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人的文艺复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复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思想史上，或许没有其他任何观念比“文艺复兴”观念具有更广泛、更持久，也更成问题的影响力了。它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维护传统的旗帜。19世纪欧洲史学家 用此观念不单单表示一个在古典模式启迪下、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化艺术鼎盛时期 ，而且以此表示人类在各方面都与愚昧时代决裂而进入现代文明的状态。正因为如此， 这个观念很快脱离了作为历史分期概念应具有的时空限度而跃然成为一个不受时间与地 域束缚的共时思想。单数的Renaissance变成了复数的Renaissances：北欧的“宗教改 革”[Reformation]被纳入其中，而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的历次政治和文化运动，诸如 国粹派的复古思潮、康梁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领导者无不将之比拟为中国的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历史概念边线的无限扩张，必然威胁着它自身存在的理由，甚 至导致人们否定它原来指代的历史现实。近来，许多学者就把意大利文艺复兴说成是布 克哈特等历史学家所编造的“神话”。然而，阅读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尽管从中不 能发现完整的“文艺复兴”观念，但随处可见其作者的确意识到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运动。这种自我意识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进步的观念”。对于否定 文艺复兴运动的当今学者而言，这个观念不可能为“文艺复兴人”所知，因为他们认为 人文主义者的宗旨是复古。其实，其复古的目标是为了创新，他们从新发现的古典著作 中所汲取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可用以解释其所感受的现实发展的进步的模式。本文试图 以“当时人的眼光”见证“文艺复兴观念”的起源及其与“进步的观念”的互动关系。
一、缪斯的觉醒
“文艺复兴”的观念起初仅与诗歌有关，稍后延及绘画。14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一 些人文主义者觉得，诗歌经过一个漫长的僵化时期后开始复苏。因而，他们就用“缪斯 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the Muses]来比喻这种新生。缪斯在希腊神话里是宙斯与 记忆女神所生的九个女儿的合称，居住在奥林匹斯山脚的皮埃里亚。她们原是山林溪泉 的仙女，掌管的泉水是诗歌灵感的源泉。荷马在《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里开篇就向 她们企求灵感：“告诉我，缪斯，那位聪颖敏睿的凡人的经历，在攻破神圣的特洛伊城 堡后，浪迹四方”，“歌唱吧，女神!”在荷马史诗中，她们是诗歌女神，在奥林匹克 诸神的飨宴上欢唱庆典之歌，把世间诗人欲描述的事件呈现在其眼前，并赋予其创作的 天才。“缪斯的觉醒”即喻诗歌的再生。约1360年，佛罗伦萨首相、人文主义领袖萨卢 塔蒂[Coluccio Salutati]在一封信中提到，是内利[Nelli]和他的朋友彼特拉克[Petra rch]复兴了诗歌。长期被忽视的年老的缪斯恢复了青春，灵感的源泉再度充溢。在他眼 里，新生的缪斯比以往更具活力。所以他断言，同代人彼特拉克在诗歌上胜过古代的维 吉尔，在散文上胜过西塞罗。
当然，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常把但丁看作第一位唤醒沉睡的缪斯的诗人。薄伽丘 在《但丁传》中曾说，缪斯之神早被驱逐出意大利，但丁不愧是第一位使其重返故国的 诗人，他恢复了已死亡的诗歌的生命。彼特拉克读过这本专著，可对但丁的评价并不那 么高。凡涉及自己的时代，彼氏总是持批评的态度。然而薄伽丘深信，在诗神的引导下 ，他的同代人正以古人的进取精神追求永恒。他们眼前的努力虽似星星之火，但必成燎 原之势，最终点亮那被黑暗所遮蔽的古典光辉。因为，但丁业已探寻到了那被遗忘数世 纪的皮埃里亚泉源，唤醒了缪斯。而彼特拉克又为后人廓清了通往这一源泉的道路，并 恢复了缪斯的元气。
十几年以后，萨卢塔蒂把薄伽丘也包括在诗歌复兴的先驱行列当中。他写道，即使在 古典古代晚期，卓越的作家也依然可见，后来则衰退了。但随着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 丘这样的“杰出人物的出现”，文学和雄辩术才得以复活。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说，但 丁与古人同样伟大。到了15世纪30年代，西科·波伦东[Sicco Polenton]在他的拉丁文 学史中写道，自从尤维纳尔[Juvenal]死后，诗和雄辩术才陷入睡眠状态。然而，在谈 到但丁时，他又极为形象地运用了前述隐喻：缪斯正从漫长的千年沉睡中苏醒过来，展 动手臂，轻揉双眸，舒展玉体。
当论及彼特拉克时，波伦东宣称，在文学成就上，彼特拉克超过了往昔一千年中任何 作家，其功绩在于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诗歌和雄辩术的兴趣。但是，在波伦东未发表的初 稿中，我们发现他把缪斯觉醒的隐喻用于帕多瓦同乡墨萨多[Albertino Mussato]而非 但丁。同时，他也未提及彼特拉克的贡献。显然，他后来的新观念得益于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而文艺复兴概念也在这里萌芽。可以说，它滋 生于佛罗伦萨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自己城邦及当代历史的强烈自豪感。这种新的政治 观点和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导致了对中世纪教会世界史框框的突破，另一方面又导致了 对传统编年史结构的摆脱，因为这种新观念要求把某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当作一个有机 的、世俗的历史单元来加以描述。早在14世纪初叶，佛罗伦萨城的编年史家维拉尼[Gio vanni Villani]所撰写的一部12卷本的巨著，就对城邦的世俗史论述巨细不遗，尽管没 有完全扬弃中世纪宗教史学的模式，但它的确是一部十足的佛罗伦萨城邦史。在书的结 尾部分，作者将蛮族侵扰所导致的罗马帝国的灭亡定为意大利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不言 而喻，这一大胆的说法与当时的教会相冲突，但却特别符合佛罗伦萨人的心意。
作为佛罗伦萨市民，彼特拉克赋予了这个新纪元以新的意义。彼氏崇拜异教文学，仰 慕罗马古城及罗马共和政体的道德理想。他的浪漫化历史观念即出之于此。他把罗马帝 国前基督教化时期直至他自己的时代分为两极即“古代”[antiqua]与“现代”[nova] 。但是，跟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同，在彼氏眼中，“现代”是一个“野蛮”或“黑 暗”的时代[tenebrae]。简单地说，他从思古幽情中，从对“现代”的厌恶中，产生了 “黑暗时代”这种观念。彼特拉克认为，这种时代不值得载入史册，最好将其遗忘。对 他而言，历史即古罗马，而历史学家的天职就是“赞美罗马”。无怪乎，他所撰写的历 史著作，无不讴歌罗马伟人的生平。他拒绝“罗马帝国迁移”[translatio imperii]的 说法，坚持认为罗马帝国奠基于罗马民众的美德，决不可能离开这一沃土而存活：“倘 若罗马帝国不在罗马，它会在那儿呢?”他决不相信，罗马帝国的精神在中世纪仍会延 续。他所深信不疑的是，他自己时代的罗马后裔虽已堕落，但罗马美德的脉搏依然在其 中间神秘地跳动。有朝一日，黄金时代的罗马共和政体可能会再次崛起。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中，彼氏对异教罗马的崇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对现世的悲 观情绪，对古罗马帝国复生所抱的企望，则未得到多少回应。相反，日益增长的爱国主 义思想促使他们颠倒彼氏的历史观念。他们不再将罗马帝国视为穿越阿尔卑斯山“转移 ”回来的帝国，而仅仅将其视为意大利民族史的初级阶段，并以罗马帝国的灭亡为界， 封闭了一个历史时段，开启了另一个新纪元，即现代意大利的兴起和繁荣。他们跟彼特 拉克的悲观思想背道而驰，为新时代引吭高歌。
的确，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已意识到自己的城邦是这个新时代的开路先锋，这 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对其历史的极大关注上。这种意识的早期代表是意大利第一位真正 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Leonardo Bruni]。布鲁尼生于1370年，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 首相。1444年，他未及写完《佛罗伦萨人民史》而谢世。然而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不论是 在史学思想与撰史形式上，还是在风格与文体上都为意大利、乃至北方的史学家树立了 不朽的典范。
布鲁尼生活在梅迪奇统治的前夕，跟其同城人一样，对共和国充满激情。早年，他从 萨卢塔蒂那里吸收了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伦理道德，并深受亚里土多德《政治学》的 影响。他非常重视市民美德与自治城邦的关系，充分意识到自由的自治城邦体制在意大 利近代史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他的心目中，罗马帝国的崩溃并非是历史的灾难，而是 自治体系兴起的前奏。因此，他为中世纪的划分提出了第一个历史理由。
布鲁尼强调政治自由与市民美德的直接关系，这左右了他对罗马帝国衰亡和意大利城 市复兴的解释。他认为，罗马在共和国时期达到巅峰，此后由于帝王施行暴政，人民逐 渐丧失了政治自由。自由的丧失导致了衰落：“当凯撒的名字像灾难一样降落在这座城 市，罗马帝国便开始衰微了”。自由随帝王称号的出现而完结，“紧随着自由的丧失， 美德拂袖而去”。
总之，如果说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归功于自由所激发的美德，那么罗马帝国的衰败就归 咎于帝王的苛政。最初，即使面临专制所造成的内部危机，罗马仍有力量抵御敌人的进 攻。可是，自从康斯坦丁大帝迁都东方之后，意大利及西部各省都受到了忽视，蛮族乘 机“蜂涌而至”，最终导致了西罗马的灭亡。显然，布鲁尼背离了彼特拉克关于罗马帝 国精神神秘延续的理论。而且也摆脱了基督教的历史衰退论。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 旨在说明意大利是如何在卡洛琳皇朝灭亡后再度兴起的。就在论述查里曼大帝之后，布 鲁尼明确提出了意大利复兴的理论。他告诉我们，帝国迁往德国后，皇帝很少住在意大 利，只在战争期间偶尔光顾。渐渐地，意大利各城市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较少虑及帝 国的权威了：
那些从蛮族洪水猛兽般地侵袭下幸存的意大利各城市开始壮大起来，它们变得繁荣富 强，恢复了原有的力量。
此处，政治上的自由是关键的因素。一旦恢复了这种自由，意大利诸城便开始驱散乌 云，重见天日。无怪乎，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个自治城邦的 成长及为独立而战的故事。
不过，确立现代“文艺复兴”观念的一个重要步骤要靠区分新旧时代的具体分野才能 实现。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一关键时刻。正是在《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历史》中，曾任 罗马教皇秘书的比翁多[Flavio Biondo]将412年定为罗马帝国衰落的年份，从而划出了 明确的历史界线。他既反对布鲁尼关于罗马帝国衰竭罪在帝王暴政的理论，又反对将其 归因于迁都康斯坦丁堡的说法。他争辩道，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威力非但没被削弱，而 且一直在增强，这种状态至少保持到狄奥多西[Theodosius]大帝时代为止。不论出于何 种原因，其衰败始于哥特人对罗马的浩劫。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古代史的结束，而自 治市或城邦的兴起象征着意大利的复兴。这样，比翁多为后世“文艺复兴”观念的形成 提供了一个明确易记的年代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跟布鲁尼不同，比翁多的史书并非是官修正史，他撰书的目的纯然出 于对意大利历史的酷爱；他对古代罗马文明与帝国的兴趣，比之彼特拉克和布鲁尼，有 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虽向往过去，但对近代史也富于真情实感。并且，在他看来， 中世纪也同样值得研究。他在《历史》一书里开篇便批评说，不少优秀史家争先恐后地 赞美古罗马的光荣历史，但殊不知，它衰亡以来的整个时期一直都被埋葬在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他要使那一千零三十年的历史重见光明。
1525年6月，《君主论》作者马基雅弗里[Niccolo Machiavelli]把已完成的8卷《佛罗 伦萨史》献给了新任教皇朱理·梅迪奇。在这部书中，马基雅弗里模仿了布鲁尼的文体 与方法，借用了比翁多的史料。该书以蛮族入侵为引子，用几近半部的篇幅讲述从“罗 马帝国的灭亡”到1434年梅迪奇家族的兴起这段历史。概述意大利的部分大多取材于比 翁多。不过，马基雅弗里在传统的解释中掺入了历史循环论，将国家的兴衰说成是一种 自然的法则。这是他的独到之处。在说明罗马灭亡的原因时，他写道：“勇猛产生和平 ；和平产生悠闲；悠闲引起混乱；混乱导致灭亡。”然而，依据其循环论，古罗马的灭 亡必然会促使新时代的诞生：“混乱产生秩序；秩序产生美德；美德产生光荣与幸运。 ”因此，他的结论是：
从罗马废墟中虽未兴起任何堪与其伟大的古代相配的东西……但在新兴的城市和政府 中，勇猛与才智尚存，它们虽还未统摄其余力量，可其本身是如此规整平衡，足以保证 他们自由地生活，抵御蛮族侵犯自己的国家。
虽然，马基雅弗里深信，罗马的伟大是无与伦比的，但跟比翁多一样，并不以为中世 纪是意大利历史上的一个不幸时代。相反，像彼特拉克那样，他用批评的眼光审视自己 祖国的现状，认为是自己的时代造成了令其爱国同胞极感烦恼的灾难。他对当代政治腐 败的深刻剖析，对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这类残酷无情、唯我独尊的人物的生动描 述，无疑成了19世纪所流行的“邪恶的文艺复兴”那种浪漫主义思想的源头。然而，马 基雅弗里对于“文艺复兴”观念却有直接的贡献：在谈到里恩佐的科拉[Cola di Rienz o]的革命时，他使用了Roma rinata[罗马的再生]一语。
这样，在描述复兴意识的语汇中，又增加了“再生”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逐渐取 代了“缪斯觉醒”的隐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马基雅弗里等政治思想家最早运 用了“再生”一词，可他们在这一转化上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其原因有三：
首先，正如Roma rinata这个短语所示，他们的论述大都限于政治而非文化领域。即便 涉及文学艺术，也只是一些片言只语，附带插曲，不成体系。正如前文所述，文化领域 是“文艺复兴”观念赖以滋生的真正土壤。
其次，尽管他们冲破了神学史的樊篱，摈弃了人类败落的观念，发明了世俗史模式， 藉以在古典古代与他们自己时代之间划出了一个中介时期，但并未把中世纪视为一个值 得遗憾的时代，一个跟“复兴时代”对峙的“黑暗时代”。而没有这种对照，就不可能 真正产生“再生”的意识，也就没有“文艺复兴”的概念。
最后，这些人文主义者总以古典著作为范例，无意发明系统地论述文化发展的合适形 式，因此，他们不是干脆将文学艺术拒之正史门外，就是将之充作点缀。倘若非要论及 ，他们就从古代借用套式，最现成的是作家传记。然而此类形式虽是歌颂伟人业绩的良 器，却不适合叙述长时段的文化发展。
不过，通过历史研究，以及钻研古代语言和文体，他们培养了自己对于时间进程和文 化变迁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到文化的衰退与复兴问题。这一点特 别明显地见之于下面即将讨论的材料。在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些材料类似文中 插图，旨在辅助说明他们的政治历史观念。但若将其集在一起，加以通盘考虑，那么， 我们就可比较清楚地勾画出早期“文艺复兴”概念的轮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家也 常被包括其中。
依据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看法，诗人是古典文化复兴的先驱，因为他们首先唤醒了沉睡 千年的缪斯之神。这种看法当然符合历史事实。在文艺复兴的黎明时期，这场运动的主 要领袖人物——如彼特拉克、薄迦丘、帕多瓦的墨萨多[Albertino Mussato]等——都 是诗人，而且十分注重拉丁诗。彼特拉克告诉我们，薄迦丘烧毁了自己的一些意大利语 诗歌，他不愿让后人觉得自己不如但丁和彼特拉克。而彼特拉克本人虽以年轻时所写的 意语诗出名，但期望人们更看重其成年的拉丁作品：《阿非利加》[Africa]。他们如此 珍视自己这方面的才华，正与当时诗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密切相关。萨卢塔蒂曾说， 一切艺术，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更别提绘画了，都是诗歌的侍女。在此， 他是在重申柏拉图的思想即诗人是上帝的代言人，而萨卢塔蒂自己的时代果真把他与彼 特拉克相提并论，将他们视作真理的化身了!乔凡尼·维拉尼的侄子菲利波·维拉尼[Fi lippo Villani]也在《佛罗伦萨的著名市民》中强调说，在古人的心目中，诗人享有最 高的荣耀，其程度仅次于帝王。相比之下，画家就是到了16世纪，也还未完全摆脱卑微 的工匠地位。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撰写了诗歌与绘画的比较论，力 争提高后者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早期人文主义者在谈论古学复兴 时，将画家与诗人相提并论，不可不说是空谷足音。
如前所述，薄迦丘第一个提出这样的看法：但丁是第一位恢复诗歌生命的意大利诗人 。也正是他，在《十日谈》中，首次赞美了画家乔托。他说，乔托
具有极大的绘画天才，在那哺育众生、载负万物的大地上，以及在那不分昼夜、运行 不息的天体下，没有一样东西他不能用一支铅笔，或是一管鹅毛笔，或是一杆油画笔， 把它描绘出来，而且描绘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的艺术几次三番瞒过了人的眼睛， 叫人乍一看法，竟把图画当作了实物。几百年来，始终是迎合庸俗趣味、不登大雅之堂 的绘画艺术，到他手里才又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薄迦丘虽未具体点明，在乔托出现以前，绘画到底被埋没了多少个世纪，但显然他把 乔托视为画家中的但丁，因为他们都“替本城佛罗伦萨增添了光荣”。
1381年，菲利波·维拉尼在《佛罗伦萨的著名市民》中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看法。他说 ，是佛罗伦萨的画家使“那毫无生气，濒临灭绝的艺术”重新复活。为此，契马布埃冲 锋在前，在绘画复兴上迈出了第一步。他认为，其功绩不在于更忠实地模仿古人，而在 于借助古人，从而完善了模仿自然的技巧与才能。那教堂中依旧可见的希腊罗马图画证 明，在契马布埃回到自然之前，艺术已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契马布埃“开通了新艺术之 路”，在此基础上，乔托“恢复了绘画昔日的尊严和至高无上的声誉”。“他不但堪与 古代名家比肩，而且在技巧、才能上超过古人”。跟薄迦丘一样，维拉尼认为乔托的绘 画“栩栩如生”，仿佛在“生活与呼吸”。在这些方面，乔托远远超过了古希腊艺术家 ，诸如宙克西斯，波利克里托斯，菲迪亚斯等。
当然，维拉尼是把诗歌中的再生隐喻延及到了绘画等领域，其着眼点仍是佛罗伦萨的 著名诗人。他告诉我们，他论述佛罗伦萨名人的整个部分即第二书原来打算专论但丁一 人。但他最后决定收入该城几位对近代有影响的已故诗人。第一位是克劳狄安[Claudia n]，第二位是但丁，然后是彼特拉克、扎诺比·达·斯特拉达[Zanobi da Strada]、薄 迦丘、萨卢塔蒂、西尔维斯特里[Domenico Silvestri]。维氏注意到，克劳狄安与但丁 虽相隔九世纪，但其间却从未出现过任何重要诗人。他觉得，这种现象需加以说明。因 此，在描述但丁生平之前，他简要地论述了罗马灭亡以来的文学史。由于仅关注佛罗伦 萨的著名市民，他理所当然地排除了那些无幸在该市出生的中世纪作家。可是，这与他 所给出的原因无关。他的结论是：在5世纪与14世纪之间之所以没有大诗人，是由于克 劳狄安是古代所孕育的最后一位诗人。在他以后，诗歌便衰落了。造成诗歌式微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其一，帝王的脆弱与贪婪；其二，艺术不再受到珍视。第二个原因与天主 教信仰有关。这种信仰厌恶诗人的想象虚构，将之视为徒劳、甚至有害之物。在这两种 恶势力的冲击下，
诗歌蛰伏在地，没有荣誉，没有尊严，而伟人但丁则把它从阴暗的深渊中召回到了光 明的世界，扶助它重新站立起来。
维拉尼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比喻暗示了文学复兴的观念，虽然不能说明造成这一新近突 发现象的原由，但他从一个出乎意料的角度，试图从理论上对诗歌所产生的新兴趣做出 解释。他说，但丁调和了诗人想象力跟道德、自然哲学、基督教文学的冲突，验证了古 代诗人在神圣灵感的启示下，预言了基督教圣餐奥义。这样，诗歌不仅能愉悦有教养之 士，而且可以陶冶目不识丁的芸芸众生。
从此以后，在艺术史上，契马布埃，特别是乔托，是绘画复兴的先导的说法成了不刊 之论。但在文学史上，复兴之父称号的得主时有变更。彼特拉克很快取代了但丁。造成 这一变动的原因跟人文主义者对语言的要求相关。他们对古代语言的癖好必然导致对俗 语的偏见。此点在布鲁尼所做的但丁与彼特拉克的比较中显而易见。布鲁尼景慕但丁， 赞美他为佛罗伦萨市争光，主要出于他的爱国主义立场。一旦转向语言，布氏就改变了 态度。他认为，但丁在运用俗语上成就很高，然而在拉丁文体方面无所造诣。可他懂得 知人论世、知世论人，并不因之责怪诗人，而是将其归诸他的时代：
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无人知晓如何用拉丁韵文或散文写出优雅的篇章，在文学上， 他们粗俗不堪，毫无技巧。
因此，真正的文学复兴始于彼特拉克，而非但丁。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氏特意插叙了 自西塞罗以来的拉丁文学史。这段文字堪称是论述文学兴衰上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
在《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布鲁尼发明了一套阐述政治兴衰原因的理论。在此，他将 这套理论搬到了拉丁和意大利文学史上：拉丁文学在西塞罗时代，亦即共和时代结束之 际，达到了顶峰；从此，罗马帝国及其文学开始并肩衰微，而导致两者衰微的原因相同 ：即它们都是罗马人民在帝王暴政下丧失自由的结果。最后，经数世纪的衰亡，哥特、 伦巴第等“野蛮的外族”乘虚而入，彻底摧毁了拉丁文体。
然而，如同其政治史观一样，布鲁尼在蛮族占领的黑暗时期里窥见了一种上升的运动 ，一种以意大利人民自由之恢复为动力的潮流：“托斯卡尼及其他城市开始复苏了，开 始注重学术，开始改进粗糙的文体，逐渐地恢复文学的活力。”而这场运动的弄潮儿就 是彼特拉克：“他拥有这般美德与天赋，能够认识到古代文体的典雅性，并使这种业已 丧失的优美风格重见天日。”然而，作为开路先锋，彼特拉克难以达到完美的境界。他 的功绩仅在于为别人指明了道路。后来，约1440年，布鲁尼对这段话作了修订，满腔热 情地补述了赫里索洛拉斯[Chrysolorus]是如何通过授课与翻译，将被遗忘了整整七百 年的希腊学问带回了意大利。他似乎想把彼特拉克的桂冠移戴到赫氏的头上。
数年之后，比翁多在《意大利图说》中详述了这段古典复兴的故事。但他把复兴修辞 学先知的荣誉给了拉韦纳的约翰[John of Ravenna]。跟布鲁尼的观点相仿，比翁多也 觉得文学衰退与罗马帝国的衰亡同步发生，即始于5世纪初。从那时起，除圣·格列高 利[St.Gregory]，贝代[Bede]和圣·贝尔纳[St.Bernard]三人之外，无人通晓优美的拉 丁文体。比氏完全忽略了俗语[Volgare]的发展，从圣·贝尔纳一下子跳到彼特拉克。 他称彼特拉克是“第一位唤醒诗歌和雄辩术的人”。同时也因袭了布鲁尼的说法，认为 彼特拉克尚未达到西塞罗修辞风格的成熟水平。不过，他机敏地评道，这个不足，无须 责怪彼特拉克的智力，应归咎于可读之书的匮乏：因为当时彼氏可见到的西塞罗式著作 寥若晨星，且品质低劣。只有在拉韦纳的约翰和赫里索洛拉斯的手里，古典文学才得以 真正复兴。他们教授希腊语，翻译古典著作，从而激励了一大批人去热爱西塞罗文体， 热爱希腊文学。在字里行间，比翁多处处流露出对这场古典复兴运动的由衷赞赏。他对 自己时代的人文主义成就也赞美有加。他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一幅15世纪上半叶人文主 义者渴求古典手稿、力创古典学派的动人画面。
从上述人文主义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新特征：一是相信自彼特拉克以来古典风 格得到了稳健的进步；二是批评意识的不断增强。
这种自觉的批评意识集中地体现在保罗·科尔蒂斯[Paolo Cortese]的《学者对话录》 中。该书约成于1490年。是献给梅迪奇家族的洛伦佐的。它是15世纪人文主义著作中论 述古典文学复兴最全面的一部书。科尔蒂斯崇尚西塞罗文体，痛恨俗语文学。他判断前 人作品的唯一标准就是纯正的古典风格。希腊知识是人文学科的唯一源泉。除此之外， 其他任何学问都不足挂齿。他书中的首位意大利博学之士就是赫里索洛拉斯，而其他主 角也均出自赫氏学派。科尔蒂斯宣称，赫里索洛拉斯以前，学者们虽已谙熟各种学问， 却未掌握拉丁修辞学的要领。他借书中答话人之口，谈到了但丁和彼特拉克。但丁富于 天才，但其作品如古画之色，光泽已褪。他能用俗语描述复杂难懂的事物，的确了不起 ，可“他若也能同样出色地用拉丁语表达自己的思想，”那就更了不起了。彼特拉克才 智超群，记忆力出众，感召天下，在意大利首倡复兴雄辩术研究之风。但遗憾的是，他 不用拉丁语演说。他的句子过于简略，用词有欠文雅。他的文章虽结构谨严，但有欠优 美。从他的意语诗歌中可以看出，“倘若他掌握了拉丁语言的光彩”，也许能获得更高 的成就。但是，“生活在那世纪残滓中的人们，定然会缺乏这类文饰。”就此而言，彼 特拉克是不幸的，薄伽丘、拉韦纳的约翰和萨卢塔蒂的境遇也好不了多少。在这位主要 答话人的口中，第一位应受高度赞扬的人文主义者是布鲁尼。不过，纵观整部对话录， 赫里索洛拉斯一直是卓卓如鹤立鸡群。这位答话人告诉我们，“意大利人对文学艺术实 践一无所知”，但经赫氏指点，“希腊文学知识首次唤起了他们研究雄辩术的热情”。
科尔蒂斯关于希腊复兴与拉丁研究的奇特理论很可能是西塞罗的遗产。因为，西塞罗 一直笃信希腊文学是拉丁文体的灵感源泉。当然，在人文主义者中间，将赫里索洛拉斯 视为意大利希腊研究的奠基人，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及至较晚的时期，人们才把目光更 多地投向了从康斯坦丁堡的沦陷中逃亡出来的希腊学者。
科尔蒂斯认为，自赫氏以来，拉丁文体日趋典雅，跟前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前的 文学是堕落时代的产儿。在此，他又一次借书中对话人，解释了雄辩术研究为何曾在意 大利销声匿迹的原由：罗马帝宫迁至色雷斯[Thrace]，既为蛮族入侵大开方便之门，又 削弱了罗马人民的力量。蛮族乘虚蜂涌而入，侵占意大利后，他们不满足于一时的掠夺 ，而是把整个意大利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结果，在一千多年里，他们渐与罗马民族杂居 ，使纯正的拉丁语倾遭玷污，无数的书籍化为灰烬。处于这样的时代，纵有才智，也终 究会被蛮性消耗殆尽。这样，中世纪对古典优秀文学的无知，全然归罪于蛮族的行径。 科尔蒂斯《对话录》的前言，开宗明义，强调唯当意大利摆脱了蛮族的统治，文学艺术 才能复苏。
二、回归家园
“觉醒的观念”经常被表述为“回归的观念”[the idea of return]。后者不但是早 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精神激素，而且它触发了一场前所未闻的史学革命：以残存的古物 证史。
顾名思义，“回归的观念”喻指向早期“清醒状态”，即古代罗马生活的回归。14世 纪初，维琴察的本韦努托·坎佩散尼[Benvenuto Campesani of Vicenza]撰写了一首小 诗，记叙发现古罗马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的手稿之事。在这首诗中， 作者意味深长地在标题中用了resurectione一词，突出复原该稿生命的意思。不仅如此 ，诗以“长年流放后回归故里”起行，比喻那被“沉睡”的时代所长期淹没的伟大的诗 歌重新回到了意大利。从此，跟“觉醒”或“复活”一样，“流放后复归家园”的隐喻 一直为人文主义者所喜用。1372年，薄伽丘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以“流放归来”为主题 ，比喻伟大的作家奋起拯救被践踏在地的诗歌，并把她从流放之所请回故乡。而意大利 诗人波利齐亚诺[Poliziano]的名句suam hanc in patriam reverterunt则是另一个著 名实例。这个观念也很快传播到北方，为《巨人传》作者拉伯雷[Rabelais]和古典学者 比代[Bude]等所采纳。
或许，没有什么例子比西方第一部绘画论文更清楚地揭示出这个隐喻与艺术复兴思想 的内在联系了。1453年8月26日早晨8时45分，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完成 了这部书稿，他打算把它献给自己的朋友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o]，于是撰写了下 述献辞：
我曾将古人的艺术和文学跟近代的作品作过比较，我觉得自然这个艺术的女主人业已 衰老疲惫，再也不能像她辉煌的青春时代那样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构思精妙的伟大作品。 但是，自从我结束了长期的流放生活(此间我们阿尔贝蒂家人都已变老了)，回到我们这 个国家时，我在许多人的身上——首先是在你菲利波，然后在我们亲爱的朋友多纳太罗 和其他人，南乔尼、卢卡和马萨乔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创造所有值得赞美的艺术的天资， 而古代城市中最著名者也无法与之相比。
阿尔贝蒂回到的家乡是佛罗伦萨。早在90年以前，该城的伟大诗人彼特拉克已建立了 有关“长期流放”的隐喻传统。1345年，彼特拉克在维罗纳得到了一部坎佩散尼曾赋诗 赞美的新发现的卡图卢斯手稿副本。翌年，他为协助其获得此稿的朋友做了一首诗。此 诗回应了坎佩散尼的诗意，用“长期流放”这个短语来描述此稿的失而复得。
彼特拉克早年受父命而学习法律，但常偷读维吉尔[Virgil]，西塞罗[Cirero]和其他 古典作家。其父死后，他便弃法从文，钻研古典学问。但他发现，图书典籍，焚佚散乱 ，均被那个“麻木的昏睡”时代所埋没。他为之悲叹不已。于是，他到各地旅行，拜访 名士，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古典原籍。正是在这个挖掘散佚经典的过程中，他认识到，若 要真正重现古罗马文明，就必须收集与之相关的一切遗物。他经常用罗马铭文、硬币和 胸像验证或甚至考订幸存的文献。在他阅读过的书里，常可见到这类批注。例如，有一 天，在阅读罗马帝王传时，彼特拉克发现，依据文字记载，戈狄亚努斯三世是一位英俊 男子，然而从他所见的一尊雕像上看，事实并非如此。据说，该肖像与那文献同代。因 此，彼特拉克便在书边批道：“假如这位皇帝果真是个美男子，那么，他一定雇佣了一 个蹩脚的雕刻家。”
彼特拉克以图像遗物校订文献的做法本身是对两个相关的古老思想的再发现。柏拉图 在《希庇亚斯篇》[Hippias maior]中告诉我们，英雄系谱，有关建城的传说，以及某 城用人名命名的行政官名单都是所谓的“考古学”学科的材料。事实上，柏拉图所说的 这门科学已很接近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所开创的古物学[Antiquitates]。瓦 罗生活在公元前116至27年，一生撰著74部，共620卷。在凯撒执政期间，曾任图书馆馆 长。在他的《古代人物和古代神祗》[Antiquitates divinae et humanae]一书中，瓦 罗对罗马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罗马城市的起源，罗马特有的风俗习惯和制度等，进 行了史无前例的研究。由此，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西塞罗称其为“新的启示”。我们 知道，自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史学即以政治史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世纪 。虽然瓦罗的研究决不可能摆脱这个无所不在的传统阴影，但凭借语言、文学和习俗等 方面所提供的证据来对罗马生活进行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他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与政治史 抗衡的文化史探索的道路。
对于彼特拉克前后的人文主义者而言，这一创举的重要性不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 人文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崇尚古典语言文本。他们力图忠实于原典，采取述而不作 、稽考评注的做法。甚至把自己的写作仅仅当作一个模仿古典作家的机会。难怪，几乎 所有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都撰述史书，因为他们可以借机模仿李维、萨卢斯特和塔西图 斯。在他们心目中，历史是一种受古人高度重视的文学形式，撰史可以磨练拉丁修辞功 力，展示高雅文体。可以说，除了上述目的以外，当时无人会梦想写一部罗马史以取代 李维或塔西图斯。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举两个较近的例子。1627年，剑 桥大学第一位历史教授被革职，理由是他对塔西图斯的评注与传统思想不合。而5年之 前，卡姆登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历史教席[the Camden Praelector of History]，受 聘者的专职就是讲解注释非洲罗马史学家、诗人弗洛鲁斯[Florus]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 作。毋庸直言，这种倾向势必会把人文主义引入泥古不化的僵局。正是在这一点上，彼 特拉克所复兴的古物学为往后的人文主义者另辟了新径，使他们可以在一个不受古人约 束的新天地里重构日夜向往的古代世界。15世纪30年代，尼科罗·尼科利在佛罗伦萨大 力收集古物。洛伦佐·德·梅迪奇特意在其宫中建造了一座博物馆，以保存古物。而保 罗二世则在罗马大开收集碑铭之风。不言而喻，这种新学问孕育了一大批博学之士，他 们组成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15和16世纪里，人们把这些热爱、收集、研究古代传统和遗物的人统称为古物学家 ，可以说，这种实践构成了当时人文主义者的主要特征。我们前面谈到的《罗马帝国衰 亡以来的历史》的作者比翁多堪称是把古物学提升为现代考古学的开山鼻祖。他的三部 著作，《复兴的罗马》[Roma instaurata]、《胜利的罗马》[Romatriumphata]和《罗 马图说》[Roma illustrata]，主要是以遗物为材料撰写而成的。由于这个原因，他的 史书也具备了材料翔实可靠、评析周密谨严的特色，为马基雅弗里等所效法。
当时的艺术家吉贝尔蒂、阿尔贝蒂和曼特尼亚[Mantegna]也亲赴罗马考察古迹，并与 古物学家交往密切。曼特尼亚的朋友费利切·费利西亚纳[Felice Feliciana]记录了比 翁多时代古物搜集与研究的激动场面，而当时流传下来的许多书信也都反映出这方面的 惊人成就。古典文献和铭文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改进了瓦罗的方法，以比翁多《胜 利的罗马》为模式，一丝不苟地把文献、考古、铭文、编年史、地志学、法律、宗教诸 方面的证据编织起来，从而发掘出Roma sotterranea[地下的罗马]，让往昔雄伟的罗马 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他们的中间。面对着这“回归”的古代世界，诗人和画家在“觉醒 的缪斯”的灵感源泉的灌注下，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自对古典理想的渴望与理解。 但其目的不是复古，而是对自己的辉煌时代，对自己借助古代而超越古代的伟大成就做 出历史解释。
三、对立的历史观念
从上面的讨论中，读者也许已注意到，“文艺复兴人”的“复兴”观念从一开始便充 满着复杂的基因。黑暗与光明，昏睡与觉醒，死亡与再生，这类人文主义者用来描述他 们的studia humanitatis[文化研究]的对比隐喻很快影响了其政治思想，并促成了现代 史学史的诞生。随着“文艺复兴”观念本身的成熟，这些对立因素也日益分化膨胀，其 中一些甚至发展成比母体更有威力的现代西方思想。我姑且将之概括成六种观念：进步 的思想，富饶的自然的观念，气候论，历史循环论，均变说，衰退的观念。从思想形态 上看，前后三对观念互相矛盾，互不兼容。
在前两节里，我们看到两种类型的人文主义的萌芽。一种是眼睛往后看的人文主义者 。对他们来说，学术的复兴亦即向那个消失了千年的古代生活方式的回归。他们崇敬古 人取得的辉煌成就，把自己视作这个古代传统的继承人。更有甚者，他们似乎觉得自己 正与古人同时生活。另一种人文主义者与之相对。他们背朝古代，眼瞻前方。他们承认 古人的伟大成就，也相信中世纪是一个没有成果的黑暗时期。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 时代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都不同，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它在诗歌、艺术、学术和 人本身上的惊人发展是以往14个世纪闻所未闻的。
这两种态度，不论多么对立，都表达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一种世俗的世界观。前者 把异教生活视为理想的境界，而后者高唱进步的凯歌。他们共同抛弃了寻求支配人类事 务的超自然力量的中世纪习惯，不再把历史仅仅看成神意的安排。恰恰相反，他们把历 史视为受人类动机启发的人类活动的记录。当然，在这场史学革命中，后者比前者所起 的作用更大。那些进步或循环论者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凡人，他们参与新兴的城邦的政 治、商贸和外交事务，他们重视个人的才能、党派和城邦的势力对历史所起的作用。我 们已述及的人物，如萨卢塔蒂、布鲁尼和马基雅弗里等，他们的历史视野无不比中世纪 编年史家开阔，其政治和社会经验无不比他们丰富。总之，他们能写出跟中世纪截然不 同的历史，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而且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 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之中。任何时代的史学发展都有赖于特定的著史目的和史学 家的知识及训练。在早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心目中，历史有三个功能。第一，它是一种 受古人高度重视的文学形式，能为人提供操练文体风格的绝妙机会。第二，它具有实际 的道德伦理和政治说教价值。第三，它是讴歌他们各自的家乡和城邦的过去与现在的光 辉历程的工具。
这三个历史观念都明显有别于中世纪封建的、公社化和宗教的编年史。但最后一个观 念最新颖也最重要，因为它把历史完全用于爱国主义目的。把一个城邦和民族视为独立 的历史单元，这既不是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史，也不是封建霸主和社区市民的狭窄的谱系 记录所能梦想的。它只能是意大利城邦及其后北方民族国家的兴起的必然结果。这种新 的史学必然要引进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同时增强历史世俗解释的色彩。如前所述，意大 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撰写自己城邦的政治史。他们赞美今天的国家，必定要为 她谱写一个由之而来的往昔。由于这些城邦都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才出现的，他们的历 史自然会从这里开始，经由中世纪而进入他们各自强大的城邦国家。他们在论述早期历 史时，仍然兼顾到整个意大利，然后，逐渐将范围缩小到一个城邦。这样，意大利的历 史便从世界史分离了出来，而整个历史实际上被分成两个大时期即古典古代和罗马帝国 灭亡之后的时期。这个历史分期既埋下了“文艺复兴”观念的种子，又引发了本节所述 的六个观念。
一言以蔽之，这六个表面上形成两个对立联盟的观念的精神实质都是进步的信仰。而 这种乐观主义源自于“文艺复兴人”心目中的“科学”的兴起。除去新发现的古代稿本 和地下文物以外，他们更为自己能不断发明古人所无法梦想的科学仪器和工具而感到欢 欣鼓舞。他们深信，运用现成的发明便可取得更多、更大的发明成果。在这样的形势下 ，世界的未来将会大不相同，它必将越变越好。关于这个进步的哲学，罗伊[Louis Le Roy]作了激动人心的概述：
各门技艺的开端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发明它们。然后，经由饱学之 士的勤奋努力，它们一点一点地壮大；纠正以往错误观察的事物，弥补以往忽漏的事物 ：然而并不使任何事物绝对化，好像它们已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世上没有任何东西， 其开端与结尾发生在同一时间。随着光阴的流逝，事物增加了，得到改良了，最终更加 完善了。几乎一切技艺的发明都出自运用和经验[Use and Experience]，然后通过观察 和理性积累与创造，最后经由讨论辩析和论证演义而概括为更好、更确定的形式；而这 种形式是依据自然法则而非意见提炼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不能停留在前人所 已做、已说和已写的东西之上；不能仿效那些胆小懒惰的人们，仅仅模仿前人；应当加 进他们自己的东西，加进后来不断发现和澄清的事物。光荣永远属于最精妙、最完善的 后来者。以之为榜样，我们应当勇往直前，辛勤劳作，争取超越他们，并不断地追求世 上前所未有的完美境界：我们应当想到，较之现已发明和发现的事物，还有更多的有待 我们去发现。我们不应那么单纯，把那么多东西归功于古人，以为他们知道一切，说了 一切，因而无需了解他们之后的人所说的一切。古人不会如此妄自尊大，以致认为无人 应当插手和处理他们已触摸过的那些问题。恰恰相反，考虑到知识的困难和人类理解的 弱点，他们勉励别人辛勤工作于其间：他们激发别人去探索，而不是拖后腿，阻碍别人 写作。我们决不要以为，自然已将她的好礼物都给予了古人，她也许很快会贫瘠而无所 供奉。我们应当相信，由于自然在往昔已孕育了一些了解其不少秘密的贤达人士，因此 ，她还会在诸如天体的影响下生育这样的高贵人物。凭借敏锐的悟性和持之以恒的劳作 ，一个非凡的禀性就可达彼岸……自然还是以前著名时代那样的自然，世界还是以前那 样的世界，天体和时间还是保持以前那样的秩序，太阳和其他行星没有改变它们的轨道 ，没有一颗星星移动了位置。自然元素具有同样的力量，人类还是由同样的血肉身躯组 成，其本性跟以往时代相同。他们不是我们所说的行尸走肉，懒惰而不勤快，享乐而不 求进取，贪财而不讲德行。这个时代可能会哺育出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卓越的哲 学家，像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那样的杰出物理学家，像欧几里德、 阿基米德斯和托勒米那样的著名的数学家。想一想我们从这些古人著作中所受的教益， 他们给予我们的榜样，和他们时代以来人类所做出的这么多观察与发明以及我们对一切 事物所具有的丰富体验……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时代在学术上取得了更令人欣慰的进步 了!认识到生命短暂，我们决意投入整个心身，刻苦研究真正的知识。智慧女神尚未完 成她的事业；其事业未竟，将永远如此：知识永无止境。真理之神向一切追求她、有能 力接受她的人们敞开着双手……上帝和自然的一切秘密并不能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现。最 奇妙的事物是困难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发现。世上有多少事物尚未简化成技艺?有多 少事物已被这个时代首先知道首先发现?我说，新大陆，新海域，有关人的新形式即新 的举止、法律和习俗；新的细菌，新的疗法；前所未闻的新的天体和海洋的波段，以及 新的星星。的确，有多少事物尚有待于我们后人去发现呢?我们现在无法知道，随着时 间的进程，会清楚起来的，但我们的后人会惊异，我们对这些事物竟一无所知。
罗伊说不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观念史研究中，这类人物的论述往 往比声名显赫者更具有普遍意义，更能代表当时的思想倾向。罗伊的这段话几乎包括了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可能做出的全部宣言。除明确的进步主义思想外，他涉及了“自 然富饶”的观念和“人性永恒”的理论，同时无情地批驳了“衰退论”。
关于自然是富饶的信仰，美国观念史之父洛夫乔伊在他的《存在之链》中已作了详细 的论述。在此，我们仅想指出它与“文艺复兴”观念的关系。简而言之，前者是后者的 一个外部保障。相信历史倒退的人总认为自然向往昔的黄金时代奉献了她那饱满的青春 ，而如今她已衰老，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为人类贡献资源和智慧了。“自然富饶”说就是 针对这个论调而提出来的。它认为，自然并未衰竭，人类的才智也是如此。如果情况真 如退化论者所说的那样，那么，人类就不会有新发现，知识也就不会增长了。罗伊在别 处列举了新发现的成果以进一步驳斥这种论调，在这类发现中，他提到糖，珍珠，香料 ，食用香草和一些水果树木及黄金。它们使人类经济呈现出空前的富足景象。当时，人 们从不同的角度为“自然的富饶”辩护，如帕基耶[Pasquier]强调指出，哥白尼[Coper nicus]和拉米斯[Ramus]的发明是古人难以企及的，而他们的时代在外科手术和磁学两 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更是前无古人的。所以，博丹[Bodin]理直气壮地宣称，真正的黄 金时代是现代而非古代。哈维[Gabriel Harvey]完全赞同这一点，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古人生活粗野，无法与“我们的优雅舒适的生活”相比拟。
当然，在所有的新发现中，给他们的自信所灌注的强心剂莫过于源于中国的火药、指 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
跟任何时代一样，这些新发明使一部分人感到忧虑，担心它们的普及会引起“人们对 美的艺术的忽视甚至轻视，会以不确定性取代确定性。”卡尔丹[Jerome Cardan]在自 传中批驳了这个“正在滋长的信念”。他写道：
这些事儿有时也许会发生，但我们应像在开满鲜花的草原上欢庆[我们的发现]。什么 能比烟火制造术更令人惊异了呢?还有什么能比人所发明的其破坏力远远超过神的雷电 的火枪更令人惊异了呢?
啊，伟大的指南针!你也是如此。我必须提到你，因为你指引我们穿越那无疆的海洋， 穿越黑暗的夜晚，穿越航海者惧怕的暴风雨，穿越没有路径的荒原。
第四个奇迹是印刷术的发明，这是人类之手所创造的作品，是对人的智慧的发现—— 的确，它堪与上帝智慧所创造的奇迹相匹敌。除非风暴将它吹到苍穹，我们缺少什么! 哦，愚蠢的人们，注重虚荣而看不到人生的本质需求!哦，那种贫乏但却傲慢的谦卑之 心是不会产生惊奇之感的!
在写这段赞词与驳词之前，作者列举了对美洲、巴西、未知的北方诸民族、日本、亚 马孙及魔鬼之岛[the Island of the Demons]以外的地区的发现，并指出：
在我生命的非凡但却自然的环境当中，最不寻常的是我诞生在这个世纪里，在一个我 们知道整个世界而古人所知却不及十分之三的世纪里。
对于当时的乐观主义者来说，科学上的成就证实了“自然富饶”的理论，从而加深了 他们对进步的信仰。如果说“自然富饶”论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自己诗歌和艺术的信念 -即倘若其创造力没有超越古人，至少也与之不分上下的自信心-扩展到了其他各领域， 那么，“进步的观念”就使后来的人文主义者确信无疑，他们的时代与前不同，不仅是 因为他们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多，且有希望取得更多，而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独特性。这 个独特性的唯一标志是发展的开放性：即确信未来的成就将使现有成就相形见绌。
即便是与“进步的观念”相对的“循环论”甚至“衰退论”，归根结底，也表达了同 一信念。我们已看到，彼特拉克等人的今不如昔论调反映了他们对黄金时代复生的希望 ，而马基雅弗里在《佛罗伦萨史》中所表达的历史循环论则旨在暗示他自己的时代实际 上比那个“无与伦比的罗马时代”更伟大：
一切政府都会经历变化，他们常常颓废，进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又会 产生良好的规则与秩序。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世上万物应有持续不断的消长盛衰过 程；一旦它们达到完美的顶点，就无法再升华，必然会衰落：在另一方面，一旦它们衰 落了，经历了混乱，达到其最低的限度，再也不可能下沉了，那么，它们又会上升。因 此，在人类事务的各个方面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荣辱盛衰的交替过程。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流行的历史观念。依据这一理论，人类，民族，国家和文化 艺术都有其起源、兴起、繁荣和衰退的历程；即使这个过程已完成，也不会停止，它将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身，就像海潮，时起时落，永无止息。诚然，用这个比喻解释历史 ，完全取决于人们希望把特定的发展放在这个圆圈的哪个点上。如果把它放在上升的弧 线上，那就会把它描述成是这一人类历史循环中的巅峰时代，反之，便是衰落时期。无 可否认，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种解释似乎从一开始就都存在了：如较之于古人所 达到的高度，彼特拉克认为自己的时代处于衰退状态，而从薄伽丘到菲奇诺等辈则愿把 自己的时代定于上升的曲线上。无论如何，就“文艺复兴”观念而言，这个理论显然带 有循环上升的意思，强调的是其动力或生气[dynamic]因素，不然，它就难以成为那个 时代最盛行的学说了。换言之，虽然当时人们对古人的权威的信奉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下 半叶，但它在各项新发现、新发明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的强烈冲击下早已被大 大地削弱了。因此，可以说，“循环论”是“进步论”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它有助于该 时期的作家去说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而依据他们的估计，在过去的一千年里， 人类事务停止不前，毫无变化。不足为奇，那位热情讴歌进步的罗伊，也用“循环论” 来解释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时代，他得出结论说：
正如我所观察的，在三千年里，[艺术和科学]在某些季节曾衰落过五六回，我们发现 ，武器和学术首先是在埃及、亚西里亚、波斯和小亚细亚，然后在希腊、意大利……， 最终在这个时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已丧失了近12个 世纪的古代的自由和机械的艺术都在各国民中间复兴了……
在“进步的观念”家族里，与“自然丰盈说”密切相关的一个理论是相信天然环境对 人类事务发展的影响力。有人认为，某种气候条件的并发，会导致历史变化，因此，某 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利于艺术创造和科学发明，诚如普罗克特[Thomas Proctor]深 信不疑的那样：
天下每一个国家所处的气候或区域对于人的体温和肤色都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同时， 还以各种方式刺激或作用于人的心智与气质。
这个理论对“文艺复兴”的观念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瓦萨里就是从这个理论出发 而提出艺术“再生”的观念的。他在《名人传》里毫不含糊地告诉读者，艺术之所以首 先在他的家乡托斯卡尼复兴，是因为那里的清新空气给予了画家创造的灵感和才能。
上述的几个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盛行不衰，其影响遍及欧洲各国，同时，其范 围也不局限于任何知识学科；它们几乎渗透了每个领域。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 念并非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所特有的，它们早已出现在古典文化时代，并 在中世纪得到了发展。但是，它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强调与转化，形成 了前所未见的新组合。在人类观念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思想是全新的。任何思想的新 颖之处仅仅体现于它的综合和转化能量。就“文艺复兴时代”而言，这些观念的新作用 并非在于其观念本身，而在于它们联姻后所产生的新的智力结构、新的回应和影响现实 发展的力度。观念本身具有恒常性，只有在新的现实发展的要求下，人们才会对古老观 念作重新的组合，而其新的形式只不过这一过程的结果。在此，瓦萨里为我们提供了很 有说服力的例证：他就是通过混合本节所阐述的六个观念而赋予了“再生”的观念以新 的意义，从而使其《名人传》本身成为证实“文艺复兴”存在的历史依据。
本文所引证的种种原始材料和观点，不论其性质有何差异，无不给人以下述印象：在1 4与15世纪上半叶之际，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确感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新生时代：往前 一千年，是一个扼杀诗文绘画的黑暗时期，然而再往前走一步，便贴近了他们梦寐以求 的古希腊罗马——事实上，是一个比古代世界更辉煌的现实世界。诚如新柏拉图主义者 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后来所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几乎被毁灭的各门自由艺 术都重见了光明：语法、雄辩术、绘画、建筑、雕刻和音乐。
这种自我意识促使他们对其做出历史解释。但是，历史犹如一幅色彩斑驳的印象派油 画，要看清画中形象，观者就得往后退几步才行。这个伟大的再生时代的描绘者还来不 及后退便已化为画中之像了；由于缺乏恰当的历史距离感，他们无法，也不可能，从自 己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任何单一的观念去概括那样一个正在波及整个欧洲的伟大运动。 不可否认，“文艺复兴”的观念的确是19世纪史学家的创造，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理想化 、甚至幻想成分(参见拙文“米什莱的‘文艺复兴’观念”和“布克哈特与《意大利文 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史研究》第三辑，2001年)，但这种遐想绝非空穴来风 ，有其历史的依据即14至16世纪意大利和北欧人文主义者与艺术家在思想、科学，尤其 是文学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段历史迄今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依旧以此为理念，希冀振兴自己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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