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理性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化论文,政治论文,论我国论文,文化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9)04-0035-03
截至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1]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广大网民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活动，通过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评判等参与形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潮。而党和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网络政治空间的治理，并且更加注重通过网络问计、网络宣传、网络互动、网络公开等形式推进政府与公众间的交流和互动。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网络政治空间已经形成，网络政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态已大踏步地进入公众和政府的视野。然而，在网络政治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网络政治现象，如网民大规模的非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现象、管理部门僵化落后的网络公共治理方式、政府与网民之间网络互动的极其缺乏，这需要我们着力建构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以保障网络政治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内涵辨析
1.网络政治文化的概念
政治文化一般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2]依此概念，政治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文化的情境性，即表现为“民族”和“特定时期”的限定性，政治文化依时间、空间而转移和变化；二是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成员对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反映，表现为态度、信仰和感情。
网络政治文化是指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在网络政治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现实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评价的总和。网络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亚形态”，它与一国整体的政治文化既有趋同性又有相异性，一方面，它反映了该国整体政治文化的基本品性，甚至只是政治文化借助于网络技术、网络政治空间在虚拟的政治平台上的一种投射和反应而已；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又以其多元性、交互性、无界性、开放性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质，无论是网络虚拟世界的技术、空间、信息的全新构造，还是网络虚拟世界的语言、情感、权力的表达方式，都使网络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的主观反映呈现出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独特景观和特质。
2.网络政治文化的功能
政治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基础；二是政治文化是影响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是政治文化决定着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四是政治文化制约着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3]网络政治文化的功能相比政治文化的功能更加局部化和具体化，对网络政治发展乃至一国宏观政治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首先，网络政治文化对网络政治发展具有规范、教化与评判的内在功能，即规范、引导、调整网络政治主体的网络政治行为，对后续进入网络政治空间的网络政治主体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化作用，作为对网络政治主体的网络政治行为进行价值评判的一般性标准。[4]其次，随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政治在一国宏观政治结构当中所占据的分量越来越大，网络政治文化品质的高低甚至直接关系到一国宏观政治的发展与稳定。网络政治文化对一国宏观政治发展的正向外在功能表现在，理性网络政治文化有助于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和便利，并为政府了解舆论、调控舆论提供一个有效平台；而网络政治文化对一国宏观政治发展的负向外在功能表现在，非理性的、不健康的网络政治文化可能造成舆论的“无政府”状态，削弱正统意识形态，导致非理性参与行为的盛行。[5]
二、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理性化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般而言，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层面，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体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恪守人类的理性精神；二是在网络公共治理层面，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体现为政府对网络政治空间的治理符合人类政治的基本价值，以及网络政治空间的本身特点和规律；三是在网络公共互动层面，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体现为作为网络政治两大主体的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保持一种信息通畅和相互信赖的关系。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理性化建构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性关怀、理性与自主、宽容与法治、沟通与互信四个方面。
1.公共性关怀
公共性关怀是我国网络政治文化在主体层面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网络政治文化的根本立足点。公共性关怀是相对狭隘的私人关怀而言的，因为网络作为新媒体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社会公器的性质，网络政治与人类其他形态的政治一样是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良好治理。
就公共性关怀的内容组成而言，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公共事务。网络政治应当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要关心、审视、监督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公共性议题，通过网络问政、网络监督、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使公共事务得到良好的治理。二是公共意志。网络政治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网络语言、网络传播、网络互动的形式将分散、零碎、杂乱的社会利益要求汇聚、抽象并系统化为影响和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公共意志。三是公共利益。网络政治的最终落脚点和价值归属只能是公共利益，无论是公共事务、公共意志最终都只能通过公共利益才能得到价值正当性的支持。可以说，公共事务、公共意志、公共利益是网络政治文化公共性关怀的集中体现和有机组成部分，是网络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2.理性与自主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网络政治空间存在许多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现象，如非法的网络政治参与。有人甚至通过网络散布和传播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谣言，人为制造事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再如，情绪化的网络语言暴力泛滥。在网络世界里，谩骂、中伤、恶语相向往往成为网民对自己不欢迎的各种信息的极端选择，甚至故意制造和散布不实言论和信息。毫无疑问，这种极端的非理性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对网络政治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理性与自主的网络政治参与文化意味着广大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行为应符合如下四点基本要求：一是文明礼貌。网络用语要文明，无论是对其他网民还是对政府都应该以一种文明、理性的沟通语言和表达方式来进行。二是真实客观。社会公众应当对自己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能为了名气、利益而进行虚假的炒作。三是有理有据。网络发言和置评要有事实根据，不能捕风捉影，胡搅蛮缠。四是独立思考。网络政治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凝聚民间的政治智慧，然而网络本身只是技术载体，并不生产智慧，所以理性与自主的网络政治文化应该以社会公众积极的独立自主思考为基本特征。
3.宽容与法治
宽容与法治是针对网络政治另一大参与主体，即政府而言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对于我国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公民形成关心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健全的政治人格，有利于政治信息和社会管理信息的快速沟通和交换，有利于对政府和官员权力的民主监督，有利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完善和落实，等等。因此，对待虚拟网络空间非理性和过激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政府部门应该高瞻远瞩，以自信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
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对网络政治空间进行适当的管理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网络政治空间的管理和规范必须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并且要适应网络政治空间的特点，这就要求政府对网路政治空间的管理和规范必须立足于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和实施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性文件，同时，赋予被管理和规范的网络参与主体以切实的权利救济渠道。总之，宽容是政府网络公共治理的美德，也是网络政治空间的本质要求，而法治则是政府网络公共治理的基本途径和有效保障。
4.沟通与互信
沟通与互信是对社会公众与政府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就网络政治沟通而言，作为网民的社会公众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审视政府的行为和信息，不能未察先知、先入为主地裁剪事实和信息，继而武断地作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评价；与此对应，沟通的网络政治文化也要求政府应该主动、及时、权威地向社会发布相关公众关心的政府信息，而不应把社会公众视为“局外人”，或者不认同公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正当性。实际上，只有社会公众和政府之间通过广泛的信息沟通，才能使网络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并有效地得到传播，才能使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沟通技术发挥更大的政治功效，也才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本质。
正是因为有了良好的沟通，才能产生充分的信任，没有沟通就没有信任。所以，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理性、耐心、真诚的沟通是形成二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根本途径。反过来说，信任又为双方进一步有效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旦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通过网络政治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政府将收获更多的社会满意度和民间智慧，而社会公众也会得到更多的知悉政府活动的信息和参与政治的机会，从而实现建构双赢的网络政治文化之目的。
三、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理性化建构的实现机制
通常而言，文化一旦成型，改变起来就相当困难，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在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对文化模式进行适当的干预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对我国而言，网络政治还是个新兴事物，网络政治文化更处在初步建构之中。有鉴于此，通过建构理性化网络政治文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现机制，引导网络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网络政治文化理性化建构的实现机制包括社会公众的自我约束机制，政府对网络政治参与需求的分流疏导机制，政府和社会对网络政治空间的合作治理机制，以及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持续的沟通互信机制。
1.自我约束机制
由于网络政治空间具有虚拟性、匿名性、任意性和弱监督性等特点，加上不少公民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意识，网络政治活动往往流于非理性和情绪化，甚至导致违法犯罪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公众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意识，往往是因为人们高估了网络对其行为任意性所提供的便利和空间，以为网络是虚拟世界，就可以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不负责任，事实上，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网络信息的辨别与巡查能力，并不影响对以身试法者的追责工作。
社会公众自我约束意识的养成是一种政治社会化过程。一方面，家庭、学校、政府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活动的规范性教育；另一方面，作为网络政治活动主体的社会公众，也应当秉持对自己传播的信息进行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在自主表达各种利益诉求，进行网络论证和网络评判时，必须严守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特别是在面对各种可能对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危害的信息时，要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甄别和判断，而不轻易人云亦云，做一个成熟的理性公民。[6]
2.分流疏导机制
从深层次审视日益勃兴的网络政治参与现象，我们就会发现，网络政治参与之所以受欢迎，不仅仅在于网络政治是个新兴事物，人们因为好奇和时尚而积极地参与各种网络政治活动，而且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网络政治参与简单方便，成本低廉，相比其他诸如信访、诉讼、复议、听证、接触等现实政治参与方式具有诸多方面的优势；[7]二是我国正式的政治制度结构缺乏足够的方式、渠道用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社会公众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还有无奈的成分在里面；三是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政府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能力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网络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交流渠道，自然会被社会公众用作揭露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渠道。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时兴，网络政治活动的诸多乱象，其根源既在“网内”又在“网外”。从这个层面而言，理性网络政治文化的铸成还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来为网络政治空间进行减压、分流，否则网络政治空间持续超负荷运转，就容易滋生恶化网络政治生态的“毒素”。就此而论，理性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一方面要求我们要拓展和完善我国现实中正式的政治参与渠道，降低其他政治参与方式的参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各项得力措施着力增强政府和社会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
3.合作治理机制
我们亟需改变以往对网络政治空间单纯地进行管制的传统，而代之以一种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共治的合作治理机制。以往政府进行网络政治空间治理时，政府的管制一般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政府单方面进行网络治理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制定；其次，通过集中整治互联网信息发布者，以及对网络输出终端的网吧进行治理整顿；其三，通过安装先进技术软件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控制，比如通过限制IP访问地址，关键词屏蔽，等等。[8]然而，这种政府单方面的网络治理模式无论是在实质层面还是在实际效果层面都是不理想的。
与传统政府网络管制方式不同，网络政治空间的合作治理机制更加强调网络治理政策形成过程的民主性，网络治理政策内容的宽容性和法治性，以及政府网络治理要与网络行业进行有机的合作和共治。首先，政府在网络立法和网络政策形成过程中，应当积极征求社会公众意见，通过合适的方式引入社会公众的立法参与和政策参与。其次，网络治理政策内容应当体现出宽容性。网络政治空间具有独特的自身规律，政府网络治理应当适当放宽管理口径，通过事后处罚代替事先审查，并积极合理地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社会公众的网络政治活动。其三，网络治理政策应当明确社会公众进行网络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并明确规定相关的救济程序和渠道。其四，政府应当积极开展与网络信息行业的合作，通过行业自律、信息共享、管理信托、联合治理等方式实现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
4.沟通互信机制
沟通和信任是理性网络政治文化的基本标准，如何形成这种沟通、信任的网络政治文化则需要具体、经常的网络政治实践来达成。相比社会公众，政府在形成这种和谐网络政治文化过程中负有更大责任和义务，政府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寻求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在真诚、友善、宽厚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首先，政府应当通过合适的方式对网络舆论进行积极的理性的引导。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有些部门和地方通过建立“网络评论员”机制来引导网络舆论是非常有效的做法，这远比一禁了之的效果更明显。其次，政府应当主动、及时、权威地向社会公众发布和公开相关热点问题和事件的信息，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从以往一系列重大社会危机事件的处理后果来看，积极公开和发布信息，不但会澄清谣言、消弭恐慌，而且会使政府得到社会公众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其三，政府官员，特别是相关领导人应当积极利用网络这个有效手段，与民众建立牢固的相互信赖的关系。这些年来，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官员都利用适当的时机，通过网络就民众所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与民众进行真诚、务实的交流和对话，这些做法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亲民爱民利民为民的执政本质，也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形象，获得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和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