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两千年来的楚辞研究，以“五四”运动为界可分为古代与现当代两期。古代楚辞研究基本沿着义理、音义、考证、评论四支发展，虽各有其所长，然均未超越小学研究与情感抒发两端。现当代楚辞研究注意了新理论、新方法，多学科相结合、多维度共切入，因而创获良多。一个近真的屈原、一部近真的楚辞，正在得到恢复。未来楚辞研究应做的工作还很多，而首先应该是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的结合研究，“以楚证史”将是一个极富有生机的新课题。
楚辞之义有二：一是指继黄河流域以现实主义为艺术特征的《诗经》之后，出现在长江流域的以浪漫主义为特征的具有浓厚楚地特色的新诗体；二是指西汉刘向辑集的战国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辞赋以及西汉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等人的辞赋的总集名称。楚辞中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为代表作，其次则有宋玉的《九辩》。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诗歌由群众集体创作进入到了诗人个体创作的新阶段。
楚辞，自它一产生之后，便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而屈原本人又是以爱国忧民而至于惨死，造成了千古奇悲……。欧洲十字架上钉死了一个耶稣，成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因素；汨罗江中死了一个屈原，使中国文化多了一分精英。”〔1〕正因为如此， 所以从汉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屈原并从事对楚辞作品的辑集、考订、注释、评论工作，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楚辞学。
中国楚辞学已走过了两千余年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著作已达二百五十部以上，版本四百五十余种，研究论文则数以千计。在今天这跨世纪之际，对楚辞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未来展望，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封建时代楚辞研究鸟瞰
大而论之，两千年之楚辞学可分为古代与现当代两期。一般认为，五四运动以前为古代期，之后则为现当代期。兹先讨论古代期。
楚辞之被结集成册，曾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1977年安微阜阳发掘汉初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多种先秦简册本。内有《离骚》残片，存四字；《涉江》残片，存五字。这是现存有实物证据的最早之楚辞文本。而据汤炳正等先生研究，夏侯灶之前的宋玉，最先辑《离骚》《九辩》为书，是为楚辞结集之滥觞〔2〕。其后， 淮南王刘安又在宋玉本基础上，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并附己作《招隐士》，共九篇为集，奠定了楚辞大致规模。再越一百年，刘向奉命校理国家图书，据刘安本而续增《招魂》《九怀》《七谏》，附己作《九叹》，计十三篇，定其总名曰“楚辞”。刘向后，又有人增《哀时命》《惜誓》《大招》，成十六卷本。至东汉王逸，又据十六卷本，附己作《九思》，成《楚辞章句》十七卷。刘安、刘向诸本久已失传，而王逸《章句》本则一直流传至今。
王逸而后，楚辞研究论著代有所出，而又各有侧重，约而言之，可分四端。
（一）义理类，也称辑注家。此类著作以辑录原文并加注释为宗旨。其特点是，字有训诂，句有串解，节有大义，篇有小序，章有总论。因而既能解决文字训诂，且能帮助读者了解作品命题、作期、主旨诸问题。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是其代表作。此后，明汪瑗《楚辞集解》、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刘梦鹏《屈子章句》等，亦归其类。这些著作大多务实平缓，而在具体说解又各有个性，是楚辞学之大宗。
（二）音义类，又称释文家。这类著作以探求楚辞读音或从字音角度辨明训诂为主。《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曾召见九江被公，使其“诵读楚辞”。可见西汉时已有人注意楚辞音义。魏晋而后，楚辞音义著作颇多。据《隋书·经籍志》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一卷，刘宋诸葛民、孟奥、隋代道骞亦各有《楚辞音》一卷。惜这些著作，除敦煌石室发现了道骞《楚辞音》外，余皆亡佚。
《隋书·经籍志》谓：“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声者，皆祖骞公之音。”今就道骞《楚辞音》注音释义诸条看，“既可据以研究六朝以来古音，亦可据以得楚音概貌。”〔3〕
此外，南唐王勉有《楚辞释文》、明陈第有《屈宋古音义》、清蒋骥有《楚辞说韵》、戴震有《屈原赋音义》等。这些书除注音释义外，还进行文字校勘与考证，颇见功力。
（三）考郑菠类。此类著作着重在典故史实，文物制度、草木鸟兽等方面进行论证考辨。两汉儒学大兴，刘安、王逸、班固等人研究楚辞，大多受儒家思想束缚，于考证多有局限。至晋代郭璞，始以《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诸书印证屈赋中神话传说，使楚学研究出现新局面。郭璞学术思想近道家，故其研究能突破儒说，而符合屈赋上天下地之浪漫风格。郭书现今不传，但隋释道骞《楚辞音》“兹”“鸠”“珵”“
”诸字下引用郭注共七条，尚可见郭书遗貌。此外，《尔雅》有郭注引屈赋者三条，《山海经》有郭注引楚辞者十余条，并可资研。
郭璞而后，楚辞考据学渐兴。洪兴祖《楚辞补注》有许多地方遵崇郭璞说。其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周拱辰《离骚草木史》、胡文英《屈骚指掌》，均从考证草木鸟兽诸事入手，以揭发屈赋之深义。
（四）评论类。这是对楚辞作品和屈原其人进行评论的文字。据《汉书·淮南王传》载，刘安曾作《离骚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从儒教出发，第一次将《诗》《骚》并提，使南北文学合流，开启后世评文新法门；又从道家角度赞扬屈原虽辱居浊世却能洁身自好的日月之志，倡导后世论人之先河。刘安可谓是第一个楚辞评论家。稍后，司马迁作《屈原列传》，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全面评价，为后代研究屈原生平提供了可贵资料。百年后，班固作《离骚赞序》，其观点颇受刘安影响。及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将《辨骚》与《宗经》并列，称赞楚辞“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 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对楚辞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
此后评论楚辞者，代不乏人。总起来看，评人论世，唐以前为多；论义评文，明以后为盛。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辑司马迁以下七十余家论骚短语，分载于其校定本《楚辞集注》各篇之中，为明以前楚辞评论资料之总汇。其后，陆时雍《楚辞杂论》、张德纯《离骚节指》、刘熙载《艺概·赋概》等，均为短语评点。
综上可知，汉至唐是古代楚辞学的形成期。在此期间，四大类楚辞研究各有其嚆矢之作，如义理类有王逸《楚辞章句》、音义类有道骞《楚辞音》、考证类有郭璞《楚辞注》、评论类有刘安《离骚传》。唐至清则为其发展期，各类研究沿前期走，又使其更趋完善和成熟。
但毋庸讳言，考察这古代四大类楚辞研究，其范围基本局限于楚辞作品内部之文字训诂与思想评判两端。文字训诂虽为通读原作扫清了文字障碍，但对原作中涉及的历史、民俗、宗教诸问题，显然无法解决。而以郭璞为代表的考证家们虽然已注意引用《山海经》等材料来印证楚辞，拓宽了研究道路；但由于此术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精神相牴牾，致使未能发扬光大，仅解决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神话问题，更多的疑难则仍付阙如。至于评论类著作，其本意在于揭发屈赋精神。然而，或因其受儒家思想束缚、评文论人多有偏颇，或因从个人不幸遭际出发，致使楚辞评论成了自我情感之注脚。当然，凡此均为时代所致，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这毕竟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楚辞研究必须拓宽思路、调整视角、摆脱束缚，引进方法。
二、现当代楚辞研究概述
从本世纪初“五四”运动至今，为楚辞研究的现当代期。在这个时期，楚辞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讨论热烈，成果亦多。
学者们首先从旧儒的意识牢笼里解脱出来，用全新的观点来研究楚辞。如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十分注意将文学形象、作家思想与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相联系；郭沫若《屈原研究》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楚辞的思想意义；闻一多《什么是九歌》、《天问释天》等，则以文化人类学理论来破译楚辞神话，等等，均令人耳目一新。
但“五四”以来，楚辞研究在思想倾向上也有过偏差。首先是廖季平、胡适、卫聚贤等人打着“疑古”旗号，对楚辞性质、作者归属等问题，均提出怀疑。廖季平于1920年著《楚辞新解》，以《离骚》为秦博士所为之“仙真人诗”，宣称“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其后胡适《读楚辞》、何天行《楚辞新考》、卫聚贤《离骚底作者》，皆工同调，相助为澜。“屈原否定论”当即遭到梁启超、郭沫若、陆侃如、岑仲勉等人批评。是为第一次论争。1951年，朱东润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四篇论文，力图证成《离骚》的作者是刘安。郭沫若、林庚、姜亮夫等从正面立论，确认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真实性，从而予以反驳。是为第二次论战。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列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学术界掀起楚辞研究热潮。可惜从1957年至1976年，因国内政治形势所致，楚辞研究处于低谷。
1976年以后，楚辞研究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论著大量涌现，队伍不断壮大，而最显著的标志则是学术机构之成立。
1982年，由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文联等单位联合发起，在湖北秭归屈原故乡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又由辽宁师院主办，在大连召开了屈学研讨会。由于八十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又提出“屈原否定论”，并于《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 期译载了两篇日本学者的有关文章，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1984年端午节，四川师范大学专门为此在成都举办全国性研讨会，是为有关“屈原否定论”第三次论争。1985年6月， 全国楚辞学者盼望已久的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在湖北江陵召开。它标志着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有组织的阶段。其后，中国屈原学会连续在1986、1988、1990、1992、1994年分别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举行第二、三、四、五、六次年会。
与封建时代的楚学研究相比较，现当代楚辞研究，有如下特点。
1.就方法论看，现当代楚辞研究的主流特色是：书面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新理论相结合，文字、训诂、音韵、民俗、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相并用。老一辈学者中，如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陆侃如、于省吾、孙作云、姜亮夫、林庚、汤炳正等，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其中大多曾留学西洋，因此，其研究楚辞，均卓然成大家。而后起者则遵循其学，从而形成了现当代楚辞研究以严密考证与大胆创新为主流的学风特色。
如，《天问》有“厥利唯何，而顾菟在腹”句。其中“顾菟”一词，自王逸以来皆懵然不得其解。闻一多《天问释天》据十一条证据，从语音、语义、字形等角度考证顾菟即蟾蜍；又从民俗学、文化学、神话学角度指出，月亮为阴物，当与水族有关，因而寻间发疑，考定蟾蜍原从蚌蛤演变而来；并进而指出，月兔传说本与月阴水族无关，当为汉后附会，而《天问》蟾蜍传说，实为神话之最初原型。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其它如，游国恩据音韵和楚俗考“离骚”为劳商，姜亮夫据甲金文和原始文化考定“庚寅”为吉宜日，朱季海据方言证《离骚》“九天以为正”，汤炳正据利簋研究屈原生卒年，萧兵据巫风习俗破解《天问》“勤子屠母，死分竞地”，郭沫若据语法分析《山鬼》“采三秀分于山间”。其考证之严密，结论之新颖，为旧学们所无法企及。
2.就研究范围看，现当代楚辞研究涉及了相当广阔的领域。举其要则有：楚辞文献学，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游国恩《离骚纂义》等论著；楚辞语言学，如闻一多收录于《古典新义》中的《离骚解诂》等论文和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等专著；楚辞文艺学，如游国恩被收入《楚辞论文集》中的《楚辞女性中心说》，金开诚在《文史》第17辑上发表的《九歌的体制与读法》等论文；楚辞考古学，如于省吾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4期上发表的《泽螺居楚辞新证》等论文；楚辞历史学，如孙作云在《光明日报》1987年7月16 日上发表的《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林庚在《文学遗产》1980年第1 期上发表的《〈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 江林昌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上发表的《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等论文；楚辞文化学，如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等论著；楚辞民俗学，如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等；楚辞民族学，如张正明在《民族研究》1986年第2 期上发表的《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等；楚辞神话学，如汤炳正刊载于《屈赋新探》中的《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等论文，以及萧兵《楚辞与神话》等专著；楚辞地理学，如饶宗颐《楚辞地理学》等；楚辞心理学，如董楚平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 期上发表的《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毛庆刊载于《屈骚艺术新研》中的《屈骚艺术心理研究》等；楚辞美学， 如张啸虎在《求索》1983年第2期上发表的《屈原生死观的美学探讨》，刘纲纪在《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上发表的《楚艺术美学五题》等论文；楚辞比较学， 如顾颉刚在《中华文史论丛》第10辑上发表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徐志啸在《中国比较文学》第4 辑上发表的《屈原与但丁》等；楚辞学史，如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论著。
3.就研究成果看，举凡时代文化背景、作者生平、每一作品的作期、著作权、题旨、艺术成就、思想意义、乃至于每一个字词句等，都进行了深刻研讨，取得了崭新成果。限于篇幅，兹仅举其要如下。
总论部分：
楚辞的起源及其与南北文化关系（楚辞与夏文化、东夷文化、三苗文化）；屈原的生平（生卒年、族别、家世、职业、放逐时地）；屈原的思想（哲学思想归属，爱国思想内含，民本思想与忠君思想）；楚辞的语言特色（方言词、联绵词、文化词）；楚辞的语法与修辞（句法规律、句群规律、对文、互文、象征、比喻、借代）；楚辞与神话、历史、民族、民俗、哲学、宗教诸问题；楚辞各篇真伪及其排列次序。
分论部分，以《离骚》《九歌》《天问》为例：
1.《离骚》：篇题及创作时、地研究；首八句研究（“高阳”、“庚寅”、“降”、“赐名”）；《离骚》西游与三次飞行；《离骚》比兴手法与“女性中心说”及三求女的含义；巫咸、女媭、灵氛的文化含义及其在《离骚》结构中的意义。
2.《九歌》：原始宗教歌舞与《九歌》祭神、恋爱双重主题；《九歌》与太阳崇拜、与古神话、与巫风、与民俗等关系；《九歌》的体制结构与各篇主旨。
3.《天问》：《天问》题旨、作期与楚庙壁画；《天问》文体的源与流；《天问》中宇宙生成神话、夏商周古史、春秋列国杂史；《天问》与楚帛书、楚帛画；《天问》错简；等等。
1928年，姜亮夫作《屈原赋校注》时，提出“个别分析、综合理解”的口号，希望求得一个近真的屈原、一部近真的楚辞。经过几辈楚辞学者们数十年来的努力，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已经达到了。这是20世纪的楚辞学者们交给21世纪后人的最完整的清单。
三、未来楚辞研究设想
21世纪的楚辞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或者说，未来楚辞研究会出现怎样的趋势？这是人们所热切关注的问题。有识之士已经就此作过一些讨论，本文则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三结合设想”。
第一，楚辞文化研究与民族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
既然20世纪的楚学研究已为我们求得了一个“近真”的屈原和一部“近真”的楚辞；那么，我们便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屈骚精神实质，分析其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从而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千百年来，每当国难当头，或政治黑暗，乃至个人蒙冤之时，人们便会想起屈原及其作品，并从中吸取力量。屈原精神已渗透到我们的民族心理之中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艺术上看，屈赋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艺术风格，更是对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之成为一种悲庄深沉的文学传统。正如林庚先生所指出：“中国文化曾受三个力量的支配：一是儒家而近于法家的荀子，一是道家的庄子，一是楚辞。荀子支配了汉代，庄子支配了魏晋，《楚辞》则自‘建安’以至‘盛唐’莫不受它的支配。前两者只是固定的思想，而后者带来的却是一个真实思想的精神。……唐代能于先秦之后，独成一个灿烂的文化时期，那正是楚辞的力量。”〔4〕李泽厚、 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则将楚骚美学和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并提，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流。
那么，为什么屈骚精神会对民族文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者说，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如此自然地接纳屈骚精神并使之发扬光大？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模式、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问题。而且，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又应该如何根据现实的需要，进一步弘扬屈子那种“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政治主张，忧国爱民、图强民族的宏大抱负，憎恶奸邪、崇尚峻洁的高贵品格，使屈骚精神在二十一世纪再放光彩。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楚辞研究中应该认真思考的课题。研究这些课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二，综合整理与通俗普及相结合。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游国恩先生就着手“楚辞注疏长编”的工作。其中《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已于1980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可惜其所收资料以清季为限，现当代研究成果未及收入；而且其《九歌纂义》《九章纂义》等，至今未版。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内分《楚辞注释》《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五大册，可谓体例完备、气魄宏大。然而，这也仅仅是选编性质，未能概全。我们希望将来能在政府支持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建立楚辞资料库。首先是集中两千年来各种版本的楚辞研究专著，按规划分类出版；其次是编纂“楚辞论文集成”、“楚辞评论集成”；第三是编“楚辞考古集成”，将历代有关的考古资料分类整理出版；最后编一个完整的资料索引。我们还希望这些资料能全部进入电脑，建立全国联机，以达到随时随地都能共享资料的目的。
同时，我们应该将楚辞通俗化、普及化。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楚辞专家来写“屈原的故事”，“读《骚》入门”，“《天问》解读”，“楚辞讲座”之类的书籍。同时也希望影视歌坛的参与，编导出《屈原》电视连续剧，《九歌》电视歌舞剧，《天问》电影神话片，《桔颂》通俗歌曲。从而使楚辞从研究室走向民众，使二千年前的屈原与21世纪的后人进行思想交流、发生感情共鸣。
第三，楚辞研究与古史研究相结合。
如前所述，封建时代的楚辞研究，基本局限在作品内部的文字训诂和思想评判两端。现当代楚辞研究，由于采用了新方法、新理论，开始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楚辞，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楚辞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所有这些研究的立足点仍然是在楚辞本身，他们所采取的是“以史证楚”的方法。如姜亮夫师作《屈子所传古史考》，目的是为了“以说屈赋”〔5〕， 萧兵先生作《楚辞的文化破译》，目的也是“希望从文化史角度，……破译《楚辞》的整体秘密”〔6〕。
然而，楚辞里还有一个未曾深入开掘的宝库，这就是它的史料价值。楚辞里的许多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古史原貌；这些记载与先秦其它文献所载不同，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古史系统；甚至于不见其它任何文献，成为一种绝无仅有的逸史轶闻。
这一事实业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孙作云先生说：“《天问》对于上古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研究上古史的人绝对不能忽视这篇作品。”〔7〕郭沫若先生说：“（《天问》）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凡在《天问》中有其梗概的，我们便可以安心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而非秦汉以后人所杜撰。这对于中国的古代，也就提出了很丰富的史料。”〔8〕由此可见，未来楚辞研究的重要一环， 便是通过楚辞去研究上古历史文化，其立足点应该是历史，而非楚辞本身，这是“以楚证史”，而非“以史证楚”。楚辞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这无论是对于楚辞学还是对于历史学来说，都将意味着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广阔天地。其研究过程，大致可分如下四步举行。
1.用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来印证楚辞，以确认楚辞古史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如，以长沙马王堆所出帛画《太一图》及其文字印证《九歌·东皇太一》；以长沙子弹库所出楚帛书《四时》篇印证《天问》宇宙生成神话；以甲骨卜辞证明《天问》所记殷族世系及殷先公王亥、王恒兄弟为王之不诬；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长沙子弹库出土《人物驭龙帛画》和长沙陈家山出土《人物龙凤帛画》来印证楚辞里的驾龙乘风习俗以及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等。
2.以楚辞为线索，重新整理出一份真实的古史资料系统。姜亮夫师指出：“盖屈子所陈，乃齐楚所习闻，与《老》《庄》《山经》相近，……故不与儒墨之言应也。……鲁与三晋史料，大半经过儒家一派人的整理，其实，真象埋没的很多。南楚所传古史，未经过任何学派整理，亦自存其特有之真。所以研究古史，我一向主张当分别地域以求其异，不当混一东西南北以求其同。”〔9〕根据学者们研究， 与《楚辞》属于同一系统的文献有《老子》《庄子》，《山海经》，《列子》，《鹖冠子》，长沙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古本《易经》，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尉缭子》，西晋汲郡所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穆天子传》，等。这些资料受儒家影响较少，反映古史面貌较真。以楚辞为定位坐标，贯穿整理这部分资料，有利于古史研究的深入。
3.通过楚辞，重新勾勒上古历史文化的真实图景。因为楚辞所反映的古史为别一系统，通过楚辞及其相关资料如《老子》《庄子》《山海经》之类，我们大致可以重新建立完整的古史发展概貌。如，通过楚辞一系的资料，我们发现，中国的宇宙生成神话，从太阳崇拜开始；夏族的起源与黑夜太阳运行地泉观念有关，即所谓鱼龙太阳图腾；殷族的起源则与白天太阳运行天空有关，有所谓凤鸟太阳图腾；夏族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有“图腾授孕”与“产翁习俗”之争；殷族先公世系仍保留了兄终弟及母系社会之孑遗；中国的巫风习俗起源于太阳循环观念，并成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因素。如此等等，均与传统史书所描述的古代社会情景不一样。
4.我们认为，楚辞一系所反映的古史系统更接近于事实真象；因此，我们可以据此重新审视传统正史与古书记载之真伪，从而为当今的古史研究提供参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上古历史文化进行了许多人为的改造。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便对史官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其《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篇，即据《尚书》《论语》《孟子》《世本》等儒系材料改编而成，因此，其于上古历史文化的叙述，便有许多失实成份〔10〕。我们依据《楚辞》系统的材料，对此即可作出大致的辨别和鉴定。
楚辞是中国文化的宝库，未来楚辞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以上所述，仅仅是我们认为应该首先从事的三项课题而已。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我们还将去迎接更多的新课题。
（本文是在恩师姜亮夫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不久以前恩师仙逝，谨以此文表示怀念。）
注释：
〔1〕姜亮夫：《〈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序》， 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见《屈赋新探》， 齐鲁书社1984年版。
〔3〕姜亮夫：《敦煌写本隋释智骞楚辞音跋》， 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5〕〔9〕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序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6〕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8〕郭沫若：《屈原赋今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参见刘起釪《古史续辨》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江林昌《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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