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元经济结构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中国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同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流动紧密相联。由于农业部门主要是农业活动，而城市部门则集中于工业化，因此这些国家整个经济发展是以通过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来逐渐再分配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为特征的。据此历史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首先建立起了一种从经济结构上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模型——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继而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又不断探索、扩充和完善。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该模型获得了广泛应用。现在，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关系、劳动力转移与人口流动、资本投向、技术选择、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中，乃至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变量分析中，都可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踪迹和影响。但该模型较多地与经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相吻合，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如用其来作为直接分析与指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国经济学界在借鉴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同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元经济结构的概念。本文拟在三元经济结构的范畴内探讨中国目前剩余劳动力转移陷入困境的成因及对策。
一、中国三元经济结构概况
对中国三元经济结构进行理论分析的代表人物陈吉元与胡必亮认为，到5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结构就“已经开始具备一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点，即农村工业部门从传统农业部门中成长并逐渐独立出来，初步形成与农业部门及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另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由此而构成了我国三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起点。”（注：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工业（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生力量，已不容将其置于附属地位来看待。因为“除了中国乡镇企业所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农业部门及城市工业部门的制度特征。尽管它最初是以一种“非正式”活动的形式产生于传统体制之中的，但是，它在传统体制的“正式”组织的缝隙中，以市场（尽管这种市场并不完善）为导向在短期内得到了迅速发展。”（注：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所以，陈、 胡二人认为应将农村工业视为我国国民经济变革的一股带头力量，从而构成三元经济结构中的一元。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知道，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是指由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及城市部门经济所构成的经济体系。三元经济结构的概念之所以被人们接受，就在于中国乡镇企业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的迅速发展壮大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外贸出口、稳定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农业部城乡企业局统计，在过去20年中，我国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 年不足5%上升到1997年的24%。1993年～1997年之间，乡镇企业增加值翻了两番多，5年平均增长22.4%，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幅11个百分点， 相当于1990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8548亿元。而这 5 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净增48134亿元，30%来自乡镇企业，其中工业增加值净增的40 %来自乡镇企业，乡镇工业已占全国工业的44%，增加了社会的有效供给。以上数据足以让我们认识到，把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经济当作与农业经济及城市工业经济相并列的国民经济中的一元独立经济形式，是对我国现实经济结构的确切描述。
在存在三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就是极力消除三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三元经济结构逐步转化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或同质经济，即实现工业化。当然，这决非易事。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向这一长期目标迈进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三元经济结构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吸纳问题（不仅指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包括城市剩余劳动力）。
二、三元经济结构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困境的生成
（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已经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托达罗在其理论中则进一步提出，决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的主要吸引力量在于部门（或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距。中国自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原来被集中于农业部门的大量劳动力被释放出来，由原来的隐性剩余转变为显性剩余；同时由于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使得农村人口包袱沉重。但我国农业是资源约束型农业，无法单独依靠农业来解决本部门剩余劳动力，于是，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转移。在三元经济结构中，这种转移就表现为向城市工业部门与向农村工业部门转移。
1.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当经济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后，城乡收入比例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这一最低点。 此后城乡收入比例开始了逐步上升的过程，到1994年达32.60这一最高点，1995年略有回落，降为2.47。（注：李实、赵仁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在存在较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况下，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自然大量涌向城市，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中主要从事脏、累、险、重的体力劳动和服务业、小商品流通业等。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决定了当前城市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是有限的。不仅如此，当前由于国有企业不景气，一方面对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吸收能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又推出大量的下岗职工。按照劳动部等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我国下岗职工总数约为1700万人，各类因素综合后，1998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为1934万人。在城镇劳动力失业人数不断上升的同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势头却有增无减。仅1997年，我国跨地区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就达3000万，比1996年增长20%。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职工相比，平均文化水平低、劳动熟练程度差，在城市就业岗位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与此同时，为缓解城镇劳动岗位的竞争形势，当前许多地区都出台了一些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城带有歧视性的限制政策。这些无疑使城镇在当前不会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2.向乡镇企业的转移。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式的四个特征之一是：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经济考虑（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也有心理因素）所促进的。也就是说，收入的差别构成了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机，而流动行为的实施还要取决于对流动成本的考虑。流动成本多种多样。托达罗强调了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即农业劳动力由于害怕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而可能选择不去城市闯荡。严格地讲，不确定性对迁移的影响是通过减低预期的迁移收入而起作用的，由此它应该是迁移收益过程中的一个负面因素。在中国，由于政府的行政控制带来的流动成本很突出，现行的户籍制度基本排除了农村来的剩余劳动力得到城市永久居住权的可能。这个制度无疑增加了外出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在城市就业的成本。另外，农村来的打工者一般不被城里人所认同，常常面临被驱赶和歧视的可能，这必然造成其心理调整成本的高昂。上述种种起负面影响的心理成本与城市就业竞争加剧状况的结合，使得许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宁愿选择货币收入低于城市的本地农村工业经济部门。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意义体现在它有利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化水平，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正是其蓬勃的发展使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世界上所特有的“三元经济”格局，但也将是其完善的发展会逐步实现由“三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1992年，乡镇企业部门已吸纳了从农业部门转移出的约1.03亿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4.2%；1997年底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人数的27.8%。（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经济研究参考》编辑部：《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由此可知，三元经济结构中的乡镇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之一。但是，乡镇企业发展走的是高速效益型模式，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受到先天不足及后续发展跟不上的制约，发展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进入发育较快的市场经济环境里，老问题加上新矛盾，发展速度明显放慢，关停倒闭企业逐年增加，原来与国有企业相比的优势被抵消，市场竞争力减弱，经济效益滑坡，吸纳农业剩余人员的能力下降。“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安排720万人，而1996年为640万人。（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经济研究参考》编辑部：《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当前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成本也越来越高。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1444元，固定资产净值1119元；（注：李德英：《论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年第4期。）到1994年， 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则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5503元，占用固定资产净值4324元，（注：李德英：《论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8年第4期。 ）分别提高2.8和2.9倍。这些必然使乡镇企业当前难以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二）城市工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分析
我国城镇中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岗位需求的状况早已存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逐步市场化，劳动力统分统配的机制逐步向市场选择的就业机制转换。随着就业机制的转换，资本要素主体——企业与劳动要素主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得以通过市场加以化解。但作为就业机制转换的后果，必然会大量出现两类主体不相匹配或难以匹配的情况，全社会的失业率势必上升。此外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结构性冗员被释放出来，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其三则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方式向集约化方向转变、生产过剩与买方市场格局出现，导致劳动要素不断为资本技术要素所取代。上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城市失业率持续上升。据劳动部的统计，1997年底登记失业人数达到570万人。 这些登记的失业人员都是有求职愿望的劳动力，实际上仍有很多有求职愿望的劳动力并没有去劳动部门所属的职业介绍机构登记，所以实际的失业人数远远高于570万人。此外城市工业部门下岗职工人数也迅速增加（见表1）。
我国就业岗位缺少情况（1997年） 表1
项目人数(万人)
城镇3482
失业人员 570
下岗职工1200
富余人员1712
资料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上表显示，我国城镇至少有3482万人需要就业岗位，考虑到他们当中有部分人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则我国城镇至少有3000万人等待就业。高失业率导致1997年我国的就业弹性（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仅为0.11。（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经济研究参考》编辑部：《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由于1998年新增就业压力1934万，而经济增长率降低，故就业弹性略有下降。而据世界银行1995年度报告测算，低收入国家的就业弹性应保持在0.37左右。如此低的就业弹性显示了城镇劳动力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在日渐沉重的压力面前，城镇劳动力开始接受较低层次的、过去为进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所从事的劳动岗位。也就是说，当前城市工业部门自身再就业的压力巨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为有限。
三、三元经济结构下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
我国的三元经济模式由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还将长期存在。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及最终实现由“三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必须解决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工业发展、农村工业发展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互动机制问题。
当前，我国城镇有3000万人等待就业，据劳动部估计，1997年底农业约有1.3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 （注：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即1997年底我国城乡大约有1.6亿剩余劳动力，约占就业总量的20%。 从“九五”、“十五”期间劳动力剩余状况预测表（表2）可以看到， 我国在不同期间不同的经济增长率所对应的城乡剩余劳动力情况。
我国未来几年劳动力富余状况预测表2
年份 1996～20002001～2005
数值
GDP年均增长率 11.7 9
富余劳动力(亿人)
1.58～1.4 1.32～1.08
GDP年均增长率9 7
富余劳动力(亿人) 1.59～1.59 1.58～1.52
GDP年均增长率8 8
富余劳动力(亿人) 1.60～1.61 1.61～1.52
资料来源：《中国未来十年（1996～2000）就业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36期。
面对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力队伍，我国的就业政策需要从长期性、战略性的高度加以完善，对于剩余劳力的转移，必须树立多元化安置思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宏观政策调控下实行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要素，努力拓宽剩余劳力转移或就业的有效途径和渠道。
首先，充分认识中国三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与长期性，摒弃在经济发展中完全仿照西方国家走城市化的模式。埃德加·O ·爱德华兹在其《发展中国家就业报告》中曾说：“我们坚决相信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的最根本和最有前途的办法就是努力纠正目前的发展战略偏向于城市的状况。”中国应建立一种符合三元经济结构现实的劳动力流动模式。
其次，对于农业部门而言，在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弱小时，应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消化转移。（1）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 如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调整农林牧副渔的结构。（2 ）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按照产业一体化的模式向产前、产后延伸，拉长产业链条，扩大就业量。（3）集约开发农业后备资源。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农业基础设施、国土建设及“四荒”开发中去。（4 ）发展外向型农业，增加农产品出口。（5）坚决控制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
其三，在当前乡镇企业面临困难的状况下，如何设法摆脱困境，增强活力，以稳定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笔者认为：（1 ）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乡镇企业对外开放水平，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有效提高乡镇企业整体水平的提高。（2 ）实施“科技兴企”战略。加大对乡镇企业科技人才投资力度，加强整体性人才的开发和利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乡镇企业产品质量和档次。（3）按照市场需求，作好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如乡镇建筑施工企业将随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产业建设、经济适用房建设而复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4）启动和推进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实施“西进”战略，使东西部地区合作成为推进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增长点。（5）清理整顿乡镇企业税外收费，减轻其负担，同时国家还应对乡镇企业在信贷、出口、市场融资、利用外资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其四，对于城市工业部门而言，当前发展的政策要点应包括：（1）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弹性，以吸纳城镇剩余劳动力。（2）大力发展专业化的中小企业， 以较少的资本投入容纳较多的劳动力。（3）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发挥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吸纳劳动力的作用。（4 ）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自谋出路。如城镇劳动力发挥自身的文化、技术优势，逆向流动到乡镇企业甚至乡村。在这方面，媒体上已有湖南衡阳的下岗职工带着资金、技术奔赴农村开发“四荒”资源的报道。（5 ）鼓励劳动力再培训等形式的“自愿失业”。（6）积极开展对外劳务输出，努力扩大国际劳务合作，把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的发达国家。（7）适度扩大投资，刺激需求，以开拓市场， 增加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