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中国当前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在以广播、影视、国际互联网、报刊为载体的大众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见解和政治态度”的社会里，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广泛复杂、更为直接和个人化。应当越来越重视文化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讲还是内容、渠道和模式的问题。最重要、最核心、最具生命力和最具价值的是中华文化的内容创新，也就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凝练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增强中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需要循序渐进、逐步积淀的过程，文化走出去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有战略意识和国家意志，明确战略主体、战略目标，针对文化走出去不同的传播内容、不同的目标对象制定不同的策略，采取正确的路径加以有效的传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家层面做好协调和统筹规划，充分调动政府和民间、国内和海外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国家的优势资源，把文化走出去战略与文化外交战略、教育人才战略等结合起来，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提高现代传播能力，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合力。要重视多渠道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经济传播渠道、大众媒介渠道、教育交流渠道、人际传播渠道等的作用，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空间。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把政府推动和企业市场化运作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的文化走出去运作模式，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新模式。要澄清思想误区，健康发展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体制，锻造走出去的生机和活力，培育文化品牌，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从而形成文化走出去的可持续力。文化走出去最根本的是要文化本身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要改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消除西方的误读和偏见，除了要改革文化体制，创新走出去的模式，拓展走出去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要全面把握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认知，坚持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和文化特色是走出去的信心所在，推动文化创新、理论创新，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坚持“和而不同，尊重差异”的文化胸襟，着眼于促进人类进步与文明，才能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文化的智慧。
姜俊和[10]2012年在《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课程知识作为教育知识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从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知识积淀中选择出来的为社会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服务的教育内容序列。学校教育的目标、方向以及人才培养的规格最终都将融于课程知识的实施过程之中，以课程知识价值的实现为基本实施路径。因此，课程知识承载着学校教育的理想与目标，是学校教育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然而，学校课程知识的选择与设计过程却并非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自然生成的过程，而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彰显社会的意识形态性特征，是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权力与利益的多重博弈的复杂过程。因此，呈现在学校课程知识框架之中的，具有价值转换与动态生成性特征的课程知识内容是一种具有价值赋予性特征的“法定知识”或“官方知识”，同时，学校课程知识的合法性变迁有着深厚的历史动因，是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选择什么知识、遵照谁的价值意愿来选择知识并形成学校课程的逻辑结构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域。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世界各国的教育实践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教育与课程改革运动，而中小学的课程成为大多数国家课程改革的突破口。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运动中，以美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实践最为引人注目。美国社会关于中小学课程知识问题的改革与探索历时之长、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美国中小学的课程知识改革实践已经成为各国教育界研究与学习的焦点。各国的研究者们都试图从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改革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从而对本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有效地理论与实践支持。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教育改革与研究背景，选取美国为对象国，以分析课程知识的合法性内涵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究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的解读，分析其改革的成效与代价，从而探究课程知识与构建课程知识的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关系，回答课程知识的合法性基于何种条件或前提才能实现效能的最大化等问题。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因素分析法等基本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和论证。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论文从阐述课程知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出发，探讨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改革的当下境遇，提出关于课程知识合法性问题研究的不足以及进行深入探究的必要性。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已有研究尚存在的缺欠，确立论文的研究起点。第二章——关于课程知识及其合法性的相关理论阐释。论文对课程知识、合法性以及课程知识的合法性等基础性概念做出正面的、清晰的厘定，澄清以往人们关于课程知识以及课程知识“合法性”所存在的几个认识误区。系统阐释了课程知识的特征与生成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建构性地提出审视课程知识“合法性”的基本视界和维度，主要包括：课程知识的合意识形态性；课程知识的合政治性；课程知识的合社会性；社会对“合法性”课程知识的认同程度等。为论文的系统展开提供了理论分析与探究的核心路线与基本思路。第叁章——考察并探究历史维度中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论文从分析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一历史时期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生成的权力主体、价值取向以及主要特征入手，分析社会政治统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对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价值赋予过程。探究这一历史时期影响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生成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美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最后，揭示这一历史时期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存在的问题。第四章——考察并分析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特征及其变化趋势。通过系统的材料分析与理论探究，论文指出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特征及其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性知识的消解，统治型课程知识的比例下降，课程知识形态的多元性突显，培养公民理性精神的课程知识增加，科学知识的上位；权力主体的多极性以及价值诉求的多元化等。在此基础上，论文详细论述了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境遇下的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在类型、结构以及教科书的编审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第五章——分析并研究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影响因素。论文指出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变迁有着深厚的历史动因，是特定时期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将美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作为探究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历程的一条核心主线，提出当代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合法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的变迁；社会公共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流行；国家教育职能的现代性变革等。第六章——反思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提出对我国中小学课程知识改革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结语——对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所呈现的核心观点进行总结，并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后续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趋势认识误区的理性思考[D]. 刘若钢.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利率监管的法治逻辑[D]. 张瑞玺. 西南政法大学. 2016
[3]. 通识教育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研究[D]. 黄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5
[4]. 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D]. 韩文明.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5]. 教育自觉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刘立华. 苏州大学. 2014
[6].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D]. 张艳红. 武汉大学. 2009
[7]. 企业化背景下的出版价值追求[D]. 田常清.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8]. 现代国家能力的政治哲学反思[D]. 霍建国. 黑龙江大学. 2012
[9].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D]. 曲慧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10]. 美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合法性研究[D]. 姜俊和.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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