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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4月召开的海南省第四次党代会上，新一届省委一方面继续强调“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引人注目地将中长期发展目标全面下调，不仅大幅度地修改了一年前通过的《十五计划》，而且正式放弃了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要求“达到全国先进”的“远大目标”：把到2010年比2000年“翻两番”，改成“翻一番以上”；把2010年到2020年的发展速度下调到“翻一番”，与全国的平均速度持平；并宣布，在GDP达到全国中上水平的同时，通过保持全国一流的生态环境，创造全国一流的人民综合生活质量。
这一重大举措非但没有引起质疑，反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省委书记白克明的报告被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打断了15次之多，创出了14年来的最高纪录。它至少说明高指标重压下的广大经济工作者，终于松了一口气。
海南省GDP在20世纪末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本是中央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正式提出的要求。尽管实践已经证明它无法实现，却仍然被奉为圭臬，并一直被省内外以至某些上级部门的朋友，引为指责“海南特区不成功”的根据。如今这个目标竟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放弃，自然会引起广泛的议论。为了把道理讲清楚，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14年前的情形。
当初提出高目标是有条件的
1988年国发24、26号文件，提出了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三步走设想”：第一步是从1987年GDP仅相当全国平均水平的83%起步，三五年之内（下限时间1992年）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二步是20世纪末要达到全国的先进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初（下限时间2010年）达到东南业发达地区80年代初（实际上是指台湾省1980年的）人均GDP2000美元。
而就在这两份文件中，也提出了给予海南最灵活最优惠的政策。用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话说，海南不仅是“最大的特区”、“最特的特区”，而且是“最后一个特区”。有了这样的保证，超常规的发展就不再不可企及，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此前八九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都是通过同样的办法，实现了同样的超常规发展。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与其他“城邦型经济”的经济特区不同，海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海岛。最大城市海口当时也只有30万人，大街上没有红绿灯，小街小巷到处是明沟臭水、鸡犬横行，省委大院的宿舍楼阳台里养鸡，领导干部的小院里甚至养起了猪……。田园景色尚未曾褪尽，有何经济辐射力可言？假如没有国家经济政策“最特”和“最后一个特”的承诺，谁又敢妄想什么“超常规”？
条件很快发生了变化
严格地说，中央给海南特殊优惠政策最多只充实落实了18个月，先是从1988年4月省委省政府“挂牌”到9月“宏观经济治理整顿”，再是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3年夏季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在1994年1月之前的整整6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全国经济都处于“紧缩银根”、“紧缩信贷”的所谓“双紧状态”，而作为地方，海南的一切经济运作都必须服从全国大局。即便如此，海南的GDP仍然能够在1992年，达到全国GDP平均水平的103%。
平心而论，这同样是国家政策威力所致，不能主要归功于我们自己。不享受政策优惠照顾的其他省市区，纵然拥有再能干的决策人，也不可能实现5年之内赶超20个百分点的纪录。
1994年1月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独享的一切外贸优惠政策，统统被“普惠化”。这一改革大大推进了全国各地的对外开放，同时又从根本上缩小了极少数特区和广大非特区的政策落差。对于这样的冲击，其他老经济特区由于创办时间较长，积蓄了不少本钱，后起的上海浦东则背靠大上海，唯有仍停留在工业化早期的海南一落千丈。畸形繁荣的外贸、金融、房地产业，个个水落石出、原形毕露，“泡沫”彻底破碎。
至今我们仍然在反思，到底是“泡沫经济”对海南的打击大，还是“特区政策普惠化”的打击大？我个人认为是后者，但那又是历史的进步。任何胸怀全局的共产党人都应当坚决支持，不能把地方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
海南的广大干部群众本来不敢存有超常规赶超发达地区的幻想，但却被最初6年轻易得来的成功吊高了胃口，进而对平等竞争、共同开放的新格局，无法适应；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者又不免因海南在贯彻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动作不快而频频鞭策。此后海南GDP的增长速度连续三年在全国殿后，这本来是国家政策转变的必然后果，可上上下下都不见谅。
那些年海南并非一事无成，不仅巩固了人均GDP大致与全国相仿的成绩，而且进行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超前改革。不仅继续坚持了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的经济市场化、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而且早在1995年7月就正式推出了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被国家《公路法》充分肯定的燃油附加费改革，变企业审批制为登记制，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口配额等领域实行招标分配制度，等等。其难度之大，范围之广，皆在全国一枝独秀。海南当时有两个最有名的口号，一是“前立规矩后办事”，二是“拿自己手里的权力开刀”，对照今天中国加入WTO后的法律调整，实为开风气之先。
“硬着头皮上”的恶果
GDP增长速度连续三年的全国殿后，不仅使那一届领导班子黯然收场，而且给后继者以相反的教训，那就是“傻瓜才去标新立异，搞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改革！”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改革跟着全国走才少得罪人，发展硬着头皮上才能服众。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海南把提高GDP增长摆到经济工作的首位，不仅年年提振奋人心的高指标，而且制定了继续瞄准“GDP全国先进”的《十五计划》，要求21世纪前10年实现翻两番：前5年年均增长率要达到9%，后5年就要达到年均19.8%！在没有特殊优惠政策和条件下，这些指标确实高得离谱。但还有人嫌它太低，因为这些计划即使全部完成，也仍然达不到全国先进。海南与上海人均GDP的差距是5倍，仅仅翻两番还是达不到人家2000年的水平，更何况2010年？
为了督促各县市，海南实行月月、季季“大排队”，外加“末位惩诫淘汰制”。中央计划定GDP增长7%，本省计划就定GDP增长8%，市县计划就定GDP增长9%，乡镇计划就得定GDP增长10%……在这样层层加码的重压之下，岂有速度不“快”之理？从1998年起，果然连续4年GDP增长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这样得来的GDP年年超过8%，当然很可疑。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8年增长率是8.2%，1999年是3.6%，2000年甚至是1.7%！2001年稍好些，也不过是6.5%。投入少产出多的事，只可能发生在生产技术重大创新的年代，然而海南并无此事。反之，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的外资引进下降却是实实在在：1997年11亿美元，1998年10亿美元，1999年8亿美元，2000年6亿美元，2001年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从1997年的8400家下降到2001年的900家；到海南打工的外来劳动者从1997年的50万减少到2001年的20万。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下降，竟然从1997年的10.5%跌至2001年的2.3%，比全国还要低2个百分点。
高指标不仅必然要带来数字泡沫，而且往往迫使地方官员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一是“三乱”，即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直接恶化投资环境；二是借债，许多地方一任领导出了政绩要几任领导还债；三是廉价抛售土地。无论哪一种方法都能暂时把GDP搞上去，但都不可能有发展后劲。事实上，海南绝大部分县市都已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就是新一任省委书记白克明在去年上任时面对的现实，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先把指标降下来，“退一步海阔天空”，上面不提高指标，下面总不会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好在那年夏天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七一讲话”，秋天又召开了专门转变领导作风的中央六中全会，能不能实事求是，是敢不敢解放思想的试金石。
也恰恰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下调经济发展指标、放下了沉重的包袱，才改善了投资软环境，当然在国家支持下为各级公务员实际增加了工资也极大地缓解了矛盾，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才出现了明显的转机：GDP增长率虽然高达9.4%，却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多年不见的17%，而变得可信；实际利用外资也出现了多年不见的正增长，增幅达到两位数。特别喜人的是农民收入增长，也终于回升到6.9%。仅仅半年的回升尚不足以说明更多的问题，但是广大经济工作者终于从高指标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海南这样在中国极其特殊的海岛经济，即使工业化的程度低一些，由于独特的热带气候和生态环境，也有可能创造一流的生活质量。我们既不必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不必追求其他经济特区那样高速度。作为从前广东省最贫困落后的一部分，我们不必事事同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相比，只要能够超过其多数中等水平的地市，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加拿大并没有提赶超美国，韩国也并没有提赶超日本，全国各省区市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去赶超深圳和上海。海南只要人均GDP能真正达到全国前8名以内，就能创造一流的生活综合质量。
近来海南省决策圈的一位人士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提出“做粤港澳的后花园”，这个想法就很好。当然还可以加上“做我国北方和日韩俄等国的避寒胜地”，“做全国人民的热带果菜篮子”，以及争取做“东南亚地区的热带农产品加工基地”。这些目标都要比“国内先进”切实可行得多。解放了思想的人，可以纵情地想像和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