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初[1]2017年在《明代《左传》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左传》学自明遗民检讨亡国的学术责任时被划入空疏学风之列,清儒以至后世对其的评价大体不出此范围。实际上,作为衔接宋学与朴学的过渡时期,《左传》在明代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左传》学也有自身的特征,即在追求孔子本意的义理诉求下,围绕《春秋》、《左传》系统的经史之别的矛盾,《左传》的史学倾向逐步得到重视,无论是经解系统,还是训诂系统,反对褒贬字例、强调实证具体研究的理念都逐步取代议论无根的倾向。明代《左传》学的意义在于,在义例问题上把史学化的倾向推到高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清代朴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不再纠缠义例问题,而突出开发训诂考证的新领域;另一方面提供了存世较多的虽嫌稚气但开拓有功的考证、史学、兵学、文学研究成果。明代政治生活与《左传》研究的关系在于:在人才评定方面,太祖时对经解没有严格的控制,崇奉理学不影响三传和古注疏的研究。太宗修《五经大全》以《胡传》为宗,很大程度限制了学人的研究范围和学术认知,对空疏学风的兴起有不可推卸的诱导责任。在文献研究方面,太祖倡导学而有用和怀疑前说,官方也按此思路着手整理部分经典,客观上鼓励学者进行朴实的研究。在文献应用方面,《春秋》经传在维护名教和华夷之防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否执行经典教导,以及如何解说经典都视当权者的意志而定。嫡庶话题、为后话题、立庙话题、刑狱罪主等话题,是《春秋》经传最为典型的应用,其中尤以“大礼议”为代表。明代《左传》学的发展目标与传统一致,都是以义理为宗,恢复孔子本意,然其自身特性规定了其目标的两个方向,一是从附庸于《胡传》和《春秋》,逐步放大叙事价值进,而加强独立倾向;一是在义例之学中,叙事的史学解释倾向逐步占优。大体以明中期为界,明初《左传》学以补苴宋儒义例之学的朴实学风为特征,明中晚期《左传》学是以心学治经、考证学以及文史改编三种趋势多维展开为特征。明初赵汸、汪克宽、张以宁等学者在宋、元研究成果基础上发展完善,赵汸把前人提出的区分经文与史文的理论落实,把史文、变文、特笔的部分,通过比照经传书与不书,以比事属辞的方法进行区分,是《左传》学史上自杜预以来新的宏观义例体系的有益探索。赵汸引进史策书例分析《春秋》书法是有据扎实的方法,同时又因为立例众多充分暴露了义例之学中义理和史文的矛盾。晚清今文学兴起之前,学者大多顺着赵汸的思路加强史文的倾向,减弱义理的倾向,从而削弱褒贬义例在解经中的作用。汪克宽之书后来虽为《春秋大全》的蓝本,但汪书本身保存了不少古说,于《胡传》亦有所修正,考证较为朴实,不可视为空疏之作。张以宁较早地、系统地批判了《胡传》夏时冠周月的问题,以后学者无出其范围。刘基、石光霁的著作也是学有所本、言有所徵,并非游谈无根之学。整体上,明初大儒虽未逾越理学矩矱,属于对理学说经的修补调节,但稳重朴实,局部研究又有所创新。明中叶心学的振兴,强化了从史文程式的角度来认知“《春秋》书法”这种义例之学,王守仁突出强调直觉体验在解经中的根本作用,直觉优先于传记训诂为代表的知识渐悟。在逻辑上而非在时间上所产生的两个倾向:一是季本为代表的任臆说经,一是湛若水、郝敬为代表的以史解经。无论哪个都强调对孔子心理的直觉体验,宣传孔子真意是平易坦白的,而非深文周纳的,虽然在实践中或与初衷矛盾,或考证简陋,但都自发或自觉地把《左传》史学倾向投射到经文解读中,是义例之学向史学化演变过程中,认识论革新的重要来源。心学之外的部分学者注意到训诂、考证的价值,古注疏得到重视,如杨慎、陆粲、傅逊等人建立了《左传》考证学的初步范式,比较熟练地运用传内自证、以他经证传、以子史证传、以生活经验证传,以及利用小学、语法、情理、二重证据等多重手段综合考据。在义例领域,经例史文化成为一般性的认识,《左传》以赴告、阙文为代表的史学书例被广泛承认,学者逐步从概念优先的解经路径,转向重视叙事语境和个案的特殊性,突破了杜预以传为准的局限,转向以事为准,是义例之学在理论认识上的重要进步。经学之外存在大量文学、史学、兵学的《左传》改编著作,其意义在于强调《左传》经学之外的独立价值。文学上主要围绕何为文法的问题展开,究竟是法其创意,法其谋篇,还是法其修辞,是贯串明中后期各个文学派别的线索。小说改编使《左传》进一步走向大众文学。多种史学体裁的改编,反映学者对经史会通以至“六经皆史”观念接受的普遍化。有鉴于边疆危机的现实需求寻求兵法的源头,反映了部分学者学术要有用于世的观念。中唐以降的“新《春秋》学”在著作形式和义理关怀上都改变了以往《左传》学门派性的特征。自汉代到明代《左传》学的演进脉络既是著作形式从专家到集传的改变,更是深层次学风从孤立走向融合,从宗传走向尊经,从不破成说到自我作古的转变过程。其中,明代《左传》学之于汉儒的成果来说,重新注意其注释的意义;之于宋儒的研究环境来说,有挑战权威的时代意义;之于明遗民的启发来说,把义例史文化观念和训诂考证成果作为遗产留给他们,促成此期学者博识会通,高屋建瓴地审视《左传》学的发展动态,以及故国学术之弊,寄期望于以考证为代表的求实之学,经世致用以应对鼎革动荡,刺激了朴学倾注于训诂考证的重心形成,这与明代放大《左传》史学性质解释书法、名物训诂的趋势是一致的。
李彬源[2]2015年在《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研究》文中提出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论文在回溯杜预春秋左传学的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基础上,探讨了杜预与时代、学术之间的配合与冲突,研究了杜预经学思想对汉晋学术遗产的继承和对时代主题的学术回应,分析了杜预在春秋左传学上的研究趣向与义理追求,揭示了杜预春秋左传学体系的构成因素、主体思想的逻辑关系以及其“义经而体史”的实质所在。诸部分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体现了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勾勒了杜预春秋左传学在思想汲用过程中不断递进的各个阶段,以及存在于各种命题中的诸多复杂脉络。
张高评[3]2004年在《《春秋》经传研究选题举例》文中提出对台湾地区五十年来有关《春秋》经传研究的学位论文和学报、期刊论文的选题进行了评述、分析与反思 ,列举了《春秋》经传研究值得开发的选题 ,并就《春秋》经传学研究的创新与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李建军[4]2007年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文中提出经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话语，《春秋》学乃是经学里淑世功能最强的显学，而宋代《春秋》学又是《春秋》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华章。因此，要探讨中国经学对传统社会的浸润渗透，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执一驭万。另一方面，由李唐到赵宋，政治上由贵族制转为威权制，经济上由领主制、部曲制转为地主制、佃户制，国是国策上由地方放权、尚武重兵转为中央集权、崇文优士，国势国运上由强大昌盛转为萎弱低迷，这种巨变虽然还够不上社会形态的转变，但却足以导致文化范型的转换。实际上，李唐王朝孕育的驳杂纳异的唐型文化，经过中唐以来的量变，到了赵宋之世，已经质变为一种精纯的民族本位文化——宋型文化。宋型文化是华夏文明史上完全成熟的文化范型，以此作为文化语境来探讨《春秋》学与其它文化层面(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的关系，无疑将会使这种分析更有典型性。简言之，以宋代《春秋》学来管窥中国经学，以宋型文化来锥指华夏文化，以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的关系来蠡测中国经学与华夏文化的联结。宏观的思考需要微观实证的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的关系，拟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展开分析。论文首先疏理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春秋》学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创发新义期(北宋前期、中期)、借经淑世期(北宋后期、南宋初年)、经史交融期(南宋前期、中期)、归结守成期(南宋后期、晚期)四个阶段。北宋前期、中期，随着儒学复兴运动和经学革新浪潮的滚滚而至，宋儒逐渐跳出汉唐训诂之学的窠臼，开创出一种新的学术范型——义理之学。本期的《春秋》学者或会通三传以出新，或舍弃传注以立异，目的均在于呼应时代以创发新义。两宋之际，靖康之耻创巨痛深，民族危机于斯为最，儒生们牵合时政诠释《春秋》，阐扬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发出抗金复国的时代强音，谱写出中古士人借经淑世的壮美篇章。南宋前期到中期，理学逐渐成型，史学非常兴盛，受到这种时代风习的裹挟，本期《春秋》学研究注重经史交融、事(史学)义(理学)汇通。南宋后期、晚期，国势衰微，圣学(理学)作为匡世之学被抬进庙堂受人顶礼膜拜。本期的《春秋》学如同尊居庙堂而渐趋僵化的圣学一样，逐渐丧失了理宗朝以前那种不断出新、屡有创获的青壮年代的发展势头，走向了以归结守成为主要特征的老年时代。本文在对宋代《春秋》学进行历时性考察之后，将焦点集中到共时性层面，着力探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背景下的政治、理学、文学、史学的相互关系。宋代《春秋》学与政治，乃是一种相互吸纳的互动关系。它首先表现为政治影响《春秋》学从而导致《春秋》经传的政治解读。两宋《春秋》学者，非常注重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大多立足于社会诉求，着眼于政治需要，孙复和胡安国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孙复呼应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新声，发现《春秋》字字涵蕴尊王大义，撰成《春秋尊王发微》力挺王权，宣扬君位至尊、君权至专、君命必遵、君威必扬，将《春秋》经学的旧瓶装上尊王的时代新酒。胡安国立足于南宋抗金复国的时代诉求，察觉《春秋》处处饱含攘夷微旨、复仇深意，撰成《胡氏春秋传》倡言勤政自强、攘夷复仇，将《春秋》阐释成了一部南宋君臣的政治教科书。宋代《春秋》学既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又反过来浸润渗透宋代的政治生活。宋人以《春秋》议礼、断事、决狱，用《春秋》尊王黜奸、倡言复仇、说解灾异，甚至藉《春秋》进行政争，将《春秋》的政治社会功能演绎得精彩纷呈。尤可注意的是，赵宋之时，经师们极力阐扬的《春秋》攘夷大义，与现实政治的御侮需求桴鼓相应，共同激发起了宋人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宋人带着这种民族本位意识，既攘斥地域意义上的夷狄(周边异族政权)，又攘斥文化意义上的夷狄(佛老思想)，最终建构起一种有别于驳杂纳异之唐型文化的民族本位文化——宋型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宋代《春秋》学与政治的相互吸纳中被激扬起来的。宋代《春秋》学与理学，也是一种彼此融汇的双向会通。它首先表现为理学影响《春秋》学从而导致《春秋》经传的理学阐发。二程的《春秋》学，不管是以理学视角观《春秋》、以伦理维度解《春秋》，还是以天人应合论《春秋》，都是着眼于天理人欲之辨，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胡安国《春秋传》既以天理人欲之辨统摄《春秋》大义，复以伦理纲常之谨解析《春秋》微言，流露出其渊深的理学涵蕴。张洽《春秋集注》一方面注意阐发“生人之大伦”，另一方面揭橥“天理虽灭而不亡”，也彰显出其醇厚的理学质素。罗从彦的《春秋指归》、蔡沆的《春秋五论》等《春秋》学著述，或反求诸心体悟《春秋》，或发明天命人心之懿，都洋溢着浓厚的理学气息。总之，《春秋》学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当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受到理学浸染的《春秋》学又反过来推动了理学的深入发展，这种推动主要体现在《春秋》的伦理纲常被宋儒用理学武装后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共识。事实上，此时的《春秋》已经被阐释成了整个社会的伦理教科书，士子以《春秋》大法砥砺士节，世人用《春秋》宏义涵育世风。宋代《春秋》学对士节世风的砥砺涵育，从伦理纲常维度落实了理学的道德践履诉求，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促进了理学的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理学既沾溉着《春秋》学，又反过来得益于《春秋》学。宋代《春秋》学与理学的彼此融汇，强化了整个社会尊尚伦理的风习，涵育出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我们可以说，宋代《春秋》学与理学的彼此融汇，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催生着宋型文化“重伦理，尚德行”的道德精神。宋代《春秋》学与文学，也有一种交互渗透的征迹。它首先表现在宋代的文学观念、宋人的文学意识对《春秋》学研究的渗透。欧阳修诠释《春秋》，摈弃三传迂说，注重以人情事理解经，虽然结论未必都可靠，但欧公断以人情事理的解经路数，无疑给沉寂的《春秋》学研究吹来了一股清馨的文学新风。吕祖谦、苏东坡等解读《左传》，眼光独到，他们发现《左传》不仅是经学名著，更是文学力作，该书在写人纪事、行文用语以及酿造意蕴上都有过人之处。他们的解读使上千年的《左传》学研究，第一次焕发出迷人的文学异彩。宋代文学对《春秋》学的影响不仅体现为《春秋》经传意蕴的文学解读，也体现为《春秋》经传素材的文学著述。吕祖谦的《左氏博议》乃是以《春秋》经传为素材的史论散文集，该书将经学体制、理学底蕴和文学异彩汇为一炉，熔铸成《左传》学史上的旷世杰作。如果说宋代文学对《春秋》学的影响还隐微不彰，那么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春秋》义法对宋代诗学批评的渗透。杨万里、张戒等宋代诗家会通诗学与《春秋》，发现二者不但社会功用相通，而且纪事之妙相类，于是吸纳《春秋》义法以论诗。他们既融汇《春秋》的“义”以凸显诗的社会功用，又借鉴《春秋》的“法”以强调诗的艺术特质，从而在江西诗派风靡一时、理学家诗论影响日增的时代，起到了一定的补偏救弊的作用。宋代《春秋》学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春秋》义法对宋代散文创作的浸润上。尹洙、欧阳修崇尚《春秋》“简而有法”的审美意蕴，涵化《春秋》义法进行古文写作，尹文以古峭劲洁之风一扫西昆浮靡，欧文以深婉谨约之蕴获誉“六一风神”。总之，《春秋》义法对宋代文学的浸润渗透历历在目，斑斑可见。文学作为宋代文化(艺术)中最为繁荣的一门，《春秋》学作为宋代学术(经学)中最为显达的一脉，二者交互渗透，《春秋》学借镜文学的视角(人情物理)，文学涵化《春秋》学的结晶(《春秋》义法)。《春秋》学与文学交互渗透，互利互惠，《春秋》学具有了文学的慧眼，而文学灌注了《春秋》学的精神，于是《春秋》学著述焕发出文学异彩，而诗学批评、散文创作又流淌着《春秋》经学的血液。实际上，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这种交互渗透，正是宋人创造精神的体现。宋人为了超越唐人，非常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爱作“出位之思”，也非常注重整合各种学术资源，断以“自得”、“独见”。宋人的这种风习其实就是一种融会贯通、自出机杼的创造精神。宋学能自成体系、取代汉学，宋诗能新交唐诗、代雄唐诗，宋文能扬弃唐文、超越唐文，靠的就是这种创造精神。其实，大而言之，宋人也就是靠着这种创造精神，托起了一个与唐型文化大异其趣的崭新文化范型——宋型文化。我们可以说，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交互渗透既是宋型文化创造精神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磨砺了这种创造精神。宋代《春秋》学与史学，更有一种双向会通的大势。这种大势首先表现为宋代《春秋》学研究的史学化取向。这种史学化取向一方面表现为史学视角下的《春秋》经传改编，其实，不管是将原来的编年体转换为纪传体、国别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还是将经传的各种内容改编为图、谱、表，都已经是一种颇具史学意义的工作。《春秋》经学的史学化不仅表现为《春秋》经传体例的史学改编，而且表现为《春秋》经传意蕴的史学解读。吕祖谦研究《左传》，提倡“阅读史籍用史眼”，擅长“品人评事发史论”，亦好“考索典制据史实”，冀图“借古鉴今寓史识”，完整地彰显了其观史、论史、考史、鉴史的史学研究维度，同时，《左传》的史学意蕴也在其抉隐发微之下一览无余。宋代《春秋》学与史学的双向会通既表现为以史治经，即《春秋》经学的史学化，又凸显为融经于史，即史学的《春秋》经学化。甚至就连宋代的国史、实录，也有《春秋》义法的深深烙印。纵观涵化《春秋》义法的宋代史籍，尹洙《五代春秋》简而有法，颇得《春秋》神韵，可以说是宋人以《春秋》义法修史的先河之浪。欧阳修《新唐书》尤其是《新五代史》在撰修义例上借镜《春秋》书法，在撰修旨趣上涵化《春秋》大义，二书特别是后者可以说是义法史学之杰作，经史会通之范例。孙甫《唐史记》、《唐史论断》，既师《春秋》之意谨戒劝之道，又学《春秋》之法正统而黜僭；范祖禹《唐鉴》先取《春秋》之义黜篡国窃位，复承《春秋》之绪严夷夏之辨；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上承继《春秋》经世之旨，旨趣上师法《春秋》谨戒名分，笔法上颇得《春秋》直书之法；胡寅《读史管见》既用《春秋》经旨惩恶劝善振纲常，复明《春秋》大义攘斥夷狄保中国；这些史籍都受到《春秋》义法的浸染，显示出宋人融经于史的前赴后继，代代相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论辨正统则承继《春秋》微旨，褒善贬恶则取法《春秋》义例，可以说是宋人融经于史的巅峰之作。概言之，宋人以《春秋》义法著史，使得宋代史学在形式(撰修义例)和内容(史笔主旨)上都流淌着《春秋》经学的血液。宋代史学对《春秋》经学的浸润导致了《春秋》经学的史学化，这是融史于经，而《春秋》义法对宋代史学的渗透又导致了史学的《春秋》经学化，这是融经于史。宋人既融史于经，又融经于史，史学与《春秋》经学的这种交互渗透，成就了宋代经史会通的盛事。其实，宋代的这种经史交融，正是宋型文化会通精神之绝佳体现。宋人治学，不似前之汉人、后之清人那样讲究门户、注重专深，而是崇尚和合、务求广博，司马光提出兼容，秦少游强调集成，郑樵力倡会通古今之学，朱熹发明理一分殊之旨，皆是宋型文化会通精神之闪光。经学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位居甲乙，皆为显学。宋人发扬会通精神，将这两种显学兼容和合，让史学吸取经学中的义理，使经学采撷史学中的事为，于是经史相互依存，共同担负起宗法传统社会体用之学的重任。宋代《春秋》学和政治的相互吸纳激扬起宋型文化的民族意识，而《春秋》学和理学的彼此融汇又涵育出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同时，宋代《春秋》学与文学的交互渗透、与史学的双向会通又是宋型文化创造精神、会通精神的绝佳体现。无可否认，民族意识、道德精神乃是宋型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显著特征，会通精神、创造精神乃是宋型文化的整体倾向和内在动力，宋代《春秋》学与它们都关系密切，或者说宋代《春秋》学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参与了这些意识、精神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春秋》学为宋型文化的衍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宋代《春秋》学既影响着宋型文化，又反过来受到宋型文化的深刻影响。宋代《春秋》学作为宋型文化语境下的一个学术门类，学术路径上的舍专门务会通与宋型文化的会通精神，学术取向上的不泥古常疑经与宋型文化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学术重心上的略名物重治道与宋型文化的忧患意识、宋儒的政治主体意识，学术范式上的弃训诂精义理与宋型文化的议论精神、求理精神，学术视野上的破经学藩篱尚文化融汇与宋型文化的开拓精神渊源有自。我们可以说，正是宋型文化的这些精神意识和整体语境，决定了宋代《春秋》学的基本路向。
田华[5]2015年在《汉晋《春秋》学与“三国”史作》文中研究指明《春秋》经传和中国古代史学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尤其是《春秋》经史的学术定位以及《左传》记事叙史的示范性体例,使之在经史关系的命题探讨中与其他儒家经传相比,更具学理优势。本文拟以三国史实及其相关史为个案,以陈寿所著《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春秋》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彼此互动。第一章梳理了《春秋》学在汉晋的传播与发展,主要以汉晋《春秋》学学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为主线,重点考察汉晋南朝史学家的经学素养。第二章重点搜集归纳整理陈著《三国志》征引《春秋》经传的次数,并加以归纳分类,同时分析这种现象所体现的《春秋》经传的现实价值,进而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察汉晋《春秋》学的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功能。第三章较为全面地揭示陈著《三国志》所体现的“《春秋》特征”,初步探究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第四章重点探讨《春秋》笔法对“三国”史作编纂的重大影响。《春秋》叙事独特,按一定的笔法义例蕴含大义。《春秋》笔法经过《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左传》的解释,特别是《左传》的归纳,受到汉晋《春秋》学者及史家的重视。《春秋》笔法对“三国”史作体例、体裁有重大影响。不仅振兴了自战国秦汉以来不甚景气的编年体史书的繁盛,还对纪传体史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章重点分析《春秋》所褒扬的君君臣臣的传统君臣观,尤其是臣守臣道的道德伦理对“三国”史作人物评价的影响。“三国”史作中的人物评价意识,表现出了一定的自觉性,同时,汉晋史家在进行人物品评时又将《春秋》奉为修史圭臬,大多依据《春秋》进行人物道德品评,直接臧否人物,以达到“资治”的目的。第六章论述了《春秋》大义对陈寿史学思想的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春秋》天道灾异说与陈寿的天人观和《春秋》王道观与陈寿的理想社会。总而言之,“三国”史家们在编纂相关史实过程中,具有浓浓的《春秋》情结与圣人的劝善情怀。陈寿、裴松之等人,大都不仅将《春秋》大义隐含在其史作的历史观念和人物评价中,而且还自觉接受汉晋《春秋》学的理论指导,效仿《春秋》书法笔削、编排相关史事甚至对已有史载润笔修饰,从而在史书编纂、思想观念等诸方面,都体现出《春秋》及其汉晋经传诠释的影响。反过来,前者又不可避免地对《春秋》经义、史法乃至汉晋《春秋》学者的天命观等有所突破、创新乃至利用、篡改。
张高评[6]2004年在《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文化的探讨 ,经学研究是一大指标。五十年来 ,台湾经学研究的成果极为丰硕 ,值得探讨。就《春秋》经传研究而言 ,从研究基地、师资阵容 ,到专题论著、学派流衍 ,皆可有取 ,并有可观。回顾五十年来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的成绩 ,左传研究以质量均优称冠 ,其次为春秋研究 ,再次为公羊研究 ,谷梁研究最为冷寂。春秋经传研究的学区分布则以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成功大学五者表现杰出。本文据此五大基地论述《春秋》经传研究的师承与论著 ,学界有思“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者得以览之
袁宝君[7]2010年在《民国春秋学研究》文中指出《春秋》学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上流泽深远,然民国肇造,社会突变,学术替嬗,《春秋》学亦在中西、新旧冲撞融合的潮流挟裹下,与时俱变地染上时代色彩。本文在系统梳理民国春秋学之发展演变的基础上,从文献学、学术史及思想文化史诸方面对民国春秋学进行宏观综合考察;同时,对民国时期重要学人的《春秋》学作具体研究和微观考量,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学、训诂学和诠释学等视角相融合,综合采用文本解读、分析归纳、训诂等方法,以期能够全面把握本时期《春秋》学之发展全貌。学界至今对民国时期的春秋学尚缺少全局式、系统性研究,或局限于个案考量,或浅论略涉,鲜有专著问世。故对民国《春秋》学的发展予以深入探讨和考察,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儒学以及整个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循上述要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一章对历代春秋学做简要回顾,特别是对晚清春秋学进行一定考察,以此作为民国春秋学研究之序幕,意在审视春秋学在不同时代之因袭与创新。第二章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民国《春秋》文献学进行梳理,从文献题录、出版、文献流失和寻访等方面系统考察民国时期春秋学文献的概貌。第三章,民国春秋学典籍考证,展现民国学人在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指导下,对《春秋》三传之作者、时代、性质等考证成果。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民国初年经今古文学家对春秋学的发挥、利用,对建立“孔教会”、为帝制复辟摇旗呐喊的康有为及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的春秋学做了系统考量。其时帝制虽废,而孔经却借袁、张复辟帝制而还魂,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仍是传统春秋学研究方法的延续,同时仍不脱其缘饰政治的特点。第五章探讨了新文化运动冲决下渐趋多样化的春秋学研究,这一时期的春秋学形式上多元化,内容上也渐与现代学术相结合而走向科学化,“古史辨”派、“新考据”派以及经学史整理中的各家学者各依其旨对春秋学做了深入研究。第六章进一步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及时人学者对春秋学的研究利用。《春秋》包含众多“大义”,历来为统治者所援引利用,不仅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汪伪等汉奸们也在利用它,以寻求所谓的正统。同时,爱国学人如杨树达等也积极阐发春秋“复仇”“攘夷”等大义,激发抗战之志。第七章对民国新儒家学派的春秋学做了粗疏探讨,以展现此派学人为复兴儒学所做之努力。最后一章则从整体上论述了春秋学的近代化学术转型,以春秋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学,虽然在近代社会剧变,特别是在帝制覆亡、民主共和国建立的新时代,逐渐丧失其在学术、思想及政治上的独尊地位,但是其影响却没用因为皇帝的倒台而消失。从民国春秋学的发展替嬗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以儒家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失去了皇家政治的庇护,又面对“西学”的强势冲击,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仍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当然其学术研究也逐渐科学化,由传统的经学研究而向现代史学、哲学、文学等研究过渡。春秋学自汉代儒术独尊至近代帝制灭亡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与官方政治依附攀缘,互相借势。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春秋》学充分展示了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经世功用,晚清时期无论是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还是宋学派,都对春秋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在政治实践上的应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或凭借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特点,结合“三世说”变法维新,积极主张社会变革;或利用《左传》学严辨华夷的经义,鼓吹排满革命;或埋头经传注疏,以学术作为天下之公器。民国初创,帝制覆亡,天变道销,儒家经学虽在思想上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春秋》学缘饰政治的特点,仍被民国时期的少数儒者经师、各派政治集团援引利用。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各派学人也逐渐揭开经学神秘的面纱,从不同角度对《春秋》学进行整理探讨,《春秋》学也随之转入哲学、史学等领域的研究,而完成了自身向现代学术的转型。
李飞[8]2007年在《魏晋《春秋》学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门其他学科能够像经学那样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即便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经学较之两汉有所衰落,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学术界对于魏晋经学的研究至今寥寥无几,经学史的系统研究更是几乎空白。有鉴于此,本文以魏晋时期《春秋》学作为研究课题,试图通过系统考察来确定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春秋》经传在魏晋的传播”,系统分析《春秋》经传在魏晋时期的传播情况,深入探讨其广泛传播的深层原因——独特的社会政治功能。第二章“魏晋《春秋》学家及著作考”,在对包括史志目录在内的各种四部典籍进行整理、统计的前提下,以表格的形式对魏晋《春秋》学者及其《春秋》学著作的后世流传、存亡情况作直观的展示。第三章“魏晋《春秋》学著作分析”,以《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以及清人所辑佚的魏晋《春秋》学著作为考察对象,详细地分析魏晋《春秋》学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特点。第四章“魏晋《春秋》学的后世传播与接受”,从评论、辑佚两方面分析后代对魏晋《春秋》学的接受。第五章“魏晋《春秋》学别考”,对魏晋《春秋》学中部分版本、注本及存疑问题的考辨。论文另有附录两种:“魏晋《春秋》著作分类表”、“魏晋《春秋》学著作辑佚”。总之,本文希望能在充分的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魏晋《春秋》学作一个整体考察。
文廷海[9]2005年在《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清代春秋谷梁学的各方面成就进行总结和研究。具体探讨清代春秋谷梁学如何承接和超越前代、它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历史地位。这既需要宏观的把握,又需要微观的考察。 春秋谷梁学的发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解释《春秋》的《谷梁传》为起点,《谷梁传》在传解《春秋》中,产生以“王道”思想为根核的主体精神,体现了“鲁学”的特色。辗转口授至汉代,汉宣帝因春秋谷梁学为“鲁学”将其立为官学,短暂“大盛”之后失去官方支持,历代春秋谷梁学均在“私学”的格局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两汉为章句之学,魏晋为注解之学,唐代为义疏之学。而中唐以后,啖赵新春秋学派以“专已之学”开启宋人以空言说经之风气,学者们相继摆落汉唐注疏,疑经驳传。此一“空言说经”的治经路向,至元明二代积久不迁。 从晚明至清初,陈第、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毛奇龄、阎若璩、胡渭诸大师鉴于前代束书不观而造成的空疏学风,号召“知音考文”,回归原典,以经学济理学之穷,走汉宋兼采的道路。延至乾嘉之时,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取径经史考据之途,或株守汉学门户,或“实事求是”,均为专门汉学。在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其“破碎大道”的弊端以及与现实的疏远,使常州学者复兴“缘经术为治术”的西京(西汉)今文之学。清代学术大势,明显呈现为清初、乾嘉、道咸以后三期。春秋谷梁学的发展演变,大体与此相应。不过,因其发展的特殊性,以阮元《皇清经解》的编纂为时间界标分前后二期,似乎更为确切。清代前中期研究春秋谷梁学的学者不多,特别是少专家之学,成就也不太高。在晚清今文经学复兴和“汉学”适度活跃的大背景下,春秋谷梁学迎来了大发展。此期,谷梁学者之多,治学路数之广,著作数量之大,以及学术成果的水平及其价值之高,达到了两千年来春秋谷梁学的高峰。 综观清代春秋谷梁学的众多学者和著述,明显具有“多路”演进的特点。具体来说,在以下三大领域取得超越前代的可喜成就: 其一,回归汉唐的新注新疏。以钟文燕《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廖平《谷梁古义疏》为最突出,两家新注疏的思想与文献成就各具特点。钟文烝提出“正名而尽其辞,以明王道”作为《春秋谷梁经传补注》的主体思想,可谓卓见;在资料的丰富性方面,《春秋谷梁经传补注》也超过晋唐范宁、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廖平《谷梁古义疏》纠正何休、郑玄、范宁注疏之错误,在体例上又开辟自注自疏的注经新路。此外,在以“礼制”辨分今古文家法方面,《谷梁古义疏》也克服了《春秋谷梁传注疏》混合家法的不足之处。 其二,《春秋谷梁传》义理的归纳与新诠释。柳兴恩《谷梁大义述》、许桂林《春秋谷梁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对《春秋谷梁传》的书法义例进行了归纳。柳著还对《谷梁传》的礼制、异文、经师、师说等加以总结,成为初步研究历代春秋谷梁学成就的较早著作。此外,清代学者对春秋谷梁学思想义理方面也有阐发。侯康《谷梁礼证》在清代中后期与“以礼代理”治学倾
张春雷[10]2015年在《《春秋》经传音乐史料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春秋》经传是以《春秋》为主，以《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素有“春秋外传”之称的《国语》组成。这些史书应当是研究先秦社会最为可信的史料。《春秋》经传作为记载先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文献，其中不乏关于先秦音乐发展的史料。然而，在音乐文献发展的萌芽时期，有关音乐史料却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所承载的音乐信息均为零星片段的记录。因而这些记录一方面需要进行系统整理，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各种材料、各种音乐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本文对《春秋》经传音乐史料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概况、现有不足、创新点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说明。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春秋》经传音乐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简要论述了音乐史料所反映的史实情况，另一方面找出史料中涉及音乐的文字，并对这些文字在版本流传、目录比较以及字词校勘等方面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依据乐学理论和相关知识，将《春秋》经传音乐史料大致归纳为：乐舞、乐器、乐歌、乐官及乐工、乐律、乐论、音乐观及音乐思想、音乐活动等八个方面。然后，按照这八方面内容和具体的音乐问题，对《春秋》经传音乐史料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并对一些音乐史料的史学价值进行简要评价，对一些音乐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结语部分总结了《春秋》经传在记载和保存音乐史料方面的特点，认为对《春秋》经传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探究先秦乐学各领域问题，真实反映先秦音乐发展状况，提供丰富有效的信息和切实可靠的史料保障。
参考文献：
[1]. 明代《左传》学研究[D]. 王子初. 吉林大学. 2017
[2]. 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研究[D]. 李彬源.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3]. 《春秋》经传研究选题举例[J]. 张高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4
[4]. 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D]. 李建军. 四川大学. 2007
[5]. 汉晋《春秋》学与“三国”史作[D]. 田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6]. 台湾《春秋》经传研究之师承与论著[J]. 张高评. 江海学刊. 2004
[7]. 民国春秋学研究[D]. 袁宝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8]. 魏晋《春秋》学研究[D]. 李飞. 安徽师范大学. 2007
[9]. 清代春秋谷梁学研究[D]. 文廷海.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0]. 《春秋》经传音乐史料整理与研究[D]. 张春雷. 淮北师范大学. 2015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左传论文; 春秋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谷梁传论文; 三国志论文; 宋朝论文; 儒家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