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技术问题观的文本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技术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4)05-0063-07
工业革命以来，持续技术进步一直在证明人支配自然的神话和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在取得极大成功、带来巨大物质繁荣的20世纪，现代技术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文明、道德、价值等诸多危机，都在技术上寻求病理根源。尽管技术问题主要出现在西方，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运动的必然后果，但我们“应该通过了解西方社会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1](P7)
作为现代性运动必然结果，“技术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透射出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文化的固有矛盾，在更深层次上，对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提出了挑战。“在将哲学转向技术现象的过程中处于显著地位”的马克思正是首先揭露这一“隐参量”的重要理论家，他以“实践为中心的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成为技术哲学某方面的一个根本来源”。[2](P96)“很少有哲学思想家处理技术的现象和问题，只有马克思对‘机器’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问题深入地加以研究。”[3]“马克思是技术的仔细的学生，这是他成功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对技术问题的系统表述依然值得成为任何技术研究及其分支的起点。”[4](P34)
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技术手稿进行深度解读，因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发展，任何对技术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5](P246)
一、马克思为何关注技术问题？
随着启蒙运动对宗教力量的消解，技术进步开始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使工厂生产得到迅猛发展，从而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以技术为基础的“工艺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的主要问题之一”。[6](P6)这样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对技术进行研究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马克思深深地感到对技术以及工业进行研究的需要，在他看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及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和真正的科学”。[7](P97)
在技术对社会影响初步显露的时代，从理论上对技术现象做出解释已成为时代要求[7](P97)，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领域的技术是技术的主要部分，属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革命因素，“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贝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8](P78)因此，只有深入分析生产力特别是技术的历史，分析其发展原因和后果，才有可能论证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使命；而“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确立以技术和工业为基础的“此岸世界的真理”。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研究“社会人生产器官”的必要性与意义。在《资本论》中，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9](P374)马克思注意到，达尔文已经对自然工艺史（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资料的动植物器官的形成史）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社会人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不仅更值得研究而且应该更容易写出，因为“工艺学揭示了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如果抽掉这个物质基础，那么宗教史本身就失去了标准”。[9](P374)
为了对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以惊人毅力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进行学习和研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学习研究了数学、物理学、化学（特别是农业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土壤学、生理学、农艺学等方面的许多著作；在技术方面，他特别重视研究工艺学和技术史，涉及从古代手工工具直到近代机器生产的一系列技术发明和主要工艺过程。这些研究为马克思深入研究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此意义上，让·伊夫·戈菲认为，存在一个作为“工艺学家的K·马克思”。[10](P85-90)
马克思认为研究人类史应当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因为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内容与核心，比反过来说明现实生活条件如何获得天国形式要容易的多，后一种方法就是唯物主义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9](P375)他从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出发，考察了技术对生产力特别是对社会生产工具发展的作用，进而分析了技术的历史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揭示出技术对经济运动和社会变革的作用，说明技术应用对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这种分析对成功阐述马克思的技术问题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马克思的“技术手稿”
马克思注意到斯密、李嘉图、蒲鲁东、拜比吉等人仅在政治经济学范畴探讨了机器生产的趋势和影响；而贝克曼、波培、尤尔等人则只是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发展及其应用。为了对技术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他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官方报告、杂志、报纸文章和其他资料，而且还研究了当代重要的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技术人员和历史学家们关于技术和机器大工业问题的著作，对一些问题做出了精辟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对斯密、李嘉图、蒲鲁东等人的批判，马克思提出技术不过是人工自然的产物，并特别注意到机器（技术）应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工人劳动的异化影响。1845年后，马克思阅读了拜比吉、尤尔等人的工艺学文献，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雇佣劳动与资本》(1849)等著作中，提出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一般技术应用对工人劳动和生活的消极影响等重要理论。从1850年开始，他又仔细研究了波佩、李比希、莱特麦耶尔等人的技术和应用科学文献及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对此进行整理和概括后，马克思写成了由23本笔记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手稿）》。这部手稿实际上是巨著《资本论》的第一次手稿，只不过后者包含更丰富内容，包括他1863年后研读的贝克曼、瓦格纳、加斯克尔等人的技术文献。其中《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就是在1861-1863年手稿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节的基础上加以充实而来。在这部分内容中，马克思引用了大量技术史料，阐明了自己对技术历史发展的看法，并结合劳动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技术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还提出了技术发展是为了劳动的人本身的基本观点。
把马克思对技术研究所形成的文本称之为“技术手稿”，这是对马克思技术问题观进行研究的文本依托。在“技术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考察出发，对机器（技术）进行了剖析，分析了机器对社会和工人的种种影响，提出了技术异化论，而技术异化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解决技术问题必须从制度着手，为技术发展创建合理的制度环境。
三、马克思论“技术问题”
（一）技术异化：“技术问题”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及其问题。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揭批主要表现在其“异化观”上。
需要指出的是，异化与对象化、外化和物化不同。一般而言，对象化是指主体的客观化，是主体创造力的体现，是一个中性概念，无特殊的价值内涵；异化指主体对象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常现象，异化对主体是一种否定和压制，具有价值上的否定性；物化是异化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指劳动者主体的物役化、工具化和商品化；而外化则是相对于内化而言，可以从对象化和异化的角度来理解外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就是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劳动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雇佣劳动的萌芽。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有四种含义，即：(1)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本来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者，而在现实中，却是物对劳动者的统治，劳动者本身变成了物，变成了买卖和竞争的对象；(2)劳动者和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本来是人的第一需要，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成了外在的东西，成了一种“在棍棒和残酷的纪律约束下”的劳动，成了完全满足功利需要的活动，劳动的目的被限制在或满足肉体欲望或为了挣钱的狭隘界限内；(3)人和其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人的自由，就是人不断超越有限性达到无限性。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的生产活动之中，劳动能够超越纯粹功利的眼界，劳动是全面的劳动，人不仅按照自己的需要，还按照美的规律去劳动。人的类本质还体现在物种的协调，人可以突破自身物种的局限，站在万物尺度上去劳动，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而在现实中是人的贫困化与不自由，片面功利化、片面追逐利润的劳动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却是人完全的动物化；(4)人和人相异化。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而在现实中却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隔阂、疏远、人的孤独化、封闭化、人变成了自我封闭的单子，在社会中产生了大量没有个性的个人。
虽然马克思主要谈论的是“劳动异化”，“技术异化”的概念并没有直接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但作者认为，马克思提出了“技术异化”思想，譬如，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我，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11](P3-4)
马克思从自然、社会、劳动者三个视角对“技术异化”做了阐释。
从自然来看，资本家一味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在加深掠夺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加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结果在破坏了作为劳动者的人本身的自然力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以机器的应用为前提的工厂生产则“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
从社会来看，机器技术表现为资本剥削劳动者的手段、统治工人的力量、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结果使工人成为机器附属品，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给资本家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贫困和灾难。
从劳动者来看，技术严重压抑工人的自主性，工人操作机器变成了机器操作工人，“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与压抑工人智力的发展同步。劳动产品成为压迫工人的异己力量，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面前盲然不知所措，因而出现了商品拜物教。
（二）资本主义制度：“技术问题”根源所在
马克思认为技术功能之所以会异化，其根源在于负载于技术中的目的因素具有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根源则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马克思对资本家采用技术的经济学界限、机器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后果进行了研究，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得出消除技术异化、走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的科学结论。
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获得与其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机器与大工业”中，马克思已经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有可能使马克思在更深制度层面揭露“技术问题”。在该部分，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以及这一发展过程所引起的阶级对抗的发展，展示出详尽的资本主义现实悲剧的全景，而这个悲剧制造者并不是一般机器，而是资本家手中的机器，是被当作“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的机器。
在“机器与大工业”一章开始，马克思就提出了统帅全章的观点：机器技术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他指出机器发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但机器资本主义应用之目的绝不在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之出发点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9](P373)
马克思认为机器技术驱使自然力进入劳动过程，从而扩大人体器官的作用范围，使人类作用于自然之能力，不断超越其自身的自然限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和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资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9](P373)，“当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形式时，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提出的成规”。[12](P423)
马克思从逻辑构成和历史演进两个方面对机器体系进行了研究。
1.机器构成及其历史沿革
马克思所研究的机器是包含“历史要素”的机器，即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他首先批判了对机器和工具进行划分的流行观念，主张采用历史的方法对二者进行科学划分。
马克思认为数学家和力学家把工具称为简单的机器，把机器称为复杂的工具，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能突出历史要素。他同样反对从动力来源方面对二者进行划分，指出，认为“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牲畜、水、风筝等等”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按照此类观点，同一台纺织机，用手推时是工具，用蒸汽机推动时则成了机器，且“牛拉犁并非机器”同样能够证伪此种观点。
马克思视阈中的机器是具有历史要素的机器，是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完成了技术变革，又完成了受技术变革制约的经济变革的机器。他认为机器不同于工具的根本原因是：机器代替了人，过去用人来劳动的工具现在由机器来推动，“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一个机构来代替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工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力具有什么形式”。[9](P384)很显然，马克思认为这个力可以是马力、水力，也可以是人力。这又一次表明了他反对以人力和非人力作为划分机器与工具标准的立场。
马克思分析了机器逻辑构成，指出发达机器本质上由三个不同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传动机的功能是调节运动、分配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形式，把运动传到工具机上；工具机能够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并改变其形式。其中有决定意义的是工作机，因为“工具机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9](P385)
工具机的出现意味着机器对劳动对象的自动操作，代替了人的器官或手工工具对劳动对象的直接接触和操作，工具机进一步应用要求用风、水或蒸汽等自然力来补充人力，如此又推动了动力机的发明和改进。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进使人找到了一种稳定、均匀、不受地点限制的利用自然力作为工具机动力的新途径，从而使机器动力完全摆脱了人力的局限。由于动力机的出现，单个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随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13](P415)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规模日益扩大，必然会出现如下情况：“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形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钢铁代替木材；……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9](P378)于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就应运而生了。
工作机在取得适当运动后，可以用工具取代过去劳动者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操作。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手工工具无法克服的器官限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传统动力是牲畜（马力）、风和水，这个时候机器体系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工具机革命很快就会传播到其他部分，特别是发动机部分，“为了扩大工作机规模和增加发动机的惯性，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发动机，……就必须有比人力更强大的动力”。[9](P384)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是不能倒置的（即只能是工具机——发动机，而不能是发动机——工作机）。
反观技术史，可以发现在17世纪末就已经发明了纽可门式蒸汽机，这种蒸汽机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但并未引起产业革命。事实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动力机方面的变革又使工具机成为由蒸汽发动机来推动的整个机器体系的一部分。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具机。
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具机数量增加，发动机在增加，传动机也跟着扩展成一个庞大和复杂的装置。此时的生产就开始表现为两种：(1)若干同种机器的生产；(2)机器体系。
同种机器的生产是按简单协作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器生产，在这个场合，整个制品是由一台工具机完成的；真正的机器体系是一系列各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的协作，这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之再现。在机器生产中，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已经不同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不以劳动者为主体，不以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而是以机器为主体，以机器之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
马克思进而指出一个机器体系不论是以同种工具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以不同种机器的结合为基础，只要是由一个自动原动机来推动，它就会形成一个大自动机。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自动工具机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四肢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的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进发出来。”[9](P385)
在工场手工业中，机器最初由手工劳动生产出来。大工业又借助于机器，在机器首先占领的生产领域排除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当大工业所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厂内部的局部工人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就迟迟不前了。”[9](P386)
随着机器规模的日益扩大，机器各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并具有越来越强的规格性，在需要制造庞大机器的领域中，工场手工业劳动就不能胜任了。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才能生产其他机器”。[9](P396)通过历史考察，马克思指出19世纪最初30多年大工业的发展，机器逐渐掌握了工具机制造，19世纪中叶，用于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被制造出来。
2.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后果
技术与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区分在马克思那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马克思认为虽然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但科学技术在阶级社会中的占有、利用乃至发展受到阶级利益影响与制约，“机器的特征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的特征是生产过程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13](P207-208)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为资本家占有，资本家掌握着机器的改进，并掌握着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机器成了直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利，成了资本镇压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13](P26)
机器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具有革命作用。机器工业把科学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自身，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机器技术所带来的并非某个工业部门，而是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然而，马克思指出，是否采用新技术、是否使用新机器在资本家那里是有界限的，因为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而只是把自身价值转移到其所生产的产品上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使用被当作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如果机器所节省的劳动与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相等，正如马克思所讲，只有“劳动的换位”，资本家就不会使用机器。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本人并不一定懂技术。他们之所以应用技术完全是出于经济学考虑，“不是节省劳动，而是减少有酬劳动”。资本家希望赢利这个经济学限度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因为马和机器的费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被抛入下层社会的妇女的费用，却是微不足道的。”[9](P396)马克思愤慨地指出：“恰恰是在英国这个机器国家，为了几文钱而无耻地浪费着人力。”[9](P397)
马克思认为，机器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将造成如下后果：
首先，对妇女和童工等补充劳动力的占有。由于机器本身包含着机械力，肌肉力成为并非必要的多余东西，“当资本家占有机器后，它的口号就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种减少人的劳动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手段”。[9](P41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论述过资本主义制度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剥削的状况，马克思指出，把正在发育的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
第二，劳动日（劳动外延量）的延长。作为资本承担者的机器，在其占领的工业部门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手段。机器不断运转创造了延长工作日的新条件与动机。机器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时间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归于每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工作日越长，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资本手中的机器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它使劳动方式和集体劳动者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革”。[9](P411)“由此产生了近代工业史上的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奇妙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奇妙地把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变成可以自由支配的增值资本价值的时间的最可靠手段。”[9](P415)
第三，劳动强度（劳动内涵量）的提高。劳动时间的无限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了威胁，结果引起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然而，“一旦由法律缩短工作日，资本家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在每一时刻榨取比以前更多劳动的系统手段”。[9](P415)强化劳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的数量，即扩大工人的劳动范围。劳动强化造成了以下后果：(1)资本财富不断增长，工人大量失业、贫困；(2)严重损害工人身体健康，“缩短劳动日，已使劳动凝聚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工人的劳动力本身的程度”。[9](P421)
3.资本主义制度：技术问题根源所在
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发达形式。马克思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的工厂制度，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工厂对工人来说是一座“温和的监狱”，正是资本主义工厂最终完成了物对人的统治，工人完全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
马克思指出尤尔博士关于工厂的两个定义，其一，工厂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其二，工厂是“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从而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9](P422-423)他认为这两种说法绝不相同，第一种说法适用于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而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必然造成如下后果：
首先，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在资本主义工厂中，人和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颠倒，物对人的统治终于以完成形态出现，“不是工人利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利用工人。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9](P427)在工场手工业的时候，分工以工人为出发点，以工人的才能和专业为出发点，在工厂中则以机器为出发点，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机器上去。劳动趋于平均化，劳动差别主要表现为年龄、性别的自然差别，“不断地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9](P425)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异化理论”中所讲的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这种异化恰恰是由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是技术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工人劳动毫无内容。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专门使用一种局部机器，而在工厂中，工人终身专门服侍一种局部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机器，而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工厂中，工人被并入死机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劳动；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弗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无情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劳动者身上”。[14](P427)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趣味。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异化理论”中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这种异化同样是由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
第三，监工和劳工的对立。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整齐划一运动，创造了一种兵营般的纪律。随之而来的是监工和劳工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纪律和监督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独裁权，“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薄所代替”。在此处，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温和的暴政”的本性。这种情形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自身的固有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必定会造成技术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类目的与个体目的之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应用技术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其个体发财致富，为了实现其个体的这种目的，资本家相互之间必然产生残酷的竞争。作为这种竞争手段的技术，既导致人类文明的堕落，使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也必然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第二，目的和手段之颠倒。技术应用的目的应该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财富的增长只是手段，但在私有制前提下，技术应用目的却是追求剩余价值，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变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缩短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人生产此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随着机器的使用，工作日没有缩短，而是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
第三，近期目的与长远目的之分裂。正如恩格斯分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利益是生产主要推动因素，一切生产方式都旨在取得劳动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在后面才显现出来，由于逐渐重复和积累发生作用的进一步后果则被完全忽视了。即使放眼整个人类文明的视野，生产过程中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分裂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然是相悖的。
四、超越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之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解决技术问题必须从分析技术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找到答案。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技术作用的颠倒：机器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在资本家手中使人成为受同一自然力奴役的工具；机器是缩短每天劳动的可靠手段，而它在资本家手中却使每天的劳动时间延长；机器是增加生产者财富的魔杖，而它在资本家手中却使生产者赤贫。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尖锐对立，所以，随着机器出现，发生了工人对劳动资料最暴烈的反抗（注：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即是工人反抗机器技术的表现。），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机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马克思指出：“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不是攻击物质生产资料而是攻击物质资料的社会使用方式。”[9](P433)他得出结论：解决技术所造成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走向共产主义。
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不是技术本身，恰恰相反，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在这一点上，作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法兰克福学派，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理论传统，转移到对科学技术的批判，这是他们对马克思的阉割和误读，其理论立场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的作用，从而也就消解了其批判的锋芒与针对性。
马克思预见到未来社会中科学技术将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决定性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须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技术发展必须被置于合理制度环境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科技全面发展和合理应用提供了条件，科技已从过去统治阶级的工具变成人民自己手中的力量，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而且也为人类自身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同时也为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社会前提。人类必将超越技术问题，拥有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说明：本研究得到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资助）
收稿日期：2003-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