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景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前景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办高等教育”这一术语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国家投资和非国营企事业单位投资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通称。其办学主体呈现多样化，包括有公民个人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民主党派办学；社会组织、团体办学；非国营企事业单位办学；等等。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教育史上，实际上直至1952年，都将非国家投资举办的高等教育通称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上对非国家投资举办的高等教育也泛称私立高等教育，其机构包括私立大学和学院、私立高等专科学校等。由于当前美、日等国已树立起“高等教育”即“中等后教育”的观念，使其包含的内容更复杂、范围更广泛。
当前在中国重新崛起的民办高等教育，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顺应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国家包揽办学的局面，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培养出更多专门人才，是件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大好事情。本文试图在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和当代世界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进行探析。并期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对这一教育热点问题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渊源流长。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古代私学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顺应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历史潮流，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养士”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诞生。当时私学在各地兴起并形成不同学风，其中最突出的是孔子所办的私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统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门生、弟子多继承他开创的事业，致力于办私学。由此可见，孔子是创办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先驱。战国中期，诸子峰起，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私学至此，更为兴盛。在私学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稷下学宫”，实际上可算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各家各派的学者都汇集在稷下讨论学术和传授生徒，在一种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促进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私学在秦代遭到禁废，然而却禁而不绝。秦亡之后，私学在汉代又重新兴起。这是由于汉初统治者放松了对文化教育的钳制，为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提供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致使汉代官学、私学都获得较大发展。私学中出现的“经馆”（又称“精舍”、“精庐”）是一些著名学者聚徒讲学的固定场所，实际上相当于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汉代的经师大儒从事私人讲学蔚然成风。与太学（中央官学）相比，经馆不仅传授儒学，而且还承担了非儒家学说的文化知识的传承任务，如黄老之学、法律、天文、星历图纬、医学等，因而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传授的具体知识上都比官学庞大、全面。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统一走向大分裂的动荡时期，由于战乱，统治者无暇顾及教育，因而教育事业总体上呈衰落景况。这一时期教育的延续主要是依靠私学、家学。当时由名师大儒开办的具有高教性质的私学的绵延，不仅为后代书院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基础，也为隋唐时期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官学很兴盛，私学也颇发达。由于统治者采取鼓励政策，儒家学者开办的具有高教性质的私学也较普遍。其中最著名的是隋末唐初大儒王通开办的私学，培养了不少王佐之才，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私立高等教育在隋唐时期成为教育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达的官学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为隋唐时代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作出重要贡献。
唐末五代出现了“书院”，这可以说是一种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兴盛于宋，历经元、明、清，直至清末改为学堂，历时近千年。在宋朝，统治者实施“兴文教”政策，致使书院大兴。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 几乎取代了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关。最著名的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嵩阳、茅山、丽泽、象山书院等，其教学内容以九经为主，还学习史学、诗文等，并形成以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条规》为代表的书院教育理论，不仅对当时学术文化和理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世书院所依循，影响到整个封建教育的发展。
元朝统治者对于书院因势利导，持鼓励和支持态度，使其数目大增，共达227所。由于元朝政府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使书院官学化倾向较为明显，导致书院丧失了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而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尽管如此，元朝书院对于当时文化教育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明初几代帝王都把办教育重点放在兴办官学上，书院未受到重视。因此明代书院经历了由衰而兴，后又遭三次禁毁的曲折道路。明代书院在极盛时，曾多达1200多所。无锡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的书院，不仅是教育和学术中心，而且是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中心。由于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遭到统治者的忌恨和禁毁。然而书院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经多次禁毁而“终不能止”。
清初九十年间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书院沉寂无闻，此后逐渐由消极抑制转变为严格控制监督下的积极发展，使书院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多达2000余所。然而由于官学化的日趋严重，绝大多数书院成了科举的预备场所。清末出现了学习经史兼习自然科学和工商诸科的书院，这类书院是近代新式学堂的前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廷采纳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下诏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预示着整个封建教育的破产。但无论如何，作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学术活动中心的书院，是我国古代民办高等教育优良传统的一种体现。书院作为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文化、交流学术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外国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和学院；二是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和学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经历了一次大变革，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特权。在清政府采取的放任政策（教会成立大学甚至无须立案）之下，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如下主要教会大学：1871年在武昌建立文华大学；1885年在北京建立北京汇文大学；1901年在上海、苏州建立东吴大学；1904年在广州建立岭南大学；1905年在上海建立圣约翰大学；1906年在北京建立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08年在上海建立沪江大学；1908年在福州建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0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大学；1910年在成都建立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在杭州建立之江大学；1913年在南京建立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在福州建立福州协和大学；1917年在济南建立齐鲁大学；1919年在北京建立燕京大学。 〔1〕据1917年《中国宗教年鉴》统计，外国人所办教会大学学生占当时大学生总数的80%。20年代，教会大学几乎主宰了中国高等教育。〔2 〕20年代后，特别是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后，教会大学才逐步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教会大学作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特殊产物，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但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和科学，导致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变革。教会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奴化教育，但由于最早创办了中国的新式学堂，最早创办了女子学校，而且中国近现代教育质量最好的大学也以教会大学居多，因而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教会大学兴起的同时，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集资创办仿效教会学校的私立高等学校。最早可追溯至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办的正蒙学院。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文鼓励富商绅士创办新式学堂，促进了私立高校的发展。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1905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和同年创办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称为复旦大学）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政府当局提倡建立新式学堂并鼓励私人办学，私立高校由此得到较大发展。1917年后全国陷入长达10余年的军阀混战，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官办教育受到遏制，私立高等教育由此获得良机得以迅速发展。至1925年全国私立高校达29所，学生达7426 人， 分别占全国高校和学生总数的27.6%和35%。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伯岑于1919年在天津创办的南开大学和陈嘉庚于1921年在厦门创办的厦门大学。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北伐胜利和军阀混战局面的结束，中国社会出现了少有的稳定形势。此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令，加强对私立高校的管理，并对私立高校实施资助，鼓励其发展。至1935年，全国私立高校达53所，学生达20,664人，分别占公、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49.1%和49.3 %。 与1925年相比，这十年间私立高校的增长速度超过公立学校增长速度一倍以上。抗日战争爆发后，私立高校在抗战初期受到战争破坏而损失严重，在抗战后期由于当局对迁移到后方的私立大学的支持和各界爱国人士的鼎力相助，私立高校有所恢复和发展。据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统计，私立高校有64所，学生40,581人， 分别占公、 私立高校和学生总数的34.6%和31.5%。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全国共有高校227所， 其中私立高校占39%。〔3〕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公办学校，于1951年将全部教会大学收为国有，1952年将其他私立高校机构全部改为公立。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至此衰落而销声匿迹了三十余年。在这一时期，一直是由国家财政出钱包办各级各类教育，从而大大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纵观中国教育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高教性质的古代私学，与仅仅为培养和选拔官吏的官学相比较，其范围更广，数量更多，不仅与官学共同承担了国家的高教任务，而且在官学衰弱之时，主要承担了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重任，为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近现代意义上的民办高等教育在封建旧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传播了西方文化、科学，而且对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对于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与公立高等教育并列发展，共同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其二，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衰与历代统治者的文教政策息息相关。在文化、教育氛围宽松自由，政府大力支持倡导之时，民办高等教育得以勃兴。在遭到禁毁之时便沉寂，然而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终究“禁而不绝”。现阶段中国民办教育的重新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延续。
二、民办高等教育的前景探析
（一）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兴起的原因与发展概述
近十多年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重新崛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归因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合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对内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并使民间经济力量得以壮大，成为民办教育的原动力。随后在经济运转机制方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办高校的兴起有了可能性。邓小平提出的富民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走共同富裕之路，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为以收取学费为主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民办学校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对教育也有了更高的需求。尤其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士中既存在投资教育的潜在可能性，也存在支付高层次、高收费民办高校学费的经济上的可能性。
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加强了国际交流，扩大了国际贸易，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且提供了国外人士在中国投资办教育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等的巨大变革必然引起教育体制的变革。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由国家包办教育的办学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经济上所有制的多样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必然要求办学体制的多样化。加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扬弃了僵化的思想意识，树立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形成一种推动民办教育兴起的强大力量。而且我国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数量与招生数量极其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渴望上大学的要求，这就形成了巨大的生源市场。由此，民办高等教育的勃兴势在必行。但是，是否允许民办高等院校生存与发展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我国政府手中，只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与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兴起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
1982年3月，在有关行政部门批准下， 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京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新开端。此后，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支持和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章明确提出：“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这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民办教育的合法地位。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的广泛关注。从1982年到1986年的短短几年内，民办高校便发展到百余所。
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出现某些乱办学、乱发文凭现象。为此，国家教委于1987年先后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社会力量办学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对其进行了整顿，使民办高等教育基本走上稳步、健康发展的道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教育改革空前活跃。国家教委于1992年12月8 日发布了《关于加快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方法。……尽快制定境外机构和个人在华办学条例，欢迎和鼓励境外机构和个人，依照我国的法律和方针政策，来华捐资助学和联合办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和校内分院等”，因此，从1992年起，民办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尤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26 日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之后，民办高等教育的队伍迅速壮大。据国家教委统计，截止1996年底，全国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21所，在校生约1.4万人；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89所，在校生51353人； 不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教机构1109所（其中面授1020所，函授89所），在校生约108万人（面授约 57万人，函授约51万人）。
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办学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以及专业和课程设置的实用性与多样性，在不花或少花国家钱的情况下，为成千上万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民办高等教育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有：经费短缺、立法滞后、政策支持不力、管理体制不顺、办学质量不高、理论研究不深入等等，急待加以改进。
（二）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世界潮流，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最大限度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更多的教育应当是最大教育原则。但从中国实际来看，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经济发展相对不发达。因此，目前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各国政府预算教育经费的数目，我国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1994年、 1995年分别只有GNP的2%和1.8%，〔4〕不到印度的五分之三， 为世界上比重最低的两个国家之一。〔5〕目前离政府公开承诺的世纪末财政性投入达到GNP的4 %的目标，还有相当大距离。由于教育经费缺乏，我国高等教育机会远远不能满足广大适龄青年的要求。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每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1.4%，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也只占适龄人口的1.7%。目前虽有很大提高，1996年已达7.07%（18—21岁学龄段人口毛入学率），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3》所载，1990年美国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为72.2%；加拿大为71.2%；联邦德国为38.1%。当前日本已接近50%，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向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方向努力。这是因为临近21世纪之际，各国都非常重视与培养科技人才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其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上。而我国一方面高等教育现状与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极不适应，另一方面国家却财力有限，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发展高等教育。如何解决我国“穷财政”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矛盾呢？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便是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以达到既减轻应届与往届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压力，又减轻国家承担高教经费的财政压力，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明智之举。
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院校，仅靠国家财政拨款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国家不可能实际上也做不到把办学经费全部包揽下来。许多国家政府采取支持和资助政策促进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以便在不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扩大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在近十年内，世界范围内私立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呈增长趋势，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多样化这一国际趋势的一个重要侧面。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私立高校在校生的比重占整个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都达50%以上。例如，菲律宾为86%；日本为80%；韩国为75%；孟加拉、巴西、哥仑比亚和印尼为60%；比利时、荷兰等国均达59%以上。〔6 〕就连公立高等教育极其发达和庞大的美国，私立高校的学生也占了四分之一左右。此外，私立高等教育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也令人注目。
根据专家预测，高等教育的私立化将是下一世纪的世界趋势。也就是说，21世纪高等教育将进一步向大众化、普及化方向发展，而各国政府纷纷以鼓励和促使高教经费的多样化、尤其把更多经费负担转移到受教育者及其家长身上的方式来增加高教经费投入，并促进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财力有限，又要发展高等教育，更需加强形成公、私立教育的互补。看来这种公、私立学校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继续发展。事实上公、私立高校并存发展是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同模式，也是大多数国家普及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私立化的国际性浪潮必将给21世纪各国高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必然也会顺应这种世界潮流而向前发展。
当前我国学历与非学历的民办高校共达1219 所， 与国家举办的1032所普通高校以及1138所各类成人高校共同构成了结构相对合理、多层次、多规格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与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我国适龄人口的大学入学率仍然很低，仅达7.07。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中国政府2000年的规划是限制公立高等院校的增加。面对如此庞大的教育需求市场，总体规模相对较小的民办高等教育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三）加大改革力度，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构建公、私立并举的新格局，促进民办高教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的做法”。由此确定了国家与社会各界共办教育的基本思路，也预示了中国未来高教事业将会形成一种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当前民办高教问题不少，应当加大改革力度，务求在短期内有实质性的改进与发展。各国在这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韩国二战前仅有一所大学，二战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其主要原因就是私立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这些高教机构在70年代韩国曾一度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进入80、90年代后，韩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更快。1991年全部580所高校中， 私立院校占了461所，尤其在118所2年制的初级学院中，国立院校只有14所， 私立院校竟占104所，高达88%。〔7〕其原因是韩国政府采取了大力提倡、加强控制和扶助政策。值得借鉴的是韩国企业经营私立大学的经验，主要是通过接受学校法人，以财力、物力资助，委托专家负责的形式来办学。目前韩国不少企业集团都拥有这样的私立大学。典型例子是韩进集团于1968年接受的仁荷大学，由于韩进集团投巨资办学，使一所普通工科大学变成了规模大、设备全、师资力量雄厚的综合大学。它每年保质保量优先向韩进集团各企业输送成批优秀人才，形成以企养学、以学促企的良性循环。
又如，日本战后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振兴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私立院校的发展明显快于国立和公立院校。1994年日本共有四年制大学553所，其中国立98所，公立48所，私立407所，后者占大学总数的73.6%。二、三年制的私立院校也要占短期大学总数的84%以上。〔8 〕日本私立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对其进行资助。日本政府对私立高校的经费资助，1970年为7.2%；1975 年升至20.6%；1980年上升至29.5%；从1984年以后虽有减少，为21.5%，但所占比例仍不算低。〔9〕由于政府舍得投资办教育， 致使日本能够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很有特色的是，日本战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公立、私立三者并举，以私立为主，且各有侧重。即国家保重点，地方保一般，私立高校主要承担大众化、普及化的任务。由此极大地增加了高等教育机会，培养更多人才，为日本经济的腾飞作出重要贡献。
再如，美国在独立战争前仅有9所私立殖民学院， 建国后既重视发展公立高等教育，同时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势头也未衰减。由于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列发展，导致今日美国高等教育名列世界前矛。目前美国三千多所高等院校中，私立院校占一半以上（不过其注册学生仅占1 /4）。最有特色的是美国私立大学中有许多是著名大学， 诸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其中不乏世界一流大学。私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有着如此重要价值和作用、并具雄厚实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政府的支持和资助。据统计，美国私立院校总收入来自政府方面的资助约占20%。正是由于公、私立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才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对于国外上述经验，我们应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的加经借鉴。此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还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第一，观念的转变是个根本问题。政府部门、办学者、学生和家长、社会各界都应形成共识：民办高等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高教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并为经济建设出力。尤其在国家政府方面，要放宽政策，大力扶持、鼓励和发展民办高教事业。具体要落实在尽快解决立法滞后和理顺管理体制上面。
第二，民办高等教育今后发展的方向，应当遵循“我国九十年代高等教育将重点发展高等专科学校、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方针，主要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侧重培养大批经济建设的实用人才。其发展要有科学的预测性，要根据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按合理比例发展。
第三，民办高等教育也要向多层次方向发展。当前只授与极少数民办高校具有颁发大专学历的资格（仅有21所，约占总数的1.7%）， 而且名额还相当有限，这不利于民办高校上档次、上质量。应当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的原则，根据其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和所达到的专业评估标准，授与民办高校颁发学历的资格。民办高校则应利用优势，提高办学的档次和质量，使本身具备颁发大专、本科乃至研究生层次学历的资格。
第四，民办高校应当积极主动开拓多种资源，扩大办学规模，优化办学条件。当前民办高校基本上未得到政府的财政资助而主要依靠学费收入，对学费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国际标准。绝大多数民办高校办学规模小、条件差。因此，一方面政府应给予民办高校适当的资助，另一方面民办高校自身要广开财路，诸如与企业联办、引进外资、搞校办厂等，利用多种渠道集资，以创造更好条件吸纳更多求学者。
综上所述，无论在中国教育史还是在当代世界教育舞台上，高等教育都以公、私立共同发展（甚至还有以私立为主）的形式，对传承文化科学知识、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私立并举也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重新崛起，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财力有限而生源市场庞大的条件下，民办高等教育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特别在知识不断更新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随着21世纪的即将来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必然越来越密切，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的关键都在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挑战与机遇面前，中国的高教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公办、民办共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新格局是改革的必然趋势，而民办高等教育定能在新格局中大有作为。
注释：
〔1〕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第544页。
〔2〕〔3〕潘懋元、魏贻通：《民办高等教育研究》。
〔4〕〔5〕周贝隆：“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教育研究》1996年12期第29页。
〔6〕周南照：《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现状研究》，第7页。
〔7〕〔8〕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示”，《方法》（沪）1996年3期第26页。
〔9〕（日）关正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动向》，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