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资本论文,关系论文,环境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2-006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2．012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曾走过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十分巨大、人类影响相对较小的时期，而现在我们已从这一个相对“空的世界”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满的世界”[1]。在这个满的世界里，人类影响更深远、更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在研究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具有类似自然禀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个人收入水平却大相径庭；同时，生产投入质量与数量上的差异也难以全面解释各种项目工程绩效差异及各社团在管理公共资源、协调共同利益及环境影响方面的差异[2]。为解释原因，研究人员从剩余性范畴里找到了一种新的结构型成分——社会资本[3,4]。社会资本是指在社会中通过创造、维持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模式来增强发展潜力的因素。在20世纪早期，社会资本已开始零星使用，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早期，由于Coleman、Bourdieu和Putnam的研究才使其得以广泛使用。1995年以来，社会资本的应用迅速增加，这种激增带来了新经验主义研究的潮流，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会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提高工程绩效、集成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非常关键，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将是生态、社会和经济职责和谐过程的先决条件[4]。本文在对社会资本概念、主要维度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了国际上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环境影响关系的研究进展，分析了作用机理，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1 社会资本的概念与主要维度
1．1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概念，它有多种定义[5-10]，这种定义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资本研究与讨论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最经典的定义是由Bourdieu、Coleman、Putnam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提出的。
Bourdieu提出“社会资本是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这些资源”[5]；而Coleman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组成部分，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社会结构中促使行动者——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参加某种活动的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该定义扩展了社会资本的内涵，使之不仅包括水平型联盟、还包括了垂直型集团以及不同实体（厂商）之间的行为[6]；Putnam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所有‘社会网络’的集体价值和从这些网络中产生的彼此相互帮助倾向（互惠规范）”[8]。
很多社会资本的争论都源自于对上述三个概念基本起点的不同认识，Bourdieu强调了关系网络的体制化，关注个体对有意投资的关系资源的利用；Coleman则从社会结构的功能出发定义社会资本，他注重的不仅是社会结构资源对个体行动目标的有用性，而且强调社会资本对于达成集体行动的作用，其研究试图实现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过渡；Putnam考察的是社会资本对于制度绩效和制度成功的作用，他强调的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精神影响着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的进程。这三个层面的定义也反映了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
1．2 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
尽管不同研究者间存在定义与用法上的差别，但社会资本的全部类型已经确定。这种类型可合并为社会资本的三种维度：主要成分（网络、规范、制裁）；分析层次（个体、中观、宏观）；主要类型（结合型、沟通型、联系型）[11]。
1．2．1 主要成分
社会资本由网络，集体成员共享的规范、价值与期望，制裁——有助于维持规范与网络的惩罚与回报等三部分组成。其中，网络是指个人、集体或国家之间形成的一组独特的联系，在维持共同价值观中担任重要角色，是建立授权、信任、合作和集体规范的途径，网络可以用规模、密度、同质性、异质性、闭合度等来描述；规范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和人类的社会生活模式，主要包括道德性规范（如舆论、习俗、道德）、契约性规范（如组织规则）和行政性规范（如法律）等正式和非正式形式，这些规范更多的是特殊的互惠习惯[11]。
1．2．2 主要类型
最近的理论研究把社会资本分解成不同的次级类型。Norman Uphoff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和结构型两部分，结构型社会资本指关系、网络和协会，可促进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制度；而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可促使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互惠的共同行为[12]。Gittell和Vidal[13]、Woolcock[14]提出社会资本存在两种不同功能的类型——结合型社会资本与沟通型社会资本，结合型社会资本指与行为人有较为紧密联系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例如家庭成员之间、同一种族之间的关系等；而沟通型社会资本则指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人群、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联系型社会资本是跨越不均匀能力与资源的垂直桥梁，主要指水平组织与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Michael Woolcock指出结合型与沟通型社会资本的不同组合可产生不同的社会类型，他建立了一个四个维度的交叉矩阵，形成了16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但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但最近的研究显示，沟通型和结合型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经验性质，沟通型比结合型社会资本衰减得快[15]。
图1 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11]
Fig.1 Main dimensions of social capital
2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1 不同层次上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虽然社会资本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但是微观、中观、宏观的数据都显示社会资本可以改善通过经济的信息流、降低交易成本；此外，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有间接的积极影响。
在微观层面上，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尤其是沟通型网络社会资本——以及你信任他人的感情（标准社会资本）是与较低的失业[16]及较高收入[17,18]相联系的，可以说，社会网络是解释收入与就业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观层面的证据证明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生产力与增长有贡献。社会资本在企业的失败或成功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起到“粘合剂”与“润滑剂”的作用[19]。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企业和集群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一个企业内部结合紧密，它可能忽视沟通型社会资本——它与外界的关系，这种风险会使它遗漏与自己的市场、供货者、竞争者的接触；而仅投资于它的沟通型社会资本，忽视在它内部建立强大的社会网络与企业文化，容易丧失企业特性。成功的公司与区域经济显示出结合型社会资本（公司内部）、沟通型社会资本（公司之间）与联系型社会资本（例如，公司与他们的调控者之间）的投资平衡[20,21]。
宏观层面的数据强烈地支持了社会资本促使经济增长的观点。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尤其与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强烈联系。Fukuyama[22]指出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差别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差异，经济绩效突出的国家源于陌生人之间有较高的信任，而经济低效的国家源于他们自己之间缺乏信任，他提出社会资本的形式影响着国家发展的经济类型，并预言国家间社会资本的差异在未来会变得更重要；Whiteley[23]指出社会资本是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大量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不能被忽视；Knack和Keefer[24]的研究得出了与Whiteley相同的结论，而且发现在贫困国家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尤为强烈。在国家内部社会资本与增长也有显著的关系[10,25]，其中Florida[26]对美国206个地区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创新活动与社会容忍力、多样化有强烈的关系。从政府与制度、文化的关系来看，高度社会信任通过它对政府正式结构的积极影响而推动着经济增长[27]。
图2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1]
Fig．2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2．2 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资本的时间维度与能力在产生未来收益流方面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有一些相似之处，这些收益包括信息分享、人们的经济机会的匹配、相互帮助与保险，以及有效的集体行动。
Paul Collier用一个微观经济学框架揭示了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传播有关其他人行为的信息，通过重复交易来建立信任和声誉，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其次，社会资本有利于传播技术和市场信息，从而减少市场在信息传播中的失败；最后，依靠规范和规则，社会资本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因而能够促进集体行为。总之，社会资本通过改变交易条件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消除或大幅度减少了昂贵契约协议的需要，增加了决策的灵活性，节约了时间[2]。
Yuan K.Chou等人指出社会资本是通过补充其他资本形式而促进集体行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基于典型内生增长框架的逻辑发展思路，通过扩展Romer(1986)、Lucas(1988)、Romer(1990)以及Jones(1995)提出的干中学、人力资本、研究与发展等传统经济模型论证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影响，提出了三个简略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力求建立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领域与增长之间观察经验关系的理论基础。在第一个模型中，微观层面的结合型社会资本通过帮助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影响增长，在这个模型中社会资本的建立与在现实世界中父母离开工作的时间或与孩子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相符；第二个模型中，沟通型社会资本通过对集体信任与规范的影响而引起金熔发展，从而影响增长，在这个模型中，社会资本积累与参与社团俱乐部或参加其他形式的协会活动相符；在第三个模型中，中观层面的联系型社会资本起因于网络和公司的集体行动，它引起了有效的商业创造与扩散以及技术革新。在这三个模型中，解决了对社会资本创造与维持的人力资源的最佳稳定状态分配，并检验了模型的相对静态性与过渡动态性[28]。
3 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的关系
目前，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类面临着复杂的环境问题，例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损失、水土流失、沙漠化、水资源短缺、主要营养物质在全球循环中的扰动……这些问题是动态联系的，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处理，因为它们很多都跨越传统管辖区域和地方能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方法、框架、参与者和工具，仅提高当前操作模型是不够的，需要社会、经济和政府结构以及文化和习惯的改变。这种必要的重大变化需要全世界人们的集体行动，而只有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才能为集体行动提供潜力，才能够集体“看到”问题，并在地方、国家乃至全球采取人类行为和价值观上的必要行动，否则集体行动将不能进行。很多证据证明，社会资本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资本[4]。
3．1 集体行动与环境
很多文献[29-31]都提到，地方社团与制度的缺失会导致自然资源恶化。Jodha[30]对印度7个州82个村庄的典型研究发现，与1950年代相比，只有10%的村庄仍然控制放牧或提供看守人，没有人征收放牧税或对违反当地规定的行为进行惩罚，仅有16%的村庄仍然责成使用者维护和修复公共资源，这种公共资源管理系统的缺失成为过度开发日益严峻的关键因子；Cernea[32]对25项已完成的世界银行农业项目的研究也发现，项目可持续性是与地方制度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2项获得长期可持续性的项目都处于地方制度严格的地区，在那些不关注制度发展与当地参与的地区，项目不可持续。
地方社团和协会为环境与经济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被逐渐认识到，只要人们管理自然资源，他们就要参与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地方层面上发展适合自然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形式[33]。目前，建设性的资源管理规则与规范已经体现在许多文化与社会中，农户在水管理、共享劳动力与市场、草场管理、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以多种地方协会的形式而制度化。最近几年，随着对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加深，世界上团体与协会形式的社会资本显著增加，环境保护组织发展迅速，已建立了408 000-478 000个组织，约有82万-143万人参加，涉及流域管理、灌溉管理、森林管理、有害物质的管理以及农业等多个领域，这些团体大部分规模都比较小，一般有20-30个活动成员。大多数团体显示了集体努力与改善社团福利、产出持续的特征。
3．2 社会资本影响环境的机理
Jules Pretty提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是自然资本改善的先决条件[34]。虽然短期内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即使不改变，自然资本也会被改善，例如通过建立严格的保护区、制定侵蚀控制法规或农业保护法规、栖息地保护激励机制、杀虫剂税征收等规章与经济激励机制，会鼓励私人行为的改变，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但大量证据显示，尽管这些规则及经济激励改变了私人行为，但对他们的态度却很少或没有积极影响，当经济激励结束或法规不再被执行的时候，农民通常会采取旧的行为。但是，当人们被很好地组织在团体中时，基于信任、互惠、行为的同一规则与规范的社会制度能够调停这种无拘无束的私人行动。
由于共同规则、规范与制裁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承担责任与义务，规则、规范确保他们的权益不受侵害，而那些违犯共同规则、规范的人也知道他们将受到惩罚，这无形中增强了个人投资集体或参与团体活动的信心，他们知道不需要监督，集体中的每个人都相信别人会像期望的那样做，这不仅节约了资金与时间，而且也建立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信任别人引起相互信任，这种互惠将增加人们之间的联系，引起更大的信任、信心与改革能力，使社会资本自我强化。高度信任由于减少交易成本、释放资源而使合作变得顺利，这有助于长期相互责任与义务的培养，确保集体中的成员不参与引起环境恶化的私人活动；同时，增强了人们改革和采用技术与实践以适应新条件的能力，从而促使自然资本得以改善，取得积极的环境效果。然而，已建立的集体能否确保持续、公平地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有赖于该集体能否从依赖阶段走向相互依存阶段[34]。
3．3 社会资本与适应能力
Ohlsson[35,36]强调在所有的基础性资源中，应当考虑社会适应能力，即适应自然资源稀缺时必需的可调用的社会资源的量。社会资本是检验适应能力的透镜，通过社会资本可以了解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与工具，将打开深入研究适应行为的大门[37]。Mark Pelling与Chris High对社会资本在适应未来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社会资本是理解适应行为的工具，作为一种减轻风险的资源，社会资本可以产生针对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与响应背景压力的物质干涉以及制度变革，以增加适应能力[38]（图3）。Rayner and Malone[39]也指出当面对气候变化与其他外部压力时，组成社会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度是促进个体与集体变化的基础资源。
正如图3所示，通过社会资本可以理解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图3中，适应能力沿着两条轴被分解，纵轴区分了目的性干预与偶然性干预，其中目的性干预针对特定气候变化，偶然性干预针对影响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背景压力；横轴区分了物质干预与制度修正，在物质干预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减轻风险的资源被动员，而制度修正的目的在于改变最终限制资源使用的决策力量的平衡。两条轴对分建立了社会行动的4个领域。在第一象限，社会资本产生减少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物质干预，例如通过集体行动可以提高河流堤坝水平；在第二象限，社会资本产生响应背景压力的物质干预，例如通过投资孩子的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以增加家庭应对未来社会—经济风险的抵抗力；在第三象限，社会资本产生响应气候变化压力的制度修正，例如，刺激潜在的社会资本；在第四象限，社会资本产生响应背景压力的制度修正，例如在当地或国家选举中投票。实际上，这四个领域并不相互排除，可以同时采取两个或更多的行动；这些领域也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的行动会影响另一个领域的行动。
图3 通过社会资本描绘适应能力[38]
Fig．3 Mapping adaptive capacity through social capital
当前国际上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为理解和研究社会系统与关键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提供了一种思想框架[40,41]。社会生态系统可以分解为社会系统和关键资源两个系统，其中社会系统又可分解为社会制度、社会循环和社会秩序三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是维持社会系统的基本因子，社会制度是构建社会资本的可更新的能量来源，社会循环如同生态循环控制物质活动一样控制着人类活动，社会秩序规定了发生在社会圈层的各种过程的方向，这三个子系统组成了一个封闭循环，通过补偿性反馈机制构建社会资本；关键资源分为社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三个子系统。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关键资源为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资源供给，它们的流量和分布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非常关键；社会系统调节着关键资源，是关键资源的配置机制；在关键资源中，充足的社会资源可以有效地缓解自然资源稀缺，社会系统和关键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指导人类的行为，从而决定着生态职责、社会职责、经济职责是否和谐。
4 研究展望
尽管国际上对于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零散成果，但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来系统解耦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此外，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及其测量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今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①当前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模型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弄清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建立包含社会资本在内的经济增长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②当前大量研究发现人的文化价值观对环境态度及人类行为都有影响，可以将Thompson的文化理论与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引入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作用的影响研究，用于诊断人们的环境态度，评价文化、环境政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③需要进一步以社会生态学思想为指导，探索一个系统解耦社会资本与环境影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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