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 开创图书馆学研究新局面——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二十论文,新局面论文,真理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潮，全国人们在反思、在探索；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何看待文革前17年的成就，是走“两个凡是”道路，还是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指明了正确方向。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真理标准讨论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道路。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能实事求是的看待历史，去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中所划定的条条框框，正确评价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性质和地位。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依照科学发展规律，研究社会科学，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图书馆学，也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得以重新认识和崛起，并以此为起点，全面发展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灾难，其中文化战线遭受的摧残更为严重。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图书馆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各系统图书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停止达数年之久，原有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受到冲击，外文书刊被迫停订，藏书建设遭受严重损失。还有的图书馆被撤销建制，设施被挪用，图书被销毁。
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知识越多越反对”的年代里，图书馆学研究完全停止，图书馆学研究队伍解散，图书馆的专家学者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作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到批判斗争。“文化大革命”还隔断了中国和外国的联系，国外的图书馆学的理论著作和学术思想被禁止和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整顿，图书馆事业也得以纠正错误，图书馆业务工作逐渐恢复。然而，就在图书馆业务工作刚有起色，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欢欣鼓舞时，“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疯狂迫害邓小平同志，致使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刚有起色的图书馆业务工作又遭批判，广大图书馆工作者陷入迷茫境地。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促进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反而阻碍和摧残了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使中国和外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2 “两个凡是”不能彻底解决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遭受的摧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恢复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去，希望尽快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继续推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所以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无法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中国图书馆学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受到的左倾思想干扰而遭受的损失，一时都无法彻底解决。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是引进西方图书馆学思想，融合中国传统版本学、目录学而形成的一个学科。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引入中国的时间约在清末民初，形成和发展是在民国年间，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解放后一直是研究禁区。因此，要恢复图书馆学研究，必须尊重学科发展历史，客观评价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和历史发展过程。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要打开图书馆学的研究禁区，全面正确地理解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研究，进而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很难办到的。
这种欲改又难的现象，当时在中国普遍存在。人们在思索在探究问题出在哪里？纠正错误的阻力来自何方？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随着思索深入，随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理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拨乱反正，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图书馆学本来面目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2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任务，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实现了全面改革开放，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指导下，中国图书馆界也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反思过去、探索未来，以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态度，重新评价中国图书馆学，肯定以往图书馆学科中正确部分，吸收外国图书馆学中科学部分，创立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今天，面对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新局面，再回顾2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思想解放期间，中国图书馆学界主要重新评价了以下几个图书馆学理论问题：
3.1 正确评价文革前17年中国图书馆战线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目的，从文艺战线打开缺口，胡说解放后文艺战线是“黑线专政”，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作为社会文化部门的图书馆战线受到严重摧残。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图书馆领域的实践证明，解放后17年，中国图书馆战线是积极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图书馆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图书馆工作者和图书馆学者绝大多数是好的，为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北京为例，北京图书馆在解放前每年平均入藏图书不到3万册。而解放后的17年中，每年平均入藏图书30万册，相当于解放前的10倍。文革前还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千多个单位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北京图书馆无论在业务工作、馆际协作、人员培训和图书馆学研究方面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我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和研究，在17年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事实雄辩地证明解放后17年我国图书馆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
3.2 正确评价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起萌于清末，成熟于民国。其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
清末是引进西方图书馆学思想时期。当时一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把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工具，引进西方图书馆学思想，推动近代图书馆的兴建。
民国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形成和成熟时期。1917-1927年的“新图书馆运动”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0年3月，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的创立，二三十年代一批图书馆学留学生的回国，使中国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图书馆学理论队伍。民国期间，图书馆学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著作出版较多。
新中国成立后，对民国时期建立的以欧美图书馆学思想为基础的图书馆学摒弃不用，转而学习和研究苏联图书馆思想与方法。大跃进时期，又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在这期间，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偏重于技术性和实用性，图书馆学刊物有《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等数种。
解放后我国对社会科学采取比较左的态度，图书馆学科亦如此。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对外国图书馆学（特别是对美国图书馆学），中苏关系恶化后对原苏联图书馆学，以摒弃态度对待。这种不尊重学科发展，以阶级观点确定学科性质，人为割裂图书馆学历史的做法，有损于图书馆学健康发展。
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和学者思想大解放，以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看待和评价近现代图书馆学，肯定了清朝末期和民国时代图书馆学发展中积极一面，检讨了建国初期向苏联一面倒的片面作法，完整地看待从清末到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学全部历史，恢复了图书馆学的本来面目。
3.3 正确评价图书馆学著名学者历史贡献
对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著名学者，解放后也是采取否定态度，以至于年轻一代不知道中国老一辈图书馆学著名学者。
思想解放以后，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图书馆学学者的历史贡献，为沈祖荣、李小缘、杨昭哲、杜定友、刘国钧、洪有丰、金敏甫、姚名达、王重民等一大批在民国时期作出重要贡献的图书馆学家恢复了名誉，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予以肯定。对定居在台湾和海外的图书馆学者，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中肯的评价。
通过努力，中国图书馆学界恢复了与国外图书馆学者的联系，学术交流日趋活跃。中国图书馆协会也恢复了在国际图联中的合法地位。
3.4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在左倾思想影响下，阶级斗争观点成为图书馆学研究指导观点，对图书馆学科性质、图书馆职能、读者对象等等都以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以至严重束缚了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思想发挥，阻碍了图书馆学科的发展。
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始终坚持“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观点，一种绝对观点认为“必须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的特点”；另一种必然观点认为“图书馆是文化事业，文化有阶级性，图书馆也有阶级性，它们不为剥削阶级服务，就为被剥削阶级服务”。“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观点过分强调为政治运动服务和为阶级斗争服务作用，直接危害了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研究。这是当时中国大形势下不可避免的现象。
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的图书馆界也反思了以往错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图书馆学，繁荣图书馆学研究。在工作方向上，把重点转移到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图书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4 思想解放，开创图书馆学研究新局面
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人民的思想空前解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图书馆界在肃清了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后，迅速培养和建立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图书馆学研究队伍，以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投入图书馆学研究。20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除海南省、西藏自治区等少数省市外，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版了图书馆学刊物，高校、中科院、冶金部、纺织部、林业部、煤炭部、医药系统等单位也都出版了图书馆学刊物。
图书馆学教育也空前繁荣，截止到1989年，全国已建有50个图书馆学情报学本专科专业，30多个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组织。另有十几个院系所招收硕士研究生，武大、北大、中科院还招收博士研究生。2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图书馆学人才。
1978年—1997年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方向和主要成果如下：
1978年：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
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会刊《图书馆学通讯》创刊。开展“图书馆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
1980年：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研究图书与情报的关系，提出图书情报一体化。《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二版）》出版。
1981年：开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新技术革命与图书馆的关系及影响。重评《杜威十进分类法》。北大、武大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出版。
1982年：引进比较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图书馆本质属性。
1983年：讨论图书馆在两个文明中的作用。图书馆科学管理研究运用系统方法。提出图书馆立法问题。文献信息理论崛起。
1984年：总结35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经验。探讨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研究图书馆经济效益问题。召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讨论会。
1985年：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信息革命与图书馆关系。探讨图书馆定额管理。研究图书馆藏书结构。
1986年：研究图书馆工作标准化和统一西方编目格式。研究图书馆开展咨询业务问题。举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笔会。
1987年：研究图书馆发展战略和图书馆事业的基础结构。
1988年：研究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形态。研究文献资源保障体系。黄宗忠主编的《图书馆学导论》出版，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出版。
1989年：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图书馆发展的特点和形式。探讨图书馆网络的发展。陈源蒸著《宏观图书馆学》出版。
1990年：讨论图书馆发展中出现的“低谷”现象。研究中国文献资源最优化模型。《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出版。
1991年：总结改革开放10年来的图书馆学，寻找图书馆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出版，吴仲强等著《中国图书馆学史》出版。
1992年：开展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讨论。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图书馆。
1993年：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探讨“一馆两制”、“一馆两业”构想。《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出版。
1994年：开展图书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讨论，研究市场经济下的图书馆以及读者文献利用趋势。黄方正、王可权主编的《图书馆管理词典》出版。
1995年：研究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图书馆多媒体技术应用、图书馆自动化模式。
1996年：讨论图书馆与信息社会的关系和职能定位。研究电子图书馆现实模型、信息高速公路与未来图书馆。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7年：开展图书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讨论。研究图书馆信息服务活动、数据库信息资源建设，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建设。
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当前，新的形势激励图书馆工作者和学者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