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云[1]2004年在《胶州湾水域富营养化特征和形成机制的初步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胶州湾是典型的温带半封闭浅海湾，受周围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地理位置和一定强度开发下的生态条件，和周边社会经济又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是研究人类活动对海洋水域环境影响和作用的理想海湾。近年来近海富营养化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了解近海富营养化特征及其形成的机制，以典型海湾胶州湾为例，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典型海湾的生态系统演变机制。 本文主要探讨胶州湾水域富营养化的特征和形成机制。根据 2003年5、8、11月份和2004年2月份的季度调查资料，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讨论了胶州湾营养盐及其结构的平面分布、营养盐之间的相关性、营养盐与盐度、叶绿素 ａ 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了营养盐及其结构的季节变化与叶绿素 ａ 的关系以及由营养盐结构之间的关系确定可能限制浮游植物生长的因子。 结果表明营养盐平面分布以东北部浓度最高，北部、西北部和东部浓度也较高，等值线从东北部向西南及湾口处递减。营养盐结构的平面分布DIN/POO4-P比一般以西部和东北部较高，由西部和东北部向湾口处递减，SiO_3／P04-P和Si0_3-Si／DIN各季节的平面分布不尽相同。营养盐限制因素分析表明，Si0_3-Si是胶州湾浮游植物生长的潜在限制因子。 营养盐之间具有良好的正相关，表明营养盐的来源相似。营养盐与盐度具有很好的负相关性，表明营养盐的浓度分布受物理混合作用的控制。营养盐与叶绿素 ａ 的相关分析表明，由于营养盐输入在季节上存在差异，所以两者的相关性春夏较差，秋冬较好。营养盐及其结构的季节变化与叶绿素 ａ 的关系表明，丰富的营养盐是产生高含量叶绿素 ａ 的前提条件。硅在胶州湾形成富营养化过程中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2002 和2003年四个季度10个常规调查站资料，利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模型评价了胶州湾的营养水平。认为胶州湾东北部和西北部是富营养化较严重的区域，其中以东北部最为明显。 根据1991-2003年营养盐历史资料，探讨了营养盐的长期变化趋势，认为各种营养盐都有所增加。这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硅在近两年的迅速增加可能是形成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
朱爱美[2]2007年在《青岛胶州湾环境质量研究与生态风险评估》文中提出本文以青岛胶州湾的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以重金属和营养盐为研究内容,分别研究底层海水、表层沉积物和生物污染物的分布特征、含量水平,对胶州湾环境质量进行定量和定性描述,并综合考虑它们的生态环境效应。文中首先根据海上底层海水、表层沉积物及生物取样和室内化学测试的结果,勾画出了胶州湾水生系统重金属和营养盐的空间分布特征,指出它们的污染状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地质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调查区的沉积物的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重金属元素主要污染物为Cd和Hg,在胶州湾的李村河口生态风险最大,胶州湾的东北部次之。生物重金属的评价采用单因子法,与评价标准相比得出以下结论:生物重金属均未超标,并且远低于评价标准;与人体消费标准相比,只有Cd略为超标,说明胶州湾杂色蛤总体上受重金属污染影响不是很明显。同时,对胶州湾营养盐通过富营养化指数的计算,发现调查海域出现很严重的富营养化情况,富营养化指数值平均高达3.26,呈现富营养化状态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胶州湾海域的东北部及近岸河口处。从营养盐限制因子来看,磷是主要的限制因子,而氮含量充足,硅可能是浮游植物生长的潜在限制因子。最后,通过上述研究及其对生物和人体健康效应,提出了污染防治对策。
董兆选[3]2011年在《胶州湾海水环境质量评价及污染防治研究》文中认为胶州湾是与黄海相通的典型的半封闭海湾,对青岛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受径流输入、工农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的影响,河口区无机氮含量严重超标,局部海域富营养化程度较高,赤潮爆发频次增加,给经济发展以及人类健康带来损害。本研究正是通过分析胶州湾海水因子的长期变化,对胶州湾海水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分析胶州湾海水的污染源,提出污染防治措施,为“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胶州湾海水因子分析。2008年和2009年,DO、pH、COD、石油类、Cu、Zn、As、Cr、Hg、Cd和Pb含量均符合《海水水质标准》一类水质标准;DIN含量符合四类及以下水质标准;PO4-P含量符合二、叁类水质标准;污染物平面分布自湾东北部高值区向西南部和湾口处含量逐渐递减。1996~2009年DO、pH、COD、石油类以及重金属皆达到一类水质标准;DIN含量符合《海水水质标准》叁类及以下水质标准,年际变化整体呈先上升后平稳再下降之势。“九五”和“十五”期间为四类以下水质(>0.5 mg /L);“十一五”DIN含量有所下降,2007和2009年达叁类水质; 1996～2009年PO4-P含量符合二、叁类水质标准。胶州湾海水质量评价。2008和2009年,单因子评价表明DIN是首要污染物,其次是PO4-P;水质类别面积评价表明,劣四类水质面积为55.8%和35.3%,水质由北向南逐渐变好,湾口为二类及以上水质,李村河口、楼山河口以及红岛养殖区为四类及以下水质;水质定性评价为差;潜在富营养化评价表明,湾体处于不同程度的磷限制潜在性富营养,河口处富营养化严重;有机污染指数评价表明,有机污染程度级别为2级,水质开始受到污染,河口处有机污染严重。1996~2009年胶州湾水质综合评价为差,且“十五”期间水质极差,劣四类水质百分比≥40%。胶州湾主要污染物分析。按照污染物来源分为团岛、海泊河、李村河、板桥坊河、楼山河、墨水河、大沽河和前湾等8个排污单元。主要污染物入海通量排序为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COD的入海通量为52879吨/年,生活源占49.7%,楼山河、李村河、大沽河排污单元贡献率最高;氨氮入海通量为7411吨,生活源占52.6%,海泊河、大沽河、李村河排污单元贡献率最高;总磷入海通量为740吨,生活源占50.3%,大沽河、李村河和海泊河排污单元贡献率最高。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广覆盖的污水收集管网,推进污水处理厂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调整产业结构与工业布局,加快解决结构性工业污染,严格实施总量控制,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大力治理面源污染;循环利用再生水;推进生态环境修复。
柴超[4]2006年在《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现状与特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我国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了该海域氮、磷、硅等营养盐、有机污染物、溶解氧及浮游植物生物量的分布特征和富营养化现状;依据近海富营养化概念模型,分析了长江口水域对营养盐增加的敏感性;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该水域的富营养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比较分析了叁峡工程蓄水前后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的状况。结果如下:长江口及邻近水域溶解无机氮污染较严重,2003年11月份至2004年8月份期间约30%的测定值达到和超过海水水质四类标准,在2004年11月份至2005年9月份期间溶解无机氮污染进一步增强。与氮相比,磷的污染较轻,2003年11月份至2004年8月份期间,其中叁个季节绝大多数磷酸盐测定值符合海水水质二类标准,但在2004年11月份至2005年9月份期间,磷的污染也呈增强趋势。长江口海域有机污染程度较轻,大部分测定值优于二类水质标准。根据美国提出的“河口营养状况评价”综合评价方法,依据叶绿素a评价标准,长江口海域局部区域在春、夏两季呈中等富营养化状态。底层水体的溶解氧浓度在调查区域的北部和东部外海浓度较低。特别是2004年5月份,全水体50%的测定值达到和超过四类海水水质标准,外海底层水域形成大面积溶解氧浓度低于2mg·L~(-1)的低氧区。营养盐在口门内及近岸浓度较高,叶绿素a的最大值出现在春、夏季的外海区域。历史资料分析表明,40年中,长江口海域硝酸盐从11μmol·L~(-1)上升到约100μmol·L~(-1),磷酸盐从0.4μmol·L~(-1)增加到约1μmol·L~(-1),N:P比从1963年的30~40上升到2004年的150。随着氮、磷营养盐浓度的增加,叶绿素a的浓度也有所上升,叶绿素a最高值约是80年代的4倍,但底层水体中DO浓度降低明显。与世界其它河口比较,长江口水域的特点是高无机氮和硅酸盐,低磷酸盐。口门内和浑浊区的营养盐浓度较高,但叶绿素a浓度低于外海。虽然口门内和浑浊区浮游植物生长存在潜在的磷限制,但由于营养盐浓度高于限制浮游植物生长的阈值,因此,该水域浮游植物生长不存在可能的营养盐限制。但高浑浊度,较大的潮汐强度和短滞留时间等因素可能抑制了口门内和浑浊区浮游植物的生长。因此,口门内和浑浊区对营养盐的增加不敏感。相反,在外海,尽管营养盐浓度
唐洪杰[5]2009年在《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富营养化近30年变化趋势及其与赤潮发生的关系和控制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富营养化及由此引起的各种海洋生态效应受到普遍关注。虽然关于该海域海水富营养化与赤潮发生关系的研究屡见报道,但对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富营养化趋势特别是其与赤潮发生之间关系尚缺乏了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汇总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中DIN、PO4-P和COD等年均浓度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富营养化指数分析了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富营养化的变化趋势。同时,结合2002~2005年10个航次的调查数据,应用以线性相关性为主、以季节变化之间关系为辅研究的方法,研究了长江口及邻近海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富营养化指数(EI及EI修正)与赤潮发生规模、频率的关系,进而分析了浮游植物生物量、COD和DO之间的线性相关性。并首次估算了东海31盐度线海域内DIN、PO4-P及COD的海洋环境容量。本文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1.近50年来,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DIN、PO4-P、COD分别的年均浓度分别呈现出波动性上升、基本维持不变(年代间有波动)和波动性下降的变化趋势;海水中DIN、PO4-P呈现秋中及冬末(春初)高、夏中最低的“双峰”形月季变化趋势,与DIN和PO4-P不同,COD表现为丰水期高、枯水期低的季节变化特点;此外,DIN、PO4-P、COD总体上具有近岸高、外海低的特点。据此,研究海域海水的富营养化指数EI表现出了持续上升的年变化趋势,并且呈现出春、秋季节高,夏季最低的“双峰形”的季节变化特征,同时平面分布上呈近岸高、外海低的趋势。2.赤潮的发生主要受海水中DIN及PO4-P浓度的共同控制。本文从赤潮发生规模/频率、发生期及发生区域等方面研究了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海水中DIN、PO4-P、COD与赤潮发生的关系,结果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水中DIN及PO4-P年均浓度与赤潮发生年规模/频率之间存在显着线性相关性,而COD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赤潮主要发生在DIN和PO4-P冬末(春初)高峰之后的5~6月,与COD高值期基本吻合,甚至还略有提前。由此可见,赤潮的发生与COD之间的相关性不强。据此去除EI计算公式中COD项,简化得到了EI修正,采用同DIN、PO4-P、COD类似的方法,分析比较了海水富营养化指数EI及EI修正与赤潮发生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研究结果提示EI修正与赤潮发生的关联性更好,且强于DIN或PO4-P的影响,这样,研究海域赤潮的发生主要受到DIN、PO4-P的共同控制。3. COD的异常升高是赤潮爆发的结果,但非生源因素仍是研究海域COD的主要来源,致使EI修正与COD关系较弱。此外,EI修正的升高可以引起底层缺氧程度的加剧。现场调查结果显示,赤潮发生时,在赤潮区,伴随浮游植物生长产生的有机质贡献了49~71%的COD数值,成为COD主要来源。但在非赤潮区及整个调查海域,浮游植物生长对COD的贡献仅为13~17%和18~27%,说明非生物因素是COD的主要来源。另外,浮游植物对COD增长的贡献存在季节性差异,表现为夏>秋>春>冬,并且即使在夏季,其贡献率也仅为24%,说明对COD年均浓度来讲,陆源等非生源要素仍是其主要来源,而弱化了赤潮产生的影响。这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EI修正年均值与COD年均浓度之间关系很弱的重要原因。此外,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EI修正的升高可以引起底层缺氧程度的恶化,表现为底层缺氧面积随EI修正的增大而增大,而溶解氧极小值随EI修正的增大而降低。从缺氧区形成时间上看,长江口外缺氧区的形成时间基本上同海水COD的高值期同步,也基本上与该海域赤潮爆发的主要时期相符,滞后于EI修正冬末春初峰值约1~2个月。4.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下,东海DIN、PO4-P及COD的海洋环境容量分别为1.7×106 t·a-1、8.2×104 t·a-1和9.7×107 t·a-1。在当前的排海通量下,DIN和PO4-P分别减排1.7×106 t·a-1和6.0×104 t·a-1,相当于各自目前排海通量的60%和80%,将有助于减少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赤潮的发生。
宋秀贤[6]2003年在《我国典型海域营养盐特征对赤潮形成的影响及赤潮防治方法研究》文中认为赤潮已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家面临的一种海洋公害。影响赤潮形成的环境因素诸多而复杂，但海水富营养化是赤潮形成的物质基础。本文通过大量的室内实验和现场调查，综合分析了胶州湾、香港及香港邻近珠江口海域营养盐含量、组成、结构等因素对海域生物量及赤潮形成的影响，对各海域的营养盐状况以及对赤潮生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比较。并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研究了粘土/MMH体系对不同赤潮生物的絮凝动力学、粘土复合体系对赤潮生物的去除作用及其对养殖生物的影响。结果表明：* 胶州湾养殖海域夏季表层水体中营养盐含量丰富，高于全湾的平均值，具有铵态氮为主要氮源、硅和磷为主要限制因子的营养盐特征；赤潮发生期间，N/P比明显增加、Si/N和Si/P比有所下降，硅、磷耗尽是导致赤潮消亡的因素之一。在胶州湾养殖区沉积物中首次检测到磷的新形态—基质结合态磷化氢，其最高浓度可达685ng /kg（干重）；该化合物与沉积物底层有机磷浓度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为胶州湾磷的快速补充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考。* 香港近海海域各种营养盐含量一般表现为冬季最高、秋季较低；表层水体中叶绿素a含量高峰值出现在夏季、冬季最低，底层水体中叶绿素a含量秋季最高、冬季最低；该海域春、夏季节氮限制的几率都在30%以上，秋季则表现为明显的氮限制，为87.5%，冬季磷限制几率较高为45.8%，各个季节硅酸盐作为限制因素的可能性较小。* 香港邻近珠江口海域受珠江冲淡水的影响显着，各种营养盐含量十分丰富，表层水体中硅酸盐、硝态氮与盐度呈现显着的负相关；与香港近海海域DIN组成特点明显不同，硝态氮是该海域DIN的主要组分；表层水体叶绿素a含量高峰值出现在夏季，高于香港近海海域、与胶州湾养殖区的含量相当；该海域各季节磷酸盐作为单一限制因子的几率较大，硅酸盐次之，总溶解态无机氮不对浮游植物的生长构成限制因素。室内加富培养实验中发现，M. rubra 在赤潮期间以吸收NO3 为主，消亡后能够产生大量的NH4－N和尿素，在其死亡后4(6天内NH4－N由1μmol/L 增加到60μmol/L，尿素由0.5 μmol/L增加到6(8 μmol/L；培养水体中以硅藻为主的其它微藻开始增殖，并以吸收利用NH4－N和尿素
宋飞[7]2006年在《长江口海域富营养化的氮同位素特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长江口海域2005年4个季度的现场调查为基础,测定了不同季节表层水体中悬浮颗粒有机物的δ~(15)N值(δ~(15)Np)及其它相关参数,讨论了不同季节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长江河道及最大混浊带表层及底层水体、特征站位(上升流和非上升流区域)垂直水层水体中δ~(15)Np分布及其与其他参数变化的相关性,综合分析了长江口富营养化水体陆源氮输入情况以及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变化,主要结果如下: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δ~(15)Np值相对较低、分散程度相对较大,且不同季节δ~(15)Np总体水平、离散程度不同。该海域农业化肥、大气沉降对该海域氮来源贡献可能相对较大,且可能具有较大程度的陆源氮输入变化、氮生物地球化学变化及氮分馏作用。与枯水期相比,长江丰水期表层水体δ~(15)Np较高,不同调查断面之间差别较小,悬浮颗粒有机氮(SPON)来源相对一致,且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比重较大。枯水期、丰水期长江不同调查断面δ~(15)Np和其他参数变化的相关性不明显,SPON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导致的δ~(15)Np分馏作用不明显;SPON来源及其δ~(15)Np底值差异是长江水体δ~(15)Np分布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总体上,和春、夏季相比,秋、冬季长江口海域表层水体中氮生物地球化学变化程度及其对氮分布、转化及悬浮颗粒有机氮分馏的影响较小;悬浮颗粒有机氮分解反应的影响范围在秋季最大,而同化作用比重在冬季最大。长江口近岸海域悬浮颗粒有机氮分解作用对氮分布、转化及悬浮颗粒有机氮分馏的影响总体较大。该影响作用夏季最大,冬季最小,在最大混浊带海域较大而在河道水域较小。远岸海域同化作用及分解作用的影响程度接近。其中分解作用的影响在秋季最大,春、夏季次之,冬季最小;冬季同化作用的影响最大,秋季最小。远岸海域南部、北部水域同化作用程度及其影响均较大,中部海域及靠近陆地的东部海域分解作用程度
王刚[8]2009年在《胶州湾入海点源、海水养殖污染物通量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基于908专项—“我国近岸典型海域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容量研究”(908-02-02-03)主要做了以下叁方面的工作:2008年9月和10月对胶州湾主要污染点源和胶州湾海水养殖进行现场调查;运用单因子评价法、综合污染指数法、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法等对胶州湾主要河流进行了评价,给出了各条河流的首要污染物,并对主要河流河口富营养化状况进行分析;估算了胶州湾点源和海水养殖污染物入海通量。主要结论如下:1.环胶州湾主要河流5个监测断面中,根据综合污染指数法得出,环胶州湾河流污染严重程度排序为:海泊河﹥李村河﹥墨水河﹥娄山河﹥大沽河。2.环胶州湾主要5条河流都处于重度富营养状态,可见环胶州湾河流的富营养化现象非常严重,河流输入是陆源污染物入胶州湾的主要来源。5条河流河口区水域同样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其中2008年富营养化指数E值在8.2-32.8之间。3. 2008年入胶州湾主要点源污染物(COD、DIN、DIP)的入海通量分别为48201.94t/a、11219t/a和676.88t/a。其中,2008年团岛污水处理厂、海泊河、李村河、板桥坊河、娄山河、墨水河、大沽河和其他8大主要点源COD入海通量分别为1840.2t/a、7932. 9 t/a、10539.2 t/a、1541.65 t/a、9127.86t/a、5862.5t/a、6959.6t/a和4398.07t/a;DIN入海通量分别为608.32t/a、1986.3t/a、2016.5 t/a、330.55 t/a、1806.75t/a、1000.6 t/a、2609.6 t/a和862.32 t/a;DIP入海通量分别为6.08t/a、93.1t/a、164.5t/a、20.15t/a、24.5t/a、121.69t/a、135.4t/a和102.69t/a。4. 2008年胶州湾海水养殖COD、DIN、DIP的年入海通量分别为5640.6t/a、205.6t/a和35.97t/a。其中,对虾、鱼类和贝类COD入海通量分别为1450.4t/a、796.8t/a和3393.44t/a; DIN入海通量分别为43.6t/a、117.7t/a和44.3t/a; DIP入海通量分别为5.39t/a、23.8t/a和6.78t/a。5.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以来,胶州湾的海水养殖COD入海通量整体上递增趋势,从2005年以来,海水养殖COD的入海通量呈现平稳的趋势。具体是讲,胶州湾海水养殖COD的入海通量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700t左右,迅速增加到21世纪初的6000t/a左右, 2005年以来,COD的入海通量基本保持在5600t/a左右。6.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以来,胶州湾的海水养殖DIN入海通量整体上递增趋势,从2005年以来,海水养殖DIP的入海通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是讲,胶州湾海水养殖DIN的入海通量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60t/a左右,迅速增加到21世纪初的240t/a左右, 2005年以来,DIN的入海通量有所减少,基本保持在200t/a左右。7.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以来,胶州湾的海水养殖DIP入海通量整体上递增趋势,从2005年以来,海水养殖DIP的入海通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是讲,胶州湾海水养殖DIN的入海通量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12t/a左右,迅速增加到21世纪初的42t/a左右, 2005年以来,DIN的入海通量有所减少,基本保持在36t/a左右。
边佳胤[9]2013年在《洋山港海域水质变化趋势及富营养化状况》文中研究表明洋山港位于杭州湾口北部海域，依托大洋山岛和小洋山岛建设而成，是中国首个在海岛建设的大型港口。该港区集装箱年吞吐能力达1300万标准箱，是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的枢纽港。随着洋山港港口建设的兴起，其生态环境的变化备受各方关注。本文根据2010年和2011年2周年的监测资料，对洋山港海域水质变化趋势和富营养化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系统研究和分析洋山港海域周年水环境的变化特征，阐明洋山港海域生态环境的状况及变化规律，以期为洋山港及周边海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渔业资源的评估、水产品的食品安全以及港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2010年和2011年2周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洋山港海域常规环境因子及营养盐(溶解氧、盐度、温度、高锰酸盐指数（CODMN）、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无机氮、无机磷、活性硅酸盐)存在着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pH季节性变化不明显。洋山港海域受长江冲淡水等陆源径流和台湾暖流的影响，盐度变化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夏季，长江和钱塘江等径流大量涌入，导致该海域盐度明显下降；冬季，洋山港海域盐度出现最高值，可能与各径流减少有关。无机氮浓度含量2011年周年均值年高于2010年，且均在夏季达到最高值，随后有一定的下降趋势；硝酸盐是无机氮的主要存在形式，2010和2011年其在无机氮所在的比例分别为95.31%和94.77%。无机磷浓度含量2010年周年均值略高于2011年；2010年，无机磷浓度平均值呈不规则性变化，在10月达到最高值；2011年，无机磷浓度平均值1月至6月呈一定的上升趋势，在6月达到最高值，6月至12月呈一定的下降趋势。硅酸盐浓度含量2010年周年均值略高于2011年；2010年，活性硅酸盐浓度平均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5月达到最高值；2011年，活性硅酸盐浓度平均值全年波动范围较大，硅酸盐浓度在7月达到最高值，在8月出现最低值，随后有一定的上升趋势。（2）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评价洋山港海域海水质量，结果表明：洋山港海域水质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其中DO、CODMN、DIN、DIP超过四类水质标准，DIN和DIP为主要污染源。采用营养状态质量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洋山港海域富营养化指数NQI均值为2.67，该海域营养水平总体上属于Ⅱ级，即中营养水平；富营养指数法评价结果表明：洋山港海域全年营养指数EI均值为34.01，其值远大于1，即洋山港海域处于严重的富营养化水平。潜在性富营养化评价结果表明：洋山港海域全年无机氮（DIN）、活性磷酸盐（PO_4~(3-)-P）及活性硅酸盐(SiO_3~(2-0-Si)的平均浓度分别为40.71umol/L、1.94umol/L、37.86umol/L，Si:N、Si:P和N:P的比值分别为0.94、21.76和23.30，其中PO_4~(3-)-P相对不足，为潜在限制性因子。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洋山港海域已达到富营养化水平，四季富营养化程度均较高，其中春、夏两季隶属度最高，秋季较低，其原因可能与春、夏季时长江和钱塘江等径流量增大，使入海N、P营养盐含量增高有关。（3）洋山港海域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物为DIN和DIP，其中DIN相对过剩，而DIP相对缺乏，浮游植物的生长存在磷限制现象。虽然几种评价方法显示洋山海域的富营养化及污染程度上有一定差异，但显示的趋势基本一致，洋山港海域富营养化程度和有机污染程度均较高，水质状况较差。模糊综合评价法、营养状态质量指数法（NQI）、富营养指数法（EI）叁种评价方法进行比较，模糊综合评价法能较客观地体现污染的综合状况，较适合对海水富营养化的评价，评价结果更为合理。
江涛[10]2009年在《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的形成、演变与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我国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为研究对象,对长江水体溶解态无机氮、磷分布特点和通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基于长江流域氮“输入-输出”关系模型探索了水体氮的来源;分析了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长期演变及特点;探索了长江口海域低氧区的发生机制。结果如下:长江水体中NO_3~--N、NH_4~+-N、DIN和DIP浓度从上游往下游呈增加趋势,但存在季节差异。长江流域从上游往下游的DIN输送通量的变化主要受水流量的影响,但从上游往下游单位面积年产N量逐渐升高;DIP输送通量从上游往下游呈增加趋势,同时也主要受水流量控制,但从季节变化来讲,DIP的月输送通量受其浓度的控制更加明显。自20世纪60年代来,长江水体中NO_3~--N、NO_2~--N、DIN和DIP浓度都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但到80年代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不同历史时期DIN和DIP的季节变化特点也不尽相同,反映出其来源的差异。同时,本研究采用长江流域氮“输入-输出”关系模型(污染负荷统计模型)对长江水体氮来源进行了分析,估算了各种氮源对水体氮的贡献率。结果表明,2006年向长江流域输入氮的总量为17.6 Tg,其中20%的输入氮转移到了水体(3.5 Tg)。本年度长江大通水文站实测氮输送通量为1.8 Tg,表明约50%的氮在水体输送过程中发生了生物、化学、物理损耗。对于长江水体氮的来源来讲,饲养牲畜粪便氮流失和大气干/湿沉降氮的贡献率较大,分别为26%和25%;农业氮肥流失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的贡献率相同,都为17%;农村人口粪便氮流失和工业废水排放的贡献率分别为6%和9%。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江口口门内和外海(盐度>30psu)水体中营养盐浓度增加显着。在表层水体盐度大于22psu海域DIN: PO_4~(3-)-P值表现出了明显升高的历史变化趋势。SiO_3: PO_4~(3-)-P值从1959年到1985-86年显着下降,然后到2003-06年有所上升。根据SiO_3: PO_4~(3-)-P值和DIN: PO_4~(3-)-P值的长期变化趋势,可以推出,SiO_3: DIN值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在长江口海域,随着营养盐浓度的增加,浮游生物量的大幅度升高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同时,长江口水域浮游植物种群结构对营养盐结构的长期变化产生响应,研究结果表明,硅藻种类比重从1985-86年84.6%下降到2004-05年69.8%;年均硅藻丰度占浮游植物总丰度比重在1985-86年达到99.5%,但到2004-05年降低为75.5%,而甲藻丰度比重则由0.7%增大到25.4%。底层水体DO浓度与Delta S(底层水体与表层水体的盐度之差)和Delta T(表层水体与底层水体的温度之差)成显着负相关,这表明了水体层化或者垂直水体交换是控制长江口水域底层水体溶解氧变化的主要因素,但水体温度层化要比盐度层化在控制低氧区形成上起到更大的作用。上升流在该海域低氧的形成和分布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显着影响低氧水团的垂直分布,也显着影响到溶解氧的水平分布。现场生产的浮游植物可能是低氧区的形成的生物基础,日益增加的叶绿素a浓度和大规模的有害藻华可能是长江口低氧区逐渐增大的原因。本研究认为,此海域低氧区的形成主要受长江冲淡水、台湾暖流的入侵、地形、尤其是温跃层的形成和现场生产的有机物质控制。
参考文献：
[1]. 胶州湾水域富营养化特征和形成机制的初步探讨[D]. 姚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04
[2]. 青岛胶州湾环境质量研究与生态风险评估[D]. 朱爱美. 吉林大学. 2007
[3]. 胶州湾海水环境质量评价及污染防治研究[D]. 董兆选.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4]. 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现状与特征研究[D]. 柴超.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06
[5]. 长江口及邻近海域富营养化近30年变化趋势及其与赤潮发生的关系和控制策略研究[D]. 唐洪杰.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6]. 我国典型海域营养盐特征对赤潮形成的影响及赤潮防治方法研究[D]. 宋秀贤.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03
[7]. 长江口海域富营养化的氮同位素特征研究[D]. 宋飞.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06
[8]. 胶州湾入海点源、海水养殖污染物通量研究[D]. 王刚.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9]. 洋山港海域水质变化趋势及富营养化状况[D]. 边佳胤. 上海海洋大学. 2013
[10]. 长江口水域富营养化的形成、演变与特点研究[D]. 江涛.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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