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回顾与思考——兼谈90年代文学的发展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文学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认为，90年代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因受到各方面的挤压而处境艰难、面临危机。我的看法与此相反。我认为，文学在经过与时代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激烈碰撞后，已度过其阵痛与危机期，正遵循其自身规律稳步发展。也就是说，文学在经过80年代的尝试、探索与躁动之后，已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与步伐；而这种调整和转换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完成的。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就可看出。我认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学的一个最大特点也是一个最大失误是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过分夸大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以为文学能够担当起改造民族和社会的历史重任，能够解决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所没有解决的中国社会问题，因而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浮躁不安的情绪和求新、求异、多变的特点，因而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问题小说”、“朦胧诗”和“探索戏剧”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现象。而至80年代中后期，当小说失去轰动效应后，以问题报告文学为主体的报告文学又取而代之，不惜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以更激进的态度和更沉重的忧患意识干预政治，针砭生活。而当文学的这种选择与时代政治相冲突，从而出现困惑、迷惘时，它就不得不反躬自省、调整步伐，寻找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因而小说在失去轰动效应后，就转入沉静，在体裁上向长篇转，在审美选择上向历史、文化转，因而就出现长篇越来越多，历史、文化意识越来越强的趋势，也因而出现“93长篇年”和《白鹿原》、《曾国藩》等历史内容与文化意识深厚、浓烈的作品。
这一点，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更为突出。与80年代比较，9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央关于“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在继承和发展其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静与从容不迫，在继承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回归；在继承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进军。因此，尽管它经受了时代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也仍然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生长，仍然呈现出与小说争奇斗艳的局面。具体来说，其表现是：一、80年代中后期大量涌现的中长篇作品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且更加引起人们重视。如1990-1991年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其获奖作品就分别标明长篇和中短篇。二、80年代中后期大量涌现的宏观综合式报告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走向更全面、更系统、更宏观的“综合”。如80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的张锲的《热流》、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王立新的《毛泽东以后的岁月》和闵国库的《在倾斜的版图上》等作品，分别反映了河南、山东、安徽和延安等地的改革形势。而出版于1993年底的李超贵的长篇《中国农村大写意》，则不只局限于一省一地，而是通过选取全国有代表性的典型如安徽的凤阳县、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窦店、山西的大寨、河南的刘庄、兰考、陕西的延安、广东的顺德、湖南的安乡以及天津的大邱庄等，并结合农业部的综合资料，更全面、系统地从宏观上反映了中国农村至90年代初的整体面貌，可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村的改革“大全”。又如80年代反映人才流动的作品，有陈冠柏的《蔚蓝色的呼吸》、田涛的《南中国热风：中国秀才们》、陈漠、白梦的《海南人才冲击波》和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等，它们分别反映了海南人才冲击波和80年代初开始涌起的出国潮等，但它们也只反映了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现象，其“宏观综合”有限。而1992年底出版的章哲、陈世华的长篇《中国人才大流动》，则利用作者在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中心工作之便，以大量扎实、具体的数字和材料，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全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几次人才流动大潮，其中包括国内的“南征”“北伐”和国外的“世界大串连”等，且探讨了建立中国式的人才市场等新问题。又如在探讨婚姻性爱方面，80年代有蒋巍的《人生环行道》、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曲兰的《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和高建国的《绿色罗曼》等众多作品，但它们一般是中短篇，“宏观综合”也很有限，而90年代初的郭庆生的《不落的星辰》和胡平的《斜阳下的躁动——当代人情爱世界探秘》等则不仅篇幅更长，而且探讨的问题更系统、全面、深入。类似这样在80年代基础上走向更大综合的作品，还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三峡——一个跨世纪的梦》和《澳门见闻录》等。三、不少作家在自己原有的创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写出了超越自我的代表性力作。如杨守松在原有写江苏企业家的基础上，写出了长篇《昆山之路》；吴民民在原有写留日学生的基础上，写出了长篇《留学生心态录》；李存葆、王光明在《大王魂》等作品的基础上，写出了长篇《沂蒙九章》；马役军在《痛苦的年代——深圳临时工纪实》等作品的基础上，写出了《黄土地 黑土地》；谢德辉在《钱，疯狂的困兽》的基础上，写出了姊妹篇《钱，权力的魔方》；陈祖芬在原有写改革者的基础上，写出了《孔雀西南飞》和《生之门》；肖复兴在原有写普通小人物的基础上，写出了《母亲》。此外，贾宏图的《大森林的回声》、王宗仁的《青藏高原之脊》、长江的《走出古老的寓言》、江深、陈道阔的《人民子弟》、徐志耕的《莽昆仑》和周嘉俊的《永远是黎明》等获奖作品或影响较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和在自己积累的创作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成的。因此，可以说，就整体而言，报告文学作家们在90年代是甘于淡泊、乐于奉献、执着事业，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而这一点，正是90年代报告文学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和希望所在。四、90年代的报告文学仍然保持了80年代报告文学的那种理性精神，即仍然表现出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与现实批判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学术性、资料性与知识性等特色。如《钱，权力的魔方》以历史为经，以世界各国及中国各地为纬，论述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以贪污受贿为中心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史，同时着重论述了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我党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其中写了贪污受贿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探讨了防治方法及权力的本质与起源等。《中国农村大写意》俯瞰全国、放眼世界，上溯历史、下观未来，熔叙事、议论于一炉，将介绍致富典型与探讨改革之路、宣扬先进与针砭时弊相结合，表现出“较大的思想深度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统一。《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以典型、生动的具体材料，客观地揭示了90年代初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危机，并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困难与问题的内因和外因，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读后使人深思。而《斜阳下的躁动》在透视当代人的情爱世界时，则不只限于从离婚的角度和呼吁反封建与人性自由等，而是从离婚、情人、家庭与人生等多种角度，客观、理智地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尤其是对男女性别、气质和心理差异等方面的分析甚为精彩、透辟，充满着对人生、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感悟，可视为爱情心理学和婚姻伦理美学的重要参考书。其他如艳齐的《雇工世界》、张建星的《酸雨》、马役军的《黄土地 黑土地》以及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与邓贤的《大国之魂》等，都是这种充满理性之光的代表性作品。而且，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报告文学中的这种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已经没有了80年代中后期某些作品中的那种浮躁、偏激与沉重，而代之以更多的客观、冷静与从容不迫。或许，这也是一种成熟与进步吧？五、相对于80年代而言，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中央“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之间的比例，即更注重正面形象与积极面的宣传。与此相联系，其作品也更注意了以人为中心，向“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回归。如宏甲的《无极之路》、徐福铎的《她的中国心》、张步真的《魂系青山》、杨守松的《昆山之路》、贾宏图的《大森林的回声》和曾辉的《七松魂》等，都以浓墨重彩着力描述了党的干部、人民教师或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六、90年代报告文学追踪时代前进步伐，对改革中涌现的新事物作了及时报道和探讨，从而使题材领域在80年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如《雇工世界》对中国雇工的全面考察，《中国农村大写意》中对私营经济与禹作敏失足的理智思考，《中国人才大流动》中对建立人才市场的大胆设想，《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对1992年全国经济大幅度下滑的客观探讨，以及历史题材中的《大国之魂》与《中国远征军印支征战纪实》等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写，还有1993年的“毛泽东热”，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总的来说，80年代既是中国报告文学历经时代阵痛与社会躁动的蜕变期，也是其走向成熟与确立独立地位的时期；而90年代则是它进一步成熟、发展与壮大的重要时期。因为，90年代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即：在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阶段，其取得的成绩将更加瞩目，其暴露的问题将更加尖锐复杂，而人们对改革的前途与命运也更加关注；同时，沸腾的经济建设、诱人的市场经济与嬗变的文化心态等也急需追踪反映。而这一切，都是以切近时代、迅速反映生活为己任的报告文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说，报告文学与时代、报告文学作家与读者的这种双向选择，必然使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纪实文学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如鱼得水、驰骋纵横。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来热亦可看出。如1993年就不仅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年，而且也是报告文学自1988“报告文学年”后的又一丰收年（从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所收篇目的统计数字中亦可看出：1988年收1315篇，1993年收1259篇，是新时期以来的两个高峰）。而展望未来，可以预见，京九铁路、三峡工程、港澳回归和西部开发等重大工程与政治事件，必将成为报告文学的热点题材。因此，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出，市场经济不只对文学有消极的阻碍作用，而且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即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丰富的源泉。
当然，在预测报告文学乐观前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存在的问题与危机。即它在突出主旋律、重视文学性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批判力量，如对党内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揭示以及对民主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就不如80年代那样广泛、深刻、有力；某些作品甚至表现出媚俗的倾向，即为了金钱、名利而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战斗性原则。这是必须高度警惕与严肃对待的。此外，理论建设远远落后于创作实践，这也是报告文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目前，在创作与评论中，诸如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通俗文学的关系、报告文学的品格与地位等基本问题，都还未得到重视和解决，更谈不上对其作家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了。因此，与整个文学创作一样，报告文学欲健康、繁荣、发展，一方面，必须政治清明、思想解放、有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又必须从理论上解决思想解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左与防右、多样化与主旋律以及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等问题；同时，还要努力加强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在对报告文学进行宏观指导的同时及时解决创作中的实际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要解决目前报告文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创作实践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必须转变观念，将报告文学从“亚流文学”的尴尬处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还它以“独立大国”的地位，并给以相应的规格与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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