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I与母国产业升级：先行大国的经历及其启示——多视野的考察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国论文,大国论文,产业升级论文,视野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企业的外向直接投资(O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与“走出去”活动对国内产业之逆向效应，不仅是个较新的学术研究命题，而且还与政府相关战略及政策设计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微观行为的后面，是相应的国家宏观战略及政策。早先的研究（赵伟等，2006）曾系统地考察了这种投资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近期研究（赵伟、江东，2010）则聚焦于此种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在此论题下，梳理了ODI产业升级效应发挥作用的机理，提出了一个机理系统并做了些许实证检验。然而客观地看，迄今的研究多半仍属于尝试性的，深入程度尚嫌不够。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系统的实证材料。这一点是由中国ODI起步较晚这一现实所决定了的。作为后发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企业“走出去”与ODI刚刚起步，不可能对国内产业立马产生明显的效应，其产业升级效应的发挥与显现，则尚待时日。
然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与对外开放近30年的经历表明，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往的许多经历，都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型经济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基于同样的逻辑推断，作为ODI与企业国际化的后来者，先行国家尤其是先行工业化大国的以往经历，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主旨，就在于通过对先行工业化大国以往企业ODI与产业升级之间联系的考察，就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寻找某些客观而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我们相信，沿着这个视野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扩充早先提出的ODI－产业升级效应分析框架，而且可望对考察中国同类问题尤其是现实的政策设计，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二、ODI－产业升级：微观动因视野
实施ODI的主体是企业，是产业活动的微观组织，因此要找到ODI与特定产业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无疑须先着眼于企业层面的ODI活动，从企业ODI活动的动因视野切入。这里的原因不难推断：产业活动的细胞即企业既是逐利者也是竞争者，恰是企业的逐利与竞争行为，促成了ODI涌动，恰是特定产业众多企业的ODI，促成了该产业的变迁，这中间就包括了升级或者被淘汰。
关于企业ODI活动的动因，实际上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探讨的一个不衰话题。早先的解释众说纷纭，视点各异，后经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Dunning，1993，1998)的归纳与提炼，逐渐形成一种综合视点，将企业ODI动因归纳为四：(1)资源寻求。其中的资源包括原材料、劳动力以及管理、营销经验等人力资本。(2)市场寻求。即借助ODI以维持技术与经营上的“垄断优势”，扩大海外市场。(3)效率寻求(Efficiency seeking)。借助ODI不仅可提高生产要素组合效率，而且可获得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效益。(4)战略性资产寻求(Strategic asset seeking)。其中战略性资产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关键性要素或无形资产。
上述四个动因，可作为考察先行工业化国家企业ODI经历的基本线索。沿着这些线索追溯下去便不难发现，在上述动因各异的企业ODI活动之间，存在明显的依次叠进的演进态势。先行工业化大国的企业ODI历史显示，“资源寻求”型ODI往往发生在一国企业国际化早期阶段，“市场寻求型”ODI大多发生于企业国际化突破之后，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DI来得要晚些。先行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和日本企业的ODI活动，最具典型意义，且大体上都遵循这一“时间序列”演进的。
与上述ODI微观动因叠进的“时间序列”并行不悖的，则是产业重心变化的叠进。先行工业化大国的以往经历还显示，在企业不同动因的ODI涌动与其国内产业重心变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关联性，约略显现出如下“时间序列”：
其一，要素寻求型ODI的大量涌动，大体上对应着一国工业化后期之产业重型化浪潮。就是说，在企业ODI与其母国产业重型化之间存在彼此促进的联系。这里的资源主要包括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非资本要素。二者的联系带有互动特征：一方面，发展重化工业的冲动增大了对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需求，由此刺激了企业以寻求原材料尤其是钢铁、石油等重化产业原料为目的的ODI活动；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寻求型ODI增加了国内重化工业资源供给，反过来推动了产业重型化。在先行工业化大国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的美国和欧洲列强，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显现了这种叠进的“时间序列”。这些国家ODI起步时段，大多都投资于石油、矿石采掘乃至森林采伐等行业。而北欧瑞典等国企业之ODI起步，则以国内造纸、木材加工业等业为依托，重点投资于国外木材采伐。这些国家的资源寻求型ODI阶段，大多经历了重化工业的扩张与提升。
其二，市场寻求型ODI的大量涌动，大体上对应着一国制造业粗放扩张的高潮阶段。这个阶段，一国制造业往往集聚了大规模制造的巨大能量，大宗产品的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国际竞争加剧，需要新的市场，以维持业已形成的垄断优势。与此发展相适应的ODI涌动，大多以绕过贸易壁垒或节省贸易成本为直接目的，带有明显的市场寻求特征。寻求产业外移的生产要素得到释放后，往往被转入国内技术水平与附加价值更高的行业和产业，由此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其中宽泛的工业领域结构变化的方向，往往沿着由原材料依赖型加工业向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加工业的转换，最终实现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这方面美国最为典型。
一般认为，美国企业在20世纪50～60年代面向欧洲和加拿大制造业投资的主要目标定位，恰在于扩张海外市场，因而带有明确的市场寻求型特征。期间ODI涵盖的产业包括缝纫机、电冰箱、电子和统计机器、电讯电话设备、小汽车等。恰是这种类型的ODI，促成了美国企业在欧洲工业化国家市场占有率的提升。研究显示，1963年美国企业在欧洲三个最大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主要制造品的市场占有率都很高。其中缝纫机、财会机器、计算机、汽车等市场的70%以上，电讯电话设备的42%，汽车工业的50%到90%，橡胶、化学工业的59%至83%，均被美国企业所控制。①日本类似的ODI涌动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三菱、富士重工等大企业都加入了这一浪潮，先后涉足北美的投资与制造。
其三，效率寻求型ODI的大规模涌动，大体对应了工业化完成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段。无论是较早的美国还是后发型的日本，这个时段都形成了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的大型企业，此类企业既有能力也有战略眼光，实施跨国尤其是跨洲要素组合，以提升效率和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目标。这个时段，企业往往借助ODI活动，将低效率的生产环节（如制造业中高污染工业和劳动密集型装配环节等）向国外转移，进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资料，以实现要素最有效率的组合。与低效率的生产环节外移并行不悖的，是国内制造环节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由此实现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其中美国这个阶段的高潮涌动于上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企业ODI典型产业要属半导体产业。企业借助ODI在东亚（主要是“四小”）和拉美设立了众多半导体装配线，将装配环节移至国外。由此大大节省了非资本要素成本。有计算显示，单是劳动成本一项就节省了80%以上。②类似地，德国从60年代末开始就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移往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日本从80年代开始将电子元器件制造、汽车等组装等环节移往欧美及东亚。③这些都带有强烈的效率寻求特征。恰是在这个阶段，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内产业重心，实现了朝着知识技术密集及高加工化方向转型。
其四，战略资产寻求型ODI的发展，大体上对应了一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进程。先行国家这个阶段的企业ODI，尤其是跨国公司的ODI，显现出获取关键性要素或无形资产的强烈迹象，大的国际化了的企业除了跨国制造而外，还纷纷涉足国际研发要素的延揽，借助东道国研发机构分摊研发费用，借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好处。与ODI这一特征相对应的，是国内产业结构与技术的升级，即实现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或新技术化，由此发展了新兴产业。这方面，美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最具典型意义。期间传统制造业纷纷扩大了海外制造与研发活动，而在国内，则迅速形成了以IT产业为代表的庞大的新兴产业群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及东亚“四小”的ODI，显然也在沿着这个方向扩张。
对于上述ODI涌动与国内产业重心变化之间的联系，显然可用图予以描述。如图所示（见图1），就美国和日本的以往经历来看，在ODI动因叠进和母国产业重心转换叠进之间，此种联系不仅明晰可辨，且“时间序列”特征非常明显。具体说来，美国四个时段的叠进先后发生于1950年代之前、1950至60年代、1970～1980年代及那之后。日本叠进的四个时段起步虽晚于美国数十年，但后来则带有追赶的特征。
图1 ODI与母国产业重心叠进：一个时间序列
客观地说，上述“时间序列”，亦即一国不同目标定位的ODI叠进与其产业重心变化叠进之间的关联性，显然可以等同于经济产业界预期到的ODI“产业升级”效应了。
三、ODI与母国产业升级：结构变化视野
论及ODI之产业升级效应，首先涉及到产业分类问题。这方面两个层次的划分与界定缺一不可：一个是大产业，即三次产业的划分。另一个是各大产业内部的行业划分。习惯上将前一种产业关联称作“产业间”，将后一种称作“产业内”。按照此种结构划分来看，ODI产业升级变化效应，无疑涉及到两个层次的产业，分别为产业间和产业内。对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历史的考察，也须分两个层次进行。
先看第一个层次。早先的研究（赵伟，2007）揭示，在先行工业化大国，ODI产业重心的演进，多数都经历了一产起步，二产拓展，三产提升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产之采掘业起步，二产即制造业拓展，最后延伸到“三产”或曰服务业。
早先的研究（赵伟，2007）还认为，在先行工业化大国中，迄今唯有美国完成了整个演进过程。从1914年到1960年，美国企业ODI中，采矿、石油等“一产”所占比重最大；1960年到1985年，制造业比重迅速上升，占据第一的位置；那以后则进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时期，到1990年代，其投资的产业迅速集中于各种银行金融和非银行金融领域，占了ODI总额的一半左右，相比较来看，制造业ODI仅占总额的三成左右，石油、矿产等一产ODI下降到10%以下。这整个过程，与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先“二产化”后“三产化”的历史演进相吻合。
相比较来看，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的ODI演进，只走完了美国经历的一半强，即由初级能源、矿产等原材料开发业到制造业的结构变化。这个转换发生在1980年前后。那之后，日本ODI活动的重头产业由原材料开采移至制造业，期间商业、保险、银行等服务业ODI也快速增长，ODI产业结构的“三产化”开始露头。但后来的“泡沫经济”崩溃与经济衰退，延缓了这一进程。与之相对应的是，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重工业居制造业之首，70～80年代则以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工业为主，80年代之后，制造业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再看第二个层次的产业即产业内。这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升级态势，可以借助两个技术指标予以判断：一个是反映产业结构重工业化趋向的“霍夫曼系数”④。其测算公式是：
另一个是“产业高加工度水平”。研究认为（邬义钧，2006），这是反映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高技术化的重要指标。指标比重与产业高加工度化程度呈正比变化。测算公式是：
借助上述两个指标，可对美国、日本两大工业化国家ODI活动与其产业内部结构变化阶段演进之间的联系，做出一些有趣的描述。
先看第一个指标。测算表明，无论美国还是日本，战后都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其中美国下降快而短促。测算显示，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战后初期，美国的霍夫曼系数曾经历了快速下降阶段，这意味着美国在那之前已实现了重工业化。那以后则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且逐渐趋于稳定（参见图2）。
图2 美国工业结构中霍夫曼系数的变化(1946～1985)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现代商业概览》相关各期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
日本下降来得要迟些，且延续时间相对较长。其重工业化的重要时期是50～60年代，在该阶段，日本制造业中重工业的比重从50年代开始迅速上升，并在60年代超过了轻工业，到了70年代初期基本实现了重工业化，相应的霍夫曼系数下降至0.7以下，并趋于稳定（参见图3）。而该阶段，日本一半以上的ODI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头产业为铁矿石、石油、煤矿等自然资源的开采行业，这与国内重化工业发展的要素需求特征相一致。
再看第二个指标即“产业高加工度水平”。数据分析显示，历史上美国与日本的产业加工度水平都呈现出先上升后趋稳的变化，但变化进程则存在着明显的“时差”。其中美国加工工业在50～60年代间快速发展，高加工度水平指标值从50年代初的1.4以下平稳上升至60年代末的2.2左右，即加工工业产值是原材料工业的两倍以上，在经历了70年代的调整阶段后，这一数值维持在2.4左右（参见图4）。因此可以判断50～60年代是美国工业的加工度水平快速提升的时期。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加工度平均上升最快的时间段是70～80年代，其80年代末的加工工业的产值也达到原材料工业的两倍以上，而90年代至今该指标一直平稳运行（参见图5）。这一现象显然与日本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政策偏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受此政策导向影响，国内重化工业开始向东亚国家转移。相应地，其ODI中制造业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此间从30%上升到40%左右，其增速在80年代末才趋于缓和），故日本国内产业的高加工化与其ODI的过程也有着紧密联系。
图3 日本工业结构中霍夫曼系数的变化(1950～2000)
数据来源：1970年前数据来自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1970年后数据来自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http://www.rieti.go.jp)相关数计算所得。
图4 美国工业高加工度水平的变化(1948～2008)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现代商业概览》相关各期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
图5 日本重工业高加工度水平的变化(1970～2005)
数据来源：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http://www.rieti.go.jp)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相关数计算所得。
综合上述两个产业层次的分析不难看出，先行国家的以往经历表明，ODI演进既与母国“产业间”的大结构变化密不可分，而且与其国内制造业之“产业内”小结构演进密不可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将ODI海外投资产业重心的变化，视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前导。
四、ODI与母国产业升级：生产率增进视野
一般来看，一国产业结构变化往往具有产业升级的涵义，但也不尽然。产业升级最重要的标志，无疑是产业效率的提升，而产业效率提升有多个标志，最重要的莫过于投入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升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技术进步。有鉴于此，从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的视野考察ODI之母国产业效应，当不失为考察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一个好的视野。
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劳动产出比率，可以单位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表示，也可以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若以单位劳动力之产出来衡量行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则有下式：
而母国产业的高技术化水平，可借鉴已有研究（马涛等，2004），取制造业高技术化指标，以知识技术密集工业比重的变化来衡量这一过程。指标计算公式如下：⑤
先行工业化大国的以往经历表明，在上述两个指标反映的产业效率与其ODI活动扩展之间，也存在较为明显的联系。其中美国的经历显示，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ODI与企业国际化扩展，先后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国内产业效率提升，支持了国内产业技术进步。其中60年代美国企业的ODI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为特征，由此促成了国内技术进步；80年代美国以效率寻求为目标定位的制造业ODI，促成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了可观的战略性资产，由此加速了国内劳动生产率提升与技术进步的节奏。上述不同年份，美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都在明显提升，但对有关数据的测算显示，期间“二产”与“三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比之“一产”要稳定得多，其中“二产”提升不仅高且最为稳定，提升最不稳定的要数“一产”。（参见图6）进一步观察还不难看出，越到近期，美国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越是趋于稳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越到近期，“一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越是失去稳定性。这一点与美国的ODI产业重心的二产化及三产化演进，无疑存在一定的联系。
图6 美国三次产业单位劳动力产出变化(1960～2000)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现代商业概览》相关各期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
进一步考察还不难发现，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产业的高技术趋向，一改80年代徘徊不前的状态，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势头。那以来虽然有过两次调整，但其后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提升（见图7）。与国内制造业高技术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并行不悖的一个背景事实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第五次并购浪潮中，美国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并购非常活跃（赵伟、程书燕，2004）。可以认为，在美国新一轮的产业技术升级进程中，美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因而ODI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7 美国制造业高技术化指标变化(1982～2007)(单位：%)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现代商业概览》相关各期计算所得，http://www.bea.gov。
作为后发型经济与ODI大国，日本的经历更具典型意义。一般认为，日本企业的ODI主要集中在比较优势即将丧失的那些“边际产业”，战后此类产业持续地与劳动密集度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日本企业迄今为止的海外扩张，尤其是在东亚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ODI，持续地与国内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与日本国内人口“少子化”及老龄化趋向密不可分。与此类ODI扩展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其国内制造业主导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按照前述公式计算，恰是在1980年代，即日本企业大规模ODI涌动期间，其国内“二产”经历了最大幅度同时最为稳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参见图8）。
图8 日本三次产业单位劳动力产出变化(1970～2003)
数据来源：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http://www.rieti.go.jp)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制造业高技术化水平要明显低于美国，这反映了日本制造业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与美国的差异。但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也经历了几次明显的提升。其中三个时段最值得注意：(1)1985～1989年；(2)1993～1999年；(3)2000～2004年（参见图9）。如若比照期间日本制造业企业的ODI活跃度，尤其是对东亚国家投资的增加，亦不难看到ODI与国内制造业高技术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图9 日本制造业高技术化指标变化(1970～2005)(单位：%)
数据来源：日本产业生产率数据库(JIP，http://www.rieti.go.jp)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go.jp)相关数计算所得。
五、ODI与母国产业升级：一个综合视野
客观地看，在围绕ODI之母国产业升级效应分析所揭示出的一些趋向性特征中，最值得注意同时颇具启示意义的，要数ODI动因叠进与母国产业重心叠进间的联系了。这种联系意味着，ODI动因变化具有从“初级”向“高级”叠进的“升级”特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具体说来，在一国企业大规模的ODI活动中，四个动因是依次叠进的，大致遵循着“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寻求”的演进轨迹。与这个叠进大体一致的，则是母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到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形态，由此实现了国内产业升级乃至经济结构的调整。
典型大国的经历还显示，ODI产业升级效应在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模式。其中美国代表先发国家，两个叠进中，ODI叠进引发的国内产业升级带有明显的“创新型”特征，就是说新产业无论在技术还是产品方面都具有开拓或首创特征。日本则属于后发型国家的代表，大规模ODI涌动的时间较晚，国内产业升级效应虽然显著，但产业叠进带有明显的“跟进型”特征。具体说，新的升级产业的兴起大多较之美国乃至欧洲要晚一步。
进一步分析比较还不难发现，在这两个典型大国之间，ODI－产业升级效应作用的路径模式明显不同。美国企业的ODI活动，受生产成本缩减意向的驱动大于别的动因，因而可称为生产成本导向的。具体说，企业通过ODI将其边际成本较高的产品转移至国外，腾出的生产资源则用于国内新产品的研发，由此产业链内部的产品层次得以提高。同时由于其在ODI的对象方面不拘泥于边际产业，使得各产业内的单位投入的产出均大幅增加，其结果是三次产业的单位投入产出均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日本企业ODI活动受贸易扩张目的之驱动比之别的动因要强烈得多，可称为贸易导向的。ODI起步时期的日本企业，主要通过向周边国家转移初级产业以及贸易中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是其产业层次结构迅速高级化。不仅如此，这种差异还产生了某种“系列效应”差异，所有差异中，两个差异最为明显：
一个是ODI经济体分布。美、日两国ODI流向虽然都呈发达与次发达的“二分”状态，但相比较来看，美国ODI流向发达经济体的，要多于次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有关数据分析显示，“冷战”结束前后，其ODI的75%以上投在发达国家。“后冷战”时期这个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近年依然维持在70%以上。⑥日本则不然，日本ODI分布则以发达－发展中国家并重为突出特征。直到近期，其一半以上的ODI投资于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
另一个是产业升级模式。前已论及，美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源于产业内部竞争促成的效率提升压力，成本导向居于支配地位。由此发生的ODI伴随着高边际成本产品生产的外移，并最终促成产业内部效率的提升，进而单位投入的平均产出增加，其外在表现便是产业内部的升级。日本的情形则不同，日本产业升级多半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后者与所谓“边际产业”的淘汰联系在一起。伴随着“边际产业”的外移，而给国内较高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产业层次高级化的特征逐渐显著，其外在表现便是产业外在层次结构的升级。
上述两个差异，实际上与前述一些特征联系在一起。若以综合的视野来看，可以如下简图予以描述。如图所述（见图10），由于这两国间在ODI流动动因以及流向上的差异，引出了产业转换与升级模式的差异。美国ODI引发的产业升级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内部效应的提升，日本ODI引出的产业升级，则更多地表现为优势行业的转换因而产业层次的高级化。
六、结论与启示
至此，我们的结论是清楚的且不难引出的：在一国ODI与母国产业升级之间，的确存在较为清晰的联系。这也就是说，借助ODI和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举措，确能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但就美、日两个典型大国的以往经历来看，借助ODI促成的国内产业升级路径模式有多个，其中美国以效率寻求为主因的ODI，与国内产业效率的增进联系在一起，由此发生的产业升级，以效率增进为主要特征。相比较来看，日本以市场扩张或贸易扩张贯穿始终的ODI涌动，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的产业升级，带有结构“升级”倾向。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与ODI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升级的路径模式，多半与这两大国ODI涌动时期产业在全球所处的技术层次联系在一起。其中美国现代化及大规模的ODI涌动早于日本，国内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原创技术开发方面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在企业层面将效率寻求置于首要地位。日本属于后发型国家，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虽然较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高出一筹，但较之美国则略显逊色。加之产业尤其是重头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市场狭小，由此决定了其ODI的贸易导向动因特征，后者则与其国内产业升级模式联系在一起。
图10 美国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比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同时处在快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大国而言，目前ODI涌动所依托的国内产业全球及区域档次，比之美国、日本ODI起步时期所依托的国内产业档次在全球与区域中的位置，显然要低得多。这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ODI大规模涌动时期，其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处在世界前列，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ODI涌动时期，国内主要产业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国内企业掌握了大批领先世界的技术与管理知识。中国的情形则不然，目前企业ODI涌动势头虽一浪高过一浪，但无论其所依托的国内产业技术水平还是管理水平，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段距离。不仅如此，占中国制造业重头的大批消费品制造业，实际上处在全球技术及产业链的低端。这些现实无疑对国内企业的ODI选择构成了某种带有“第二自然”特征的约束，这种约束条件所引出的中国企业ODI进而产业升级路径模式，必然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
早先的研究（赵伟等）曾经揭示，中国起步阶段的ODI主要分布在三类经济实体，分别为(1)发达工业化国家，以美国最多，(2)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以东亚及拉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居多，以及(3)发展中国家，尤以东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东盟）及非洲国家为多。客观地看，这三类经济体中，一类产业层次明显高于中国，一类略高于中国，一类略低于中国。考虑到中国大批低附加值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瓶颈日增的现实等因素，可以推断的是，虽然中国ODI的涌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以市场开拓为主要诱因，但大量投资于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ODI，可望对国内产业起到某种“近朱者赤”的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仅限于美、日两大国，而未能涵盖别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先行国家，由此梳理出的一些特征及趋向的启示是有限的。还有，限于连续数据采撷上的困难，对于ODI之母国产业升级的计量分析，只能暂时舍去。
诸此种种，将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所在。
注释：
①数据来源：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
②数据来源：同上，第66页。
③数据来源：樊勇明：《日本的投资与亚洲的崛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版，第34～36页。
④该系数是Hoffmann(1931)基于1880～1929年间20多个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分析提出的，用以度量一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霍夫曼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统治地位，霍夫曼比例为5左右；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增长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增长，霍夫曼比例2.5；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的规模达到甚至超过消费品工业的规模，霍夫曼比例在1左右；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已经处于主体地位，霍夫曼比例在1以下。参见：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O.Hendersar and W.H.Charloner，1958。转引自：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⑤公式中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的选择方面，可以参照OECD公布的高技术产品目录。该目录是在采用R&D强度（R&D经费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指标，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和荷兰等6个国家数据的基础上，形成了9大技术领域的高技术产品目录，分别为：航空航天、计算机与办公设备、电子通信、医药、科学仪器、电子设备、非电子设备、化学和武器9类。
⑥相关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http://stats.uncta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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