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方法论思想的特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哲学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新时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武器。但它要实质性地发挥作用，需要不断转换成广大群众能够接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具体方法。对此，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也作过不懈的探索。如果将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思想作比较研究，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一、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方法论形成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
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形成各有其背景，依据于一定的条件。
(一)毛泽东方法论形成的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
毛泽东思想及其蕴含的方法论，是在东西方文化交融，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国内外各种条件及我党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
第一，毛泽东方法论产生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立足，当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而且任务既艰巨又紧迫。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心于马克思主义全部基本理论的研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取得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关注的核心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着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作了长期坚决的斗争，逐步制定出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建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任务如何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照抄照搬。当时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找取适合中国实际的方式与方法。毛泽东方法论的产生，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形成发展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曾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P633)。要正确认识国情，就需要有一套系统科学的方法来指导。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是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系统分析、矛盾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当时中日双方四对基本矛盾的特征，得出由于第一个特征是“敌强我弱”，决定了战争既不可避免也不可能速胜，又由于其它三个特征(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是中国的优势，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结论。通过分析，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战略决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科学方法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与前提。而也正是由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方法论思想才具有科学性，才不断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二)邓小平方法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邓小平理论及其蕴含的方法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首先，邓小平方法论奠基于对新的国际形势发展的正确分析和科学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形势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加快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众多国家的迫切任务。邓小平同志及时捕捉这一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强调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P291-292)。
其次，邓小平方法论蕴含着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中国人民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顺利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对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经验不足，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挫折和失误。1957年以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向“左”转，逐渐把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放到了第一位，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退居次要，结果错误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四人帮”一伙又极力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荒诞的理想，把中国经济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人们急需解答的疑问。邓小平方法论正是在当时时代的迫切需要下应运而生的。
再次，邓小平方法论是对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来自于实践，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前提下，完成了拨乱反正，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有右的干扰，又有“左”的干扰，但后者是主要危险，主要任务是反“左”。邓小平的方法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与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密切联系在一起。亦即是说它之所以在实践中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具有那样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归根结底来自于亿万中国人民改革和建设的创造性实践。
最后，邓小平方法论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总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以苏联为参考建立了政治经济体制。如果说这种忽视自己国家特点照搬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对于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还有一定作用的话，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频繁和经济联系的复杂化，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旧体制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许多国家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国情对现行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各国内外条件不同，改革的具体做法和实际成效也不尽一致，发展呈现不平衡局面，特别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改革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与考验。突破社会主义单一模式，对社会主义一系列陈旧僵化观念进行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方法就是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大背景下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总之，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是对当时战争与革命背景下，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如何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反映。邓小平理论及其方法则以其特有的方式，科学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二、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方法论思想的不同风格与表述形式的个性化特色
概括和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的思想内容，它们虽有共同一致的方面，但其各自的理论风格和所体现的个性化特征还是很明显的。
(一)理论上的不同风格
比较一下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二者的理论风格有显著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首先，理论所反映社会的着重点有别。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主要是围绕政治革命而展开，是关于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并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学说。建国后毛泽东试图实现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初步地形成了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战略上的转变。邓小平理论实践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转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变，并逐步形成和建构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理论认识的程度不同。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而没有展开的思想上升到系统化认识的飞跃。说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其实也包含着发展。比如，毛泽东尽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存在着两个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阶段”论思想，但他没有作出科学的论证，其贡献“两阶段”论思想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渊源之一。“两阶段”论与初级阶段论，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点、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将前者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对民主党派人士曾经说过，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允许资本家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当时的这个思想可惜转瞬即逝。邓小平则一方面总结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将毛泽东曾闪现过的上述思想作为一个重要政策来推行，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等新思想，实现了理论认识的巨大飞跃。
再次，对经济发展模式认识上的区别。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虽然从50年代中期起也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其做法未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复出后，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破除了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只能有“计划”不能有“商品”和“市场”的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从而使邓小平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二)表述形式的个性化特色
在表述形式上，毛泽东对方法论作过系统的阐述。他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以及《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等，都是系统表述方法论的著作。邓小平专门论述方法论的著作并不多，对方法论的表述方式则体现在如“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一盘棋”、“一国两制”等说法上。其方法论观点虽未系统专门阐述，但语言及表述方式却高度精练和高度概括。
三、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不同
毛泽东思想及方法论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产生的，那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法论使命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解决的历史课题是中国如何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它侧重于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理论及其方法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产生的，解决的历史课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它侧重于如何发展生产力。由于产生的背景和承担的历史课题不同，因而其对社会的发展作用也不同。
(一)毛泽东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方法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上。它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确定并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渴望达到而没能达到的和平、独立和初步统一的理想。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和平途径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为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它还开拓了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初步奠定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关于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邓小平充分肯定“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3](P148)。
(二)邓小平方法论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方法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它以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新变化为转移，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和基点；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新变化为转移，依靠改革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为转移，在对外开放、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社会主义中国迈上了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关于邓小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党和国家在他逝世后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指出，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了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革”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二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四、邓小平在方法论思想内容上对毛泽东的超越
与毛泽东方法论相比，邓小平方法论由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面临的时代主题和国内任务以及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同，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特色，表现出异于或超越毛泽东方法论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解放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虽然“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哲学方法论中最根本的方法论，但是在邓小平那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的提出的。邓小平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P279)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邓小平那里，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成为与实事求是相并列的根本的哲学方法论。
(二)具有更为开放的方法论体系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在体系的开放性上体现了不同的特点。毛泽东的哲学方法论的内容侧重于解放战争，解放后尤其是晚年，由于强调阶级斗争，使得他的哲学方法论具有比较明显的闭合性。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代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法论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性。例如，他强调提出的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主张将市场、计划与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共产党员的价值取向上，强调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他思考问题角度的全方位性、开放性。
(三)方法论内涵更加丰富
邓小平的哲学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继承。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中国，要搞好改革开放必须探索总结出能指导改革开放多个层次的不同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这也是邓小平哲学方法论具有丰富内涵的原因。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丰富内容主要表现在：充分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的战略眼光及判断社会制度的标准；工作中加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发展是硬道理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政治上解决经济问题，从经济上解决政治问题；要有大局观，从大局着眼，抓住机遇及时决策；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等。这些既饱含丰富内容又具战略高度的方法论思想，仍将对我们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重大发展是运用毛泽东同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论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
毛泽东认为，任何现实都是历史的现实，即特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3-534)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是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中一个重要原则，但毛泽东研究历史和现实又总是着眼于未来，从现实出发规划未来蓝图，又用规划出的蓝图制定现实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完整地把握了毛泽东关于历史过程性的方法论原则，强调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不能丢弃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来又完善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最精辟的概括。
(五)独具特色的矛盾分析方法
在矛盾分析问题上，邓小平也独具特色。第一，在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方面，毛泽东虽然创造性地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建设道路上偏失了方向。邓小平则实现了“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特色”个性的创造性结合。
第二，是在把握矛盾发展不平衡性原理方面，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抓住了人民大众与三大敌人的主要矛盾，制定了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但在探索建设道路时却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邓小平则准确一贯地把握住我国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设计出“一个中心”最佳思路，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与“转轨”。
第三，在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原理方面，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对矛盾学说和唯物史观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但忽略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执政期间没有涉及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邓小平不但恢复和坚持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而且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体制及改革动力等深层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对历史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四，在把握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方面，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列宁的有关观点作了详尽的说明和发挥，并认为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历史主题和整个思想意识框架的中心是“革命”，因而侧重在同一中把握对立，有时过分强调斗争性，在晚年时期走向“斗争哲学”。邓小平则擅长和强调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侧重用非对抗方法解决对抗性矛盾，充分吸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和积极力量。
第五，在把握“重点论”与“两点论”辩证关系原理方面，毛泽东是该原理的首创者，提出了著名的“弹钢琴”工作方法。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点突出整体推进的战略方针。
第六，在把握本质与手段、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原理方面，毛泽东也有不少丰富思想，诸如上述阐述过的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等闪光思想，但又过分强调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上的“一大二公三率四纯”。邓小平则娴熟地运用此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主体与补充、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与手段等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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