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错误认识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错误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之后，国内高校特别是入选“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少数全国重点大学就开始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并实施实际的冲刺行动。它们比较一致的战略提法是，把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开放式）的大学，并各自为实现奋斗目标设定了一定的期限。但是在经过几年之后，一些大学在实践中发觉自己原初拟订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过于乐观，于是再次对自己的战略规划或行动策略进行了研究和调整。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我国高校创建一流大学的行动迎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理念问题困扰着大家，如校名内涵、办学规模、投资力度、一流标准等。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理念问题，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行动中就难以大踏步地迈进，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对其中比较突出的理念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期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关注。
一、认为校名问题影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建设
在我国，不少人认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校名很重要，因此，如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该叫“大学”。于是在高教领域内，出现了“升格风”“换牌风”，如大专类学校变成本科类院校、专科类院校变成综合型大学、系所升格为学院、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甚至研究院，原本一般性大学，偏要冠以“研究型大学”“高水平大学”等称号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不是必须具备这些条件呢？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当今的一流大学就不难鉴别了。
在美国众多的名校中，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加州理工学院(CIT)，前者有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者有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们的校名仍然叫作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已经涌现了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核物理的重要学派，可是它依然叫实验室。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造就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开创生物学新纪元的微生物学家马斯德、生命哲学的创立者柏格森、存在主义哲学先锋萨特以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可它还是保持原有校名不变。[1]
这些校名看似“小的”，但并没有降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地位，相反，由于其小而有名气，更令人钦佩和仰慕。可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非由校名决定，而是由学校自身的实力决定，说到底是由它培养的重量级人物的影响和规模来决定。因此，我国高教领域中曾经兴起的“更名风”，是看错了创建一流大学问题的本质，如此反而不利于大学的发展。
二、认为不扩大办学规模就难以实现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
在我国确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校合并的政策出台后，曾经流行一股论调，认为在今后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大学的发展规模是越大越好或者至少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小了肯定是要吃亏的”的。理由是规模较小的学校在高教市场上竞争力肯定减弱，不利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巨型大学”。
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我相信只须从国外举几个一流大学的典型例子就可以辩明白的。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是闻名世界的一流大学，可自创建以来，历任校长始终保持该校只能拥有2000名左右学生的办学规模，然而它却拥有63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5名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院士（1990年数据）。
从1923年以来，有21名教师和校友获得诺贝尔奖。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它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只是一所学生不过几百名的袖珍高校（现时也不过千名左右），但始终是世界顶尖大学，无人否认。[2]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中，门类齐全、规模巨大的美国众多名校却落后于只有理工文等少数学科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可见，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以规模决定其高低或名气的，而是以自己的内涵和人才的质量来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规模就不重要，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一流大学的规模都比较大，他们确实比一些小的学校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但那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刻意合并而成。
因此，我们万不能以此作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客观标准。否则，将走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误区，从而不利于我国高水平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三、认为建校历史不够长的学校难以冲刺世界一流大学
确实，在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绝大多数学校都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如英国牛津大学有800多年历史，美国哈佛大学有300多年历史；斯坦福大学也有100多年历史，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有240多年历史，日本东京大学有130年历史，等等。但是历史不长的学校中也有跨跃式发展成为世界知名高校的。如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她建校也仅10多年，但由于扬长避短，重点发展纳米材料研究，取得了国际瞩目的成果而大大提升了该校的学术地位和国际知名度。
另外，历史长短也是相对的。例如，当美国哈佛大学举世闻名的时候，斯坦福大学还没有建立，然而建校后她奋起直追，终于成为驰名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带动了美国相关产业的大发展，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在于该校首先抓住学科建设不放松，并在其中又选择了容易攻破又具有自身特长的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学科，使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飞跃，最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这些事例表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当然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好处，但是“白纸一张也可以绘出美丽的画卷”。人类在众多领域的成就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真理。鉴于此，中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必为历史是否悠久背包袱。而要认清形势，面向未来，奋勇直追，在发展中证明中国人的勇气和智慧，就象历史上制造“两弹一星”那样，坚信只要拼搏就能出成就。
四、认为投资达到美英水平时才能谈得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据说，哈佛大学过去15年的捐款达到190亿美元，每年开支20亿美元。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的科研经费都是2亿英磅，相当于10亿多人民币。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行为科学系每年的经费为2.4亿美元，比我们的一个重点大学的经费还要多20倍。我国的重点大学——北京大学每年的经费仅是香港一所普通大学的百分之一。[3]从这些数字看来，我国的重点大学在资金上与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非常之大。
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在最近若干年里都无法成功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其推理很简单，“你的钱没有人家多”。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只是一个重要方面。资金的充足确实可以提供发展的条件，可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造较高的资金平台。
但是让我们翻看一下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历次创举，如六七十年代的“卫星上天”“两弹爆炸”，还有刚刚发射的“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等等，哪一项成就不是国际一流水平？但“卫冕上天”“两弹爆炸”等成就的取得，都是在国力相当虚弱的时候。
因此，在改革开放、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大为增强，虽然资金仍然不足，但创建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纵观中国大学的科研发展实力后，曾乐观地预言：中国离诺贝尔奖“只差一步之遥”。其实，即使没有名人鼓劲打气，中国人也应该对创建几所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
五、认为在国内排行榜前若干名的大学才有望冲刺一流大学
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通的看法是，位居世界或发达国家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在国内民间几家研究结构排定的高校排行榜后，即依据这些排行榜，特别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和网大的排行榜，排定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备选学校。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对眼下的排行榜及其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其中普遍的共识是，这些排行榜使用的方法一般是将大学的若干项目进行量化打分，如经费情况、教学情况、教师情况、学术声誉情况等，然后把他们的分数相加，即形成国内高校排行榜。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一所大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可以用数据进行硬性分析，有的却不能。例如对一流大学的建立起相当重要作用的软指标，如校风、凝聚力、社会声望等就难以量化。例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等，虽然在硬性指标上不够有力，但是她却很有办学特色，仍不愧为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以片面的标准对大学进行排行，那么势必导致一些有特色但总体实力靠后的大学的无奈。换言之，有些本来富有特色的著名大学，因遭到片面的评估而不能获得合理的排名，这不仅是个别学校的名誉损失，且会造成误导，把人们引入迷途。譬如，看到国内排在前列的大学都是规模较大的合并院校，自己因此效仿而走上片面扩大规模之路。这是值得教育界同仁提高警惕的，也是国家须通过教育政策加以引导的。因此我们万不可随心所欲，片面追求一流水平，否则，不久的将来，必定自吞苦果。
六、认为中国大学永远跟不上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不少。他们的理由是，目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都是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投入巨资并选准突破口才发展到今天的一流水平的。有专家在分析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后认为，目前在世界前100所大学中，大陆至今尚无一所，排在200-300名之间的也仅仅只有一所。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进入50强，至少也要进前100名，否则就不能说我们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4]再说，如果设定以上这些名列前茅的大学现在的水平为世界一流水平，那么等我国高校赶上他们之后，他们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台阶上了。这就是说，你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你追赶，别人也在再超越，因此，他们将始终站立潮头。应该说，这种观点很时髦，也很有市场，但显得过于悲观。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向世界体育界人士学习。在过去多年的世界体育盛事中，其中总有少数打破世界纪录的，但他们往往并不是来自实力巨大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而是来自小的国家、弱的国家，让人“看不上眼”的小将，但是他们照样为自己的祖国捧回奖杯，赢得世界级的荣誉，为全世界所瞩目。有言道：万事相通。体育界的竞争精神和发展策略确有值得我国教育界、科技界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要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竞争形势和新要求，不停地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和发展策略，谋求在科技领域“称雄一方”或“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中国早日实现，甚至可以在某些重要领域超越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七、认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才算建成合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众所周知，诺贝尔奖设有医学、生物、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类奖项，还设有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等。显然我国比较看中的诺贝尔奖倾向于前者，当然也包括后者中的和平奖。对文学奖，认同度不是很高。如果以是否获得自然科学奖来评判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与否的话，那么，中国的大学追逐的主要目标必然是自然科学奖项了。但是，世界上除了这个大奖之外，还有许多大奖类同于诺贝尔奖，如在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即是。大家知道，2002年世界数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法国年轻的数学家拉佛阁获得了相当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据说，他对世界重大难题——“朗兰兹纲领”，埋头研究了七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取得了成功。近10年来，法国已经出现了4位菲尔兹奖得主。正是由于这些出色的数学研究，法国才成为公认的世界数学大国。值得一提的是，在菲尔兹奖设立以来的70年中，没有一位中国大陆数学家获得。[5]在我国高水平大学竞相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这类大奖。因此这些奖项的获得，同样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象征。也就是说，在我们设定的争取一流目标之中，不能漏掉与诺贝尔奖齐名的世界级大奖，因为它们也是衡量世界级水平的“标尺”之一。特别是，我国在这个领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杰出人才的记录。
八、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的制定操纵在国外人手中
当中国政府提出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时，很多人自然想到的是，我们要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看齐，实际上是以它们的办学模式作为我们奋斗和成功的参照系。于是将它们的评判标准所具有的内涵与数据加以量化，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归纳成几条而形成一个“硬指标”，并要求中国的大学以此为奋斗目标。其实，这是很不正确的认识，是一大误区。我们评价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我们需要带上“中国的有色镜”，即需用中国自己的标准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并不是否定现今世界一流大学那些共性的量化指标，如师资、学生数、留学生数、设备、图书、杰出校友、声誉等等，而是说，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而且必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杰出的贡献，就象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一样，为它们所在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进步作出非凡的贡献。这就是说，既要有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还要有中国自己的个性。因为只有拥有个性的大学，才能拥有更多的光彩，正如在文化方面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一样。历史上中国人在发展教育方面是得到赞誉的，例如杜威就说，从专业知识的角度看，蔡元培比不上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校长；但从教育上讲，牛津剑桥的校长比不上蔡元培，因为后者改造了一个大学，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6]因此，只要我们的发展适应社会前进的方向，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可以嵌入“中国特色”四个字的。
综上所述，任何一个新事物都会有一个适应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误区和问题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但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要回避或受困于这些误区和问题，而要客观地正视和对待这些误区和问题，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我们中国未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还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既要看到世界范围内创建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也要看到体现国别特点的个性特色。也就是说，我们要始终辨证地看待世界一流大学，进而辩证地看待我们自己所要创建的世界一流大学，并在行动中随时纠正各种错误的倾向和不足之处，从而使世界一流大学在我国表现出一流的国际水平和优秀的中国特色，并为世界高等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