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框架及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框架论文,折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1.1 社会折扣
人们在做跨期决策或风险决策时，通常会把延迟事件的价值转换为当前价值，把不确定事件的价值转换为确定价值。由于转换后的价值量一般比转换前小，因而这种现象就被称为折扣(discounting)(Rachlin，2006)。当前，行为决策对时间折扣(temporal discounting)和概率折扣(probability discounting)的研究层出不穷。时间折扣是指个体对延迟损益的现值评价随延迟时间的增加而减小的现象(Frederick，Loewenstein，& O'Donoghue，2002)；概率折扣则是指个体对风险损益的定值评价随结果概率的减小而减小的现象(Green & Myerson，2004)。之所以存在时间折扣与概率折扣，是由于未来与现在之间存在时间距离，风险条件与确定条件之间存在概率距离。Trope和Liberman(2010)认为，社会距离与时间距离、概率距离一样，都属于心理距离。
在社会生活中，自我与他人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距离。那么，人们在评价他人损益结果的价值时，是否会将他人结果的价值转换为自身的价值呢？如果会转换，那么人们对他人结果的价值评价是否也会随着自我与他人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呢？Simon(1995)曾经指出，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件能够为自我带来一定效用，效用大小随社会距离的变化而变化。Jones和Rachlin(2006)首先通过实验研究了这种将他人结果折成自我结果的社会折扣现象(social discounting)。他们让被试在心中想象100个人，并将这100个人由1至100进行排序，1表示与自我关系最亲近的人，即社会距离最近的人；100表示刚认识的人，即社会距离最远的人。然后通过与时间折扣研究相同的选择滴定程序(choice titration procedure)让被试在一系列“要么自己获得X美元，要么他人获得75美元”的选择任务中做选择。选择序列中X的值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逐渐变化。如果被试选择了“他人获得75美元”，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收益X美元。随着X逐渐增大，被试刚开始转而选择“自己获得X美元”时，选择拐点(crossover point)的X值就代表个体愿意为“他人获得75美元”而放弃的自我收益的最大值。也就是说，在选择拐点处，“他人获得75美元”与“自己获得X美元”给自我带来的效用是相等的。我们将拐点处的X值称为“他人获得75美元”的“自我等值”或“自我当量”(self-equivalence)。Jones和Rachlin以“自我—他人”间的社会距离为横坐标，以自我当量为纵坐标，拟合了社会折扣函数，结果发现，与时间折扣函数相同，社会折扣函数也符合双曲模型(hyperbolic model)，即：
式中，V代表他人获得的收益，v代表他人获得收益的自我当量，s代表社会距离，常数k代表社会折扣率①。Jones和Rachlin认为，在社会折扣函数中，k值的大小决定了社会折扣函数的形态。k值越大，社会折扣函数越陡峭；k值越小，社会折扣函数越平缓。
1.2 社会折扣的实验范式
以往社会折扣研究大都采用选择滴定程序，即要求被试在一系列“要么自我获得收益，要么他人获得收益”的选择任务中进行选择，以测定“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Rachlin团队首先采用该实验范式对社会折扣现象进行研究，其后续研究也都采用这种范式，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例如，Rachlin和Jones(2008)在提高他人收益值的情况下，再次验证了社会折扣函数符合双曲模型，并发现了与时间折扣相反的数额效应(magnitude effect)(Thaler，1981)，即随着他人收益值不断提高，社会折扣率(k)也不断提高。Jones和Rachlin(2009)还发现，社会折扣与时间折扣存在高相关，他们由此认为，社会折扣和时间折扣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
其他学者受Rachlin团队研究的启发，也采用该实验范式对社会折扣现象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例如，Bradstreet等(2012)采用选择滴定实验范式以美国孕妇为被试验证了社会折扣的双曲模型。他们还发现，孕妇的社会折扣率(k)与其在怀孕期间的吸烟行为具有相关性，社会折扣率低的孕妇表现出较少的吸烟行为，甚至拒绝吸烟；而社会折扣率高的被试则表现出较多的吸烟行为。Sharp等(2012)采用该范式以美国青少年为被试也验证了社会折扣的双曲模型。同时他们还发现，青少年的社会折扣率(k)与其攻击行为存在相关，社会折扣率越大，攻击行为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实验范式在形式上与时间折扣和概率折扣的实验范式相同，因而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社会折扣率(k)能够与时间折扣率和概率折扣率进行相关分析(Jones & Rachlin，2009)。
然而，这种要求被试在“他人得益”与“自我得益”间进行选择的实验范式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种选择任务可以有两种不同理解：为使他人获得收益而放弃一定量的自我收益，或为使自我获得一定量的收益而舍弃他人收益，被试理解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社会折扣率(k)不同；其次，这种“自我得益—他人得益”的权衡选择任务忽略了现实中存在的其他几种“自我—他人”得失关系框架，如“自我不得—他人不失”、“自我损失—他人不失”和“自我损失—他人得益”等；第三，由于缺乏具体情境，以往实验范式不仅较难理解，也难以提高被试的卷入度。可见，传统的选择滴定范式未能控制被试的权衡方向，也未区分不同的任务框架，其研究方法值得改进。本研究将在传统实验范式的基础上探索并采用新的情境式社会折扣实验范式，恒定被试的权衡方向，区分不同的社会折扣任务框架，深入揭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折扣现象。
1.3 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的可能影响
如前所述，在以往的选择滴定程序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在“他人收益”与“自我收益”间迫选，通过找出选择拐点测得“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并由此拟合社会折扣函数。我们将这种“为了让他人获得收益而放弃自我收益”的任务框架，简称为NG-G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我—他人”间的得失交换关系还存在若干其他类型。例如，为使他人不受损失而放弃自我收益(NG-NL)、为使他人不受损失而承担自我损失(L-NL)、为使他人获得收益而承担自我损失(L-G)等。
不难发现，上述几种情境都是以自我“放弃收益”或“承担损失”为条件，以“让他人获得收益”或“避免损失”为目的(以他人“不得”或“损失”为条件，自我“得益”或“不失”为目的的情况将在另一项研究中探讨)。由此，我们构建了4种“自我—他人”得失选择任务框架(如表1)，以比较4种任务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差异。
为了探索不同任务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我们将分别在4种框架下拟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并基于以往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4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均符合双曲模型。
由于以往的社会折扣函数中的折扣率(k)是拟合了所有被试数据后得到的，它反映的是一组被试在整个社会距离范围内的平均折扣程度。然而，k值并不能准确反映单个被试在不同社会距离点的实际相对折扣程度③(记为d，以下简称折扣程度)。为深入分析被试的社会折扣规律，我们除了计算社会折扣率(k)外，还将在每种框架下计算每名被试在不同社会距离点的折扣程度(d)。
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预测人们会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因为自我损失要比等量自我收益产生更强的心理感受。段婧、刘永芳和何琪(2012)研究表明，个体在损失框架下为他人做出的决策比在收益框架下为他人做出的决策更冒险。由此我们推测，他人遭受损失带给自我的心理感受也可能比他人获得等量收益带给自我的心理感受更强，也就是说，为他人避免损失可能比为他人获得等量收益有更大的自我效用，因而，个体愿意放弃更多自我收益或承担更多自我损失以避免他人损失，这就使得“避免他人损失”框架下(包括NG-NL和L-NL框架)的折扣程度(d)低于“让他人获得收益”框架下(包括NG-G和L-G)的折扣程度。此外，由于个体对自身的损失也存在损失规避，因此还可以推测，“自我放弃收益”框架下(包括NG-G和NG-NL)的折扣程度应低于“自我承担损失”框架(包括L-G和L-NL)。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任务框架影响社会折扣程度。
NG-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低于NG-G框架(实验1)；L-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低于L-G框架(实验2)；NG-G框架下的折扣程度低于L-G框架，NG-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低于L-NL框架(实验1与实验2比较)。
另外，考虑到社会距离变化的影响，当社会距离较近时，他人损失(或得益)带给个体的痛苦(或快乐)程度更大，规避他人损失的意愿(或让他人得益的意愿)更强；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规避他人损失的意愿(或让他人得益的意愿)逐渐减弱。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NG-NL和NG-G两种框架下的折扣程度的差异会逐渐变小(实验1)，L-NL和L-G两种框架下的折扣程度的差异也会逐渐变小(实验2)。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
Jones和Rachlin(2006)认为个体的利他人格会影响社会折扣率(k)。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率高于高利他人格者。Takahashi(2007)甚至指出，可以通过社会折扣率(k)区分高低利他人格者。由于k值反映了所有被试在整个社会距离范围内的平均折扣程度，这就意味着低利他人格者的平均社会折扣程度高于高利他人格者。由前文可知，人们对他人损失的关切超过对他人得益的关切，而高利他人格者的同感(empathy)水平高于低利他人格者(钟华，郭永玉，2008)，这可能意味着高低利他人格者在“避免他人损失”框架下的折扣程度差异会大于“让他人获得收益”框架下的折扣程度差异，即高低利他人格者在NG-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会大于NG-G框架(实验1)，在L-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会大于L-G框架(实验2)。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利他人格及其与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
出于后续实验的需要，我们先进行两项预实验，分别检验用不同关系对象操作社会距离的有效性，以及新的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用于社会折扣实验的有效性。
2 预实验1：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
2.1 实验目的
社会折扣实验需要对社会距离进行操纵。Jones(2007)指出，社会距离可以描述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关系密切的个体间的社会距离较近，而关系疏远的个体间的社会距离较远。Ostaszewski和Osiński(2011)在其社会折扣研究中通过变换关系对象对社会距离进行操纵，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部分被试都将家人，尤其是父母双亲视为与自己社会距离最近的人，而将陌生人视为与自己社会距离最远的人。由此，我们预期母亲、朋友、刚认识的人与陌生人是处于不同社会距离下的关系对象。本实验将通过问卷调查对上述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进行测量，以确定被试与不同关系对象间的社会距离是否存在差异。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随机选取浙江某高校12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57人，被试平均年龄23.17±2.13岁。
2.2.2 实验材料
实验设定自我与陌生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为10，要求被试从1～10中选择合适的数字表示自我与母亲、朋友和刚认识的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指导语如下：
在日常生活中，你的周围总是存在着一些人，由于你与他们的关系远近程度不同，因此你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现在请你用一个数值表示你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数值越小表明你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小，数值越大表明你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假定你与陌生人的社会距离为10，那么请你用1～10之间的任何数字分别表示你与你的母亲，你与你的朋友以及你与你刚认识的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2.3 实验结果
3 预实验2：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的有效性
3.1 实验目的
在预实验1中，我们还随机选取了30名被试，采用Jones和Rachlin(2006)所使用的选择滴定程序进行了社会折扣试测，但是发现大部分被试不能很好理解在“他人获得收益”和“自我获得收益”两个事件间做选择的含义。我们认为，这种传统的选择滴定程序可能不适合中国被试。而且，要在多种框架下正确和一致地理解滴定程序中选择的含义可能更为困难。为解决该问题，使被试更容易、更准确、更一致地理解实验，并有更高的卷入，我们对传统的选择滴定程序进行了情境化改造，并将选项表述改为“是否愿意为他人获得收益(或避免损失)而放弃自我收益(或承担自我损失)”，被试只需做“愿意与否”的选择，这样被试就更容易决策，也不会有多重理解。鉴于Jones和Rachlin(2006)的实验仅使用了“为了让他人获得收益而放弃自我收益”的选择框架，因此，本实验也只在NG-G框架下测量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以便进行两种实验范式的比较，检验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的有效性。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随机选取浙江某高校6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32人，被试平均年龄22.25±1.32岁。
3.2.2 实验设计
将60名被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30人。一组被试通过传统的选择滴定程序测量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记为Ⅰ组)，另一组被试通过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测量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记为Ⅱ组)。以社会距离远近不同的关系对象和组别作为自变量，比较两种滴定程序测得的自我当量是否存在差异。
3.2.3 实验材料及程序
首先要求被试阅读实验情境材料，并对自我与不同关系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评定。社会距离评定指导语与预实验1相同。
然后，两组被试开始正式的选择滴定程序。Ⅰ组被试直接在一系列“他人收益”和“自我收益”间做选择。实验中将他人获得的收益恒定为100元，自我收益由10元至110元变化，每次递增幅度为10元。所以涉及每个关系对象的选项各有11对，每个被试在4种关系对象下共做44次选择。实验任务举例如下：
现在你面临一系列你与母亲之间的金钱收益选择任务，请基于自身偏好做出选择。
选择任务：
1)A我获得10元 B母亲获得100元
Ⅱ组被试采用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测量他人收益的自我当量。指导语如下：
你与你的母亲，一个朋友，一个你刚认识的人以及一个陌生人共同参加了一个抽奖活动。抽奖活动的规则如下：
1.每次抽奖活动必须由你与上述四人中的一个人同时参加。抽奖会进行多次，但各次抽奖活动相互独立。
2.抽奖箱中有若干红球和若干白球，你们两人各从箱中抽一个球。每个球上都写有一个数字，抽中红球代表获得与数字相应的金钱，抽中白球代表损失与数字相应的金钱。例如，如果你抽中一个写有100的红球，那么你将获得100元；如果你抽中一个写有100的白球，那么你将损失100元。
3.按照抽奖规则规定，如果你们两人同时抽到红球，那么你们中间必须有一人放弃收益才能保证另一人获得收益。例如，你与另一人同时抽到红球，你的红球上写着50，另一人的红球上写着100，那么只有当你放弃你获得的50元时，另一人才能得到那100元。如果你不放弃，那么就意味着另一人将得不到收益。
4.双方获得的收益不能共享或者重新分配，即你获得的收益不能给另一人，另一人获得的收益同样也不能给你。
Ⅱ组被试选项中的金钱数额变化与Ⅰ组相同。实验任务举例如下：
(一)现在你和母亲一起参加活动，请依次回答以下问题：
1)如果你抽中了写有10的红球，母亲抽中了写有100的红球，那么请你选择：
你是否愿意放弃10元的收益而使母亲获得100元？A愿意放弃 B不愿意放弃
3.3 实验结果
3.3.1 社会距离操作检验
预实验1已经证明了用不同关系对象操作社会距离的有效性。为再次检验这种社会距离操作在新被试样本中是否稳定有效，在本实验中，我们再次对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评分进行了统计分析(如表3)。
以关系对象为自变量，以社会距离评分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对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评分差异显著，F(2，118)=2678.79，p＜0.001。事后检验表明，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评分两两之间差异均显著
p＜0.001)。4种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评分由母亲到陌生人依次不断增加。该结果与预实验1完全一致，这再次说明，不同关系对象能够代表不同的社会距离水平。
3.3.2 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有效性检验
3.3.3 社会折扣函数形态检验
Jones和Rachlin(2006)在其研究中分别拟合了指数模型(exponential model)④和双曲模型，并发现双曲模型的拟合指数更高。本研究也采用Jones和Rachlin拟合社会折扣函数的方法：以被试对不同关系对象的社会距离评分为横坐标，以自我当量为纵坐标，使用GraphPad Prism 5.0分别对两组实验数据进行两种模型的拟合计算。结果如表4和图1、图2所示。由表4可知，两组被试的指数模型拟合指数
均要高于双曲模型。该结果说明，指数模型比双曲模型更好地描述了中国被试的社会折扣规律。
4 实验1：NG-G框架与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比较
4.1 实验目的
本实验旨在探索NG-G和NG-NL两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并比较两种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
4.2 实验方法
4.2.1 被试
随机选取浙江某高校96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44人，被试平均年龄23.51±2.80岁，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4.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4社会距离(母亲，朋友，刚认识的人，陌生人)×2框架(NG-G，NG-NL)被试内实验设计。社会距离用4种关系对象操纵为4个水平，框架则包括两种：“为了让他人获得100元而放弃自我收益”(NG-G框架)以及“为了让他人避免损失100元而放弃自我收益”(NG-NL框架)。实验采用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探索两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和社会折扣率(k)，并比较两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d)。
另外，为了探索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程度可能产生的影响，本实验还采用《利他主义自陈量表》测量被试的利他人格。该量表是Rushton，Chrisjohn和Fekken(1981)编制的，它通过被试对自己一年以来的某些利他行为进行自评以了解其利他人格。量表共20个项目，采用(1～5)5级评分。汤舒俊、郝佳和涂阳军(2011)使用修订过的《利他主义自陈量表》在一个408名大学生的样本中进行测量，测得该量表一致性信度为0.86。本实验中测得该量表一致性信度为0.85。
4.2.3 实验材料及程序
首先要求被试阅读实验情境材料，并对自我与不同关系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评定。社会距离评定指导语与预实验1相同，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的指导语与预实验2基本相同，只在涉及两种框架的部分对抽奖规则说明做相应调整。如NG-NL框架下的规则说明调整为：
4.如果你抽中红球，另一人抽中白球，那么只有当你放弃你的收益时，另一人才能不受损失。例如，你抽中一个写有50的红球，另一人抽中一个写有100的白球，那么只有当你放弃你获得的50元时，另一人才能避免损失100元。
在被试理解实验情境的基础上开始正式的选择滴定程序。他人收益或损失的金额恒定为100元，自我收益从10元到110元，以10元的幅度递增。每个关系对象下包括“使他人得益”和“使他人避免损失”两个框架，共22个选择题，4种关系对象下共计88个选择题。为防止被试遗忘他们与不同关系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改变关系对象时都通过让被试填空的方式再次激起被试的社会距离感。具体情境举例如下：
(一)现在你和母亲一起参加活动，请依次回答以下问题：
NG-NL框架
12)如果你抽中了写有10的红球，母亲抽中了写有100的白球，那么请你选择：
你是否愿意放弃10元的收益而避免母亲损失100元？A愿意放弃 B不愿意放弃
考虑到4种关系对象的出现顺序对实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通过拉丁方设计平衡了4种关系对象出现的顺序。在每种关系对象下，研究者也平衡了两种框架出现的顺序。此外还对自我收益的升序排列与降序排列进行了平衡。因此，我们共设计了16个版本的问卷，随机发放给被试。被试在完成选择任务后，填写《利他主义自陈量表》。
4.3 实验结果
本实验总计发放问卷96份，回收9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无拐点或出现多个拐点等)剩余有效问卷78份。
4.3.1 社会折扣函数形态探索
采用GraphPad Prism 5.0对自我当量数据进行指数模型和双曲模型的拟合计算，结果如表5和图3、图4所示。由表5可知，在两种框架下指数模型的拟合指数均高于双曲模型。表5还显示，NG-NL框架下的折扣率(k=0.125)低于NG-G框架下的折扣率(k=0.139)。
图4 NG-NL框架下折扣模型拟合
4.3.2 任务框架、社会距离和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
Myerson，Green和Warusawitharana(2001)用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作为折扣程度的测量指标：AUC越大，折扣程度越低；AUC越小，折扣程度越高。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获得被试在每个社会距离点的折扣程度。因此，我们采用以下方法分别计算不同框架下每名被试在每个社会距离水平下的折扣程度，记为d。
式中，X表示他人得失的自我当量；V表示他人得失量。
为了检验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我们以任务框架和社会距离为自变量，以社会折扣程度(d)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距离主效应显著，F(3，231)=2403.89，p＜0.001；任务框架主效应显著，F(1，77)=194.10，p＜0.001。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显著，F(3，231)=30.38，p＜0.001。
对任务框架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显著小于NG-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
。该结果支持H2，说明社会折扣中存在类似于时间折扣中的符号效应(sign effect)，即损失条件下的折扣程度小于收益条件(Thaler，1981)。对社会距离主效应的事后检验表明，4种社会距离水平下的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大(
=0.23，p＜0.001；
=0.58，p＜0.001；
=0.15，p＜0.001)。
以上结果说明，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两种框架下社会折扣程度的差异逐渐变小，支持了H3。但是由表6可以看出，在“母亲”水平下，两种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量小于“朋友”和“刚认识的人”两种水平下的差异量。这是因为在“母亲”水平下，无论是让母亲获益还是避免母亲损失，个体都愿意放弃很大的收益，表现出天花板效应。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设H4，我们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利他人格及其与任务框架的两项交互作用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同时还考察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的两项交互作用以及任务框架、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三项交互作用对折扣程度的影响。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利他人格得分进行了中心化(centering)处理。由于社会距离有4个水平，因此，我们将陌生人作为参照类，并建立3个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1、S2、S3)对4个社会距离水平进行编码：母亲编码为(1 0 0)，朋友编码为(0 1 0)，刚认识的人编码为(0 0 1)，陌生人编码为(0 0 0)。另外，对任务框架也进行了编码：NG-G框架编码为0，NG-NL框架编码为1。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我们以社会折扣程度(d)为因变量，分3步将不同的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一步采用“enter”法将任务框架、利他人格及社会距离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采用“stepwise”法将“利他人格×任务框架”交互项及“利他人格×社会距离”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利他人格×任务框架×社会距离”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由于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均为分类变量，其标准化回归系数没有意义(West，Aiken，& Krull，1996)，因此在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只给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结果发现，利他人格主效应显著(如表7)，随着个体利他人格得分的提高，其社会折扣程度不断降低。同时还发现，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交互作用显著(如表7)；框架与利他人格交互作用不显著(B=-0.01，t=-0.38，p=0.705)，未进入回归方程。在增加三项交互项后，的改变量接近于0(p=0.883)，该三项交互项也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该结果说明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低利他人格者在4个社会距离水平下折扣程度的差异，我们按照Cohen，Cohen，West和Aiken(2003)及Frazier，Tix和Barron(2004)提出的分析程序对交互项进行简单斜率(simpleslop)分析。以利他人格得分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代表高利他，以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代表低利他，分别计算4种社会距离水平下的简单斜率。通过比较4条直线的简单斜率与0之间的差异，可以了解在每个社会距离水平下，高低利他人格者的折扣程度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在“母亲”水平下的简单斜率接近于0(t=-0.009，p＞0.05)，说明高低利他人格者在该社会距离水平下的社会折扣程度没有差异；在“朋友”水平下，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也没有差异(
=-0.001，t=-1.15，p＞0.05)；而在“刚认识的人”和“陌生人”两种水平下，高利他人格者的折扣程度显著小于低利他人格者(
=-0.009，t=-8.03，p＜0.001；
=-0.005，t=-4.57，p＜0.001)(如图5)。该结果说明，利他人格只对远距离关系对象的折扣程度有影响。
框架与利他人格交互作用不显著，该结果与假设H4中关于两者交互作用的假设不符合。这意味着利他人格不足以调节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被试的利他人格得分高低，他们都同样存在损失规避倾向，因而在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较低。
5 实验2：L-G框架与L-NL框架下社会折扣比较
5.1 实验目的
本实验旨在探索L-G和L-NL两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并比较两种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
5.2 实验方法
5.2.1 被试
随机选取浙江某高校96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46人，被试平均年龄22.20±1.59岁，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5.2.2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与实验1相同。本实验中任务框架包括两种：“为了让他人获得100元而承担自我损失”(L-G框架)以及“为了避免他人损失100元而承担自我损失”(L-NL框架)。
5.2.3 实验材料及程序
首先要求被试阅读实验情境材料，并对自我与不同关系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行评定。社会距离评定的指导语与预实验1相同，选择滴定程序的指导语与预实验2基本相同，只在涉及两种框架的部分对抽奖规则说明做相应调整。如在L-NL框架下的规则说明调整为：
3.按照抽奖规则规定，如果你们两人同时抽到白球，那么你们中间必须有一人承担损失才能保证另一人避免损失。例如，你与另一人同时抽到白球，你的白球上写着50，另一人的白球上写着100，那么只有当你承担50元的损失时，另一人才能避免损失100元。如果你不承担损失，那么就意味着另一人将损失。
在L-G框架下的规则说明调整为：
4.如果你抽中白球，另一人抽中红球，那么只有当你承担损失时，另一人才能获得收益。例如，你抽中一个写有50的白球，另一人抽中一个写有100的红球，那么只有当你承担50元损失时，另一人才能获得100元。
在被试阅读并理解实验情境的基础上开始正式的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他人收益或损失的金额恒定为100元，自我损失从10元到110元，以10元的幅度变化。每个关系对象下包括“使他人得益”和“使他人避免损失”两个框架，共22个选择题，4种关系对象下共计88个选择题。为防止被试遗忘他们与不同关系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在改变关系对象时都通过填空的方式再次启动被试的社会距离感。具体情境举例如下：
(一)现在你和母亲一起参加活动，请依次回答以下问题：
L-NL框架
1)如果你抽中了写有10的白球，母亲抽中了写有100的白球，那么请你选择：
你是否愿意承担10元的损失而避免母亲损失100元？A愿意承担 B不愿意承担
L-G框架
12)如果你抽中了写有10的白球，母亲抽中了写有100的红球，那么请你选择：
你是否愿意承担10元的损失而使母亲获得100元？A愿意承担 B不愿意承担
在本实验中，采用了与实验1相同的任务顺序平衡方式，共设计了16个版本的问卷，随机发放给被试。在完成选择滴定程序后，要求被试继续完成《利他主义自陈量表》(本实验测得该量表一致性信度为0.93)。
5.3 实验结果
本实验总计发放问卷96份，回收9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无拐点或出现多个拐点等)剩余有效问卷77份。
5.3.1 社会折扣函数探索
采用GraphPad Prism 5.0对自我当量数据进行指数模型和双曲模型的拟合计算，结果如表8和图6、图7所示。由表8可知，在两种框架下指数模型的拟合指数均高于双曲模型。表8还显示，L-NL框架下的折扣率(k=0.141)低于L-G框架下的折扣率(k=0.160)。
5.3.2 任务框架、社会距离和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
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方法计算社会折扣程度(d)。以任务框架、社会距离为自变量，以社会折扣程度(d)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距离主效应显著，F(3，228)=2106.77，p＜0.001；任务框架主效应显著，F(1，76)=265.17，p＜0.001。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显著，F(3，228)=54.27，p＜0.001。
对任务框架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显著小于L-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
。该结果支持H2，同样说明社会折扣中存在符号效应。对社会距离主效应的事后检验表明，4种社会距离水平下的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大
我们采用了与实验1相同的方法分析利他人格及其与任务框架两项交互作用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两项交互作用以及任务框架、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三项交互作用对折扣程度的影响。在本实验中，L-G框架编码为0，L-NL框架编码为1。
统计结果发现，利他人格主效应显著(如表10)。该结果同样说明，随着个体利他人格得分的提高，其社会折扣程度不断降低。同时还发现，利他人格与社会距离交互作用显著(如表10)，框架与利他人格交互作用不显著(B=-0.001，t=-0.67，p=0.504)，未进入回归方程。在增加三项交互项后，的改变量也接近于0(p=0.895)，该三项交互项也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该结果同样说明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高低利他人格者在4种社会距离水平下折扣程度的差异，我们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方法对交互项进行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在“母亲”水平下的简单斜率接近于0(t=-0.81，p＞0.05)，说明高低利他人格者在该社会距离水平下的社会折扣程度没有差异；在“朋友”水平下，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也没有差异
框架与利他人格交互作用不显著，该结果与假设H4中关于两者交互作用的假设不符合。这意味着利他人格不足以调节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被试的利他人格得分高低，他们都同样存在损失规避倾向，因而在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较低。
最后，综合实验1和实验2所得的数据，比较NG-G框架和L-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以及NG-NL框架和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结果发现，NG-G框架下的折扣程度显著小于L-G框架下的折扣程度，F(1，153)=16.53，p＜0.001；NG-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也显著小于L-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F(1，153)=12.38，p＜0.001(如图9)。该结果说明个体对自我利益存在损失规避(Kahneman & Tversky，1979)。
6 讨论
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在4种任务框架下，指数模型比双曲模型的拟合程度更高；任务框架、社会距离和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程度均有影响；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社会距离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也影响社会折扣程度。这些结果完全支持假设H2和H[，3]，部分支持假设H[，4]，但不支持假设H[，1]。
6.1 社会折扣函数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
本研究拟合了中国文化背景下被试的社会折扣函数，发现在4种框架下，指数模型的拟合程度都更高。该结果与Jones和Rachlin(2006)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得到了双曲线形态的社会折扣函数。我们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实验范式的不同或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预实验2分别拟合了传统选择滴定程序下和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下得到的社会折扣函数。结果表明，两种选择滴定程序下，中国被试的社会折扣函数均符合指数模型。该结果说明，实验范式的不同并没有导致社会折扣函数形态的差异。由此，我们推测函数形态的差异可能与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由图3、图4、图6和图7可以看出，当社会距离较近时，指数模型所预测的自我当量值高于双曲模型。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被试更加强调保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自我概念图式中涵盖了诸如母亲和朋友等社会距离较近的人(刘新明，朱滢，2002；Zhu，Zhang，Fan，& Han，2007)。因此中国被试更倾向于将这些社会距离较近个体的收益视为自我的收益，将他们的损失视为自我的损失，由此导致他们愿意为其放弃更多的收益或承担更多的损失。而当社会距离较远时，指数模型所预测的自我当量值低于双曲模型。这可能是由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加亲近内群体(in-group)中的成员(如母亲，朋友)，而更加排斥外群体(out-group)中的成员(如刚认识的人，陌生人)(Markus & Kitayama，1991；Chen，Brockner，& Katz，1998；Ma-Kellams，Spencer-Rodgers，& Peng，2011)，由此造成中国被试对亲者更亲，对疏者更疏。因此，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被试愿意为他人放弃收益或承担损失的程度下降得更快。当然，这种解释还需要通过跨文化研究进一步验证。
图9 4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
6.2 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任务框架影响社会折扣程度。NG-G和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分别小于L-G和L-NL框架下的折扣程度，这是因为损失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比等额收益更为强烈，因而对自身损失存在规避倾向(Kahneman & Tversky，1979)。研究还发现，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低于NG-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也低于L-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这进一步表明，人们不仅会规避自身的损失，而且对他人损失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规避倾向，这种倾向使得避免他人损失的自我当量高于等额使他人得益的自我当量，表现为“使他人避免损失”框架下(包括NG-NL和L-NL)的社会折扣程度低于“使他人得益”框架(包括NG-G和L-G)。
此外，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NG-NL与NG-G框架下社会折扣程度的差异由大变小；L-G与L-NL框架下社会折扣程度的差异也由大变小。出现该结果是因为，当社会距离较近时，他人损失(或得益)带给个体的痛苦程度(或快乐程度)更大，规避他人损失的意愿(或让他人得益的意愿)更强；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规避他人损失的意愿(或让他人得益的意愿)也逐渐减弱，从而导致两种框架下社会折扣程度的差异逐渐变小。
本研究还发现，框架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该结果也说明，利他人格不足以调节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强于利他人格的影响。出现该结果的原因是无论个体的利他人格得分高低，个体对他人的损失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规避。Tom，Fox，Trepel和Poldrack(2007)指出损失规避是普遍存在于人类世界的一种基本机制。因此，无论个体的利他人格得分高低，他们都会表现出损失规避。这就使得高低利他人格者在NG-NL和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都较低。
6.3 社会距离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
在4种框架下，社会距离都会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社会折扣程度也不断增加。该结果与Ostaszewski和Osinski(2011)的研究也是一致的。对此，可以从心理联结(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的角度进行解释。
Parfit(1984)提出的心理联结概念是指两个事物在个体心理上的直接关联度。近些年来，心理联结的思想开始被用来解释决策者的选择倾向(Bartels & Rips，2010)。例如，在时间折扣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心理联结强度越高，个体就会越多的考虑未来结果(Bartels & Rips，2010；Ersner-Hershfield，Garton，Ballard，Samanez-Larkin，& Knutson，2009)。Bartels和Rips(2010)指出，如果把“未来自我”看成另外一个人，那么“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心理联结就变成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联结。这种心理联结的强度与社会距离有关。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这种联结的强度逐渐减弱，这就导致了个体越来越不重视他人的结果，因此，社会折扣程度也逐渐升高。
实验1和实验2均发现在“母亲”水平下，社会折扣程度均表现出天花板效应。这种结果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与另外3种社会距离水平相比，母亲是一个更加明确，具体的对象，这就使得个体对母亲收益或损失的感受是建立在对自己收益或损失的感受基础之上的(段婧等，2012)，因而他们可能愿意为其放弃更多的收益或承担更多的损失；第二，本研究中的被试都是大学生，对于这些经济并未独立的学生而言，母亲和自己的收益可能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因此被试可能认为母亲的收益就是自己的收益，母亲的损失就是自己的损失，这也可能导致个体愿意为其放弃更多的收益或承担更多的损失。
另外，社会距离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只在社会距离较远的关系对象上表现出差异。这是因为高利他人格者具有较高的同感(empathy)水平(钟华，郭永玉，2008；Cialdini et al.，1987；Nakao et al.，2012)，他们的“自我—他人”心理联结强度高于低利他人格者，因而在决策时比低利他人格者更多地考虑了刚认识的人和陌生人的利益。因此在这两种社会距离水平下，高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低于低利他人格者。然而在社会距离较近时，社会距离的影响掩蔽了利他人格的影响。
6.4 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
本研究采用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探索了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的影响，在方法上对传统滴定程序进行了改进和完善。新方法的优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新方法直接询问被试“是否愿意为他人获得收益(避免损失)而放弃自我收益(承担损失)”，而不是让被试在“我得(失)多少元”与“他人得(失)多少元”之间做选择，这使被试更容易理解选项的含义，且不会造成对任务框架的多重理解；第二，新方法由于更具有情境性，因而能够提高被试的卷入度，进而提高实验的信效度。这种新的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可供未来社会折扣研究借鉴。
6.5 研究意义
本研究探索了4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结果发现，个体在“为了他人避免损失而放弃自我收益(NG-NL)”这种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最低(如图9)，由此可推测，个体在该框架下更容易表现出利他行为。因此，我们可以采用与该框架类似的表述促使人们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例如，在“经济结果—环境结果”间权衡时，通过不同框架的表述，就有可能使政策制定者做出不同程度的亲环境决策。在“获得大经济收益但导致高程度环境污染”以及“获得小经济收益但导致低程度环境污染”两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时，如果采用NG-NL这种表述框架(即“放弃经济收益”以“避免环境危害”)，就可能比“L-G”框架(即“承担经济损失”以“改善环境质量”)更能做出亲环境决策。
另外，本研究所揭示的社会折扣规律为解释社会决策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传统的决策研究中，决策结果都是由决策者本人承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决策结果是由他人承担(如环保等各种公共政策决策)，即决策者要为他人决策，或是预测他人的决策。此时决策者与他人的社会距离，或者说决策者对他人的得失有多大程度的“感同身受”(即自我当量)就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当前，在行为决策领域中，有很多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研究或是预测他人决策的研究(Hsee & Weber，1997；何贵兵，梁社红，刘剑，2002；徐惊蛰，谢晓非，2011；段婧等，2012)。其中一些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例如，Hsee和Weber(1997)发现，在风险决策中，人们在为自我做决策时比较保守，而在为他人做决策时更冒险。段婧等(2012)也发现，在收益情境下，个体为他人决策更冒险。但是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解释最终都离不开社会折扣规律。例如，当决策涉及到亲友时，社会折扣程度较低，个体可能会表现出风险规避；但涉及陌生人时，社会折扣程度较高，个体可能会表现出风险寻求。
6.6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折扣现象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局限，因此，未来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第一，本研究探索了4类框架下的社会折扣函数和社会折扣程度。研究所涉及的4类框架都是“他人获益(或损失)”等价于多大程度的“自我获益(或损失)”这种“利他”框架类型，即他人获益为自我带来正效用、他人损失为自我带来负效用的类型。不难发现，理论上还存在另外一种“利己”的社会折扣任务框架，即他人损失为自我带来正效用以及他人获益为自我带来负效用的情况，对此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第二，在本研究中，社会距离通过4种关系对象操纵为4个水平。然而，与母亲、刚认识的人以及陌生人3个社会距离水平相比，“朋友”这个社会距离水平还可能包括了亲密朋友、普通朋友等不同社会距离的关系对象。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界定“朋友”的定义，完善社会折扣研究。
第三，本研究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下被试的社会折扣函数更加符合指数模型。通过比较指数模型和双曲模型的整体形态发现，指数模型比双曲模型更加陡峭，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中国的文化特点所导致。但是由于本研究未采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被试样本，因而还不足以直接比较社会折扣函数的文化差异，未来可进一步通过跨文化研究揭示两者的差异及原因。
7 结论
(1)本研究发现中国被试的社会折扣规律更符合指数模型。其特点是，他人收益或损失的自我当量随社会距离的增加而下降，下降的速度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加，但中国被试在社会距离较近时，自我当量高于双曲模型的预测值，在社会距离较远时低于双曲模型的预测值。
(2)任务框架影响社会折扣程度。NG-NL和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分别低于NG-G和L-G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说明被试存在对他人损失的规避倾向；而NG-G和NG-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分别低于L-G和L-NL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说明被试存在对自我损失的规避倾向。
(3)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任务框架对社会折扣程度的影响在近距离时显著，在远距离时消失。
(4)社会距离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在较近社会距离时无差异，只在较远社会距离时，后者高于前者。
①Rachlin指出，k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折扣率。笔者认为社会折扣率的准确含义应是单位社会距离上的折扣程度，它随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小。而上述k值是一个常数，表示在一定距离范围内，一组被试在各距离点下算得的单位距离折扣程度的平均值，即每个单位距离的折扣程度是相同的。为了区别于下文的折扣程度，本文仍将k称为折扣率。
②框架命名规则：短线前代表自我得失状态(条件)，短线后代表他人得失状态(目的)。G表示他人收益；L表示自我损失；NG表示放弃自我收益，即自我不得；NL表示避免他人损失，即他人不失。
③本研究中的相对折扣程度(d)是指他人得失量V与自我当量x的差值占他人得失量的比例，即。
④指数模型：v=Ve-ks，式中各字母所代表的含义与双曲模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