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还是留城？——对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乡论文,农民工论文,理性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改变，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迁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民工潮”现象。中国的劳动力迁移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迁移相比，存在一个最大不同点，即中国劳动力迁移不是单线型的，而是流出和回流交互进行的过程。农民迁入城市与居住在城市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并不具有完全必然联系。迁入城市未必会永久居住在城市，因此才会出现劳动力回流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迁入城市之后的农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回乡和留城。本文将探讨影响农民工作出回乡还是留城选择的主要因素。
一、农民工是理性行动者
农民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一问题曾引起许多西方学者的讨论（例如，韦伯就认为处于“传统主义”中的农民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而是追求代价最小化，因此，是非理性的。而舒尔茨（T.W.Schultz）则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理性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作为特殊群体的农民工，他们是理性行动者的还是非理性行动者，也是备受关注的。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把理性行动定义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1]（P22） 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效益。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而这种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还有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行动者不但是经济理性人，遵循最优原则，而且是社会理性人，遵循满意原则。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表现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其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行动者只能在众多因素的权衡之中寻求一个满意解，而实际很难达到最优。”[1]（P25） 也就是说，行动者的决定不单是经济驱动力的结果，还是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综合因素的交互结果。
农民工从落后的乡村迁入城市，在城市从事各种职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然后在对城市的认知和对自身的所获得的资本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留城的打算和决定。这两个行动不是农民工随心所欲、纯粹出于感性而作出的选择行动。
首先，第一个行动即农民工从迁出地迁入城市，是因生存压力而作出的生存理性选择和因城乡工资差距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做出这两种选择本身就是理性行动的突出表现，也是当今中国民工潮出现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农民工作出回乡还是留城的决定，也是理性行动的表现。对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对城市和乡村的再认识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等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都是影响农民工作出目的选择的因素。特别是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做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之，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才能真正理解行动者。具体到农民工理性行动上，他们从农村迁入城市之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里的理性选择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制约农民工理性选择行动的主要因素有：农民工对自身拥有的资本值的认知、对城市的认知和对乡村的认知。
二、资本认知对行动的影响
回乡还是留城的选择是与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资本紧密联系的。资本的积累是农民工能在中国这种户籍制度的特殊结构下做出理性选择的重要砝码。
（一）资本的分类
所谓“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P189） 根据资本所起的不同作用，布迪厄把资本分为三种主要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为金钱，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在某些条件下能转化成经济资本，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中国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资本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还包括“户籍资本”。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分界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农民工到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但却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成为城市边缘人。因此，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关系来说，他们之间存在着被制度化的户籍屏蔽。显然，户籍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中成为一种特殊资本并发生作用。因为无论在农村居民内部还是在城市居民内部，户籍对于居民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所以，分析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行动时，把户籍看作一种特殊资本更有利于探究农民工的行动逻辑。
由此，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结构下，根据资本的获得方式，可以把资本分为两大类：先赋资本和自致资本。先赋资本即户籍资本，户籍赋予每一个人以户籍身份，即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农村户籍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户籍资本虽不能遗传但可以继承，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父母的户籍身份，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和能力。自致资本就是能通过后天个人的活动和努力而获得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二）自致资本的表现形式
从资本分类看，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结构而缺乏户籍资本的情况下，拥有的资本就是自致资本，即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在农民工群体中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
1.经济资本主要是通过物质形式表现出来的月平均收入。由于农民工进城后存在着分化，主要分属于三个阶层，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生产资本的自我雇佣者的个体工商户和完全依赖打工的民工”。[4]（P41） 因此，月平均收入表现为工资、月营利收入。另外，经济资本还表现为机器设备等一些固定资产形式。
2、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由于“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3]（P196） 农民工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洞察市场能力、观察与分析能力、 预测能力以及技术都属于农民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
3、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社会资本是“实的或虚的资源的总和，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大家共同了解和承认的、多少有些制度化的关系的某种持久性网络，能够使得自己所控制得社会资本有所增加”。[3]（P166） 对于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主要指他们在城市里交往、遇到困难能得到帮助的亲戚邻里关系和其他社会网络关系。研究表明，农民工找到工作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个人社会网络关系。李强曾在2000年和2002年对北京城市农民工就业渠道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8.6％和60.5％的农民工是通过朋友、同乡、亲戚、同事等关系较密切人的介绍”。[5]（P18） 显而易见，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但是非正式网络包括血缘、亲缘、地缘和私人等关系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农民工流入城市，城市能够接纳他们的主要是非正规就业领域（李强唐壮在《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中提出，非正规是指，农村的劳动力在就业、医疗、劳动保障、福利、养老等方面，没有纳入任何正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因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本对于他们在城市生存和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民工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有自身的独立性，但是三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经济资本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反过来也增加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也正是那些具有年纪轻、文化程度高、社会见识广的农民工能在城里得到较高的收入的原因所在。
（三）农民工对自致资本的认知
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相互转换，还可以衡量它们的大小和结构分布。资本的结构，就是一个人所拥有资本的组合形式。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一个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本但缺乏文化资本，而另一个人经济资本少而文化资本却十分丰富。总量相同而结构不同，可能在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立场上都会相去甚远。因而，行动者根据所占有的资本的大小和结构分布，可以衡量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具体到作为理性选择者的农民工，同样也根据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大小及结构衡量自己在城市中和在农村中的社会位置。
同时，在每一职业部门，各种资本对行动者的贡献率是各不相同的。每一行业、每一工种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农民工到城市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比如，对于经商的农民工来说，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都占据重要地位。相比之下，对市场的观察、分析和预测能力的文化资本，对商人的贡献率略高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而，农民工会对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本进行认知和主观评价，并给予每一种资本一个主观评价值。而评价值是随着职业、年龄和迁入地的情况等因素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理性的农民工对自身能控制的资本上，在对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外界因素（职业、年龄等）对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进行主观判断和评价。
（四）自致资本与先赋资本的权衡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城市经商和打工。但是，农村居民仍然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权利，而是受制于城市暂住证制度。暂住证制度“既可以看作是这种城乡壁垒存在的标志，也可以看作是弱化这种壁垒的一种措施”，[6]（P319） 农民工也正是在中国转型时期和户籍制度下的产物。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先天缺乏城市户籍这一“特殊资本”。虽然后天的努力能增加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而户籍资本对他们来说是后天无法弥补和替代的。
在这种结构制约下，户籍成为制约农民工的选择行动的必然因素。但是农民工在户籍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我国约有8000万的农民涌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从这一行动就得知农民工在权衡户籍资本对于自身的影响程度。他们把自身所拥有的自致资本与户籍资本加以衡量并给予主观评价。而且农民工对户籍资本的主观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它不仅受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影响，而且受到迁移距离、职业、教育程度和迁移时间的制约。所以，对户籍评价值的大小不能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只能以行动者自身的体验来评价。
由此，农民工给予自致资本和先赋资本以主观评价值，而对自身拥有的资本值的认知就是两者的主观评价值的差。每一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决定着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的社会位置处于家乡社会的中上等阶层和所在城市的中等偏下阶层。他们做出对自己社会位置的判断不是被感情或无意识支配的，而是理性计算而得出的结果。
三、认知变化对行动的影响
尽管理性选择行动的行动原则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是行动者自身的“习性”对行动者如何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习性”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图式和感知图式。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也可转换，将现存社会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性的惯性及外在现实的约束的烙印”。[7]（P13） 一方面，习性把“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与每一个人身上，……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8]（P83） 制约着行动者的选择；另一方面，行动者的环境、位置的改变也形塑着习性。
就农民工来说，农村中所形成的习性影响着他们的选择行动。在传统农村社会里，农民习性主要表现为：有着乡土传统观念，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存在“平均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和内向压抑的封闭主义倾向”。[9]（P68—75） 而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深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城市文明所同化。他们形成了新的社会认知，更具有城市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性。农民工表现出重视后天的努力，宿命论色彩减少，乐于接受新经验，对教育期望值增加，以及对个人的期望值相应提高。进城前后对比，我们很容易得知，农民工的习性发生了变化，认知图式和判断图式相应发生改变，由此而引起对城市的认知和对乡村认知的改变。
城市认知，主要包括农民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认识、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认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即对城市的认同感。乡村认知，就是对乡村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乡土认同感。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认知与乡村认知是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如果城市认知评价高于乡村认知评价，农民工就乐于接受城市文化，努力通过文化适应，对城市人的各种方式的非常投入的效仿，去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研究表明，尽管农民工遭到城市市民的拒斥和歧视，他们仍然向往城市生活，渴望成为一名城市人。虽然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又回到农村，但是“对于‘回流’的大部分人来说，‘回流’是一种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6]（P332） 如果对乡村认知评价高于城市，那么农民工不会主动接受城市文化因为城市文化总是不自觉地修正农民工自身在农村中习得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虽然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他们总是作为异乡人的身份出现，由此而产生一种过客心理。
四、理性选择行动归因
从上述分析来看，自身资本认知、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成为农民工理性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这三者对农民工选择的影响都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资本的认知影响着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的形成。因为“位置的空间仍然倾向于对立场的空间起到支配作用”。[7]（P143） 资本大小决定个人的社会位置从而影响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观念。而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又影响着对资本值的认知；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也是相互制约的，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外，除了这三种因素之外，还存在一个外界影响因素。其主要包括迁出地经济水平、迁移距离、进城时间、年龄和家庭等。其中，迁出地经济水平指迁出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主要是指结婚与否以及子女问题。这些外界因素不仅被纳入农民工理性选择的考虑范围，而且影响着农民工对自致资本、先赋资本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对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做理性选择时，有如下一个图式：
附图
进城农民工在做理性选择时，面临的选择途径就是回乡和留城。回乡就是说回到户籍所在地。留城不是说定居在城市而是持暂住证继续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回乡和留城以及留城时间的长短都是由资本认知、城市认知和乡村认知与外界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的选择结果。
农民工作为理性选择行动者，选择行动不仅是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而且是非持久性的。资本的变化、认知的变化和外界因素的变化随时都影响着农民工改变行动选择。由此，在中国这种特殊制度结构下才形成农民工既迁出又回流的流动模式。可以看出，这种流动模式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回流与迁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循环往复的。二是迁入的城市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在多个城市之间流动。由此，有些学者以局外人的视角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是无序的。然而，从农民工的自身行动来看，他们的流动却是自身经过理性的选择而做出的合乎自身利益的行动。
因而，寻找农民工在户籍制度结构下进城之后的选择行动的动因，个体行动者是理性选择行动者这一视角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力。同时，理性选择也为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