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9-0049-05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实现创新”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后者体现的则是人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观努力。遗憾的是，学者们关注的大多是后一方面的问题。问题的前一方面更加重要，也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特质，但却少有人关注。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内在地蕴含着创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而存在的。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与其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语境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随着地域的转移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展现出新的面貌，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哲学概念：一是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二是作为对世界的“纯粹”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两种含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品质：前者产生于特定阶级的特定生活条件，因而随着这种生活条件的改变，哲学也将通过自身的实现而消灭自身；后者则产生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哲学家的玄想，这些哲学家试图建立一种超历史的理论(即所谓“永恒真理”的体系)，作为包医百病的良方，然而正因为这种哲学的“普遍适用”，它也就处处都不适用。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真理，只存在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真理。
由于在进入思想成熟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把“纯粹”哲学称作“哲学”，而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常常说哲学“终结”了。我们则把生活哲学称作“作为非哲学的哲学”。生活哲学产生于特定个人的特定生活条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这样的哲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与从哲学出发、经过哲学、终结于哲学的“纯粹”哲学不同，生活哲学是从生活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认识、最后落脚于对生活的改造。相对于纯粹哲学，它可以称为“实践哲学”。“纯粹”哲学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对实践哲学来说并不存在，因为实践哲学的落脚点是生活的改造，而生活的改造则改变了实践哲学的初始条件，从而也改变了作为生活哲学的实践哲学本身。因此，对于实践哲学来说，问题的提法与其说哲学“是什么”，不如说哲学“如何去是”，即它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存在条件，来不断改变着自身。
实践哲学的“如何去是”包括三个环节：它要成为什么?它可能成为什么?它将要成为 什么?它们分别对应着生活的否定方面、肯定方面和扬弃方面。从生活的否定方面来说 ，所谓哲学“要成为”什么，意味着它不满足于生活的现状，它不是着眼于哲学已经“ 是什么”，而是着眼于(相对于人的愿望来说的)它“还不是什么”，即着眼于对生活进 行变革，这是哲学的未来向度。所谓哲学“可能成为”什么，意味着哲学变革生活的要 求受到既定生活条件的制约。哲学不可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条件，它本身只能产生于 既定的生活环境，对生活的变革必然受到这种环境因素的制约，这是哲学的过去向度， 它体现既有生活的肯定方面。哲学“将会成为”什么，则是在综合了哲学“要成为”什 么和“可能成为”什么之后所做出的权衡，它体现的是哲学从现在向未来超越的向度， 即生活的自我扬弃。哲学的“要成为什么”、“可能成为什么”和“将会成为什么”， 是一个“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相统一的过程。其中，“世界的哲学化” 表现的是哲学中理论的一面，而“哲学的世界化”表现的则是哲学中实践的一面。对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作为生活哲学的实践哲学本身既把理论、也把实践作为自身的环 节。
这里的“理论”不是对现状的“反映”，而是对现状的批判，正如这里的“实践”不是对现状的复制，而是对现状的改造一样。由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并列关系或先后关系，而是理论包含于实践、生活。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对此作了充分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柯尔施所作的分析值得关注：如果把“哲学”仅仅视为独立于实践的理论，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就不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确实是终结了；然而，实践哲学、生活哲学本身并没有终结——只要生活还在延续，实践还在推进，它就不可能终结，而只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实践中的理论，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践不是无理论的“行动”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它是包含普遍的特殊、包含一般的个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特定语境中的哲学，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去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
二、哲学及其语境
哲学的语境，表面上看，涉及的是哲学与它的时空背景的关系，但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涉及的是哲学家与他的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既然哲学总是特定哲学家的哲学，而特定的哲学家总是特定时空背景中的哲学家，那么任何一种哲学必然都带着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烙印。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 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 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5、141、142 、77页。)以费尔巴哈为例，他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但 他借以设想“一般人”的原型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周围的人，费尔巴哈所谓的“ 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75、141、142、77页。)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说他立足于“不变规律、永恒 原理、观念范畴”，但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 抽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5、141、1 42、77页。)“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 的、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 75、141、142、77页。)恩格斯批判杜林，说他诉诸“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 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而在恩格斯看来，“谁要想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 老生常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 737、737—738、374—375页。)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哲学上对“绝对真理”的迷信是导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上陷入迷误的理论原因。对空想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 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 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但“绝对真理、理性和正 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 式”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 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737、7 37—738、374—375页。)拿黑格尔来说，“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 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从“主观知性”方面来说，“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 识和见解的限制”；从“生活条件”方面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 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从“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方面来说，“黑格尔 是唯心主义者”，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黑格尔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 流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737 、737—738、374—375页。)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体系。恩格斯明确地说：“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737、737—738、374—37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只是封闭的体系，而不 是开放的体系，或者说，他们反对的是体系的封闭性。
任何理论都必然采取体系的形式，否则不成其为理论，哲学理论也不例外。但“纯粹”哲学是封闭的理论，而生活哲学则是开放的理论。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研究主体——哲学家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生活的变动性。首先，从研究主体方面来看，“纯粹”哲学从哲学出发、经过哲学、终结于哲学，似乎它的价值 就在于能独立于特定条件的哲学家，因此通常哲学家的局限性不被考虑在内；而生活哲 学却是从生活出发、经过对生活的认识、终结于对生活的改造，这里的“生活”正是哲 学家本人及其所在的社会集团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因此，生活哲学不能是无主体的 哲学，而只能是特定主体的哲学。其次，从研究对象方面看，“纯粹”哲学的研究对象 被当作是既成的、固定不变的对象，而生活哲学的对象则是处于生成中的、永远待完成 的对象。生活哲学对象的开放性和主体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生活哲学的语境。
三、生活哲学的超越性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自己”一词体现了哲学的语境意识。问题在于：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是一种不包含普遍的特殊、不包含一般的个别?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一种特殊的理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语境，特殊不能指导特殊，因此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生活哲学的超越性。
“纯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对立起来，认为哲学研 究的是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因此它适用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 内的整个世界。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反过来，把哲学当成不包含普遍的特殊、不包 含一般的个别，更是错到了极处。如果是这样，那么哲学与普通人的“意见”、“常识 ”有何区别?要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在多中寻找一、在变中寻找不变，这样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曾先后被当作特殊中之普遍、个别中之一般、现象中之本质。“纯粹”哲学的用意，就是把这种特殊中之普遍、个别中之一般、现象中之本质找出来，作为“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用以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即所谓的“世界观”，其实践应用即所谓的“方法论”，于是哲学又变成了所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反对把哲学作为“药方”和“公式”，也就排除了对哲学的这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的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却不承认他们的理论是“哲学”，正如同他们承认自己的理论是“自然观”和“历史观”，却否认它们是“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一样。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传统哲学缺乏语境意识。按照传统哲学，一和多、变和不变的关系是固定的，一旦把握了这种关系，绝对真理就得到了，剩下的只是如何把这种真理应用于实践中。可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无论是哲学的主体还是对象都处于生成过程中，因此一与多、变与不变之间，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传统 哲学认为现象是变动的杂多，本质是不变的纯一，因此所谓“世界观”是在可变的、杂 多的现象背后寻找不变的、纯一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本质”自身是在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因此“世界观”所“观”的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世界，而是特定的个人所面对的特定的世界，即特定语境中的世界、生活世界。随着特定个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生活世界自身也在不断向前延伸，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自然也就不断地自我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自然观”也应当这样来理解。哲学的“语境意识”内在地包含着它的自我超越性。
生活哲学与常识、意见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后者则是对生活世界的零散的、直觉的把握。在前者看来，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因此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和“辩证否定”的时间结构。“三位一体”即现实的个人或哲学家本人、他的生命活动和他的周围环境，三者的结合形成哲学家的存在处境和理论语境；“辩证否定”即生活世界的自我超越，它是对生活世界前一阶段的“扬弃”。而在后者看来，生活世界无非是哲学家所遭遇的一切，哲学家就用自己的遭遇来衡量整个世界，因此总是坐井观天，缺乏自我批判意识。如果说零散把握、直觉把握可以满足作为特殊的特殊、作为个别的个别，那么总体性把握就必然是包含普遍的特殊、包含一般的个别。
这样看来，生活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既是普遍又是特殊、既是个别又是一般。就其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来说，它是特殊的、个别的；而就其对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活世界作出普遍归纳、一般概括并把这些归纳和概括制作成理论体系来说，它又是普遍的、一般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特点是“特定的个人看特定的世界”，而不是全能的上帝看超时间、超空间的世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并从中得出那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后一种“世界观”一经得到，理论活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终结，剩下的只是如何去“实践”的问题；前一种“世界观”既然只是特定的个人对特定世界的把握，那么，随着特定的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0、732 、737、737—738、374—375页。)这种世界观自身必然要求自我超越。这就是我们所说 的“哲学创新”。
四、创新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哲学的自我超越是与它的创新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哲学主体和对象的时空变换，向生活哲学提出了创新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始语境是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哲学，或生活哲学的历史观。以后随着时空变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向前发展：19世纪下半叶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20世纪上半叶列宁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毛泽东先后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名篇，直到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今天的“科学发展观”。
恩格斯始终非常清楚：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主要是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 值理论两大科学发现。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根据恩格斯的以上观点，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唯物主 义历史观”，至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辩证法，在恩格斯那里是从属于历史观的。恩格斯以后，正如柯尔施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被割裂了 。在理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越来越突出，终于在地位上超过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变成了研究“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普遍性科学”或“科学一般”。但在实践中，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以历史观语境中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只是他们本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误以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一般世界观”为指导的。比如，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这分别体现出民主革命语境和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而他们所理解的“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实际上根据的并不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而是根据感性(对象、现实)世界第一性、理论世界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物质”和“(感性)存在”的差别、“客体”和“对象”的差别、“事物”和“现实”的差别在毛泽东、邓小平和一般人的心目中并不特别明显，但这一理论上的误差在当时的实践中所产生的后果并没有被人察觉到。
只是到了今天，到了必须“以人为本”的时代，到了“奉献”和“牺牲”必须退居第二位、人必须占据第一位、甚至连自然界也被“人性化”的时代，物质客体与感性对象的差别才变得醒目、乃至刺眼了。马克思曾经批评霍布斯的唯物主义为“敌视人”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当“辩 证唯物主义者”们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当作缺点、而不是优点的时候，马克思对 霍布斯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他们，因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中 ，认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5、141、142、 77页。)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物质贫乏的年代，是否突出“以人为本”，并无多大的实际 意义，因为在那个年代，阶级重于个人，为集体“奉献”和“牺牲”本身就具有独立的 道德价值。正因如此，追求自我实现甚至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行为来批判，人们追求 的是以“阶级”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这样看来，哲学创新首先是语境转换的客观要求，其次才是人们的主观努力。过去，不能离开“阶级”谈个人，否则就会被指责谈论“抽象的”人；今天则不能离开个人谈阶级，否则就是谈论抽象的“阶级”。这并不是由于过去人们在主观上不看重个人、今天主观上看重个人，而是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年代，阶级和集体的存在是具体的、离开阶级和集体的个人存在是抽象的，个人从阶级和集体获得其规定性；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才是具体的，离开个人的阶级和集体的存在反倒是抽象的，阶级和集体从个人获得其规定性——这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而非阶级或集体，君不见，甚至集体也被称作“法人”了?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首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相当多的假问题就可以避免。关于“中西马贯通”的问题就是这样。现在有许多人在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异质的哲学”如何贯通而发愁。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果两者在客观上本来就不能贯通，为什么主观上强作“贯通”的努力?如果客观上能够贯通，为什么满足于发号召，而不去亲自实践一下，不直接去做“贯通”的艰苦努力?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本身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早就“贯通”过了，至于“贯通”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毛泽东把“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等同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问题，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的观点，这不就是所谓的“中西马贯通”吗?人们可以批评毛泽东，说他不该把“实践”等同于“行动”，但不能说“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知行关系”不能贯通。
按照我们的观点，由于历史上的东西隔绝，西方传统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确曾是不可“贯通”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过去中国人的“比较哲学”大多建立在对西方哲学误解的基础之上。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交往普遍化，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融入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西方人的生活已经融入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在东方人的“存在”和西方人的“存在”相互交叉、正逐渐融为一体的情况下，还来讨论中西马贯通的问题，说明有关学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作为非哲学的哲学”，即生活哲学而存在的。否则，中国传统哲学是生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生活哲学，何来“贯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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