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规律和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一个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所作的概括，意在突出由此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特点。它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一番简要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当代诠释学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如俞吾金教授所说：“当代诠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启发是，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做出新的诠释。……尤其当我们借鉴当代诠释学的某些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重新加以理解和反思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便以崭新的理论形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1] 文本是无言的存在，它本身要随着写作和出版的情况而变化，此外它还需要人加以解读，所谓理论，只是这一解读的结果。由于阅读主体在实际需要、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乃至个人兴趣与特点上的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文本的解读结果不可能相同。有多少阅读主体，就会从同一个文本中解读出多少种理论。即使是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理解。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这一哲学的如下两个特点至关重要：第一是实践性，第二是缺少全面详细地阐述自己基本观点的文本。这两个特点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它的中国化。实践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影响有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但终其一生，他们从未以哲学家自称。他们惟一自我认可的社会角色是社会革命家。他们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的研究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这使得他们把革命实践的需要作为选择自己的理论研究方向与具体课题的主要依据，当理论研究取得成果时，看重的不是对它们的系统阐述，而是如何尽快地把它们运用于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缺少经典的文本就与此有关。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领域的理论进展，而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后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实践任务自然也有很大不同，而且在不同时期，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在同一个国家这些实践任务也要不断改变。这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时期阅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表现出很大的选择性。作为认识主体，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会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个具体思想作出不同的理解，而且往往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众多思想中加以选择，时而强调他们的这个思想，时而强调他们的另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些人强调这个思想，另一些人强调另一个思想。由革命实践需要的不同而决定的理论发展的相对性，在其他哲学中是看不到的。
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刚形成时便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 列宁曾经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3] 因此，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是整个运动的主导。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创建、掌握、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权威，不可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也往往不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哲学家，而是以发动和组织工人阶级埋葬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际建成的是以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革命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
缺少经典的哲学文本同样是从根本上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这些思想的专门著作。这些思想散见于时间跨度长达60多年的他们的全部著作中。各种哲学论述因针对的对象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往往只是反映了他们哲学思想的某个部分、某个侧面。在人们的印象中，它们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可以从不同的实践需要出发诠释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个哲学思想，而且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整本著作。人们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充分的根据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述两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相对性与复杂性。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建成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建立了以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由于国情与任务的相似，这一体系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在20世纪日益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无法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人本质展开批判。他们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人道主义理论，努力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哲学文本，由此形成了与苏联哲学截然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共存了大半个世纪的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一个主要依据恩格斯后期的哲学著作；另一个主要依据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一个指责另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则反过来指责对方“目中无人”，是机械唯物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缺少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这个问题至今有待研究。
由上述可以看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著作，或者在同一部著作中选取不同的论述和观点，把它们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二、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具体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能动地选择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思想，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只是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要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对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具体因素加以具体分析。
就这一过程的客观性因素，也即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诠释、运用并中国化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受到苏联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出版状况的影响。
中国人是通过苏联的前身俄罗斯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概括。中国人所接受的，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实际上只是俄罗斯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就哲学而言，最早传入中国的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但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看到的是“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中，从《共产党宣言》中，解读出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运动后一年之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多篇著作就在中国出版。更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而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依据的主要是苏联哲学的著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苏联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斯大林1938年问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很长一个时期内在中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教材。苏联哲学的影响直至今天也明显可以见到。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苏联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概括，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全部。关于这一点，只要把苏联哲学界宣传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20世纪20年代初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著作做一比较并听听他们的批评就可以了。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也批评苏联哲学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也是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客观因素。人所共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开出版并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主要是恩格斯后期和晚年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书，如《反杜林论》（187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等等。马克思本人极具个性特色的哲学思想集中包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而这些著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引起苏联哲学家应有的注意。这种情况在客观上限制了苏联哲学家，进而限制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他们基本上只能从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因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出版状况怎样影响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中国的出版很能说明问题。这本书于1932年最初以德文版在苏联问世后，西方学者惊呼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1979年，明白畅达的中文译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我国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学术界立即出现了一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思潮，一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理解——实践唯物主义，随之问世。（注：促进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兴起的，还有同样出版于1979年的马克思的《1857—1858经济学手稿》及其他一些著作。）
我们还应该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早在1956年就由何思敬、宗白华先生完成并出版了，但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我国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像该书德文版1932年在苏联出版后悄无声息一样。这说明，影响中国人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除外部的客观因素外，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诠释者自身的情况，即和他们内部的、主观的因素有关。这些因素主要有四个：
第一，中国的国情。苏联哲学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键在于两国国情的相似。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俄罗斯，都是前现代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东方国家，国内都存在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这种国情从许多方面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首先，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极端重视科学理性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思想上进行启蒙，破除迷信，弘扬科学理性，是中俄两国社会的急需，是它们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在俄罗斯，普列汉诺夫从宣传科学历史观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一生最后一篇重要哲学论文是号召开展宗教批判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在中国，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之所在，它的征服人心的力量，在于它是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是必定要实现的。（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的说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对马克思一生两大发现以及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论述，都说明了科学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事业性命攸关。越是落后的国家，越不具备科学社会主义所需的客观条件，也就越发要依赖科学理性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作论证。（注：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斯大林选集》下卷，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重在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必然性和这些规律的可知性，其基本精神是破除迷信，确立一种充满科学理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作为战斗无神论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正因为这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众多进步知识分子的青睐，毛泽东则直到晚年仍然号召全民学习唯物论辩证法，（注：事实证明，过分夸大科学理性的作用是十分有害的。它在西方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人的支配；在中国，毛泽东因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陷入唯意志论，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至今仍冠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其次，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当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物质生产力等客观条件不成熟时，激进的、富有战斗精神的社会主义者必然寄希望于人的主观能动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发动革命得不到农民的响应，于是很快走上依靠少数知识分子革命家搞暗杀的道路；列宁、斯大林要在不具备条件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得不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毛泽东1949年以后头脑中“左”的东西日益滋长，发动“大跃进”、“反右倾”，推行“穷过渡”，不但自己陷入阶级斗争决定论，而且要求每一个中国人“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另一方面，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20世纪初虽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但都处于多种矛盾的焦点，阶级斗争异常激烈，为马克思主义者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有利条件。出于这样的原因，渴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自然要淡化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对阶级斗争倾注巨大的热情。在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如下说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4]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实践需要的产物，但这一需要并非固定不变。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任务，也就有不同的理论需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是一个过程，是不断变化的。人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话是不错的。但是，必须看到其结合点永远不会固定，永远在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开放的至今仍在进行的过程。
第三，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个性。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有的本身就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权威，例如毛泽东。毛泽东具有诗人气质，富于幻想，同时长于理论思维，嗜书如命，为人则顽强好斗，自称“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种独特的个性一方面直接在其哲学思想中得到反映，另一方面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间接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夸大，直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陷入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些特点离开对毛泽东个性的考察是无法解释的。
第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遵照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主要是使之具有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的影响。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且不说革命战争年代他对“本本主义”的批判，即使是在晚年大搞阶级斗争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也一再号召大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和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事实上1949年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继承了农民的务实精神，深受崇尚实用理性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前现代文化，缺少科学理性。它脱离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最终是脱离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的调整上，而且把这种关系主要理解为人与人的道德关系。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一说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抽象看待人际关系的前现代性局限。人们可以在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等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味变革生产关系和晚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中，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影响。其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倡“斗私批修”，掀起一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运动。这些荒唐说法完全是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翻版。它们不仅是历史唯心主义，而且是中国式的历史唯心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四个阶段、三种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其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7年；从1927年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从1978年到现在。由于在每个阶段中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同，因而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态度、选择、理解以及在实践中所做的创新发展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化”作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上看，在四个阶段共形成了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两个字——“选择”，即一些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和实践，在众多西方思想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中长期处于守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教条主义带来的惨重损失从反面告诉他们，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对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渴求，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当时他们所能够看到的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对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备感亲切。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和思想。在这一阶段，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主要成果与集中体现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强调实践出真知以及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基本形态，实事求是是它的基本精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地位的变化，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也由夺取政权变为改造旧中国，使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党的领袖毛泽东出身农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身上既有农民的务实态度，也有农民缺少科学理性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再加上国际国内都缺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淡漠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1958年，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讲到中国的“一穷二白”时这样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把整个中国视为一张可以在上面任意书写绘画的白纸，体现出无比的乐观与自信，也体现出对社会发展科学规律的漠视。出于这种心理，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上的急性病，有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把“一穷二白”，即中国的落后，视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利条件，是对唯物史观的明显背离。急性病导致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乞灵于阶级斗争，试图通过无休无止的“斗争”打击不同意见，超越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落后导致了个人迷信，毛泽东被神化，成为中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极“左”思想则日益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思维存在具有同一性”被作为科学命题广泛宣传，“斗争哲学”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概括，上层建筑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当作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不仅马克思早期体现强烈人道主义精神的哲学著作被划入资产阶级哲学的范围，就是长期受到推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也被作了唯心主义的曲解。
在这一阶段，政治上经历了正确路线与“左”倾路线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样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较量。毛泽东日益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但他同时也有许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正确的哲学论述，哲学界也有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问题是，在斗争中日渐占据上风的，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的最后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其主要体现是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这是毛泽东头脑越来越热背弃了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后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阐释。它的基本特征是唯意志论。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告别延续多年的极“左”路线，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论证计划的合理性需要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性的话，那么在由“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不再是对铁的规律性的追寻，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与弘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需要。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而被批评为属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前的旧唯物主义。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一座真正的哲学宝库。20世纪80年代初，在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出版的推动下，有人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随后很快掀起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热潮。几经曲折，实践唯物主义逐渐被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今天，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仍在深入，统一的以它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尚未最终建立，但它无疑代表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
四个阶段、三种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简要概括。这三种形态的哲学特点截然不同，但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首先，它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每个相应的阶段，人们也真诚地认为自己所接受的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它们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文本依据，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与阐释。同时，它们又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第一种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了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地不同于突出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它强调实事求是，注重知行关系，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政治、军事、文化、党建乃至共产党员个人修养的具体方法，与苏联哲学也有区别。第二种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以至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这是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没有的。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它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旧文化的唯道德主义和宣扬“克己复礼”等的传统。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对实践重要意义的强调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着重说明的是，人所面对的不是自在自然，而是人化自然，不能把人从自然界排除出去。卢卡奇、葛兰西强调实践的意义，则是为了说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无产阶级的能动创造。二者的不同深刻反映了各自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文本与诠释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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