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陷阱：中国现代服务业外资排斥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资论文,陷阱论文,现代服务业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尽管大量研究显示，全球化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但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建立在趋势层面上，并不完全适合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业的情况。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这确实换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使国民经济陷入到了被动发展的逻辑——即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特定产业的直接投资和扭曲的贸易模式，将中国的产业体系牢牢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潜在的增长能力都遭受到了严重冲击。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服务业外资（SFDI）的大规模进入，也很难排除陷入被动发展逻辑的可能，这恰恰是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由SFDI所引起的现代服务业被动发展问题定义为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全球化陷阱，其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现代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邓宁（Dunning）根据服务业的特点，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两个大类：一是制造业外商所投资的服务企业，即在母公司原有业务的基础上，为了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或配合制造业生产服务所发生的投资，这类跨国公司往往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规模经济优势；二是专业提供服务产品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公司通常拥有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服务能力和先进的国际管理理念。因此，理论上的观点认为：服务业外资会对本土企业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对我国而言，上述判断很难成立，即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很可能不会促进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改善，反而会钳制甚至抑制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原因是，进入我国的服务业外资大都属于第一类投资，而跨国公司本身往往拥有着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核心的技术被独立的企业体系包裹，本土企业学习门槛较高，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第二，外资进入与服务业的竞争力抑制。一些观点认为，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将因为加大市场竞争程度而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然而，现实的情况可能并不会出现理论推演的结果。这是因为，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既是为了适应本国制造业外资生产体系的发展要求，更是为了抢占中国的服务市场。由于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长期落后于外资服务业，因此，市场选择的结果将不利于本土服务业的发展。此时，本土服务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去与外资抗衡，要么选择与外资服务业的错位发展并放弃高盈利空间的市场或者充当外资服务业的配套服务业。从我国制造业曾经走过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来看，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极高。以零售业为例，自2004年年底中国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来，外资已占有高端零售业（超市）的80％以上。这些外资为主的巨型超市的扩张，还带来了外资物流网的扩张，并逐渐排挤本土物流业，甚至还使得我国部分制造业日渐受制于跨国零售巨头拥有的销售网。主要的问题是，服务业是一个品牌影响力极强的行业，而外资的品牌效应却很大，本土服务业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与外资服务业相抗衡的竞争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随着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中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需求将遭受沉重打击；同时，本土企业的服务贸易总额也会因为外资的冲击而大规模缩减业务量，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降低。
第三，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安全。基于上述两个判断，我们还需要警惕外资服务业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所带来的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笔者认为，在未来的较长时期里，外资将呈现出空间两级化的特征：一方面制造业外资将加速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服务业外资将加速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参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下一轮外资转移若不进行综合考虑，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产业体系的碎片化、产业关联的断裂化，并加大外资控制产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另外，根据夏杰长、张晓兵（2012）的研究显示，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要比制造业更为深刻。这主要是源于服务业所具有的特定产业性质——即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往往是其他经济主体进一步开展经济活动的依据，如信用服务业虽然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行业，但这个行业所进行的信用评级往往是银行信贷发放的依据，该行业直接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类似的行业还有律师业、会计审计业、知识咨询业等，这类行业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数据的安全。由此可见，如果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技术外溢和服务业竞争能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国家全局视角对外资服务业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的特点
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52.43亿美元，占全国FDI总量的47.62%，首次超过制造业（521.01亿美元）；同时，SFDI增速同比增长20.54%，继续领先于制造业（5.06%）和第一产业（5.07%）。从近几年的情况看，SFDI进入中国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服务业FDI增速快。2000年服务业FDI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104.04亿美元），甚至落后于1997年水平。在经过2006年全面调整后，服务业FDI呈现持续增长趋势，2011年我国服务业FDI已在增速和比重上完全超过了制造业，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约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7.62%，成为了对外开放产业中最重要的新领域。同时，租赁服务、广播电影电视、专用机械设备修理、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日用品批发、零售、旅游、娱乐服务等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增幅同比均超过60%，房地产业在宏观调控政策明显的作用下，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07%①。
第二，投资结构全面倚重生产性服务业。多年以来，SFDI的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其中，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有金融业等在外商在华服务业投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按照现行统计口径来看，2004—2009年间，SFDI集中的领域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房地产业外资平均比重为41.46%，较1999—2003年下降了约3.33个百分点，但仍旧是外商在华服务业投资的首选行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外资占SFDI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6.28%和10.14%，成为近几年SFDI青睐的新行业；虽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较上一时期的投资比重稍有回落，但仍旧地位不减，比重为7.93%②。总的来看，上述四个行业在SFDI中的比重达到了75%，远远领先于其他服务行业。
图1 2004—2009年中国SFDI行业结构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04—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第三，投资方式以独资和并购为主。目前，我国服务业大多还处于过渡期，一些垄断行业正逐步履行开放承诺，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流通业，如零售、贸易、物流和仓储等；二是金融业，如银行和证券公司等；三是其他公共事业，如交通运输、电信、数据通信、邮政速递等。外资试图通过并购抢占先机，而在合资合作之后，伴随着过渡期和股权限制的放开，外资势必会以大规模的并购获得实际的经营控制权，金融业和零售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表1）。我们认为，一旦政策放开，我国的金融业、连锁商业企业（超市、便利店），以及专业连锁企业（家电、家具、医药）将有可能受到外资的强烈冲击。
三、低端化锁定：外资对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低端化是相对于高端化而言的，但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服务业高端化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服务业高端化就是高端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例不断提升，还有观点认为，服务业高端化就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表现。实际上，无论是高端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需要基于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特性进行甄别，随着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分工的不断细化，上述分类都会在实践中产生某种不相适应的矛盾③。因此，我们所提出的服务业高端化（低端化）将不再细分具体行业，而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进行的思考。也就是说，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技术或智力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就是服务业的高端化，反之，则是低端化。
1.模型构造
假定服务业符合C-D生产函数的假设，那么，作为索罗剩余的A代表除资本、劳力以外的其他要素。根据分解的增长率公式，A的增长可以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即：
(1)
由于资本是一种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因此，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将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关键变量。此处，我们主要研究外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故而构造了一个以服务业FDI占社会总投资比重为自变量的函数形式，方程如下：
dA=f(ST)=ε*ST+μ
(2)
其中，ST代表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特指服务业外资占总投资的比重；μ表示除了ST以外影响的其他因素（如人才、R&D等）；ε则是ST的截距。显然，只要发现ε＞0，就可以证明服务业FDI的进入并没有带来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改善。另外，各年ST值可以通过ST=SFDI/SI计算出来，而技术的变化量dA则需根据公式(1)进一步计算。
2.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了1997—2010年14年的样本数据。其中，Y、L、dK的数值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该年鉴在2003年之前并未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三次产业进行划分，而分行业的固定投资额又是以城镇为样本的统计，因此，我们选取了Wind数据库的全社会总投资总额数据系列。具体用到的指标如下。
Y：服务业产出，用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衡量。
SFDI：服务业FDI投资额，这里是以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进行衡量，并采用剔除法，将《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表”中的利用外资总额剔除掉：农林牧渔业，采矿，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行业的外资利用额，从而得到所需数据，并通过当年的汇率，将其单位转化为本币。这里要说明的是：2003年及之后的服务业统计范围与之前年度相比有所不同，但剔除法基本是可以得到最佳的数据。
SI：即dK，表示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因为统计年鉴于2003年后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才有了三次产业的清晰划分，分行业的数据只是城镇利用固定资产的数据，因此剔除法所得的数据不具有说明全国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因此选取了Wind数据库的数据，保证了样本口径的一致性。
L：服务业劳动投入。这里是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进行衡量的。
3.实证检验
观察统计数据，笔者发现样本虽然只有14年的跨度，但却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这将对服务业发展和投资规模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回归模型中引入了虚拟变量M，代表外部经济冲击的阶段，具体是1998—2000年，2008—2010年分别取1，其余年份则取0。在此基础上，对方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2。
结论显示，除资本产出比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略超过10%以外，其余变量均具有较好的显著性。由此，我们认为模型拟合得比较好。根据α、mpk和虚拟变量系数的估计数值，进一步求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年度数据。参照方程如下：
假设以1996年为基期，令该年的A=1，计算结果如表3。
最后，我们根据公式(2)进行回归计算，统计结论如下：
从统计结果来看，ST的回归系数ε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能够接受检验，证明模型是有效的。而且，ε=8.613＜0，这说明服务业外资比重提高与服务业技术水平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的提高并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端化。
4.原因剖析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服务业外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进而引发我国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呢？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包括以下3个方面：
(1)外商在华的服务业投资长期依附于制造业，导致服务业发展先天不足。近年来外资服务企业开始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积极扩张，在目前对外资尚有限制的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大多为跨国制造业公司提供着专门服务。一项调研显示④，在东部某特大城市，外商独资服务企业的服务对象有64%是外商独资制造企业。但是，由于外资制造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已近20年，中国本土的制造业实际上已经被分割为两个体系：一是高竞争的、处于低端的内资制造体系，一是垄断的、处于高端的外资制造体系。比如，外资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尽管局限在跨国制造企业，但却有阻碍我们构建完整的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负面作用，也就是说，内资生产性服务业会被牢牢压制在低端。事实上，研发、设计、采购、营销和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也很难在本土的低端制造体系中生长出来，因为这个规模虽然庞大的体系并无法形成对高端的生产性服务的有效需求。
(2)服务业FDI导致服务业人才的外化。外资企业以丰厚的报酬、优越的工作条件、灵活的创新机制等优势，将具有较高专业素质、职业经验以及客户关系网的专业人才吸引了过去，引起国内企业的服务型人才向跨国公司的转移。同时，由于服务产品具有无形性和异质性的特征，客观上决定了高素质的人才往往是服务技术开发和创新的核心要素，而人才的单方向流出，造成本土服务企业学习能力和意愿、创新能力和意愿都比较低的现实，如果本土服务企业持续缺少这些专业人员，服务商品提供的经验和技术将更难被掌握和学习。因此服务人才的外化，不利于技术的外溢。
(3)FDI的独立运营体系，不利于技术扩散。跨国公司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独立的企业生产服务体系，他们通过封闭式的管理将核心能力包裹起来，对其核心技术、管理流程形成了有效地保护，造成本土企业学习的高门槛。另外，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带有明显的独资化趋势，且以绿地投资为主，这样的进入特点使得企业本身拥有绝缘化的独立体系，本国同类服务企业与之交流较少，只能通过消费外资企业的服务，体验其服务过程，进而对服务技术进行摸索和总结，这样的学习方式主观色彩比较浓重，难免使得结果有失偏颇。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土服务业面临着投资低端，向外输出低端，技术难以升级的尴尬。
四、贸易排斥：外资对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抑制效应
外商对华服务业投资并未带来预期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我们还认为随着服务业FDI在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提高，其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非合意性效应也会更加凸显。
1.模型构造
在这里，我们假设服务业竞争力指数RCA是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ST）的函数，即：
RCA=F(SFDI/SI)=F(ST) (4)
通过观察两个变量间的变化趋势，笔者发现ST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指数RCA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似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线性关系，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随着服务业外资比重的增加，服务业竞争力变动可能会存在一个的阕值点，即：当SFDI的相对规模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RCA指数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反而不利于RCA的提高。客观来讲，导致外资产生阕值效应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
(1)长期以来，服务业跨国公司是以抢占我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由于市场空间有限，服务业外资对市场份额的挤占将会排斥本土企业的发展。外商在华投资初期，面对庞大的国内市场，服务业外资企业规模与其所占市场份额相对有限，因此与本土企业间并未爆发剧烈的市场竞争。然而，当服务业外资在国内市场稳定下来，跨国公司的绝对优势逐渐凸显，低成本和高技术等作用下的“质优价美”的产品必然会挤占国内有限的市场份额，从而排斥同类本土企业的发展；当这些企业生存堪忧的时候，其生产和出口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当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达到某一阕值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出口规模的下降，从而不利于RCA指数的提升。
(2)服务业外资参与中高端服务产品的竞争之后，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挤占。随着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份额的挤占和对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它的生产范围将延伸至本土服务企业涉足的中高端市场，而面对外企的绝对竞争优势，原本在中端产品市场具有相对优势的本土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市场或者转向其他方面的生产。目前，由于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仍主要停留在低端和中端层面，尤其是中端产品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因此外资对中端市场的抢占必然会对本土同类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竞争力水平。对此，寇宗来(2009)和Aitken & Harrison(1999)都有相似的发现，即FDI进入东道国之后，许多本土企业将逐步放弃与FDI竞争，主动采取产品低端化以获取利润。
(3)跨国公司往往具有本土化趋势，随着对国内服务要素需求的增加，它将进一步掠夺本土企业资源。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前面提到的服务人才外化：随着外企在华的深入发展，必然会需要大量的本土人才做支撑。无论如何，人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本土企业核心人才的流失，不仅不利于学习吸收外企先进的技术，而且还会带走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信息，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恶化出口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与服务业竞争力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阕值效应，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不能合理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接下来的模型设定中引入了二次方项，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Y=a
+bX+c
(5)
其中，自变量X代表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Y代表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指数（RCA）。
2.数据来源
为了论证服务业外资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笔者选取了1997—2009年的有关数据，设ST为自变量X，服务业RCA指数为因变量Y。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5)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涉及指标的含义如下：
RCA：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由于RCA指数可以剔除国家总量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的反映一国某一产业在世界市场相对优势，因此特选取RCA指数为代表，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其中数据来源于WTO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资料。
ST：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指标含义同前文。
3.实证检验
通过数据模拟和实证分析，得到表5的结果：
由表5的统计结果可知：该方程统计检验值
=0.934691，F=64.40324，DW=2.385373，证明方程回归效果较好；且X和的回归系数均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X和均对Y显著相关，可见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方程如下：
Y=-50.40194+8.468547X+0.253730
(6)
由以上实证结果可知，我国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显著相关。其中：自变量X（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的影响系数为8.468547，的系数（对RCA的影响）为-50.40194。为了解释这一结果，通过观察可知：方程(6)为函数呈开口向下的抛物线，通过计算得到其对称轴为：
=0.084。因此，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RCA的影响呈现出类似图2的特点。
图2 SFDI阕值效应图
(1)当X＜0.084时，RCA呈上升趋势；即ST小于8.4%时，会促进服务业竞争力的提高。
(2)当X＞0.084时，RCA呈下降趋势；即ST大于8.4%时，则会造成服务业竞争力的下降。
由以上结论可知：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而且存在显著的阕值点，即当ST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会使得外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力由正转负，呈现出外资对服务业竞争力的“倒U型”影响模式。
从原因上看，外商对华服务业的投资会长期作用于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种服务要素，进而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非合意性的影响；并且当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达到某个阕值的时候，就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反映国际竞争力水平的服务贸易，又会因为外资服务企业高竞争力的压制，制约本土服务产品及其贸易能力的改善，从而将我国服务业长期锁定于世界市场的低端（图3）。
图3 服务业FDI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五、被动牵制：外资对现代服务业的安全效应
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普遍较弱，特别是保险、金融、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咨询等专业服务业领域对外资的依赖性极高。虽然在这些行业中，外商的投资比重仍然比较有限，但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却不可小视，如果处理不好服务业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甚至会衍生出难以抗拒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当前，在我国许多发达地区致力于经济转型、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服务业外资的争夺事实上正在放松对服务业外资进入领域的管控⑤，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
1.信用评级业
信用评级行业作为金融体系中一项特殊的中介服务，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价，从而引导金融资本投资和经济决策。
(1)信用评级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金融主权息息相关。从实践上看，信用评级行业不仅关系到企业生存、产业发展，而且对于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认识到信用评级业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瑞典、俄罗斯等国，开始发展并依靠本国的评级机构。然而，从2006年以来，国际三大评级巨头逐步开始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大比例地控制着我国信用评级市场。根据201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关于信用评级机构报告显示⑥，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已控制我国三分之二信用评级市场，这在威胁我国金融主权的前提下，也无法排除外方利用这种优势获取我国政务信息、经济和技术信息的可能。
(2)信用评级掌握着发债企业的生杀大权和债券发行交易的定价权，从而可以通过对企业信用评级来影响其债券发行和贷款融资的能力。因此，外资评级行业对市场的大规模挤占，不仅会影响本土民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对于国有企业和重点产业部门的发展也带有强烈的干预性。
(3)作为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信用评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评级过程中的预警失灵或误判，甚至有目的的干预，都会对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规划产生重大的影响。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危机前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与之相关的抵押债务凭证（CDO）通过了信用评级，约有75%得到了AAA的评级，仅有7%被评为BBB级以下，其余为A或AA。但到了2006年，次贷违约率已达到15.75%，并在2007年进一步攀升。显然，评级机构的误判，大大低估了次贷信用产品的风险，为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可以说，信用评级机构的把关不严，甚至个别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串谋直接催生了美国房地产业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美国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
由此可见，信用评级行业不仅关系到企业生存、产业发展，而且对于国家金融安全以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此，必须在我国服务业引进外资信用评级机构时，保持高度的警惕。
2.咨询服务业
还有一些服务行业也都可能带来外资进入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咨询业为例，超强的信息搜集与整合能力是形成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其形成的建议往往成为引领企业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从实践上看，多年以来外资咨询业在进入中国的速度不断加快，尽管当前“洋咨询”企业的数量占比并不高，但它们在市场份额、业务种类以及客户范围中均占有绝对的优势。以上海为例，麦肯锡、毕博、埃森哲、罗兰贝格、科尔尼等跨国咨询机构悉数到场，构筑起了上海咨询业高端阵地。也正是因此，外资咨询企业的大规模发展，就可能产生更大的风险。举例来讲，早在10多年以来，高桦智业在颐中集团的战略咨询中发现洋烟走私成为中国烟草业发展最大障碍，并因此影响到了中国财政。于是，高桦智业策划实施“打击洋烟走私，阻断国库流失万里行”活动。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想象如果是一家外国咨询公司，它会不会不计本国利益而为中国国家竞争力出谋划策呢？此外，外资咨询业的经营者为获取更多、更权威的信息，他们将与众多企业以及与政府和智力机构发生密切的合作，不排除关键经济信息和数据泄露和扩散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外资咨询公司以权威的影响力、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能够获取并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其中，这些资源不乏涉及到企业财务信息、战略信息、法律信息、专利信息等一些核心利益。很明显，一旦本土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或重要的战略信息被外资咨询公司所掌握，将会对本土企业的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甚至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2)相对内资企业而言，外资咨询公司则拥有更广泛的客户，如行业领先的大企业、集团、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海外集团、甚至是政府和事业单位等。外资咨询公司可以通过为企业或政府机构指定战略规划，影响企业、行业的战略导向，并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指导、产业规划等方面，直接影响我国产业发展方向。
(3)在国内市场上发展较快的行业或者新兴产业，如电信、医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传媒、金融、法律、市场调查等，其咨询需求也是最旺盛的。相对而言，外企咨询公司往往以其先天的竞争优势，为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等大客户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而原本有活力、创新能力强的本土新兴企业，却因为资金有限，可能根本无法获得最新最全的信息资源，或者不得不以较高成本获取同量信息，被同类外资企业排斥。由此可见，外资在咨询业的大规模发展，不仅会给企业信息安全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威胁，也会对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和产业的规划带来可能的负面影响。
总的来讲，通过对服务业外资效应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引资过程中必须抛弃传统的“大、快、全”的引资观念，过于强调对现代化或专业性服务业的招商引资，很可能会给企业的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规划、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将服务业引资上升至国家战略，坚持适度、有限、稳步的服务业开放原则，通过施行宽松有度、谨慎有加的引资政策，开创有效规避风险和合理利用外资的双赢局面。
注释：
①商务部：2011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1160.11亿美元[EB/OL]，http://www.cfi.net.cn/p20120118000909.html.
②我国于2002年废止了1985年制定的三大产业划分标准，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分行业外资的数据统计中，笔者也发现2003年前后对服务业FDI的统计范围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对我国服务业FDI的行业投资结构进行比较时，笔者将时间按照统计类别的差异划分为两个阶段。
③比如，按照高端服务业的分类（王廉，2009），科研、教育、总部经济、金融、三四方物流、休闲旅游业、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咨询信息、创意设计、节庆、展会、IT资讯、订单采购、商务活动企业服务业（智力、资本、商务活动）、专业中介等应属于高端服务的范围，虽然这些具体行业较某些传统服务业在总体上表现为高智力、高资本和高效率，但并不代表行业内企业业务内容的高低端差异。同样以展会业为例，那些以展示、旅游、酒店服务、餐饮为主营业务的会展企业只不过是展会业的低端，而以高质量会议设计和品牌推广为核心的会议运作企业才是真正的高端。
④芮明杰：破解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两个独立循环圈[N]，东方早报，2012年4月24日。
⑤比如，在2008年修改发布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资进入电信行业的门槛；而同年歌华有线成功引入外资并成立宽带合资公司，只是预示了电信行业引进外资的开始。原本意义上，这种做法是为了打破电信垄断的顽疾，但如果我们未加防范导致外资大规模进入并控制互联网主干宽带及线路，那么，我国的信息安全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
⑥刘武：中国信用评级机构何以突围[J]，瞭望东方周刊，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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