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素质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素质教育论文,传统文化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2)06-0049-05
中国少数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全社会、全民族成员的社会教育，这个教育既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技能教育，也包括人们藉以立世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育。通过教育，来促成本民族成员社会化、成人化的过程，使之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民族成员。这个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素质教育过程。
少数民族的素质教育思想及其过程，蕴含于其民族传统文化之中。这里所谓民族传统文化，指的是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广义的文化概念。关于这一文化的内涵，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Edward Buraett)早在1871年，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就曾作过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少数民族的素质教育思想，就体现在民族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上述各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先民对教育的认识
人类教育的实践活动，远在关于教育活动的文字记载之前便已存在，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并无文字或创立文字较晚，关于其教育活动理性认识的文字记载就更少了。但从少数民族中代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歌谣等传统文化形式中，我们仍能窥见少数民族先民们对教育的认识。
云南双柏县彝族中流传一首《猴子变成人》的民谣，说：“最古的时候，天是空心的……层层大山岩，都是猴子住。……世上没有人，世上没有粮，牲畜也没有，火啊也没有，天天吃生果。……树名不认得，苦甜不认得。有的老猴子，住在大树脚，住在石洞中，小猴摘果来，拿给老猴吃，才知苦和甜。老猴教小猴，扯来了树藤，给树做记号。苦树它不拴，甜树拴起来。苦果不摘它，甜果摘回来。一天认一样，树果吃不完。有的老猴子，牙齿已不行，支起平石板，咬不动的果，就用石头敲。敲石起火花，树棍烧着了，石板烧红了，果子烧熟了。熟的吃一颗，生的吃一颗。生的吃着苦，熟的吃着甜。有了火以后，知道吃熟果。一天学一样，猴子变成人”。[2](P37-40)
这首歌谣虽然未明确提到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但其中关于教育活动的具体描述及教育的结果，则明显表现出彝族先民对教育的认识，是难得的关于教育的民俗学材料。
这类表现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民俗学材料十分丰富，如彝族歌谣中还有《种粮食》和《记年月》。《种粮食》说：“人已经有了，粮食还没有，祖先卡叶莫，她开始种粮，种在海子边。种下一颗粮，才到一个月，禾苗长三节；过了三个月，穗头金黄黄，粮食成熟了。祖先卡叶莫，教大家种粮，才有粮充饥，人们很欢喜。”《记年月》说：“粮食已有了，年月不会算，……天神罗阿玛，告诉人们说：看天来记月，看天来记日，人们照着做。……一年赶四季，一季三个月；一月过两节，一年打两春，三年闰一月。种粮有节令，收粮有时间。按照节令种粮，粮食成熟了，日子得成了。”[2](P40-42)
在以上歌谣中，从人类进化到原始采集到初学种植，再到成熟的农耕，其间每一步发展都明确提到教育的作用。彝族先民对于教育的认识，也深刻地蕴含于其中。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观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教育，并大多以祖训、神示、禁忌及习俗等形式，来为所传承的内容确立权威，以便更有效地实施教育。例如在傣族的原始信仰中，有关于猎神和寨神勐神的崇拜，按照傣族传说，在人类早期，猎神沙罗教会人们狩猎，立下了打猎分配的“规矩”，此后，人们才有吃有穿。后来又出了一个叫桑木底的人，他教会人们盖房、种田，人们从此进入定居的农耕时代。他为傣家创造了神圣的寨神勐，允诺人们只要虔诚地敬奉寨神，就能安居乐业。至今，傣族一家盖房，大家相帮，盖好新房，在举行“贺新房”的仪式上，要吟唱桑木底的功绩。
显然，沙罗、桑木底是傣族人为了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创造出来的神，他们的作用就是教化群众。这里，以神的形式来进行教育，一方面是适应了传统古朴社会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使教育成为勿庸置疑的神圣活动，这是少数民族重视教育的神话式反映。
这类反映民族教育观的例子在其他民族中也比比皆是，如侗族著名的《侗款》中，其“恢复祖先俗规”词说，“我们要学好村好样，讲先辈的话，学祖宗的模样，照当初的规章。……说年轻人聪明，不及老年人更聪明；依照当初的规矩，更加好；人说后生想得周到，不及老年人更周到，照当初老规矩，更加兴旺；这才开始寻求耶书（祭祀古歌）读，照书上做事，事事顺手；年长月久，书报虫蛀，字不清楚；歌也想不起，耶也想不出，问无处问，求无人教；父亲自学，儿子精研，解释耶的究竟，学会耶的歌词；得了耶，得了歌，懂得歌词知道底细；男女老少都爱听，团团寨寨热闹腾腾；一同上坪唱歌，岩坪摆摆‘哆耶’（侗族踩堂歌）；……只听歌声嘹亮，阵阵哈哈欢笑。”[3]
从以上侗款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侗家的教育情况，这种教育以祖先的名义进行，无可更改，认为教育是维护民族向心力的根本。教育方法是寓道理于形象，强调身体力行，学做合一，寓教于乐。
《教育经典》是古代彝族人用于维系人们伦常关系的一本伦理道德教育书，书中对彝族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彝族内部的“君民关系”、“彝汉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指出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应持的立场、目标等。如“君与民两方，任务两相合，言词两相交，君与民心顺；亲与戚两方，五谷是所需，牛羊两相交，亲与戚心顺”。[4]
在《教育经典》及其他彝文经典中，表观出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观，即认为教育应根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进行，根据施教者身体和认知发展阶段来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书中以每隔5年或10年为一个阶段，指出相应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一直到99岁，可谓形象的“终身教育”。
三、传统素质教育的目标指向
传统素质教育的目标指向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成员的生存与适应本领的培养。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这种关于生存与适应本领的教与学，有其具体的内容与形式。
居住在滇西大峡谷的民族如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藏族等，发明了架设于陡壁悬崖的溜索，为了适应这种交通方式，他们从儿童起就开始学习过溜本领。傈僳谚语说：“不会过溜的人，算不得傈僳汉子”，孩子长到六七岁，就要在成人的带领下，专门学习滑溜索，既锻炼胆识，发展臂力、腰腹力，又掌握滑溜技术。这种活动或举家一起参加，老少一起过溜；或三五成群，在赶集、节庆之时，到溜索上比赛。
狩猎与采集是山地民族获取食物的重要形式，这方面的教育与训练，在少数民族中也是从小就开始的。如彝族人几乎家家都有弩，儿童学射，则从玩弹弓开始。牧童白天放牛，一见飞鸟，手持弹弓紧追不舍。若不放牛，常常翻山越岭去打鸟，晚上习惯随成人带弩到树下射杀白天观察好的鸟儿。一般一人照明，一人用弩射击，命中率颇高。这种活动对于培养儿童射击、观察、奔跑等野外生活能力，都十分有效。彝族男孩还常唱《撵山谣》、《猎歌》等民谣，熟记打猎知识，通过实践和理论学习的结合，儿童狩猎本领便逐渐养成。
除教育儿童适应自然环境，掌握生存本领之外，传统文化也很注重教育他们适应人群，适应社会。在彝族《教育经典》中，说到“彝与蜀两方，布帛两相合；金银两面交，彝与汉心顺，”这是彝族与汉族相处的经验，是一种与他民族相处的教育。西南民族中，普遍流传“围山打猎，见者有份”的谚语，认为猎物是大家围捕、山神赐与的，不平均分配，就是不道德。这类狩猎活动，同时有着培养人们人际交往道德的功能。
通过社会教育，培养成员的民族凝聚力，形成牢固的集体意识，是少数民族传统素质教育目标指向的又一方面。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诸如敬仰共同的图腾，恪守共同习俗与禁忌，祭祀共同的祖先，学习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语言、共同的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等，都是通常采取的实施方式。
图腾及其他崇拜物，往往是某一民族的文化象征，同时也是宗教观念的浓缩化。因此，利用图腾和其他崇拜物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集体意识的宗教教育，在民族传统教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古代羌人以羊为图腾，今之羌族、彝族在祭祀时均杀羊为祀。杀羊时庄重虔诚，羊肉分与众人带回家与家人共食之，认为这样便能得到始祖图腾的佑福。有时，巫师还要将羊毛捻成细段，分赐各位，让其系于胸前或臂上，以示图腾神灵护佑其身。羌人常披羊皮以求庇护，今逐渐演化为一羊皮背心，终年不离。
由图腾崇拜变化而来的灵物崇拜也相当普遍。羌人有白石崇拜，在今羌族人活动的田地、山间、森林及住所的屋顶、门窗、室内等处，到处都有白石。在羌族人眼里，白石是其崇拜的天神的象征。
在共同的图腾和灵物崇拜之下，自然便会产生共同遵守的习惯与禁忌，共同的祖先与传统，共同的道德与价值观，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可见，图腾及灵物崇拜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在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及培养民族集体意识等方面，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种作为民族象征物的东西所具有的教育作用，是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禁忌具有纪律教育的性质，它对民族成员共同观念和共同道德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少数民族的禁忌体系很多，其中不少颇有积极意义。如彝族、藏族等均有“勿入病人及孕妇之家”的禁忌，家中有此类情况时，就在门前生一堆火，或贴上红布条、插根树枝，以示外人忌入。这类禁忌对病人、产妇有保护作用，以免其受外来的病菌感染。藏族忌在人前吐痰、脱鞋袜、烧烤袜裤，忌在人前打喷嚏、放屁；红河州傣族也有青年女子同长辈讲话或同行不得放屁的禁忌。这类禁忌具有礼貌行为及卫生教育的意义。在婚姻方面，彝族人禁姨表通婚，认为姨母等于母亲，姨表兄妹就等于亲兄妹，违忌通婚，即行处死。克木人甚至实行同族禁婚，否则要受在众人面前“同槽吃食”的惩罚。这类禁忌在婚姻进化史上的意义显而易见。
如果说禁忌作为教育形式主要是以神圣的威慑力来迫使人们遵从某些古老习俗的话，习惯法则是借神灵或祖先名义，以现实的强制力来迫使人们遵从传统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有的与原始道德规范紧密联系，有的与宗教密不可分，但都具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例如，壮族对严重违法、民愤极大且又屡教不改者，实行房族革除、宗支革除，并永不准返乡，这些人被逐出山寨之后，乡里还要将其罪恶编成山歌传唱，以教育后人。[5]
四、少数民族传统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关于宇宙起源的宇宙观、人类起源的历史观、人生在世的价值观、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观等有关人生大是大非问题的根本观念，构成了少数民族传统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关于宇宙起源的宇宙观。
天地缘何而起，这是每个民族的先民都要回答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众多答案中，气本原说、雾露、雾罩说、混沌说及神创说等较有代表性。气本原说流行于我国布依族、纳西族、壮族、傣族和白族等民族中。如布依族《古歌》唱到：“清气浊气两分离，清气呼呼往上冒，浊气扑扑往下沉。清气上升变青天，浊气下沉变大地”。[6]认为天地万物就是由清、浊二气运动、变化而产生的。壮族《天地分家》的神话说，天地未分之初，先有一圆蛋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一片下地底成为海，留在中间的就是大地。[7]
雾露、雾罩说在苗族、彝族、侗族中均有。苗族《开天辟地歌》中提出，最初的宇宙只有一团团雾气，天地万物乃雾气演化而来。歌中唱到：“雾罩生最早，雾罩生白泥，白泥生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地才又生万物。”[8]彝族史诗也有云：远古之初，只有雾露一团团，只有雾露滚滚翻，雾露里有地，雾露里有天。在彝族先民中，雾露与云彩是不分的，故其《阿细的先基》中，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云所演变。[9]侗族、瑶族等民族的宇宙观教育中，也都将大雾或浮云当做是宇宙的原初物质。
在对宇宙本原的解释中，混沌说也是一个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所谓混沌，按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它既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空间，又是原初物质形态，混沌就是宇宙的开端、万物的起源。如阿昌族《史诗》说：“在远古的时候既没有天，也没有地，只有混沌”，由混沌生出光明与黑暗，又生出阴阳，阴阳相生，才诞生了天公和地母。[10]
少数民族关于神创世界的思想更是丰富多彩，较典型的有天神创世说、人神创世说、盘古开天辟地说等。如傈僳族史诗《创世纪》和《本刮苓》中提出天神布帕创万物，瑶族史诗《密洛陀》认为是人神密洛陀创万物，侗族古歌《盘古开天地》、瑶族古歌《盘王图歌》又以盘古开天地等等。其中，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在我国南方民族中广为流传，如苗族称盘古开天，南火立地；白族则说盘古盘生两兄弟开天辟地造万物，甚至把他们描绘成普通劳动者，“盘古盘生两兄弟，天天砍柴养母亲。”[11](P241)袁坷先生在其《中国古代神话》中提出，我国南方民族中广泛流传盘瓠传说，盘瓠音转为盘古，盘古神话应当与盘瓠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关于人类来源的历史观。
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少数民族在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素质教育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少数民族先民们用其天才的想象，以极其浓厚的兴趣，对人类的来源做出了种种天才的猜测和解释，提出了猕猴变人说、卵生说、葫芦生人说、神创说等观点。猕猴变人的传说在藏族的《西藏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等典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世上初无人烟，只有一个猴子和一个魔女，后他俩结亲，繁衍子孙，才有了人类。纳西族象形文字“祖先”的字形和读音均与猴子相关，示意人类是猴子演化而来。鄂伦春族也有猴子育人的传说。[12]这些神话自然不能与“人猿同祖”论相比，但却孕育着“由猿变人思想的萌芽”。
卵生人类之说在世界各民族神话中均有所见，中国古代也有殷人先祖契由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的传说。中国少数民族卵生神话与之相比，内容更为丰富，想象更独特。如苗族神话说，古时有一位老妈妈，怀12个蛋，生12个宝，白的雷公蛋，黄的姜央宝。花的老虎蛋，长的水龙宝。黑的水牛蛋，灰的大象宝。红的蜈蚣蛋，蓝的老蛇宝。最后由神鸟鹡宇经过千辛万苦孵出了公雷、姜央、龙虎等神、人、兽，才有了世界和众生。
神创说有所谓天神造人、人神造人、神授意等诸种类型。其中，神意说即在神的授意和安排下，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例如，哈尼族的兄妹成婚传说中，阿直神劝其兄妹成亲以传人类，佐罗、佐卑兄妹以为不可。阿直神建议以抛树叶、扔木刻、滚磨盘等方式，看神的旨意。结果，抛开的树叶粘在了一起，木刻合成了一块，两扇磨盘也重叠在了一处。佐罗和佐卑不得已只有做了夫妻，人类自此传了下来。[11](P261-263)
（三）关于人生在世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复杂系统，多方面的价值观在其中相互联结、相互影响。人的价值系统包括物质价值、知识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人的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民族传统文化在对其成员施以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在价值观方面，主要体现在对物质价值和对人的价值的认定上。
物质价值包括自然价值、经济价值、技术知识价值等内容，主要指人们对物质生产所持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人们对物质生产所持观念和态度是不同的。
历史上，仍处于原始公社时期的少数民族，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属于狩猎采集或刀耕火种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全社会成员集体参加生产，社会全体成员必须全力以赴地劳动才能保持生命的延续，因而，物质生产便成为人们价值观念中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这些民族用许多优美的民歌赞美劳动。重视生产劳动的价值观念使他们非常注重生产技术的传承，儿童一般长到四五岁，就跟随父母兄长参加一些辅助性的劳动，11岁后正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过程中，通过长者的示范、年轻人的模仿可以掌握基本的生产经验和技能。同时，部落中的长者将世代积累的生产经验编成诗歌故事传诵，以口头教育的形式传播生产经验。
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随着生产力发展，阶级剥削的出现，人们的物质价值观开始分裂，统治阶级一方面尽量攫取更多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鄙视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在教育方面，统治者只在子孙中传播如何统治压迫劳动者，如何掠夺财富的知识，而直接的生产知识则无人整理、传播。如解放前的四川凉山彝族社会中，奴隶主们教育子女“打妻儿的男儿才能立家，打奴隶的男儿才能立业”，“最有面子的黑彝（奴隶主）能够一年捆几个娃子（奴隶），能够有对付娃子的锁链。”而对于生产知识的教育则从不过问，以至长期以来，凉山奴隶仍像在原始社会一样，用简单示范和行为模仿的形式传播生产技术。封建化的少数民族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学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受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影响，少数民族封建统治阶级鄙视物质劳动者，轻视生产技能，敌视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活动。
在价值观系统中，对教育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方面是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同样，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人，对人的价值的认识有很大差异，进而导致不同阶段理想人格的塑造，规定着教育的方向。如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对人的价值的认识，是一种绝对平均的观念。普米族教育青少年“鸡蛋一样大，兄弟一样大”。佤族史诗《葫芦的故事》说：“一片谷子大家吃，一只花豹大家捉，一堆甜荞大家吃，一道山泉大家喝。”在推崇集体，反对突出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原始民族的教育不重视个人的差异，强弱智愚，男人女人，在集体中一律平等，青少年接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民族则在人的价值上明显表现出等级与性别歧视。如四川彝族奴隶主讲：“黑彝十人能管一百个娃子，娃子一百人不能总一个黑彝。“十个娃子才能抵黑彝一条命。”“蠢男听从妻，蠢主听从奴”，“七百妇女不如一个烂鼻子男人”等等。在这种以等级压迫为特征的人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的教育，必然是一种等级教育。只有奴隶主贵族的子孙才有受教育的权力，妇女与奴隶则无法沾边。
封建时代的民族，其人的价值相对提高，在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于人际伦常之中。人活在世上就是要为家族、亲族、君主尽义务，尽了义务人生才有意义。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下，少数民族封建的素质教育主要就是一种纲常伦理教育，使社会全体成员明了自己在伦常关系中的地位、义务，自觉服从封建礼教。
（四）关于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观。
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社会伦理道德的宣扬，具有规范成员行为的一项重要功能。宏观而论，民族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社会伦理道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团结互助，扶危救难。在历史上，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相互依赖性强，尤其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存。所以，强调民族内部凝聚力和维护民族内部的团结，是人人遵守的社会公德。少数民族史诗、歌谣、故事中，都有大量反映这一原始道德原则的记载。如哈尼族史诗中唱道：“哈尼人啊，走到哪里也要记住，哈尼都是一个亲娘养，一个哈尼遭了灾难，七个哈尼都要相帮”，[13](P186)短短一段话充分反映了哈尼族的社会道德原则。壮族《佳扬诗》是民间流传的人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教科书，书中写道，“邻里是兄弟，相敬又相让”，“壮家讲互助，莫顾自家忙”，“春耕待翻土，有牛要相帮，老少齐下田，换家帮播秧。”从中可以看到，团结互助，扶危救难，本是壮族的古风。
2.谦让和谐，友谊至上。这是少数民族普遍遵循的传统美德，它体现于各民族日常生活之中，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习俗在将这一道德付诸实践的同时，也将其作为民族成员道德熏陶的有效途径。如鄂温克人在狞猎时遵循这样一种习俗：当猎人打到猎物后，务必要将地上的血迹、污物收拾干净，否则将被别人看成一种不道德的表现，因为不把血污去掉，别的野兽嗅到后就远远避开，这样会使其他人难以猎获野兽。哈尼族一般遇到民族纠纷时，首领会对其成员说；“不要为了一棵稗子，踩烂长满秧苗的大田，……客客气气地对他们吧，不喝够酒不要让他们上路。”[13](P55)鄂伦春人外出狩猎，一去几天乃至十几天，都不锁门，门外放置的用具、皮张、肉干等从不丢失。他们在深山老林里搭盖有放置粮食、盐、肉干、被褥及衣物的棚子，无人看管，任何猎人可随意取用东西，事后主动还上所用之物，而主人对于还与不还，还多还少，从不计较。
3。赞勤斥懒。勤劳是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立身处世的一项重要准则和为人的基本品质。在瑶族中，就流传有“个个搞生产，男女齐劳动”的歌谣，瑶族人认为自己不劳动，靠别人养活是最不光彩的事情。他们赞美勤劳：“新年过了两三天，出门荷锄去下田。半山开水渠，除尽瘠薄地，山地种棉花，梯田种稻子。年年辛苦年年忙，陡坡荒山变梯田。”[14]他们斥责懒惰，视懒惰为极不光彩的事，懒惰便流荡，“流荡便不是好人”。侗族民歌唱道：“世上哪有现成饭，哪有仙果天上落”，视勤劳为做人的基本品质。侗族民间流传有《懒汉变忙人》、《戒懒汉》、《懒人做话语》等民谣和故事，歌颂勤劳的人，谴责和嘲讽懒惰的人，充分展现了侗族人民热爱劳动、勤劳朴实的品德。
4.重礼、讲义、守信。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少数民族也十分讲究礼仪。凉山彝族把各种伦理道德规范统称为礼，认为在社会活动中处事不能没有礼。民间流行的“人靠礼，桶靠箍”、“人们要有礼，牲畜要有圈”等谚语，就反映了这种思想。
少数民族重义守信的思想也十分突出，以蒙古族为例，蒙古族就是一个重义守信的民族，信义在蒙古社会中，既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深刻地影响着蒙古人的行为和思想。在反映早期蒙古人兴起历史的史籍《蒙古秘史》中，就有许多重义守信的思想和表现，成吉思汗对那些夕音朝改、朝言夕改的人斥为可耻之人，视为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之小人，不仅予以严厉谴责，甚至还令其以命践言。如他曾与主儿勒部落合约互不侵犯，但主儿勒首领撒察别乞、泰出二人出尔反尔，劫财杀人，成吉思汗遂出征主儿勒，生擒二人，历数其种种不义行为，不守信用的劣迹，令其以命践言。成吉思汗谴责和严惩背信弃义的人，同时，也用守信义来要求自己，既以信责人，也以信律己。他的这种重义守信、知恩图报的品德，在蒙古民族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5.质朴的善恶观。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自的地域和各自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己质朴的善恶观。
在各民族的善恶观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修德、行善，反对缺德、行恶。他们把热爱劳动、勤劳俭朴、诚实坦率、热情忠厚、信守诺言、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正直无私、扶贫助弱、重义轻利等行为视为善或作为善的道德准则，将自私懒惰、贪得无厌、出卖朋友、忘恩负义、妒贤嫉能、欺长鄙幼、损人利己、偷盗抢劫、说谎行骗、自私自利等行为视为恶，予以唾弃，把这些准则编成民谣和故事在民间流传。
如水族流行这样的民谣：“坏人没死就发臭”、“心术若不正，墨线弹也歪”。彝族谚语说：“给人痛苦将自苦，给人快乐自亦乐”，“莫与贤人结仇，与贤人结仇是坏人；莫与坏人友好，与坏人友好是坏人”，“莫要以仇作友待，莫要以友作仇斗”，用朴实的语言反映了他们的善恶观。蒙古族13世纪流传下来的格言集《智慧的钥匙》记录了许多箴言、谚语，要人们抛弃恶言秽行，劝诫恶行不改之徒，树立慈悲之心，行善积德。该书反映和传导的善恶观，数百年来在朔漠南北作为蒙古人民修身养性的启蒙读物和良师益友，成为一部磨炼人们意志、净化人们心灵、提高人们道德修养的喻世格言，是进行素质教育的最好的教科书。
收稿日期：2002-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