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用之“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1)02-0036-05
《水浒传》的艺术魅力在于成功塑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军师吴用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大家关注较多的是他作为智者形象的作用、意义等，往往拿他和诸葛亮相比较来研究①；也有学者关注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江湖气②；多数学者还是把他当作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来探究其智慧蕴含和人格特点③。吴用形象的人格特点相对复杂，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作者一方面突出他“智多星”的特点，同时又让这个艺术形象“活得像个人样”，有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追求，表达了个体追求更加自由、快乐的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而后者正是吴用之“用”的本质所在。
一
水浒故事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吴用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南宋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名字叫做“智多星吴学究”。这个人物一出场就被基本定位为智慧的代表，并且三十六人中他名列第二，位置仅在宋江之下，是梁山泊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到了元代，《大宋宣和遗事》中吴用的名字又变成了“吴加亮”，“加亮”似乎有与诸葛亮一比高低的含义。可见，到了元代，吴用形象的突出特点仍是智慧的象征。到《水浒全传》第十四回吴用首次出场时，作者是这样介绍这个人物的：
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吴用的好处：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字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④。
从服饰描写看，吴用的此番打扮，是宋代文人的典型装束。宋代文人平时喜爱戴造型高而方正的巾帽，身穿宽博的衣衫，以为高雅，宋人称其为“高装巾子”，并且常以著名的文人名字命名，如“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等。銮带是茶褐色，这是宋代服饰的主要颜色之一，这与宋代文人追求质朴素雅，强调本色，以淡雅为尚相契合⑤。吴用的相貌“眉清目秀，面白须长”，颇具文人气质。绰号，表字，道号都突出了一个“智”字。《临江仙》词也赞叹吴用的智慧，说他是“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同时又强调出他军事上的才干、机巧和谋略堪与诸葛亮、陈平比高下。《水浒传》作者浓墨重彩，用力描述的吴用之“用”主要也是集中在其智慧和军事才能方面。
首先，在为梁山事业招揽各路英豪方面，吴用就功不可没。为突出吴用“智多星”的形象，小说中描述的吴用招揽各路英雄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吴用出场后的头一功，就是亲自出马，一步步诱劝“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的英雄三阮入伙。作者不惜拿出整整一回的篇幅来尽力描写吴用劝诱三阮入伙的过程，一步步的用心设计，一番番的言语试探，一条条的享乐引诱，直到三阮主动请缨，要把“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吴用大功告成，为梁山招揽了第一批武艺高强的义士，整个过程，充分展露了吴用的机谋和口舌之功。第六十一回智赚关键人物玉麒麟卢俊义时，也是吴用亲自出马，“凭三寸不烂之舌，直到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第三十九回招揽书法圣手萧让和篆刻行家金大坚入伙时，吴用采用了投其所好的方法，先以写碑文，篆刻碑文为名诱骗二人上山，“随后却使人赚了他老小上山”，二人见家眷都被搬上山来，“两个闭口无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伙。”有人就有了一切可能，吴用持续不断地为梁山事业招募各路英雄，既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又为梁山事业不断注入新生力量，功不可没。
其次，在屡次与官军交战过程中，吴用的计谋几乎百试百中，对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全书，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梁山好汉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有吴用则胜，离了吴用则败。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料事如神，神机妙算的军师艺术形象。这一点学界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第三，在辅佐首领，稳定梁山队伍方面，有谋有略，有主见，果断干脆。火并王伦，扶持晁盖做首领时，吴用临危不乱，镇定自如，见机行事，指挥若定，为梁山事业选定了理想的带头人。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为晁盖报仇后，宋江按照晁盖临终遗言，要推举卢俊义坐梁山第一把交椅。吴用审时度势，好言相劝，又“目视众人”，利用大家的力量，力推宋江为尊，保证了梁山群体的稳定和凝聚力。
第四，在治理梁山事务方面，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梁山事业进一步发展时，吴用面对新的形势，及时改变战略，以适应形势需要。此特点在《水浒全传》第四十四回表现得比较突出。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此时梁山事业正是蓬勃发展时期，吴用谨慎治理，丝毫不敢懈怠。吴用道：“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廒，支出纳入，积万累千，书算帐目。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令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令王矮虎、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钱粮。吕方、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令宋清专管筵宴。”方方面面，关隘、军备、后勤、生活用度，吴用无一不安排妥当，既有军事谋略，又有安家治邦之能。类似描述，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就从多方位，多角度塑造出吴用“智”的形象。
吴用的绰号从《宋江三十六人赞》开始就一直叫“智多星”。小说中吴用还有一个绰号叫“教授”，这也是人们对吴用的尊称，是对其智慧的赞美。吴用从智取生辰纲为梁山事业淘得第一桶金开始，到最后的征辽征方腊，他的活动几乎贯穿了梁山事业的始终。作者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一个智慧的形象。从《水浒传》以后，人们逐渐开始把那种足智多谋的人称之为“智多星”。这是吴用之“用”的重要方面，作为累积型的小说作品，吴用此“用”体现了中华民族崇拜智慧的传统民族心理，迎合了广大民众的阅读需求，所以这是在民众中流传最广的“一用”。
二
在《水浒传》中，吴用虽然是“智慧的化身”，但是出场时作者说他是“似秀才打扮”，这说明作者心目中所要塑造的吴用固然是“万卷经书曾读过”，但是却不是传统意义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作者煞费苦心，浓墨重彩地塑造这样一个满腹经纶，贯穿梁山事业始终，举足轻重的军师形象，其主观命意何在呢？
维克多·弗兰克说：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生物，追寻生命的意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这是人具有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是它去推动人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它去推动人去超越自我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本质是，人是一种知道价值、了解价值的大小，并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物⑥。我们细读文本会发现，作者通过吴用这个艺术形象还给我们传达了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精神的执着追求。
我们先来看吴用的个人形象，吴用形象有回归先秦之侠形象特点的意义。
小说第十四回吴用出场时，首先印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个人掣两条铜链，……，便把铜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来，立住了脚。”如无下文详细介绍，这显然是一名武士出场的画面。侠的含义相对复杂，本身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目前，学界普遍认同“侠”与“武”的结合，始于唐代。唐之前的史传文学和志人志怪小说作品中，侠客和武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⑦。吴用形象有回归先秦之侠的意义。先秦时期侠客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多是特立独行的个人的行为。《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侠客多数注重个人的功绩、品格、价值和追求，他们行侠天下，是靠广交天下豪杰义士，依靠自我的人格魅力赢得美名，有时他们主要是以实现自我追求的高尚精神著称于世，而不是以高超的武功闻名天下。吴用除了手中两条铜链是武者形象的象征外，小说中并没有过多的笔墨描述他的武艺水平。所以吴用能够立足于武艺高手如云的梁山众好汉中，并且德高望重，更多的是仰仗他的智慧和军事才能所彰显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武艺高超。这与先秦之侠的个性特点有相近之处。
从个人的人生追求而言，吴用形象的艺术魅力也在于其终生追求的“快乐生活”哲学⑧。他积极主动参与到“智取生辰纲”的活动中的真正目的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在劫法场救了宋江后，他对宋江说：“兄长当初若依了兄弟之言，只往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儿？”所以吴用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真正的自己，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让自己痛痛快快地活着。或是劫取不义之财，或是为梁山事业精心谋划，或是面对昏庸窳败的宋王朝而曾经试图投靠辽国，或是最终选择自杀身亡，吴用都是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希望成就作为个体的自我的人生价值，快活一世，为我而活。
从吴用倾心经营的梁山事业看，那简直就是一个可以完全而自由的发展自我的自由王国。《水浒传》作者描绘的梁上水泊是这样一个清明的理想世界：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是一个人间的“世外桃源”，是人们向往的“乌托邦”的世界。这个理想化的社会是吴用所向往，喜爱，苦心经营的。就像弗兰克所说：“一个人只要有所希望，他的人生就会正常地延续；而当一个人完全没有了人生的任何目的与追求，其生命无论存在与否，其生活可以说都已经停止了。因为价值与意义赋予了人生活的动力、生存的目标。”⑨所以当梁山事业失败时，吴用绝望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存在了，希望自由自在，活得像个人样的理想也破灭了，他主动选择自杀，以求解脱。
小说一百二十回说吴用“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心情恍惚，寝寐不安”，夜梦宋江身亡，醒来“泪如雨下”，“得了此梦，寝食不安”。次日到宋江坟前祭拜，“以手掴其坟冢”哭述心声：感念情投意合的弟兄，数十载同生死，共存亡，兄既已死，“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言罢痛哭。”此时，吴用悲痛之至，作者三番五次详细描写他痛哭的情形，极力渲染其悲情。说来此时吴用感情非常复杂，既有失去共同战斗过的弟兄的失落，也有梁山事业幻灭后的心灰意冷，更有自我人生理想破灭后的绝望，所以他借宋江托梦，一了心愿，希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一腔义血元同有”的兄弟相聚，“死生契合”，魂魄相随。
“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⑩作者在侠义小说《水浒全传》中塑造了吴用这样一个“智”、“侠”结合的艺术形象，这样一个具有先秦之侠的侠义精神的小知识分子，不以“帝王师”和“帝王臣”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当他对招安前途心存疑虑时，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忠君报国，青史留名，而是认为“以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对他而言，选择生活道路、事业道路的标准就是：图个一世痛快，问心无悔，为我而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求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结果是令他失望，绝望的，所以吴用自杀是一种自我圆满的行为，是对个人的人生追求幻灭后的一个交代，从吴用个人角度而言，是死得其所。
“吴用”这个名字始见于《水浒传》和大约同时的明代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所以吴用之“用”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明代以来传统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理想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已开始产生了一些动摇，知识分子对人生开始有了新的思考——这种动摇和思考在明清小说中有突出的反映，《水浒传》是其先声，到《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达到高峰。吴用的人生选择表现了作者和当时知识分子在人生追求中对传统理想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动摇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迷惘、苦闷甚至有点无奈和哀伤(11)。
吴用之用即是“为我而用”，但是“为我而用”失败了，吴用最后主动选择自杀，正是应了他的名字的谐音“无用”。吴用真正的“无用”就是指“为我而用”的生命意义的失败，出现了“存在的空虚”(12)，表现了个体追求自我生命力的失败。
三
吴用形象既有“智”的特点，更有追求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本质诉求，在中国小说史和文化史上，其人格建构独具魅力。
从侠义小说流变角度来看，吴用秉承刺客游侠舍生取义的精神。只不过到了明代，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更加注重对个体精神的追求。吴用对“义”的追求既有先秦时期墨家学说朴素的平等精神，也有明代复苏个性，张扬人性的精神内涵。《水浒传》成书以来到民国时期，新旧续书有十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几部续书都多多少少延续了以吴用这个艺术形象为代表的英雄豪杰的某些精神追求。比如《水浒后传》的作者为梁山旧英雄在海外设立了一方净土，让他们在那里实现成就霸业的理想。这一块净土不过是作者编织的又一个“世外桃源”，延续了梁山英雄希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各个自由快活的美好社会的理想。
从军师智慧形象角度观照，古代小说塑造最成功的就是诸葛亮形象了，但是吴用和诸葛亮二人的人生追求不同。诸葛亮是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他的终极人生目标是流芳千古。所以他现实的人生追求就是终生要做“帝王师”和“帝王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成就自己的一世英名。吴用是出身于下层民众，他是市井细民，下层文人的代表，他更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是他生活的重心。后世小说作品中的军师形象多套取诸葛亮的塑型，比如《英烈传》中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的刘伯温，从家传所见的“虬髯电目”的正派肖像，被改造成一位能呼风唤雨，预知未来像道士般的神机军师形象。再比如《隋唐演义》中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公，《杨家将》中的小诸葛呼延凤，《七侠五义》中的小诸葛沈仲元等。这些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军师形象都不如吴用形象影响广泛，但是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智慧形象上却是一致的，他们的渊源就是《史记》中的张良。历史上朱元璋也曾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虽然从军师形象看，吴用的影响力远远逊色于诸葛亮，但是吴用的个性魅力在于，他寄寓了作者关于个人生命追求的深沉思考，反映了明代文人注重发展自我价值的精神追求和个性特征，其独具魅力的人格特点在古代小说军师形象中独树一帜。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按照传统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吴用果真是“无用”。吴用之“用”不为安家立邦，吴用的生存哲学不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吴用的人生理想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死他都是孑然一身，侍奉何人也不重要，无论是辅佐晁盖，还是支持宋江，无论是服务于宋王朝，还是投靠辽国，对他而言；实现自我价值，成就相对完美的自我才是最终目的。所以从社会评价标准看，吴用貌似“无用”也。但是，从他个人角度看，吴用不仅有用，而且还是有“大用”。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吴用不甘于只做教书匠，他积极主动参与到劫取生辰纲的活动中，并且认为这是可以让自己快活的事儿，自己乐意为之的事儿。劫取生辰纲之事败露后，他果断选择上梁山落草，认为落草上山是符合自己人生追求的最佳方案。以后在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他做一名教书匠相比，更大限度地发挥了其个人价值。从梁山事业、梁山诸英雄的功业层面看，作者真正想展现给我们的是“无用乃大用”的思想。作者使用了传统的春秋笔法，看似无用的吴用和梁山诸英雄以及梁山事业实则是作者和当时士人心中向往和追求的生存方式。作者试图反其意而为之，从对“活的像个人样”的梁山众英雄的悲剧结局的渲染中，肯定他们追求个性发展，精神独立的人生选择。坚守忠义的宋江同样落了个悲惨的结局，也就更加反衬出吴用等人的“快乐生活”哲学的合理性。当然，从吴用本身的悲剧结局来看，吴用想要“大用”的主观追求，譬如茫茫黑夜中的一道闪电，发出灼人眼目的光亮后，又被无边的夜空无情地吞噬了。这又说明在皇帝昏庸、贪官当道的时代，士人若想突破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束缚，追求个人欲“大用”人生价值的实现，是“难于上青天”的。这既是作者的扼腕痛惜，也是广大读者的深深遗憾。
“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复杂的人性，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们的生活理想和人生追求等各个方面，具有其他文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13)《水浒传》的小说创作者通过吴用这个艺术人物，表现了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生存状态，尤其通过这个人物展示了人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理想和实践。虽然结果是悲惨的，但是吴用之“用”现象是人类自身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状态，人类在追求自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注定是要历经坎坷的，也必然会做出一定的牺牲。吴用之“用”是作为个体的人发展到一定的精神境界之后的必经之路。人类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社会权利结构方式和价值取向是影响人自我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格精神，或张扬，或扭曲，或控制，这种现实的社会约束力，有时就束缚了个体的人性的发展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面对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方式，官员、士人、百姓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或自杀保持自己的操守，或隐居消极对抗，或屈就隐忍，或迎合融入其中等等。所以吴用选择自杀是为成就自我做出的选择。吴用之“用”的本质就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肯定和对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执着追求。
［收稿日期］2011-01-20
注释：
①杨凡：《古典名著中的军师——解读诸葛亮与吴用的艺术形象差异》，《考试周刊》2009年第8期（下卷）；关四平：《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东岳论丛》2007年5月（第28卷／第3期）等。
②淮茗：《另类知识分子吴用》，《文史知识》，2003年第9期。
③黄文超：《吴用者，无用也》，《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2月第25卷第4期；黄蕴：《“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云梦学刊》2000年第2期等。
④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宫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新1版，第61页。本文小说文本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⑤参见沈从文：《中国服饰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参见弗兰克·维克多著，赵可式、沈锦惠译：《活出意义来》，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⑦参见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杭州：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9月。
⑧参见关四平：《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东岳论丛》（第28卷／第3期）2007年5月。
⑨参见弗兰克·维克多著，赵可式、沈锦惠译：《活出意义来》，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⑩元稹：《侠客行》，《全唐诗》（第6函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22页。
(11)参见黄文超：《吴用者，无用也》，《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2月25卷第4期。
(12)参见弗兰克·维克多著，赵可式、沈锦惠译：《活出意义来》，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1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