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科学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1]（第9卷·372）
科学所具备的这种功能源于何处呢？源于科学所代表的知识体系能够最大可能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以此为前提，人们也就能够相应改善自身的社会关系。因为，科学是人们世世代代实践活动的理性结晶，代表着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成果。每一代人只有从已达到的科学水平开始，才可能创造出超过前人的成就，人类也才能沿着一条持续上升的道路发展。
马克思之所以看重科学，显然是以上述判断为前提的。但是，要能够运用这一神奇力量，必须进一步解决科学发展机制中的两个认识问题：一是科学作为一种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是怎么形成的？二是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东西如何转化为物质生产力？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生产力”，而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双方区别的关键，并不在于对科学与生产力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刻程度，而在于对科学一般发展机制的理解。后者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至关重要。
一、马克思把科学抽象化为历史一般存在
马克思心目中的科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科学取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与特定人类劳动有关；但是，马克思认为，具体的社会群体或个人不应专美于科学领域。马克思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际，强调了这一观点。
首先，科学发展与资本家无关。马克思多次说过，资本家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资产阶级只是为了竞争，才与科学保持了密切关系。“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1]（第4卷·570）同时，随着生产方式更新， 资本家作为管理者将日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1]（第25卷·436）这意味着，即便从管理层面讲，生产与科学的结合，也无须资本家插足其间。
其次，科学进步与雇佣劳动者没有关系。马克思认为，工人在机器生产方式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机器工业中的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1]（第26卷Ⅰ·420）马克思断言：“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经验、观察和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的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科学的这种应用，即自然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同样是建立在这一过程的智力同个别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1]（第47卷·571～572）马克思进一步预料到，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发展，发明将成为一种职业。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是一致的。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1]（第47卷·572）。
最后，科学技术不是直接从事相关研究的劳动者自己的成果。马克思曾明确表示，科学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1]（第25卷·120）。“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 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1]（第23卷·409）”。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蒸汽机技术的成熟过程为例，强调科学成果形成于人们的社会合作：“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而这个事实又证实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法国人巴本发明了这第一部蒸汽机，而他是在德国发明的。如我们现在从巴本的书信集（由格兰特出版）所知道的，汽缸和活塞的应用这一主要思想是德国人莱布尼茨提示他的；莱布尼茨经常把自己的天才思想向周围散布，而毫不介意功绩归于他自己还是归于别人。不久以后，英国人赛维利和纽可门也发明了同样的机器；最后，他们的同胞瓦特给加上了一个分离的冷凝器，这就使蒸汽机在原则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1]（第20卷·450～451）
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人类物质生产深化所推动的；而特定科学技术问世是社会合作的结果。
科学既成了历史的产物，又转而推动了历史。问题在于，如果不说明是人类劳动在其间发挥了作用，科学技术的存在乃至人类历史本身，就不能不带有某种程度的神秘主义色彩。马克思相关论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既承认人类劳动对科学技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又不肯把这种作用仅仅归结为某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这种解释并非没有道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是一个连续过程。每一代人都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又都为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一份贡献。因此，任何一代人也无权声称自己是现有科学技术的惟一提供者。
当事情涉及特定的时代时，能够为科学技术直接作出贡献的肯定是一部分社会成员，而不可能是这一代人的全体。但同样的道理，能够专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只能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值此，这一部分社会成员也无权声称自己是新增科学技术的惟一提供者。
为了不致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误解，马克思强调了两种不同含义的劳动。他说：“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1]（第25卷·120）按照这一理解，“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1]（第49卷·115～117）。换句话说，在马克思这里，科学技术属于天然的社会财富，谁也不应把它据为己有。这意味着：一方面，科学技术是一种决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稳定而又客观的因素；另一方面，它的形成并不取决于任何具体的劳动行为，从而也不应使它的作用同任何劳动者的利益联系起来。
对科学技术的上述理解，构成了马克思思考人类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然而，此时的科学技术还停留在抽象层面，只有进一步确认其物化形态，才能上升为具体，进而引出一般历史规律。
马克思生逢推广和扩大工业革命成果的时期，科学成为生产力已属不争事实。马克思对伴随这一过程出现的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作了考察，结论是：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而代之；作为阶级斗争一方的无产阶级则是除旧布新的社会主体力量。这促使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历史规律。他想逻辑地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必然性。对科学技术问题的认识，成为这一理论工程的基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通过生产资料体现出来的。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1]（第46卷下·210）。
为此，马克思强调了生产资料借助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主导作用，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数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第46 卷下·217～218）
据此，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命运。他说：“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1]（第46卷下·211）“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1 ]（第46卷下·268～269）“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1]（第46卷下·34～35）
可见，社会主义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形成的生产力去最后消灭阶级。所谓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与生产资料达到的一定技术水平相联系，也就是与人类科学的一定发展水平相联系；随着科学的发展将出现新型生产资料，消灭阶级所需要的生产力条件也相应形成，由此将推动人类进入无阶级社会。
应该承认，马克思关于科学问题的上述思路，在逻辑上是严密的，是那个时代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但是，马克思对科学生成机制的抽象把握，以及对生产资料的过分倚重，虽然当时不无道理，在今天却失去了解释力。
二、现代科技革命突出了脑力劳动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结论没有问题，但断言科学技术成果只属于历史，或只属于社会，则很难解释今天的客观事实。
马克思把科学技术视为历史的一般存在，在突出体力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同时，掩盖了脑力劳动者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如果说，对问题的这一实质可以见仁见智的话；那么，联系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两种劳动者的政治原则来看，就比较清楚了。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其中，“按劳分配”中的“劳”主要是指劳动时间，致使复杂劳动的报酬接近甚至等同于简单劳动的报酬。这种大体平均的分配，已被事实证明不利于调动脑力劳动者积极性。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把绝大多数脑力劳动领域都划归为“非生产劳动”范围，为“知识分子靠工人农民养活”的说法留下了口实。这与马克思对脑力劳动历史地位的认识存在着某种联系。
问题在于，压低脑力劳动者的作用并不能真正抬升体力劳动者的地位，而只是使全体劳动者陷入贫困处境。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平等也不能不带有脆弱的、虚假的性质。试想，社会主义社会倘若长期徘徊在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经济水平上，面对其他民族蓬勃发展的映衬，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打破了这个僵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启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邓小平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第三卷·275）紧接着，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2 ]对科学技术生成机制判断涉及对脑力劳动者地位的确定，于此可见一斑。
从逻辑上说，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把握客观规律的成果，与脑力劳动有直接关系。人们只有继承前人的精神成果，才可能形成创新劳动。“继承”需接受教育，“创新”需追加智力。两个环节都体现出脑力劳动特征。按照这个方向思考，科学技术直接取决于脑力劳动者的贡献，体力劳动者则只起到间接作用。然而，在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基本上属于体力劳动者，要在理论上证明这一阶级肩负着组织理想社会的重任，显然有一定困难。马克思为化解上述逻辑难题，在肯定科学是生产力的同时，又把它抽象为不依赖于任何劳动者的一般历史存在，由此避免了单独讨论脑力劳动者的作用问题。
这种“抽象”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十分重要。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也存在着可以成立的理由：
其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才形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又分为管理工作和科学工作。专门的管理劳动总是伴随着对被管理者的剥削，是马克思认为可以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消除的分工现象，因而具有历史暂时性；而科学虽然能够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却并非必须由专业脑力劳动者来提供。肯定这两项判断，从逻辑上切断了脑力劳动分工同物质生产的必然联系。这样一来，历史上的脑体分工就有了某种人为性质，专门脑力劳动者的存在也就成了剥削的需要，而体力劳动者则成为惟一体现历史正道的劳动阶级。
其二，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不久于人世，它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所引起的人们劳动能力的增长，即脑力劳动因素的普遍增加，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出现。它丝毫不影响当时还是体力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去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同时，也不会影响他们凭借自身在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去建设新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尽管看到“发明”劳动形成职业化现象，但否认它从局部扩大为全局的可能性。对科学技术在人类生产中重要地位的肯定，与对脑力劳动者在其中重要地位的否定，要做到理论上并行不悖，不仅取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且取决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静态判断。就后者而言，惟有像马克思那样认定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出现，这一理论格局才能成立。
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过，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在于具有自由自觉的特点，这取决于人类所拥有的智力。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真正体现人类发展对智力进步的依赖。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属于“真正的自由王国”，“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第25卷·926～927），即存在于精神生产领域； 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3]，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就此而言，历史就是人类以脑力为特征的劳动能力发展史。这一过程的客观性质表现在：首先，脑力劳动的特点是先取后予，其存在规模与发展水平取决于社会财富积累的状况，即受制于社会总劳动创造剩余产品的能力，因而它的质与量具有历史确定性；其次，脑力劳动的对象是精神资料，后者代表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人们在这一领域持续投入的劳动越多，其发展水平就越高，这几乎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最后，脑力劳动的成果是精神产品，可以跨时空重复使用，并且这种成果的水平越高，使用的社会成员越是广泛，其形成的社会效益就越显著。
因此，从理论上说，最有利于人类整体发展的局面也是最经济的状态。这应区别两种情况来认识：
一是在人类无法稳定地满足社会成员普遍生存需要的历史时期，只能将有限的剩余产品用于少数人发展智力的需要；后者脑力劳动的成果往往采取某种强制的方式在全社会推行。至于哪些人能够成为独享社会剩余产品的幸运者，只能通过以暴力为主的竞争方式来选择。显然，人类在早期只熟悉暴力语言这样一种社会交往手段：一方面，暴力较量能够考校出天赋较为出色的强者，社会剩余产品通过他们转变成智力通常会形成更高的产出率；另一方面，暴力竞争中的胜者自然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为他们利用政权推行智力成果提供了条件。
二是在人类已经稳定地解决了社会成员温饱问题的历史时期，发展智力将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可能，但这同样须经历渐进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将是社会民主的扩大与深化，这同时意味着社会剩余产品向均衡分配方向的发展。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发展所呈现的客观事实是：剩余产品的分配自始至终都是在竞争中实现的。它保证了这一资源向强者手里集中，从而使之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剩余产品就是孕育脑力劳动的物质条件。专门脑力劳动者的存在适应了人类整体进步的需要。他的队伍的扩大，表明人类面对自然界整体能力的增强。一旦人类全部转变成为脑力劳动者，一旦人们的脑力劳动处在大体同等的水平，真正的社会平等就实现了。换句话说，运用政治权力人为地平均分配社会剩余产品，人为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一种不经济的选择，在实践中是很难成功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为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抗提供条件，可以加速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的进程，却不能超越脑体分工必然存在的历史阶段。
其实，只要进一步思考就可发现，人类文明史是自出现专门脑力劳动才正式开始的；而自然科学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不过是脑力劳动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现象。
人类解决物质生产任务，始终与“人”和“物”这两大要素有关。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要素的相互关系与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这一种要素发展得快，有时候那一种要素发展得快，有时候两种要素强烈互动使双方都迅速发展。上述任何一种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劳动者能力的增强，因而都体现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意味着，科学技术进步可以表现在人与物两个方面：就人的方面而言，一是体现在单个劳动者能力的增长上，二是体现在全体劳动者合作方式的改善上；就物的方面而言，一是体现在具体生产资料效率的增长上，二是体现在人类整体物质环境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改善上。这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即自然经济阶段，物质生产主要依靠人使用简单工具来进行，体力劳动十分繁重；科学技术主要致力于人际关系的组织和改善，尚未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这种局面，与早期脑力劳动者刚刚摆脱体力劳动并急于与之划清界限有关；更与人类刚刚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远较原始社会为大的共同体，因而面临诸多社会关系难题有关。这个时期，人类所能利用的最重要的劳动工具是人们自身的“组织”，即社会关系；而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样是如何完善自身的“组织”，使之减少内耗并增大合作效益。因此，这个时期的脑力劳动所形成的“科学”成果主要以哲学面貌出现，它融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般思维形式；而“技术”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技术。与此相一致，在物质生产两大要素中，物的要素呈现为缓慢量变过程；人的要素则由于科学技术不断投入而较为活跃。后者使社会关系不断得以调整，劳动者往往因从中受益而保持了一定生产积极性。这是人类物质生产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即商品经济阶段，科学技术进入直接物质生产过程。这一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物质生产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已达到了某种突破的边沿，人们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所取得的显著利益，吸引了脑力劳动者注意；二是精神生产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已有一部分脑力劳动者开始结合生产活动关注自然界规律，他们既具备了改变鄙薄物质生产旧习的心理条件，也有了一定知识储备。
脑力劳动大规模进入直接物质生产领域，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一方面，它改变了人类最初只从社会关系角度解决发展问题的做法，开启了同时从“人”与“物”两个领域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先河；另一方面，它用“商品”这种特殊语言，跨越人种、民族、阶级的界限，开始教导人类学会从整体上认识自身。前者预示着人类能够解决效率问题，后者预示着人类能够解决公平问题。
完整地评价这段历史当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进入商品经济时期后，科学技术终于完成了与人类活动全方位的结合。
肯定上述结论十分重要。马克思之所以既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地位，又否认脑力劳动的关键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科学技术未能与人类活动形成全方位结合为根据的。马克思恰恰处在那样一种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自身统一的生产方式，并借助它开始了人类最为宏大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初创，还保留着许多自然经济的特征。前者表明科学技术已经在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者表明这种作用还只能采取特定的、较为缓慢的方式。这使马克思有一定理由按照事实呈现的状态作出判断：科学很重要，但它是历史提供给人类的成果；脑力劳动的主体只是在行使统治人民的功能，在理想社会中，这种特殊分工应该被消灭。
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马克思遇到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不过是风之起于青萍之末，真正的狂飙时代是在上世纪中叶才渐次开始的。而只是到了这个阶段，科学技术与特定脑力劳动的直接关系才得到充分的显示。《共产党宣言》问世时距离这个时代的开端整整还有一百年，其间人类还需跃上应用电力技术这个台阶。要求马克思在当时就能够洞察这一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三、科学观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动
可以肯定，马克思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结论，虽然在表述形式上接近，但蕴涵的理论空间具有显著区别，所派生出的实践更是明显不同。
依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脑力劳动者的认识，肯定他们“作为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作为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作为美好精神产品的重要创作者”[4]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虽然把科学视为社会生产力，但并没有从脑力劳动的存在与发展方面去解释科学进步，而是把脑力劳动者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这就使他必然强调：“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1](第4卷·197)“工人才创造一切。”[1](第2卷·22）沿着这一思路，列宁认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5]
应该承认，我们忽视时代条件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照搬了经典作家相关思想，贬低了脑力劳动的作用，并试图人为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现象。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脑力劳动的发展，付出了牺牲生产力的代价。这丝毫抱怨不得马克思，只能说我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境界。
1977年，邓小平还从最基本的道理讲起：“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2](第二卷·41) 当10年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再割断脑力劳动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过去实际上是把体力劳动看作第一生产力；换成“科学技术”，表明对另一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的强调。人们不难体会到，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治一大变化；而把知识分子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代表，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更是一大理论突破。江泽民说：“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的知识分子提出如此广泛、如此迫切的要求。”“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4]
第二，必须修正单纯通过生产资料来认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全方位地把握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灵活地掌握生产关系原则，切实体现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创新性质。
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选择一种可靠的尺度。而这一尺度需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对该事物质的规定性具有决定意义，二是它本身的变化具有客观性质。当年，马克思确定生产资料作为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显然有着类似的考虑。特定生产资料既指谓着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又指谓着一定性质的生产关系。它本身的发展取决于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积累条件，因而不以任何人或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这使它成为体现人类发展状况的客观尺度。马克思运用这一尺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功地解释了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般过程。
在上述理解基础上，马克思当然可以批判资本家不费分文就占有了本来应该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科学技术，并相应占有了这些科学技术所增加的物质财富，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他同样可以坦然地预测，只要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就能够把生产资料所内含的科学技术力量用于造福社会，伴随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将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局面。
但是，生产资料尺度在当代却遇到了麻烦。它所具备的两项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在新型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劳动分工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展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使生产要素的结合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跨国家、跨地区的经济组织和生产企业纷纷涌现，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流动形成了多元主体并存、多层组合同在的局面。就物质生产本身而言，其工艺学意义的分工出现了尽可能的细化，产品的研究、中试、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被内在地统一到一起。物质生产资料的技术水平及所有制关系，已不只具有单一性质，而是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中间环节。它们只是在整体中才能被理解，只是在运动中才得以存在。事实上，在这样的经济洪流中，生产要素的形式可以迅速从一种转化为另一种；而每一种都能够表现出某种数量的货币形态，都仅仅在整体的经济运行中才有价值。
上述情况引发了两个问题：
首先，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因素从物的方面向人的方面转移。劳动者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和管理能力，就形成剩余价值的作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超过人们所拥有的物力和财力。生产资料已由社会生产中具有主导性的稳定要素，转变成为派生性、被决定的要素。这意味着，单纯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来保证社会平等，而放弃对劳动者的直接物质激励，势必会牺牲效率。
其次，由于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文化人，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上述转移，客观上要求管理者从多种角度去关怀劳动者的利益需求，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局面，使经济竞争进入到一般社会管理层面：一方面，使政治决策具有了直接的经济内涵，长期被掩盖的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意义得到了公开显示；另一方面，任何生产企业的合理决策，都不能不考虑自身的道德形象，都不能不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这意味着，人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即通过全面开拓自身的社会关系来全面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显然，无论人们态度多么持重，也无法在解释历史时一味固守生产资料尺度了。
或许，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需要我们明确提出：人类历史就是劳动能力发展史；其意识形态是科学技术，其存在形态既有生产资料又有经济关系。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主要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发展，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不断分化为两大领域：一是自然科学，它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资料及工艺过程；一是社会科学，它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制度及政治管理。只有两者统一，才能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按照上述理解，劳动能力问题应该成为历史科学的基点。但无论是社会主义一方还是资本主义一方，仿佛都在不经意中错过了它。
谈到劳动能力，就要一般地承认它既包括体力，又包括脑力；因而这个概念客观上把以体力支出为主的劳动者和以脑力支出为主的劳动者并列在一起。双方的合作就变成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形式，而按劳分配就成为双方惟一能接受的合作原则。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这种理想化的局面。
首先是资产阶级没有做到。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的奋发上进，就是为了脱离粗重疲累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拥有了藐视体力劳动者的资本。这使他们自然而然秉承了早已有之的贵族意识，把体力劳动者看作是天生的低能者、命中注定的苦力。与这些人划清界限，似乎成了资产阶级保持竞争锐气的动力。时至今日，资产阶级的多数虽已淡化了先辈们的上述意识，但要他们从原则上肯定两种劳动者的相互合作关系问题时，仍然超出了他们的眼界范围。他们可以提出很好的“人力资本”概念，写出有见地的“人力经济学”著作，但显然只是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身份说话，并且还会一如既往地把受雇者的报酬压到最低限度。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走到了另一极端。作为表达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意识形态，这一理论毫不犹豫地把脱离直接物质生产的脑力劳动者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者，进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被说成是可以人为消灭的分工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群体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被视为“异类”，其世界观被认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需要在不断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中加以改造。
现在，人们已很难说清，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持的上述观点，究竟是无产阶级对自身所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所致，还是多少出于推动阶级斗争的宣传需要。但有一个事实无法更改：正是受到这一理论的鼓动，亿万工人农民的主体意识才被唤醒——“过去是牛马，今天做主人”。这才有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才有了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人类历史才因此加快了步伐。维护工人农民的利益，依靠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价值取向的基本特点，也是历史形成的极其宝贵的社会资源。谁如果背离了它，谁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谁如果放弃了它，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应该坦然承认：资本主义在张扬劳动能力方面，比我们做得彻底；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更注意发挥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一些人欣赏“全盘西化”道路，多少跟这一点有关。但是，资本主义也因此产生了自身很难克服的弊病。社会主义者只能扬弃资本主义，而不能投靠它，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理论逻辑的要求。然而，社会主义也万万不能停留在老祖宗的眼界中。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崇尚劳动，甚至认为把握了劳动问题就等于有了进入历史科学殿堂的钥匙；但却不肯深入考察劳动，不肯从“能力”角度认识劳动的发展，更不肯从体力与脑力对比的角度判断人类劳动的本质。这种片面性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得到克服。
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所推动的社会主义改革创造了两种劳动者社会合作的崭新局面。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由脑力劳动者拉动着体力劳动者的情况，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由体力劳动者牵引着脑力劳动者的情况；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个坚定地维护体力劳动者利益的政权，现在又肯定了脑力劳动者作为“第一生产力”开拓者的地位，它会通过不断的创新，寻找到合理体现双方利益的发展模式。
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对此抱有深深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