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衍生品交易的决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衍生品论文,因素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可以获得投机收益、进行风险管理或者手续费收入，不过也会由于过度投机、操作不当、对衍生品特征理解的局限而造成在信用、对手、操作、法律等方面的风险，对银行的赢利能力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威胁。19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逐渐让人们认识到，由于一些跨国银行对衍生品(尤其是场外衍生产品)的日益依赖，场外衍生品市场在现代金融活动中逐渐占据中心地位，衍生品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性质。全球衍生品市场交易在过去24年，尤其是最近12年获得了强劲的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1998-2009年，各单独的交易品种(除了汇率类)衍生品分别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权益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从1.3万亿美元增长到6.6万亿美元，利率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从42万亿美元增长到450万亿美元。
目前，业界和学者对金融衍生品的作用机制、对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衍生品交易是否应该受到监管等有不同的观点。各经济体银行关于报表表外业务披露的规定和实践不同，阻止了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本文努力克服衍生品交易披露中的规则差异，对45个经济体436家披露较详细的商业银行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分类和比较整理，在国际层面上研究银行衍生品交易的影响因素。本文写作正值IMF关于世界140多个经济体银行监管的全面调查完成之时，这使我们可以顺利地对“银行监管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的影响”做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银行样本全部都是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的及时数据让我们可以研究衍生品交易对银行价值的影响，以避免采纳备受争议的、有缺陷的测度银行价值的方法，跨国研究也让我们能够控制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将分类介绍已有的研究文献，并阐述已有研究的不足；第三部分解释本文的实证研究方案，包括数据收集、模型设定、变量构造等；第四部分将具体分析多元回归结果；第五部分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述评
(一)国外研究
国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银行规模、盈利能力、银行业监管、管理层变量和财务结构等变量进行。
银行规模对于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较大规模的银行易于给交易对手造成稳健、实力雄厚的印象(Kim and Koppenhaver，1993；Brewer et al.，2001)，有实力维持一个较大的研发队伍、具有足够的风险管理水平(Koppenhaver，1990)。不过也有学者找到了相反的证据(Carter and Sinkey，1998；Gunther and Siems，2002)。关于管理者对银行衍生品交易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银行经营数据和衍生品交易之间的关系(Carter and Sinkey，1998；Gunther and Siems，2002)。Carter和Simpson(2004)认为，管理层激励、监管层是否有权力解除管理层对银行的衍生品交易有较大影响。
银行盈利能力对衍生品交易的影响方面，Allen和Santomero(2001)认为，如果一经济体金融市场缺少激烈的竞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代际平滑的方式降低风险。在激烈竞争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必须通过衍生品交易进行跨部门的风险分担(Edwards and Mishikin，1995；Peek and Rosengren，1997)。
银行监管对衍生品交易的影响没有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重视。Jagtiani等(1995)认为资本金要求的变化对银行从事场外衍生产品交易没有影响；Whidbee和Wohar(1999)发现，存款保险制度促使管理者拥有超过10%股权的银行更少地从事衍生品交易；Brewer等(2001)发现，参与利率衍生品交易的银行与未参与交易的银行相比持有较低的资本金水平。
在银行的财务结构对其衍生品交易的影响因素方面，Sinkey和Carter(1997)发现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更大、资产负债表内久期错配更严重、资产的净核销额也更高。Purnanandam(2004)、Brewer等(2001)发现高昂的财务困境成本促使银行从事利率衍生品交易避免陷入财务困境。
综合看来，以上研究主要受制于样本选取的局限性，加上研究方法的差异，造成研究的结果不同，样本局限在一个经济体阻碍了国家间变量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影响研究。
(二)国内研究
国内研究方面，由于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落后、市场数据披露也不多，大部分是对金融衍生产品特点及其对银行风险管理的作用进行概括(刘凤元，2008；樊志刚、马素红，2006；胡阳等，2010)，对于衍生品交易的决定因素则鲜有涉及。
在利率衍生品交易方面，康志勇和张莉(2009)认为，运用利率衍生工具可以很好地化解中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在控制商业银行利率风险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李效英(2006)指出，利率衍生工具能够有效地化解商业银行利率风险，中国应尽快发展利率衍生工具市场，完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模式。
在信用衍生品方面，谢清河(2009)论述了信用衍生产品发展与信用风险管理的互动效应。关涛和胡峰(2006)分析了不存在基本风险和存在基本风险情况下，信用衍生工具对银行最优行为的影响。康雷宇和邱菀华(2007)研究了信用衍生工具在银行贷款组合管理中的作用，认为信用衍生工具是商业银行贷款组合管理的有效工具。
部分实证研究针对数据较为详细的美国银行业，探讨了衍生品交易对银行业收益和风险的影响。李黎和张羽(2009)考察了18家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对商业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认为在整体上非交易衍生品面值规模越大，银行的收益越大，但增加了银行的整体风险。赵俊强等(2007)考察了美国信用衍生品交易对银行风险与收益的影响，发现交易并未带来银行收益水平的显著改善，对银行风险水平也没有明显影响。蒲勇健和李绍芳(2010)考察了美国25家银行控股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对收益和风险的影响。马德功和杨伟(2010)实证分析了衍生品交易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认为大量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与运用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最终触发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有一些研究针对的是非银行公司。贾炜莹和陈宝峰(2009)研究了中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对公司价值和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对于公司业绩的提升具有正效应，对公司价值具有微弱负面作用。
三、实证研究方案
(一)数据收集
1.样本银行确定。根据Thomson One Banker数据库进行搜索，收集了2007年年底总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活跃的上市银行报表，除去了首要业务不是商业银行业务、或者不接受公众存款的信贷机构(个人信贷机构、混合商业信贷机构)等公司，删除了会计分类标准有较大差异的经济体的银行，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银行有36个，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
2.衍生品交易量收集方法和口径。本文采用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发布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词典》所确定的标准，对银行交易的衍生品进行整理和分类。银行是否从事了衍生品交易和银行的衍生品交易量，是截面回归模型中最为重要的数据。我们使用未到期衍生品合同金额与银行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应变量，其中未到期衍生品合同金额为名义价值，以表示银行参与衍生品业务的深度。
(二)模型设定
1.LOGIT模型。
2.截尾模型。关于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规模，由于在样本中有相当多的银行没有从事衍生品交易，交易量指标存在许多零值。如在全部衍生品交易、利率类衍生品交易、汇率类衍生品交易、权益类衍生品交易、商品类衍生品和信用类衍生品交易的约430个样本中，分别有91个、133个、126个、294个、355个和335个银行没有衍生品交易。由于大量被解释变量取零值，直接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会引起估计误差，所以我们使用以下截尾回归分析方法来估计以下模型：
。
(三)变量设定
各变量的符号、含义、预期影响、数据来源等详细信息见表1。
1.国家变量(C
)。国家变量包括一国股市市值占GDP之比(STKM)、是否具有显性存款保险制度(DEPIN)、是否推行IFAS/GAAP会计准则(ACCT)、监管机构是否拥有宣告银行破产的能力(INSV)等，一国收入水平(INCOM)代表着该国经济发展程度，收入较高的经济体会有更高的金融产品需求。市场化指数包括市场化综合指数(FREE)、商业市场化指数(FREEB)、货币市场化指数(FREEM)、投资市场化指数(FREEI)。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我们使用了一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指数(Z-Score)表征该国银行业的整体风险水平。
2.银行规模变量A)。已有研究大部分支持银行总资产(lnTA)对银行衍生品交易量的重要影响。一个银行是否为ISDA成员(ISDA)，应该是银行衍生品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独立性指数(INDPI)用来衡量内部管理者的持股比例，如果管理层拥有较高的持股比例，那么他们就会和其他所有者一样没有从事衍生品、对冲风险的激励。坏账损失准备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等(PRTA)可能与银行较高的坏账水平有关，另外也可能与银行比较保守的风险管理风格有关，这需要联系其他变量一起研究才能进行判断。
3.银行盈利能力变量(P)。每股收益(ROE)越高的银行应能不受限制地从事更多衍生品交易特别是投机类交易，股票收盘价与账面价值的比值(PB)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应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净利息收入与存款的比值(NIIDP)较低的银行可能通过利率衍生品规避财务危机的发生。净利息收入与盈利资产的比值(NIIEA)、非利息收入与总收益的比值(NIIRV)可以衡量银行传统业务和中间业务水平，即银行通过充当衍生品交易的中介以获得手续费用。
4.银行财务变量(F)。银行通过投资于流动性(QUICK)更好的资产，也可以降低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在银行的衍生品交易和QUICK之间有一种相互替代的作用(Nance et al.，1993)，高成长性、财务约束较多的银行、外汇头寸较大的银行更有可能交易汇率类衍生品(G
czy et al.，1997)。从财务危机出现概率的角度，出现财务危机的概率与银行杠杆率(LEVG)相关。总资本与存款额的比值(CAPDP)衡量银行资本金水平，较大规模的银行相比较小的银行一般具有较低的资本充足率，因为相同的资本金水平时小银行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银行现金流受到发放红利(DPR)的影响，我们预计公司将更多地参与衍生品交易以降低现金流波动导致财务困难的风险。优先股一般针对机构发售，且需要定时付息，持有优先股(WP)的公司一般会有针对银行业务的约束条款，这可能限制银行的衍生品交易量，而公司对现金流的需要则促使银行交易衍生品以降低现金流的波动。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银行衍生品交易概率分析
我们使用LOGIT模型分析银行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具体结果见表2。从单个样本拟合的正确率来看，正确拟合的样本都在85%～93%之间。拟合优度系数则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汇率类和权益类衍生品交易概率的拟合优度系数均为0.16，利率类衍生品交易概率的拟合优度为0.34，商品类衍生品交易概率的拟合优度达到0.62，最高的是信用类衍生品，其交易概率的拟合优度达到0.90。
1.资产变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银行总资产规模(LNTA)对银行是否从事衍生品交易有很大的影响，在我们估计的各个方程中系数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银行规模越大，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越大，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大银行的规模效应，由于交易衍生品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维持研发队伍，只有规模较大的银行才具备相关的实力；第二是大银行管理层具有更强烈的风险管理意识和更高的风险管理水平。这与Carter和Sinkey(1998)以及Gunther和Siems(2002)的研究结果不同。正如Stulz(2004)的研究所证明的，衍生品可以为银行带来风险管理和盈利能力方面的收益，其前提是银行必须具有比较有效的测度和理解相关风险的能力。由于大银行比较可能满足这一条件，因此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意愿及由此受益的动机也比较强烈。与规模变量类似，衍生品的做市商变量(ISDA)对于银行是否从事衍生品均具有显著的促进。
除了信用衍生品之外，银行独立性变量(INDPI)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为负值，且除了交易类别、利率类和信用类衍生品之外均比较显著。这证实了Carter和Simpson(2004)的研究结果，即管理层激励变量对于银行是否交易汇率类衍生品有显著的作用。
坏账准备金率(PRTA)除了对信用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系数为正向之外，对银行从事其他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多为负向。这表明PRTA更多的是反映银行比较谨慎的风险管理风格。
2.监管、收入水平、市场化指数、一国股市深度和风险指标等国家变量。在我们设定的三个监管变量中，DEPIN(存款保险)变量和INSV(监管机构宣布破产能力)变量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影响相似，ACCT(会计变量)则有较大区别，所以我们将对前两者合并讨论，然后再单独讨论ACCT的影响。最后一个国家变量是INCOM(一国国民收入水平)。
DEPIN对银行从事衍生品的概率都是负向激励，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并没有导致所谓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存款保险机构加入对存款吸收机构的监管，导致银行降低了风险偏好程度，从而削弱了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动机。
除了对信用衍生品交易有并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外，INSV对银行从事各类衍生品交易的概率都是负向激励，而且大都比较显著，从而佐证了我们对DEPIN的分析。这也证明加强监管对整个银行业风险控制的正面影响。结合前面关于银行规模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决策的正面影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足以影响金融业整体的大型银行，监管者必须加以密切监管。
ACCT变量仅仅对利率衍生品交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因为银行参与的衍生品尽管多是场外衍生品，但是大多使用或者借鉴了ISDA的标准化合同，所以这覆盖了银行所在国因未推行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或者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对银行参与衍生品交易的负面影响。
INCOM仅仅对银行从事权益类、商品类和其他类衍生品有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高收入经济体具有较高的金融深度，从而对风险较大的权益类以及商品和其他类衍生品有更大的需求。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货币市场化指数(FREEM)、商业市场化指数(FREEB)分别对利率类衍生品、权益类衍生品有显著的正面效应，投资市场化指数(FREEI)对商品和其他衍生品的影响不够显著，市场化综合指数(FREE)对银行从事更多种类的衍生品交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看来，市场化的系列指数(FREEM、FREEB、FREEI、FREE)有助于提高银行的衍生品交易概率。
一国股市市值/GDP变量(STKM)对银行从事权益类交易概率的影响不够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银行能不能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主要是和该国监管规则(分业经营的限制等)等外部变量有关，如果一国允许银行机构交易权益类衍生品，则一国股市市值/GDP变量对该国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会有正向促进作用。
银行业的风险指数(ZSCO)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类别和信用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我们的预测相符，不过只有对交易类别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3.公司盈利能力变量与银行衍生品交易。公司盈利能力变量包括每股收益(ROE)、净息差收益变量(NIIEA)、非利息收入占比(NIIRV)、净利息收入占存款的比例(NIIDP)以及市值/面值比(PB)。
在LOGIT模型中，每股收益越高导致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下降，这和部分研究得出的收益越高的银行能够更为便利地从事衍生品交易或者更多地衍生品交易导致更高收益的结论不一致。ROE对于银行交易信用衍生品概率的影响是负向的，这可能是因为收益率高的银行具有较小的激励购买信用衍生品对银行资产进行保险。权益类衍生品则投机性较强，所以较高收益率的银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从事该类交易。关于利率类和汇率类衍生品交易，没有得出明显的结论。
净息差收益变量(NIIEA)对银行参与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对其他衍生品的交易概率的影响则不显著。我们观察了从事商品类衍生品的银行，发现这个类别的集中度和零值数是最高的，全部436个样本中，只有72个银行从事了商品类衍生品交易。而从事此类交易的银行多为跨国经营的、净息差收益较高的巨型银行。与我们的预期相符，非利息收入/总收入变量(NIIRV)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可能性均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利差收入/存款总量(NIIDP)对银行从事衍生品概率的影响不显著。
市值/面值比(PB)对银行从事权益类衍生品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较高的市值面值比代表市场对该银行盈利能力的认可，这和Froot等(1993)的研究结论相反。他们认为银行使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可以降低银行因为现金流不足导致丧失投资机会的概率，由此那些具有更大增长潜力的银行(使用权益的市值与账面成本的比值来表示银行的发展潜力，比值越低的银行具有越快的发展潜力)将更有可能从对冲中受益。
4.公司财务杠杆变量。本文设定的公司财务变量包括流动性(QUICK)、杠杆率(LEVG)、银行资本金变量(CAPDP)、红利率(DPR)、优先股比例(WP)等五个变量。
QUICK对利率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为负值，且比较显著，而对其他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流动性较高的银行具有较小的久期，没有激励去参与利率衍生品对冲相关的风险。
LEVG对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除了汇率和信用衍生品外均为显著的正值。总体上，实证结果支持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降低银行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CAPDP对权益类衍生品、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显著，对汇率和利率这两种传统衍生品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其中前者通过了显著性验证。由于中间业务收入较高的大型银行资本金水平一般较低，CAPDP对权益类、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大银行具有从事新型衍生品的能力和优势。
红利率(DPR)仅仅在对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上显著。红利率是公司财务能力的重要信号，一般比较稳定，较高的红利率促使公司参与更多的衍生品交易，降低流动资产的波动，黄金等易于变现的贵金属(包括在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可能就来自于银行的相关需求。
优先股比例(WP)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这可能说明了我们预计的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一方面持有优先股的公司一般会有针对银行业务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一些约束条款，限制银行的衍生品交易量；另一方面公司对现金流的需要则促使银行交易衍生品以降低现金流的波动。
(二)银行衍生品交易量决定因素分析
关于银行衍生品交易量决定因素的截尾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在截尾回归模型中，我们根据传统方法计算的
值均在0.32～0.57之间。五个种类的衍生品中，整体426个样本中有133个银行在2007年年末没有利率类衍生品头寸，126个银行没有汇率类衍生品；在426个样本中，分别有294、355和335个银行没有权益类、商品类和信用类衍生品。整体看来，有约70%的银行从事了利率类和汇率类衍生品，这是因为这两种衍生品起步早、大多数银行比较熟悉、风险特征也容易理解和控制。
1.资产变量与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银行总资产(LNTA)对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较大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总资产对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的影响系数最大。这是因为金融衍生品的“聚集效应”，在交易对手看来，较大规模的银行具有更好的信誉和稳健的财务能力，这也可以从衍生品交易很高的集中度得出。衍生品的做市商变量(ISDA)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的总体规模、外汇衍生品以及商品和其他类衍生品交易规模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做市商变量和银行总资产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具有一定规模的银行才会选择加入ISDA，我们的相关性检验也发现了这种较大的相关系数)，降低了做市商变量的显著性。
银行独立性变量(INDPI)对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基本为负值，其中对衍生品交易总量、外汇类和权益类衍生品交易量的影响系数均比较显著。结合银行独立性变量对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可以看出管理者希望提高银行买入期权的价值以提高所有者收益，从而管理者没有从事衍生品、对冲风险的激励。
坏账准备金率(PRTA)降低了银行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的规模，这表明银行通过一些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如投资于流动性更好的资产、限制股利发放等也可以达到类似的目的，所以银行的衍生品交易和相关账目有一种相互替代的作用。这与Nance等(1993)的结论相一致。
2.监管、收入水平、市场化指数、一国股市深度和风险指标等国家变量与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DEPIN对银行从事衍生品的规模都是负向激励，支持上文存款保险制度并没有导致道德风险的结论。除了信用衍生品，INSV对银行从事衍生品规模的影响都是负向的，佐证了我们对DEPIN的分析，这证明了监管者的监管对整个银行业风险控制的正面影响。此外，ACCT和INCOM对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与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的影响相类似。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货币市场化指数(FREEM)对利率类衍生品，商业市场化指数(FREEB)、资本市场深度(STKM)对权益类衍生品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市场化综合指数(FREE)、投资市场化指数(FREEI)对衍生品交易总量、商品和其他衍生品的影响不够显著。总体看来，市场化的系列指数(FREEM、FREEB、FREEI、FREE)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的规模是正向的影响。
一国股市市值占GDP之比(STKM)对银行从事权益类交易的规模具有显著的影响。综合STKM对银行从事权益类交易概率的影响，可以看出银行是否能够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主要取决于一国监管制度是否允许；而在允许银行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的经济体内，STKM对银行从事权益类交易的规模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一国银行业的风险指数(ZSCO)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类别和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均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
3.银行盈利能力变量与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回归结果显示，ROE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的规模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净息差收益变量(NIIEA)对银行从事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规模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效应，对其他衍生品的交易概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个结果与净息差收益变量对交易概率的影响相似。
利差收入/存款总量(NIIDP)降低了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总量和利率衍生品交易规模，不过前者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净利息收入与存款的比值较低的银行可能通过利率衍生品规避财务危机的发生，与我们的预测相符。非利息收入/总收入变量(NIIPV)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总量和商品类衍生品的规模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与我们的预测相符，表明具有较高风险管理能力、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倾向于从事衍生品交易。
市值/面值比(PB)对银行从事权益类和利率类衍生品的规模有显著的促进。这验证了我们的预测，不过对于其他衍生品交易规模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4.公司财务杠杆变量与银行衍生品交易规模。流动性(QUICK)对汇率类和利率类等传统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为负值，且比较显著，而对权益和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则为显著的正值。流动性较高的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参与新型衍生产品。
杠杆率(LEVG)对汇率和信用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系数不够显著，对于衍生品交易总量、利率衍生品、权益衍生品及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量的影响均为显著的正值。实证结果支持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降低银行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与CAPDP对衍生品交易的概率相似，CAPDP对权益类衍生品、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均为负且显著，对汇率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系数为显著的正值。这佐证了大银行从事新型衍生品的优势。
红利率(DPR)仅仅在对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规模的影响上显著。按照Nance等(1993)的观点，这表明银行限制股利发放可以达到与使用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类似的目的，所以银行的衍生品交易规模和限制股利可以相互替代。由于红利率一般保持稳定，较高的红利率提高了银行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也促使公司参与更多的权益类衍生品交易。
五、结论
1.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没有导致道德风险，而是促使银行更加积极地管理风险。银行监管提高了银行使用信用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的概率和规模，降低了银行从事其他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规模。此外，高收入经济体具有较高的金融深度，对银行从事权益类、商品和其他类衍生品的概率和规模有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
2.总资产和ISDA成员身份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银行独立性变量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交易规模的影响为负值，管理者希望提高银行买入期权的价值以提高所有者收益，从而没有从事衍生品、对冲风险的激励。较高的坏账准备金率反映了银行比较谨慎的风险管理风格，降低了银行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规模。银行管理层的持股量对银行的衍生品交易有负向的影响，这间接证明了银行监管的重要性。银行监管改变了银行管理层的风险偏好。
3.衍生品交易多采用格式化合同，除了利率衍生品之外，会计准则对银行交易其他衍生产品的影响不显著；每股收益对银行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规模没有显著的影响。较高的市值面值比代表市场对该银行盈利能力的认可，市值/面值对银行从事权益类和利率类衍生品的交易有显著的促进。利差收入/存款总量降低了银行利率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规模，这表明净利息收入与存款的比值较低的银行可能通过利率衍生品规避财务危机的发生。非利息收入/总收入变量对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总量和商品类衍生品的规模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较高风险管理能力、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倾向于从事衍生品交易。
4.一个经济体在交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市场化指数促进了该经济体衍生品交易的发展。银行是否能够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主要取决于一国监管制度是否允许，在允许银行从事权益类衍生品交易的经济体内，一国股市市值/GDP对银行从事权益类交易的规模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5.实证结果支持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降低银行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较高的流动性降低了银行从事汇率类和利率类等传统衍生品的交易概率和规模，而提高了银行从事权益类和信用类衍生品交易的规模；流动性较高的银行具有较小的久期，没有激励去参与利率衍生品对冲相关的风险，却具有更大的优势参与权益类和信用类等新型衍生产品的交易。银行经营杠杆率对汇率和信用衍生品交易概率的影响系数不够显著，对于衍生品交易总量、利率衍生品、权益衍生品及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交易量的影响均为显著的正值。总资本/存款额的比值对权益类、商品和其他类别衍生品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大银行具有从事新型衍生品的能力和优势。红利率促使公司参与更多地权益类衍生品交易以规避风险。优先股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的概率和规模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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