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口迁居特征、迁居原因和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市人口论文,特征论文,因素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中心区人口减少、外围区人口增多的变化趋势，其中，市内人口的迁居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对迁居特征和迁居原因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迁居者本身、社会因素、城市规划与建设、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土地制度和住房政策等因素对人口迁居的影响，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现阶段影响中国人口迁居最根本的因素。
一、前言
建国后，由于我国城市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建设，忽视郊区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因经济发展新增的人口多居住在城区；同时，城区人口密度大，人口自然增加也较快，造成了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速度大于边缘区增长速度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的这种格局已发生了变化。据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这些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速度在放慢甚至在下降，而边缘区在增多。
广州市112 个街镇根据近十多年来人口变动情况可分为三类：人口增加型、人口基本稳定型和人口减少型。改革开放以来新设的街道人口在增加，位于老城区（指建国前广州市建成区）的街道和远郊区的镇人口在减少，而建国至改革开放前设立的街道人口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人口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市内的人口迁移，迁居。
我国城市的许多问题都与城市内的人口不合理分布有关。自改革开放以来，居住人口的活动性逐渐增强，迁居在改变城市系统和城市空间结合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人口迁居特征、迁居原因和影响迁居的因素，有利于了解城市内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点，为解决城市人口分布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奠定基础。
二、迁居特征
1.迁居者特征
为了弄清迁居者的自然特征、社会特征以及迁居的原因，以广州市为对象，设计了问卷，对迁入城市外围成片新住宅区（1980年以后建成的住宅区）的住户进行抽样调查。问卷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共回收284份（即284个，916人，抽样率达1‰以上。
（1）性别 在所调查的916人中，男性448人，女性468人，性别比为96（女＝100）。另外，对广州市人口减少的清平街、 人口增多的江南中街派出所进行了调查，据整理出的户口登记资料表明，清平街迁出、江南中街迁入的人口都是以女性居多，前者为83.16，后者为97.53（1992年）。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户口登记资料都是迁居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这与中国的传统及妇女地位等因素有关，表现在：①男性的迁居往往有女性迁居的伴随，即夫走妻从；②因婚姻（结婚、离婚）发生的迁居又以女性占多数，即男婚女嫁；③男性就业率高，单位分房的可能性大，所以在迁居总量上表现出女性略多于男性。
（2）年龄 迁居者年龄集中于20～59岁之间，大于60 岁的和小于14岁的人口分别仅占10.7%和12.26%。户主的年龄集中在30～59 岁之间，占72%，60岁以上仅占16%。30以下近占12%。其中，20～29岁正是结婚的年龄段，也是最需要住房的阶段；30～49岁多是生育小孩、家庭成员增多的年龄，是家庭追求扩大住房面积的阶段；50～59岁往往是一个人在事业上逐渐获得成功、资历加深的年龄，是调整住房机会最多的阶段。
（3）户主职业 一个家庭的迁居， 往往以家庭中某一成员的迁居为先导，其它成员都可以看作是随迁人员，因此在分析迁居者的职业时，必须分析能得到房子的家庭成员的职业构成。在我国最有机会得到房子的往往是家庭中年纪较长的在业男性，即家庭户主，所以只分析家庭户主的职业。
户主从业单位最多的是机关，往下依次国营公司商店、工厂、科研文化卫生、教育等，这些都是国有单位，而私营业、外资公司这一类单位的从业者所占比例甚少（表1）。在上述国有单位中，除工厂、 商店外，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多是国家干部，即国家干部是迁居者的主体。从中还可以看出，个体业主虽少，但亦占有一定的比例。
表1 284名户主的工作单位类型 （单位：%）
单位 机关 工厂 国营公 教育 科研文 个体 外（合）不明 总计
类型 司商店 化卫生 经营 资公司
比例 32.17 11.27 16.2 9.15 13.38 4.93
2.11 10.29 100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
（4）文化程度构成 户主中中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占6岁及其以上人口的35.5%，高于广州市的平均水平（21.67%）。
（5）经济状况 在被调查的284户中，有71.1%的人认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广州市属中等水平，这些人多是国家干部；有19%的人认为经济状况一般偏下，5.6%的认为较差，这些人工作在教育、 科研以及不景气的公司、工厂；有2.8%的人认为较富有， 这些人多是私人业主。调查还显示，90.8%的家庭收入以工资为主。
以上迁居者的职业、文化水平和经济状况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由于迁居的主体是国家干部，也就决定了迁居者的文化水平较高、多数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是工资和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属一般。另一方面，由于迁居者中有一定的私人业主，其经济收入并非工资来源，而他们的经济状况均较好。
2.迁居的空间特征
为了弄清迁居的空间规律，选择广州市人口减少的清平街和人口增加的江南中街作为调查对象，根据派出所迁移登记卡的地址，在广州市地图上逐个标出清平街迁出人口的新定居点和江南中街迁入人口的来源点，然后作统计分析。从迁移的距离上看，以清平街的几何中心为圆心向外作圆，迁出人口41%分布在离清平街2.5km 范围内， 76 %分布在5km的范围内，仅2.9%分布在离清平街7.5km的范围外。与此相对应， 江南中街迁入的人中有48%位于离江南中街2.5km的范围内，94 %分布在5km范围内，仅1.3%分布在7.5km范围以外。人口呈短距离、 蔓延式向外扩散。
迁居量随距离衰减，具有以下模式：
三、迁居的原因
迁居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可以归结为两类：主动的和被动的。被动迁居往往表明迁居者受外界控制很大，自己虽然有改善居住状况的愿望，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少有、甚至没有选择迁居（包括住宅区位、面积、样式等）的权利；主动迁居表明迁居过程中对住宅有相当充分的选择权利。当然，主动迁居和被动迁居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两者也不是绝然分开的，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才将其分开。由表2 可见，74%迁居为被动迁居，其中以单位分房为主；20.4%的迁居是主动迁居，其中以买房为主。主动迁居和被动迁居的多少不仅仅反映了居民迁居的自由程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居民的经济状况。
表2 284户家庭迁居的主要原因（单位：%）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
四、影响迁居的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人口迁居逐渐活跃。我国城市人口迁居的动力机制是住户对住宅的需求所产生的内部压力和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建设所产生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下面对现阶段影响我国城市人口迁居的因素作具体分析。
1.迁居者本身
迁居者本身是造成迁居的内在因素，但这种内在因素能否使迁居成为现实还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住户经济实力有限时，这种因素被抑制，而经济发达，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这种内在因素就会充分表现出来。
（1）迁居者的需求
包括住宅需求和住宅区位需求两方面。
对住宅的需求产生于4 个方面：人口增加导致人均住房面积的缩小和孩子长大家庭生活不方便，所产生的住宅面积的需求；因结婚等原因家庭分裂，新户形成所产生的住宅的需求；地位升高所产生的住宅需求；经济能力的提高所产生的住宅需求。
住宅区位需求产生于两方面：因工作地点太远而产生的住宅区位要求；因环境关系而产生的对住宅区位的需求。
（2）社会文化心理
住户在有了迁居的愿望后，迁居过程能否实现还要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外界因素能否起作用，还取决于内在因素——居民社会文化心理。在市民眼中，城市与农村、老城与新城在各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城区生活环境的吸引，除非迫不得已，往往不会迁到城市的外围。例如，1986年上海郊区金山石化总厂到市区招工，尽管该厂为全国少有的大型企业，住房标准、生活设施、服务条件也好，但由于地处远郊卫星城，应招的人寥寥无几，其吸引力竟还不如市里某区的一个废品公司。另据在广州市的调查，城市居民最喜欢居住的城市部位是闹市边缘区， 而愿意住郊区的廖廖无几（见表3）。
表3 广州市居民居住区位选择意愿抽样调查表
城市部位 闹市区 闹市边缘区 新建区 郊区 无所谓
% 10.1362.03 12.66
2.512.66
资料来源：本文的问卷调查
迁居者的需求能否实现取决于住房的提供和分配制度，以及居民的经济负担能力。应该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住房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小的。
2.社区影响
长期生活在某一社区的居民，对周围的物质环境十分熟悉，而且建立了以家庭联系和私人交情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一般来讲，他们不太愿意搬迁它处。据上海市旧城区居民的调查，发现尽管多数人对“物质环境”很不满足（73%的住户人均居住面积在1～5.9m[2]之间，90%以上的住房没有室内卫生间，85%以上没有煤气，50%以上的住户没有厨房），但有80%以上的居民愿意留居原地，15.6%的居民愿意搬迁到附近的地段，只有3.8%的人不愿意定居原地。广州市也是如此， 如广州金花街旧城改造中，74.2%的居民不愿意离开原住地。表明牢固的社区关系对人们的迁居有一种限制的作用。
3.城市规划与建设
改革开放前，在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下，城市规划过分强调工业的发展，工业点的生活服务设施严重滞后，新增的人口主要位于市区，郊区对定居人口的吸引力不大。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城市的认识也发生转变，由强调城市的“生产性”，改为强调城市的“中心型”，并把“方便市民生活、治理城市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城市政府十分重视生活区的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边缘区吸引了大量新增人口及部分旧城区人口在此定居。
4.经济发展与住宅建设
如果说城市规划对人口迁居起着宏观控制作用的话，那么经济发展为住宅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住宅建设则为人口迁居提供了物质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如广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43.09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976.18亿元，短短的16 年增长了近22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相应地由892元增至15324元，增长了16倍。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人口迁居起着促进作用：第一，有利于人口迁居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有了可靠和稳定的资金来源；第二，住宅建设的数量和速度比以前大幅度提高；第三，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在衣食得到满足、温饱解决后，对住的要求就会提高。
住宅建设对迁居的影响表现在：第一，住宅建设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人口迁居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住宅的空间分布决定了人口迁居的方向。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住宅多是“见缝插针”在城市中心兴建，另有部分居住小区或住宅组群跟随工厂远离城区布置，新增人口主要位于市区。80年代以来，在城市边缘兴建了大量大型居住区，其配套的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住宅的外缘分布使中心区的人口总体上表现为向外迁居。
5.人口政策
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经历了50年代实际鼓励多生育、60和70年代主张节育、80年代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变过程。生育政策对人口迁居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50、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城市人口自然增加迅速，引起了中心区住房紧张，潜在的外迁倾向逐渐积累。当人口密度到达一定数值时，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居民就会产生强烈的外迁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长大、结婚、生育孩子对居住空间需求是外迁的基本动力。第二，80年代全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市区的家庭规模变小，利于人口的迁居。
劳动政策：改革开放前，就业的“铁饭碗”保证了职工在一个单位长期工作下去的可能，在住房分配制度下，工作单位不会改变，居住地点也难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就业政策逐渐推行合同制和聘用制。这种改革给单位和职工提供了双向选择，职工工作地点变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工作地点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居住地点的变化。
户籍政策：虽然户籍制度对城市内的迁居没有限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实际问题如孩子入托、上学和就业都与户口所在何处有密切关系。广州市近10多年来虽在城市周围兴建了不少住宅，住户也搬迁到这里很久，但由于这里的学校教学质量较差，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就读而户口仍在老城区。
6.土地制度
改革开放前土地的无偿使用制度限制着人口迁居，表现在：第一、在无偿土地使用制度下，制约各种用地分布的是交通费用，愈近市中心交通费用愈小，而且各种服务设施较齐全，住宅与其它行业一样具有靠中心分布的趋势（见图1a）。第二，无偿土地使用方式下，经济规律不起作用，土地利用性质难以转变和更新，居住人口分布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促使人口迁居逐渐活跃起来，表现在：第一，地价成为制约各种用地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地价机制的作用下，各种功能的用地，根据其付租能力，重新调整在城市里的位置，住宅被从中心区挤到外围（见图1b）。第二，土地有偿使用为城市基础设施资金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条件，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十分有利于人口的郊迁。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以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作为基础，土地有偿使用，为房地产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7.住房政策
1956年私有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毕，从此城市住宅全部实行低租金制的福利分配政策。这种政策完全否定住宅的商品属性，其结果是一方面建房投入资金难以收回、建房能力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分配不均、住房需求无限膨胀，从而加剧住房的紧张状况。住房是人口迁居的重要物质条件，住房紧张将使人口难以迁居，同时，无偿分配的对象往往是国家干部、工人，因此，迁居者主要是干部、工人。1986年以提租补贴、优惠价格出售旧公房，新房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开。这种改革使建房有了广泛的资金来源，逐步实现了资金的良性特环，并使住房得以合理利用。从而使住户的住房条件能得到较快的改善，迁居也就相对容易发生。迁居者中个体业主逐渐增多。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迁居呈短距离、蔓延式向外扩散，有别于西方国家以汽车为交通工具人口向郊区远距离扩散的郊区化。
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绝大多数居民无经济实力在住房市场中自由选择住房，因而，中国的人口迁居以被动的迁居为主，其中以单位分房占重要地位。
第三，单位分房中以户主的工作年限、职务、职称为主要依据，因而住户社会地位的变化引起的迁居在中国较普遍。中国不存在西方城市因外来移民入侵和种族原因引起的迁居。
第四，影响人口迁因的因素在改革前后发生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前影响人口迁居的内部压力表现突出，但计划经济下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就业政策严重制约着人口迁居，居住人口在城市的分布具有静止性。改革开放后，迁出地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都比改革开放前大大增强，而限制因素有的消失、有的减弱，人口迁居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成员的成长、大量新家庭的形成和户主职位变动是引起迁居的内在原因；新区建设、旧城改造是引起迁居的直接外在原因，而这种外在原因源于包括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制度改革、劳动制度改革在内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19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