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形势下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如何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是世界形势和格局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拟就这种关系的性质、演化和发展趋势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于读者。
一、对立统一是两类国家关系的本质特征
为了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类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首先就这种关系的本质做些探索。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近80年来，在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一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所体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利益关系；二是实行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之间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关系。从本质上说，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这两类国家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并非超阶级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各自政权所代表的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民族和国家利益更为具体、更为复杂，它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受历史、民族传统和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民族和国家利益是阶级利益在一定条件和环境下、一定时期内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在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虽然始终起作用，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它们的表现形式和起作用的方式可能是不同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所体现的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对立，是使两类国家分离乃至对抗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总是力图铲除社会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颠覆、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1〕因此，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可能根本消除。
但是，也应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本质上对立的同时也有统一的一面。对立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实现社会平等、公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统一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先哲圣人主观臆造的，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就世界总体而言（个别国家例外），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都是继承与否定的关系，继承、发展先进的成果，否定、铲除腐朽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把它视为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阶梯，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统一过程的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虽然并非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都要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却应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著述中反复强调了社会主义继承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他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3 〕他严词驳斥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与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的论调，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4〕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决定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但也应看到，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比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它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和条件、取决于世界形势和格局以及各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因而更具可变性和可塑性。
在战前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冷战加剧等多种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苏联关于两种制度以及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和一些苏联理论家，回避乃至抛弃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上述理论思想，在与资本主义做不调和的斗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下，强调两种制度的对立，否定它们之间的任何联系，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任何可能性。理论上的这种变化，是与当时国际环境和苏联国际战略的变化直接相联系的。
在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奠基人的上述理论思想，重新提出了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性。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6〕
总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在资本主义国家，既有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进步成分，也有与人类文明和人民群众利益相对立的腐朽成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吸收、借鉴其进步的东西，抛弃其腐朽的东西，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还应看到，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全世界是如此，在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是完全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包含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不仅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是合理的。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本国乃至外国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突出的例证。既然一个国家内部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都可能长期共处和共同发展，在国际上，两种制度的国家共处和共同发展更是可能的。
再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对立的同时，在它们的关系中也可能产生某些共同的利益。这既表现为这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相互需求、互补和互利以及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也表现为一定条件下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就曾预言：“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7〕30 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苏联与西方国家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与苏联结盟都是这种共同利益的历史证明。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因素，也有相互联系、互利和共处的因素。考察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同时看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关于这两种因素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则要看具体的时间和条件。
二、从“并存-对抗”向“共处-竞争”演化是两类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就总体而言，战后以来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总的趋向是从“并存-对抗”格局向“共处-竞争”格局演化。
从1945年雅尔塔体系的形成大体到60年代，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是冷战发生和发展的时期，这两类国家关系中的上述第一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并存-对抗”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基本格局。两种体系、两个阵营、两个对立的经济集团和军事集团，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它们都是这种“并存-对抗”格局的重要内涵，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封锁是这种格局的表现。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可视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冷战仍在继续，甚至更加激烈，但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发展成为世界军事超级大国，走上了与美国争霸的道路，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制度、两个体系的对抗演化成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夺。虽然这种对抗也包含着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和对立，但其实质已转化为两个超级大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两种制度的矛盾和斗争相对淡化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发展。当然，西方国家并未放弃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尔后出现的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中，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也起了作用。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由于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新变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之间的争霸格局业已消失，冷战基本结束，世界形势趋向缓和；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又从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剧变中得到鼓舞，进一步强化了其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力图巩固和扩大其冷战成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冷战并未完全结束。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以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为内涵的冷战结束了，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8〕但也应看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的发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又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和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和其他世界性问题。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多。在这些国家内部，在如何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也在争论，其政策也在调整和变化之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所谓“遏制派”和“接触派”之争，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成功，中美两国“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出，就是这种调整和变化的突出证明。
总之，在两类国家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上述两种因素和倾向虽然贯彻始终，都在发展，但总体说来，后一种因素的作用呈上升的趋向。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后一种因素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强。因而两种制度国家关系的格局将由“并存-对抗”逐步向“共处-竞争”转化。
所谓“共处-竞争”格局与“并存-对抗”格局的区别主要在于：不是相互封闭、封锁、平行存在和发展，而是相互开放、交流、交叉存在和发展；不是通过军事、政治对抗来铲除对方，而主要是通过经济竞争和竞赛来显示和比较各自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是单纯强调两种制度的对立性，还应该注意二者的相互联系以及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兼容和借鉴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转化将是曲折的，两种格局的区别也是相对的。这就是说，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关系，过去在对抗中并没有完全排除某些方面的合作，今后在共处、合作中也不完全排除在某些方面仍存在对抗和斗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斗争与合作的地位有所升降，斗争的方式有所变化罢了。从“并存-对抗”格局向“共处-竞争”格局转化意味着，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对抗的可能性相对减弱，合作取代对抗在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从而使两类国家和平共处具有更为深刻的基础。
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这种转变呢？这种转变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下面将其主要因素做些说明。
三、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是两种制度国家关系变化的基本动因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9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两种制度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下列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既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两种制度国家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经济联系的增多和经济合作的加强，必将导致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的加强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以及双方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的重大经济效益，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世界性影响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依存性。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各国经济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这种日趋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能不对它们之间的其他方面的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第二，两种制度国家间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的加强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使两类国家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相对减少了。这是因为，战争不仅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利益，而且会威胁双方的生存。西方国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用战争手段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从来没有成功过。在两类国家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防御能力大大提高的今天，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和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比过去相对减少了。
第三，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不同信仰的人士接受了两种制度国家长期共存的观念。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潜力和生命力有了更为实际的认识。世界资本主义并未到达“垂死”和“总崩溃”的地步，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潜力。在两种制度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前一时期西方国家总体上尚占优势。当然，这并非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更有生命力，主要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特别是科技基础比较雄厚，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技巧相对强，经济体制相对成熟和完善；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经济特别是科技基础大多相对薄弱，经营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期，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自我完善的机制还不成熟，一些国家还未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合理途径。总之，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仍是世界经济的主体，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心，两种制度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中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还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合作，避免对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的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用“热战”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成功过，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也主要是其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并非完全是西方国家“冷战”的成果。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同时，中国、越南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西方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消亡的美梦，诸如“20世纪是共产主义的终结”、“共产主义的气数已尽”之类的预言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接受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今天，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当权者不是幻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消亡，而是担心中国在下个世纪在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从而成为美国最大竞争者、挑战者。因此，一些狂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出发，竭力鼓吹遏制中国，妄图破坏和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但更多的人则认识到，遏制政策行不通，更不可能奏效，因而主张接触。以遏制、破坏压中国变，以接触、合作促中国变，二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后者客观上反映了两种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趋向，是这两类国家关系“共处-竞争”新格局的体现。
第四，在两种制度国家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增强，相应地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在相对弱化。如前所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因此，这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不可能完全消除，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演化、分化、西化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不可能完全放弃。但在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起作用，而且后者的作用还在加强。因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成为各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战略目标。当然，经济利益和政治、意识形态利益在两种制度国家的竞争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是，两种制度国家的竞争结局，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经济利益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相矛盾时，各国大多会使后者服从于前者。这既表现为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积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和合作以及大胆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方法和先进经验，也表现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开拓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和投资市场，尽管前者很难避免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会随之引入，后者很难避免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增强其经济实力，从而与双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利益相矛盾。
经济因素作用的增强更为鲜明地表现为，各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例如美国克林顿总统和政府之所以不顾国会中反华势力的强烈反对，在外贸上坚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除了上述接触政策的考虑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中国的市场被其西方伙伴抢走；法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不再与美国一道在人权会议上提反华提案，一个重要考虑也是想更多地利用中国的市场，解决国内日益迫切的经济问题。此外，随着经济因素作用的增强，各种经济集团的结合，将越来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越来越注重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利益，中国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越南加入东盟，都是突出的例证。实践证明，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共同性为基础和纽带的经济集团是不牢靠的，经济上的合理性和互利将成为经济结合的最重要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联合与社会主义国家作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将越来越困难。因为，它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虽然仍具有共同性，但在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上往往是相互矛盾、相互竞争的。
第五，随着两种制度国家关系中经济因素作用的增强，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形式也在变化。这集中地表现为由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对抗转为两种制度发展能力和影响力的比较和竞赛。这里关键是它们适应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解决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与质量的能力和前景等方面的比较和竞赛。社会主义要想在这种比较和竞赛中最终获胜，关键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乃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上述比较和竞赛中资本主义国家在总体上还占优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更大些。这乃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应看到，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速度方面又重新占据了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完善和当代化，它所蕴藏的优越性将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必将超过资本主义。到那时，更加担心和平演变的，可能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了。
综上所述，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主流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基础在明显增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10〕这一方针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人民的愿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1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45页。
〔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卷，第171页。
〔4〕《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卷，第293页。
〔5〕《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7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7〕《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二版，第42卷，第332页。
〔8〕《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卷，第344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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