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和对社会负责的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本文的开始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从题目看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篇关于科学哲学的文章。实际上不是，因为我还不具备科学哲学家的资格。本篇讨论的是我在过去20年里听到、看到、经历过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希望加入到这个讨论中，将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付诸笔端。我们谈得越多、写得越多，就能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改变要从公众了解问题的严峻性开始，只有获得足够的关注，最终才有可能触发引爆点(Gladwell，2002；Rynes，2007a)。第二，我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它已经存在多年。从Don Hambrick(1994)开始，全球最大的管理学者协会——美国管理学会的多位主席(Cummings，2007；DeNisi，2010；Hitt，1998；Rousseau，2006；Van de Ven，2002；Walsh，2011)就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的论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满足管理实践者的需要而进行研究。 过去20年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热度丝毫未减，而且还在不断向全球蔓延。我之所以选择以《组织管理研究》(MOR)创始主编的身份在最后这篇社论中讨论该问题，是因为它对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本质、使命和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换句话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推动关于学术行业状态的持续讨论，掀起一场关于如何才能履行我们的行业责任、实现行业理想的社会运动。 在下文中，我首先简单介绍了学术行业的现状，特别是在科学探索活动方面，然后讨论了我们如何背离了履行学术使命的基础，即科学精神。最后，我提出了“对社会负责的学术”概念，并给出了践行的3个重点，以引导我们的研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推动学术和实践的共同发展。 (二)主流研究文化 研究与教学分离的问题及其影响并非只存在于商学院的管理专业中。正如Boyer在1990年出版的《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Scholarship Reconsidered：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ate)一书中所说，这一问题在各所大学普遍存在。Boyer指出，从事高等教育的教授们正逐渐脱离他们所教授和研究的内容，也在脱离那些有可能通过获取新知识改善事业或生活的人们。这些教授实际上只是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闭门造车。Boyer号召我们在研究、教学和服务中与利益相关者合作，使教授的工作“朝着更宽广、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Boyer，1996，pp.20)。鉴于这种脱节现象在大学较为普遍，因此我将以管理学科(我本人对该学科比较熟悉)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 1.我们的研究不仅脱离实际，有时还存在危害 Hambrick(1994，pp.11)发表了名为“假如学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事情会是怎样”的主席演讲，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管理学会从未存在过，管理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对此他的观点是“假如没有我们，一切都会进行得非常顺利”(1994，pp.11)。在随后的日子里，学会的多位主席也相继提出了这一相关性问题，并主张实施变革。比如，Rousseau(2006，pp.267)号召学会“更加重视学习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方案”。DeNisi(2010，pp.196)称，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研究与周围的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也在撰写文章探讨研究与实践的差距(Rynes，2007a；Rynes，Bartunek and Daft，2001；Rynes and Shapiro，2005)。有些学者甚至批评商学院有害社会，无法培养出所需的人才(Kantor，2013；Khurana，2010；Podolny，2009)或是提出恰当的理论(Ghoshal，2005；Pfeffer，2005；Rynes，2007b)。研究人员在应用理论时，不去批判性地分析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否正确，也不去考虑它们与研究问题是否相关。这些批评的声音都汇聚到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上，即研究的重心和主要目标发生了改变：从创造知识变为发表论文，从改进实践变为推动研究人员自身的职业发展。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的研究不仅脱离了实践，也脱离了知识。我的这一判断是基于那些不当的研究做法，以及商学院中流行的“数豆子”式的绩效评估文化所导致的同质化趋势。 2.“数豆子”式的绩效评估 Walsh(2011，pp.217)用“审计文化”一词来指代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全球商学院评级和排名制度。对此，Walsh的感受很复杂。他说，“我非常兴奋。比起漠不关心、放任自流，我更愿意看到人们来关注和审视我们。”不过他也表示，“问题是我们在自己的大学中复制和推广这种审计文化。如果对这种文化不加约束，我们的未来堪忧。”在这种“数豆子”式的文化环境中，数字比影响更容易衡量，学校只关注那些能够影响学校排名的指标。晋升和任期审查委员会将素质考核的任务转移给以严格的学术论文筛选标准而闻名的顶级期刊。因此，只有在特定期刊(《金融时报》或学校自己列出的期刊名单)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才能计入晋升和任期考核之中(Adler and Harzing，2009)。出书被认为是愚蠢的甚至是自我毁灭式的行为，因为它在奖酬分配中无足轻重。曾经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资深学者为什么不把自己毕生的成就整理成一本书，他的回答是“如果不是为顶级期刊撰文，那我宁愿给妈妈写信”！(Walsh，2011，pp.218)。大的研究课题被分割成许多小课题来研究，目的是尽可能增加发文数量。研究机构或大学成了论文的生产工厂，“年轻的学者承受着发文数量的压力，担心能否满足晋升和任期要求，许多人曾屡次遭遇投稿被拒的窘境(Glick，Miller and Cardinal，2007)。学术生活不是对知识梦想的追求，其实只是一台不停地生产论文的机器”(Tsui，2013，pp.168)。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醒我们，“一个人如在其学术生涯中不得不发表大量文章，就会导致肤浅的知识”(Isaacson，2008，pp.79)。然而，这种数豆子文化在商学院中引起的不良后果还不仅仅是知识肤浅。只关注论文数量而不考虑知识的内在价值，可能会导致不当的研究做法。 3.不当的研究做法 Bedeian、Taylor和Miller(2010)公布了一项发人深省的调查结果，反映了“不择手段求胜”的文化所导致的研究道德扭曲。他们对384名终身和非终身教授进行了调查，其中大部分人都表示曾经发现同事(可能也包括他们自己)有过一次或多次不正当的做法，比如有选择性地报告结果，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观点，减少观察值以改进统计结果，甚至还包括伪造数据或结果。这些做法不仅出现在商学院中，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也都存在(De Vries，Anderson and Martinson，2006)。在一篇题为“科学家行为不端”的文章中，Martinson、Anderson和De Vries(2005)指出除篡改、伪造和剽窃以外，科学家们还应当警惕更多可能危害科学诚信的不当的研究做法。比如，Walsh(2011)分析了1980-2010年间在五大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数量。结果发现越来越多的论文不止一名作者，而且共同署名的作者数量不断增多(参考Walsh，2011，pp.220，图5)。合作是件好事，但有证据表明并非所有署名作者都对文章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比如，Bedeian等人(2010，pp.20)指出社会上存在“文章发表公社”现象(将他人的名字加入自己发表的文章作者列表中，而该人不一定对文章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的是最大程度地增加发文总量。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不但破坏了科学的公信力，也破坏了科学的内在价值。 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违反了道德。在我们的领域里，大部分学者还是兢兢业业、恪守道德的。不过，即使是正直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可能违背道德。研究表明，个人在自控资源耗尽时道德意识会下降，比如在缺乏睡眠(Barnes，Schaubroeck，Huth and Ghumman，2011)或认知超载(Gino，Schweitzer，Mead and Ariely，2011)的情况下。压力大也有可能导致正直的人采用的行为方式并不能完全合乎道德规范。当然，目前杰出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所有学科都在取得不断的科学进步。然而，不当的研究做法绝非偶然事件。它们不但浪费了资源，更严重的还会产生误导性甚至有害的后果。对于这种不良后果我们并不感到意外。教员只是在响应评估体系的要求。当只有在特定渠道发表的论文才能算数时，理性正直的人也会采取一切手段来满足期望。 4.学术的同质化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文化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并跻身最多产的研究院校前列，这种文化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的运动，并被欧洲、亚洲(梁觉，2007；Tsui，2007)乃至南美洲一些国家(Rodrigues，Gonzalez Duarte and de Padua Carrieri，2012)的商学院广泛接受。欧亚地区的许多商学院均采用了一份期刊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期刊。许多院校为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教员提供丰厚的物质奖励。由于大部分顶级期刊都出自北美，尤其是美国，因此国际学者为了迎合北美编辑和评审的期望与偏好，也在相应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March(2005)认为，这些做法部分导致了学术朝北美模式的同质化发展。 近年的一篇论文查阅了发表在六大领先管理期刊[《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国际商业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应用心理学》(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和《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以中国为样本的文章，证实了这一趋势(Jia，You and Du，2012)。在这6本期刊上发表的259篇文章中，只有10篇介绍了关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新知识。95%以上的文章都在讨论和使用文献著述中流行的主题和理论，它们通常与中国毫不相关。如果文章不提样本的收集地，读者甚至不知道研究是在中国开展的。 除了迎合评审的偏好外(甚至经验最丰富的国际学者也是如此)，造成当前同质化状况的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年轻学者在刚刚撰写文章时，通过模仿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作品学习研究技能。第二个是论文虽然最初只关注局部情况和理论，但随着审稿过程的进行，可能会被塑造成主流研究。在此，我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一过程是如何演变的。某一领先的管理期刊收到一份稿件，其中作者用儒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业领袖会在晚年产生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审的意见是儒家观点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该评审指出，作者可以考虑使用西方文献中的职业阶段理论。这听起来是一项合理的建议。如果是一位信心不足的论文新手，可能会接受上述建议。而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论文可能会变成标准的职业研究，丧失了中国特色。我不是说评审错了，也不是说儒家观点就比职业阶段模型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很少有针对中国管理实践的一个潜在原因。大部分国际作者都会尽力让文章中使用的当地的、非美式样本不至成为一种负债，而不是将其视为研究中的一项资产。在不同的情境下开展重复性研究从而得出概括性知识当然是有其意义的(Tsang and Kwan，1999)。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知识目标，需要披露样本的收集地和特点。近来，一些学者主张挖掘“本土”研究的价值，发现和梳理全球各地不同的管理实践，归纳适用于特定情境及通用情况的管理理论(Barney and Zhang，2009；梁觉，2012；Li，梁觉，Chen and Luo，2012；Tsui，2004)。 上述中国管理研究的例子可以反映出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的一项大趋势(梁觉，2007；Rodrigues et al.，2012；White，2002)。这些做法再次证明研究的动机更多地是发表论文，而不是为了解决时下的重要问题。从大学到教员，从北美到欧亚，普遍采用发文数量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研究人员决定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来适应顶级期刊中流行的这种模式，这也是对全球居主导地位的“数豆子”式研究文化所催生的评估体系的理性回应。正如Kerr在著名文章“奖励变异曲之张冠李戴”(Rewarding A while hoping for B)中所说，教员是在忠实地响应大学的评估体系。 (三)在神圣的学术之路上坚持科学精神 刚刚成为一名博士生时，我和大部分学生曾经的看法(许多人现在还坚持这种看法)一样，都认为博士教育就是要学习以科学的方法解决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的谜题。我记得无数次和教授、同学热烈地讨论关于研究设计和方法论的经典书籍：《探索的行为》(The Conduct of Inquiry)(Kaplan，1964)、《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Kuhn，1996，第3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Popper，1968，第2版)，等等。教授与我们分享他们对研究的热情，并且强调在科学探索中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我决定读博是因为想为当时所在企业的管理者提供更好的专业支持。我本打算毕业后重回那家公司，但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研究，因此决定追求学术事业。我的决定源自一种天真的想法：“如果我在商界工作，只能帮助有数的公司。但如果我为大学工作，就有可能通过我的研究和教学帮助许多公司(使它们成为对员工和社会更有帮助的企业)”。后来，我看到爱因斯坦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是那么天真。他说，“为使普通人的生活更加美好是科学的主要目的。当你在思考图表和方程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Isaacson，2008，pp.374)。事实上，一些年轻的学者仍然抱有改变世界的想法，2009年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上对200名新生与会者的调查恰恰说明了这一点(Walsh，2011)。将近40%的人表示“精神生活”是他们选择成为学者的主要原因，另有40%的人将原因归结为“服务他人”。当然，我更愿意看到所有人都将知识追求(精神生活)和服务社会作为主要原因。 1.科学精神中的“科学”是指什么？ “科学”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scientia”，意思是知识。科学就是创造和组织关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知识。根据理论来评估假设以解释令人费解的现象，这样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是无法用民间智慧、现有知识或常识来解释的。科学家通过系统化、精心设计的严格观察或试验，积累关于现象的知识。科学界通过双盲评审对研究成果进行严格的筛查，通过筛查的研究成果被认定是可接受的，直至新的证据或新的知识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理论-证据二元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常用的科学研究范式(Benton and Craib，2011)，也是过去5个世纪以来科学取得巨大进步的主要原因。 2.科学目标 理解科学精神还需要理解科学目标，即“追求真理”。当然，由于现实难以捉摸，所以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对现实的观点不止一种(Benton and Craib，2011)。可能存在多种现实(例如，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区别)的问题不光能引起社会科学家的兴趣，物理学家也就此展开了激励的辩论，比如爱因斯坦和玻尔(Bohr)关于物质存在的著名辩论(Kumar，2008)，以及莱布尼茨(Leibniz)和牛顿(Newton)关于绝对空间的辩论(Okasha，2002)。 两次辩论都与现实的性质有关，表明科学家是在追求真理。无论我们接受哪种观点，科学的目的都是要通过有说服力的逻辑方法和严谨的经验方法尽可能接近真理。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是要对经验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进而可以预测和控制这些现象，来改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换句话说，追求真理和改善人类境况是科学精神的两大要素，也是神圣的学术之路上指路的明灯(Walsh，2011)。大部分学者都不会对科学事业的这一崇高理想表示异议。然而，我们在选择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向公众介绍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需要的传播媒介可能不只是一篇登载在期刊上的40页的文章)的方式时，又有几次将这些理想效在心头呢？ 3.自主探索 科学精神的第三个要素是：对自主探索的理解和期望(Kaplan，1964)。我们对科学的追求是基于我们的内在兴趣以及对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的判断，而不是迫于上级的期望和压力或是出资机构的要求(Tsui，2009)。2011年7月18日，《纽约时报》(环球版)报道了一则侵犯科学探索自主权的事件(Guttenplan，2011)。一家银行为德国的两所大学出资1200万欧元，用以支持关于开发金融工具的研究。根据双方“秘密”合同的规定，该银行有权参与以下决定：聘请讲席教授、选择适当的研究课题、审查研究成果以及拒绝批准发表研究成果。在公众得知这一消息后，一位大学校长承认在未来的任何合同中，必须保护科学的独立性。 使用在特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作为晋升和任期的评估标准可能会干扰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的发展和精神的创新活动需要自由，而自由体现为思想能够摆脱独裁主义和社会偏见的约束，保持独立性”(Isaacson，2008，pp.550)。缺乏独立性不但会影响我们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而且会迫使我们去选择那些我们不想做或不想研究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们目前的评估体系也降低了科学探索的自主性。人们只关注接受评估的活动或预先确定的工作方式，往往忘记了在此过程中这些活动的真正目的(Kerr，1975)。期刊发文只是传播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在任何科学的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成果都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的，包括书籍、专题论文、会议报告、工作文件以及现在的开放源网站。值得庆幸的是，许多商学院(如美国的哈佛、斯坦福、沃顿或西北大学商学院，加拿大的麦吉尔或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在此仅就我所知列举了一些)不止关注在期刊上发文，因此教员们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我举两个学者的例子，他们都觉得可以自由选择研究课题和发表成果的媒介。Adam Grant，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全职教授，也是《给予和索取：成功的革新方法》(Give and Take：A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Success)(Grant，2013)这本新书的作者。这本书被《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评为畅销书，并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Hans Hansen，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专注于研究死刑辩护团队，希望死刑犯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在Hansen研究之前，超过90%宣布有罪的被告被处以死刑。Hansen可以帮助辩护律师换一种方式陈述被控事由。在Hansen研究的35件案例中，律师团队为34件提供了成功辩护，挽救了34条生命。Hansen能够将团队研究与社会公正和同情相结合(Adler and Hansen，2012)。这才是对人类真正有影响的学术。在我们的领域中，许多学者根据自身意愿研究重要的问题，并关注其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影响。如果我们真正坚持科学精神，这就应该成为一种规范，而不是个别情况。 强大的“数豆子”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绩效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没有任何大学或专业学者会指望研究能够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高智商和讲道德的学者丧失了对科学探索的自主权以及科学精神。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可能是一种解决办法。 (四)对社会负责的学术 作为高等教育的殿堂，商学院在社会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使命(Khurana，2010)。无论学院是否将教育作为主要使命，或者将研究和教育作为同等重要的使命，教员都是组织和管理相关知识的主要生产者、承载者和传播者。作为社会机构的商学院必须忠于自己的使命，即提供最优质的教育和高度可靠的研究，通过解决时下最紧迫的管理问题为实践提供指导(Simon，1976)。以提高学院排名、影响晋升和任期决定为出发点开展研究，而不去考虑研究是否与实践相关，这无异于企业及其管理者增进企业财富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股东和自身的福利。纵容或参与不当的研究做法不但是对社会不负责任，而且也是违背道德的。我并不是自以为是，只是和许多深有同感的学者(DeNisi，2010；Ghoshal，2005；Hambrick，1994；Hitt，1998；Mintzberg，2005；Rousseau，2006；Rynes，2007a，2007b；Walsh，2011)一样，在鼓励自己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我和他们一样担心如果不采取措施使研究重回正轨，我们的研究事业将面临公信力和长期可持续性的双重危机。我呼吁商学院的领导和教师就教员的研究做法进行自我审查，培养提倡强化科学精神的文化。我鼓励开展一场运动，以建立对社会负责的学术。 我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包括3个重点。第一，建立能够平衡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的管理模式，对研究组织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给予同等的关注。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代价帮助企业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学术，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Tsui，2013)。第二，通过研究来真正解释管理谜题：在学者所处的现时环境下，对重要现象进行系统化、批判性和精心设计的分析，并建立合理的理论以解释令人迷惑的局部现象。以填补文献空白、创造最多论文数量为目标的学术(而不是为了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Bedeian et al.，2010；Walsh，2011)。第三，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原则，引用文献和合作研究均应尽可能合乎道德。务必确保最高质量的数据，采用最严格的方法，给予研究参与者最大的尊重和保护。使用不当方法并将研究参与者视为研究工具的学术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Schminke and Ambrose，2011；Tsui and Galaskiewicz，2011；Wright，2011)。 1.从对股东的现时价值到对社会的净价值 商学院仍在向学生们灌输：经理人的主要工作(如果不是唯一责任的话)是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弗里德曼(Friedman，1970)甚至声称，企业参与不能增加公司利润的社会活动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戈沙尔(Ghoshal，2005)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提醒我们股东不是公司的法定所有人。在公司剩余财富的分配上，股东应当优先于其他利润贡献者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决定公司战略方向并从事生产职能的经理人和员工常常是公司在竞争市场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往往比财务资源更具有决定性影响。与那些每天为公司贡献智慧和精力的员工及经理人相比，为什么分散的且脱离了公司实际运作的股东应该获得更高的优先权？对社会负责的研究可以探讨其他所有权模式的性质和影响(从经济、社会和创新的角度来说)，这些模式包括私人、公共、员工、客户甚至是政府所有制。在企业中采用不同的所有权模式，哪种影响可能被最大化？当一种所有权模式占主导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有哪些利与弊？ 研究显示，学者们一直以来主要关注从企业和个人分析的层面建立和测试业绩模型，而对研究企业的社会影响兴趣寥寥(Tsui and Jia，2013；Walsh，Weber and Margolis，2003)。《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于1958年创刊，其目标是发表促进工业社会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的研究。出于对管理研究是否实现了这一目标的好奇，Walsh等人(2003)分析了1958年到2000年间在AMJ上发表的1738篇实证文章。结果令人很失望：“在我们的领域中，学术对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远大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Walsh et al.，2003，pp.859)。 我和同事(Tsui and Jia，2013)很想知道，中国的管理研究是否也有同样的趋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的研究情境，我们曾经预期，中国的管理研究受传统或现有制度规范的约束会更少，而且在研究的影响类型上会更加多样化。利用Walsh等人(2003)在研究中采用的方法论，我们分析了1985-2012年间在六大领先管理期刊(AMJ、ASQ、JAP、JIBS、OrgSci和SMJ)上发表的包含中国样本的312篇文章。我们还分析了2005-2012年间在MOR上发表的134篇文章，以及1983-2012年间在三大中国领先期刊上发表的2388篇文章。结果令人震惊。对经济影响的强调不但居主导地位，而且在中国期刊上表现更为突出。从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来看，中国期刊上94%的研究侧重经济影响，而在六大英文期刊以及MOR中这一比例分别为82%和69%。在该篇文章(Tsui & Jia，2013年)中，我们呼吁开展更多关于人性化管理的研究，对客户、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给予重视，从而帮助企业平衡对业绩影响的过度关注。后者强调增进企业的经济财富(即股东财富)，且经常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代价。 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可以考虑设计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来服务公共利益，要求企业不能将自然资源完全视为一种公共物品。根据估计，自然资本提供的服务作为对企业的一种补贴，每年价值为数十万亿美元(Hawken，Lovins and Lovins，1999；Tercek and Adams，2013)。设想一下： 一位菲律宾渔民把一捆炸药扔进珊瑚礁里，捕获了许多因受惊而逃窜的鱼，然后在当地市场出售，又将被破坏的珊瑚碎片卖给制药企业，按照市场价格赚到了钱。他并没有为破坏珊瑚礁付出成本，但显而易见的是，作为鱼类未来的栖息地，珊瑚礁的净现值远高于通过破坏它赚来的小钱。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仍在使用会计方法，将收获的鱼类和珊瑚记入净收益而不是净损失(Hawken et al.，1999)。 目前，企业会计制度并不考虑使用自然资源(如公共森林、渔场、油田、牧场或者河流湖泊)的成本。企业可以很低的成本甚至免费使用这些自然资源。而且，在将自然资源转换为生产链上的原材料时，产生的废物相当于各阶段产品价格的许多倍(Hawken et al.，1999)。大部分固体废物在填埋场中堆积，枯竭的资源将永远无法重生。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应当提出这样的商业模式，使企业对所使用和破坏的自然资源以及创造的价值负责，并对这些新的模式进行检验。 自然资源还包括人类：员工和公民。工作条件是影响压力的主要因素。2012年工作条件产生的成本估计在30亿美元以上(Tsui，2013)。雇主以保费和无效工作的形式承担了部分成本，而大部分成本都是由员工以某种间接方式承担的，比如身心健康受损、痛苦、寿命减少等。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企业可能会因污染环境(如水或空气)或人员伤害而支付罚款，但通常情况下都是由纳税人为环境清理和医疗费用买单。难道这些费用不应该计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吗？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可以识别和检验这样的模式：使用对社会的净价值而非对股东的现时价值来界定组织绩效或效率。 可能你已开始感到灰心，但不要绝望，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希望的。在全球责任倡议(Globally Responsible Initiative)、世界商学院促进可持续经营理事会(World Business School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Business)和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的管理教育原则(Principles of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等组织的领导者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教育和研究对社会的价值是新型管理教育模式的第一要务。我们知道，50+20倡议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将“世界上最好的管理教育”这一目标改变为”对世界最好的管理教育，因此该书采用了以下标题：《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Management Education for the World)(Muff，Dyllick，Drewell，North，Shrivastava and Haertle，2013)。这一新的管理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对全球负责的领导者，鼓励商业领袖和教师学者将服务社会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新模式下，教员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和机构典范，与教育和研究的受益者积极互动。它要求建立“新的奖励、认可和晋升制度，使目前教员对研究和教育中少量课题的狭隘关注转向以更广泛的问题为基础、面向未来、服务公共利益的研究”(Muff et al.，2013，pp.147)。 2.从论文驱动的研究到基于情境的学术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在研究的道路上应当摆脱“文献”的限制，开始关注我们身边的问题。为了获得研究想法和灵感，我们可以从论文的世界中走出来，进入实践的世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到处都有值得科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更愿意采用风险小的方法，比如填补研究论文中提到的空白或在某个成熟的研究模型中增加一两个变量，但这种研究的重要性很难证明。不出所料，以文献驱动的观点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常常会在评审中引起这样的反应：“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 《默会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Polanyi，1966)一书告诉我们，真理是依情境而存在的。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知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的多。换句话说，每种理论都有它的默会情境假设。在一种情境下建立的理论可能不适合解释另一种情境下的类似现象(Tsui，Nifadkar and Ou，2007)。比如，代理理论的基础是利己主义假设。虽然利己主义驱动的竞争行为在倡导个人主义的文化情境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强调合作且集体利益主导个人考量的文化中，利己主义假设则不能解释人们的心理倾向。 理论发展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人员发现令人不解的现象。比如，Staw(1981)发现尽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美国将在战争中失败，美国政府还是不断将更多的士兵派往战场，企业也倾向于向将要失败的项目投入更多的资金。他无法想到任何合理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政府或企业坚持走注定要失败的道路。第二阶段是建立一种逻辑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在Staw(1981)的例子中，他用自圆其说的方法建立了承诺升级理论，来解释其所观察到的令人不解的行为。第三阶段包括对理论进行检验、再检验、完善和修改。Brockner(1992)和Staw(1997)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有的大部分管理理论都是理论研究者建立的，目的是理解和解释他们在其周围环境中发现的有趣现象。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是管理研究和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Smith and Hitt，2005)。但在过去20年里，新观点和新理论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发现学术越发脱离了实践。 Buckley(2002)回顾了从1970年《国际商业研究》创刊以来国际商业研究的发展历史，他发现早年的研究侧重关于“世界经济实证发展”的“大问题”(2002，pp.370)。然而，“这项进程已经停止，因为目前尚未发现这种大问题”(Ruckley，2002，pp.370)。虽然像美国这样成熟的情境下不太可能形成大问题，但在中国、印度、俄罗斯、非洲、东欧等新兴经济体的新情境下，却不乏有趣的或重要的管理问题。它们提供了各种新颖的、不同的大问题，为唤醒停滞的思维创造了机会(Tsui，2007)。 关注情境体现了科学精神，因为基于情境的研究目的是在局部情境下解释重要的现象，并建立符合情境的理论。因此，对社会负责的学术要求对借用自其他情境的理论进行默会情境假设的批判性评估。对现有理论适用性的评估以及建立新的情境化理论，都需要深入了解情境的历史、文化以及法律和经济制度(Johns，2006；Rousseau and Fried，2001；Tsui，2006、2007)。基于情境的研究保证了：情境化理论能够产生在该情境下符合人类和组织现实的知识，它提高了在该情境下产生接近真理的知识的可能性，并增加了知识与潜在实践的相关性。 3.通过利益相关方参与实现对社会负责的学术 为了响应参与型学术(Boyer，1990)的号召，Van de Ven(2007)提出了一种框架，用以实施参与型组织和社会研究。研究人员征求重要利益相关方(如其他研究人员、发起人、客户和实践者)的观点，并通过文献阅读、会议报告和在所属机构或其他大学召开的非正式研讨会使其他研究人员参与其中。然而，目前的研究做法中缺少实践者(Rynes，2007a)和研究参与者(Wright，2011)的参与。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在确定最终设计前将我们的想法告诉经理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又有多少经理人会理解我们说的内容？我猜大部分人都会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是从论文中而不是通过观察实践得出这些问题的，这一点难道不令人诧异吗？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包括提出重要的问题并找到真正的答案。两个环节都需要研究参与者的有效参与。 参与型学术要求我们必须了解经理人和员工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他们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些可以从文献中找到答案。而那些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将成为我们探索的目标，并开启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承诺升级理论(Staw，1981)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驱动型研究的例子。我和同事开展的关于员工组织关系的研究(Tsui，Pearce，Porter and Tripoli，1997)也属于现象驱动型研究项目。虽然我们没有和很多经理人探讨过，但我们从媒体(电视、报纸和商业杂志)上了解到这一问题，其中报道了一条有趣而令人不解的悖论：企业一方面解雇员工，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做出更多的承诺。 参与到外部世界，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可能很重要却被近期文献所忽视的大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问题对员工和经理人是有意义的，那么他们就能看到研究的价值以及研究结果潜在的相关性，而我们也很可能会更加容易保持他们的参与兴趣。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或课题，是我们赢得被研究的企业和人员的尊重和信赖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能够花时间到企业中去，更透彻地了解我们所分析的人和现象，信赖将获得进一步的增强。一旦人们了解并信赖我们，我们便能观察到更加真实的行为，获得更能反映现实的数据。 参与型学术要求我们思考：研究如何才能给研究参与者和我们带来同样多的益处，包括研究的结果和研究的过程。Wright(2011)告诉我们要将研究参与者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不要将他们看作数据集中的例子、对象或是数字，要记住他们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真实的人，且经常遇到工作方面的困难和疑惑。Wright举了一个工作压力研究的例子，其中一位参与者一直都被高血压的问题困扰着。Wright鼓励他去看私人医生，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药物治疗，防止了可能即将发作的心脏病。在另外一项关于情绪疲劳的研究中，一位参与者在填写情绪疲劳出现的“频率”时填的数字是10(给出的选项只有0到6)。他写道“被淘汰的废物”，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还写道“死亡、警告”和“非常、非常……愤怒”(Wright，2011，pp.498)。Wright在看到这些回答时，这位痛苦不堪的参与者已经在几天前自杀身亡。这些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对那些受邀参与调研的人抱有同情心。有多少次、或者说我们是否曾经记得他们是真正的人，而不是我们研究的工具？又有多少次我们为他们在研究中付出的时间和提供的宝贵信息表达过真正的谢意？ 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写论文来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那么经理人和员工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呢？为什么出资机构要为那些出于晋升和工作保障而开展的研究提供财务资源呢？谁赋予我们使用公共物品谋取个人利益的权利？真正的科学发现是无价的。我们应当利用一切资源来找到治疗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的方法，来了解我们所身处的空间和环境，进而增加人类和其他物种未来的生存机会。当我们把研究的目的定为解决工作世界中的棘手问题时——从个人、团队、组织、行业、国家或国际等层面——我们可以期望获得出资机构和研究对象的支持。科学的崇高目标就是发现真理、改善人类状况。当我们带着这种精神开展研究时，我们的学术自然是对社会负责的。 (五)人人有责 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中为提升科学精神做出贡献。年轻的学者可以选择研究重要的问题，不要被文献的启发所限制。资深的学者则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支持年轻的学者成为真正的科学家。博士课程应当包括有关科学哲学和研究道德的内容。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可以设计或修改机构的评估标准，以支持具有真正社会影响的研究，避免只关注特定期刊上发文数量的评估体系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应当确保学术机构的神圣使命不受商业排名活动的影响或污染。期刊编辑可以将实践相关性和影响作为理想的标准，来确定文章的整体贡献。《组织管理研究》立志做到严格和相关两点，发表的研究成果必须做到体现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情境下独特或通用的管理实践和组织设计。整体而言，管理研究群体能够使科学精神重新焕发活力、创造有效而相关的知识、影响实践，并改善组织和研究事业中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福利。坚持上述承诺，我们必将做到以学术服务“国家和世界”(Boyer，1996，pp.17)。 (六)结论 我所说的可能你们都已知道，但重要的内容值得反复重申，而且我坚定地相信我们都想成为科学家，我们也知道自己能够做到。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毫无疑问我们能够通过科学探索改变现实世界。作为学者，我们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改善社会。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分享一位朋友听到我关于本文的演讲后发来的一段话。像她一样，我因了解到对建立更美好世界的向往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备受鼓舞。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努力说服你们，包括年轻人和长者，不要首先或主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或财富，而应关注人类灵魂的最高福祉。当我离开人世时可以告诉世界，‘财富没有带来美德，但美德为这个人和这个国家带来了财富和其他所有恩赐。”“(出自柏拉图[Plato]的《申辩篇》(Apology)，29d3-30a7，柏拉图，1993，p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