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环境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环境污染论文,税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68(2009)18-0046-04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两难矛盾一直是倍受争议的话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增长极限说”，认为经济增长受不可再生且存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制约而不可长期持续。但是，Beckerman(1992)、Bhagawati(1993)、Barlett(1994)等学者对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生态恶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促进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保护生态的有效手段。环境Kuznets曲线就是最为典型的论证，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态质量的下降，但是一旦经济发展超越了某一临界值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反而会有助于改善生态质量。相反，有些学者认为生态问题单靠经济本身增长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生态补偿。而传统税收又是政府的“一柄利器”，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生态补偿的重责。
最早进行生态补偿税收研究的是福利经济学家Pigou(1918)有关污染税的论证。二战后，凯恩斯政府干预学说的盛行，使得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环境税收理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Wenders(1975)、Magat(1978)以及Miliman和Prince(1989)在环境税为技术革新提供动态刺激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Buchanan和Tullock(1975)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分析得出，比起污染税的征收，非最优的直接管制措施在现实中更常用。Baumol和Oates(1989)从环境政策与污染税等方面，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对环境外部性及利用税收对其矫正进行了系统研究，寻求污染控制的最佳途径。Tietenberg(1990)就减污静态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环境税优于命令控制手段结论。Paulus(1995)从税收和环境协调发展角度，提出了建立环境税收体系的设想，以期更为全面地考虑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相比国外的环境税收研究，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对环境税基础理论的研究。王金南(1994)，计金标(1997)等主张从可持续发展和绿化税制角度界定我国的环境税。沈满洪(2001)提出了环境税征收的依据要考虑体制背景和政治制度。第二，对国外发达国家环境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吴燕(2005)，陈庆萍(2003)对实施环境税制成功的荷兰、瑞典、丹麦和美国等国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第三，关于我国环境税具体实施政策的研究。武亚军(2002)和杜放(2003)从环境保护和税制改革角度对我国现行税制进行评价，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从环境税种的设立，税基的确定，税率的选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发现众多国内学者围绕如何借鉴国外环境税制和构建我国环境税制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逻辑论证。但是，却很少从特定的区域出发，结合计量实证分析方法，对环境税收、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据《国际湿地公约》所述，湿地覆盖地球表面仅有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享有“地球之肾”的美誉。而江苏沿海区域是我国最重要的海岸带湿地之一，拥有较高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滩涂湿地资源。当务之急，在江苏沿海经济开发过程中，我们如何通过生态补偿的税收方式将滩涂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损失纳入开发成本，避免滩涂湿地资源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服务地方经济的需要，本文以江苏沿海经济区域为例对环境税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第一，基于效用函数，构建环境税收的动态经济模型，分析政府开征环境税收的最优税率。第二，利用PanelData最新发展——动态线性模型单位根和协整理论，对江苏沿海区域环境税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结论并给出政策与建议。
二、环境税收的动态经济模型
Pigou(1918)认为生态环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政府只有课征庇古税，并将此税额拿来补贴消费者，就能让市场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在静态模型中，这样的结论是成立的，但是在无限多期的动态模型中，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污染对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是否只要对厂商课征庇古税，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呢？在此，我们引用动态经济理论，分别建立自由经济模型和政府管制模型，来说明环境税收的存在有利于促进经济走上最适的增长路径，以及政府开征环境税收的最优税率。
(一)自由经济模型
1.家庭部门。假定代表性家庭的偏好不仅取决于最优的跨期消费水平，也取决于环境质量水平。跨期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三、实证分析
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环境Kuznets曲线，即环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的关系。在此，我们以江苏沿海区域为例，在环境Kuznets曲线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环境税来定量研究环境污染、税收与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
(一)模型设定
在借鉴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就样本容量而言，我国污染物统计历史较短，样本容量不大，而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将变量的截面和时序信息统一起来，拓展样本的数据点，增加模型的自由度，显著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其次，分析江苏沿海的环境、税收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不仅受到沿海三市不同的产业结构、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制约，也受到国家在各个时期不同税收政策的影响。因此，结合了截面和时序两维信息的面板数据模型是我们研究问题的最佳模型选择。
(二)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来衡量环境污染程度，地方人均GDP(元/人)来衡量经济增长，工业废水排污费收入(万元)来衡量环境税。以1999年-2006年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地作为样本空间，使用计量软件Eviews 6.0进行分析。此外，本文如未经特别指出，所用数据均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0年-2007年、江苏财政年鉴2000年-2007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宏数据库和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环保职责主要由排污费承担，而环境税制框架还未真正构建起来，排污费可看作排污税的一个“雏形”[2]。因此，在此我们选择排污费衡量环境税。
考虑到价格因素对样本数据的影响，我们将地方人均GDP和地方工业废水排污费收入数据用人均GDP的平减指数进行折算，由于江苏统计年鉴中没有人均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如下公式进行换算：
(三)模型检验
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产生伪回归问题，检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是否存在对正确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是非常关键的。由于，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的是跨横截面的时间序列问题。因此，面板单位根检验问题对它来说也同样重要。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有别于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相同根检验，这类检验方法假设面板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主要有LLC检验(Levin、Lin and Chu，2002)、Breitung检验(Breitung，2000)、Hadri检验(Hadri，1999)；另一类为不同根检验，这类检验方法允许面板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主要有IPS检验(Im、Pesaran and Shin，2003)、Fisher-ADF(Maddala and Wu，1999；Choi，2001)。本文所用数据和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检验结果除了lnE一阶差分值的Breitung检验，lnY水平值的Breitung检验结果不统一外，其他检验方法的检验结论都一致，均表明上述变量是I(1)，也就是说本文模型所用变量是非平稳变量。
Kao(1999)指出，在面板模型中，如果解释变量为I(1)，那么OLS估计量虽然具有一致性，但t统计量的分布却是发散的，基于传统t分布对系数的检验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之后必须检验面板数据的协整性质。
对协整关系的检验，传统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le两步法和Johansens的似然比方法。在小样本的面板数据中检验协整关系，Johansen检验的功效可能会失真。因此，为了得到稳健的结论，本文分别采用Kao(1999)和Pedroni(1999、2001)基于Engle-Grangle基础之上所提出的Kao检验与Pedroni检验来判断本文所用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Pedroni(1999)的证明，在小样本中panel v-stat、group rho-stat检验效果最差，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检验效果最好，其他检验处于中间。当检验结果不一致时，以panel adf-stat、group adf-stat检验为准。表3的检验结果说明，本文所采用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四)模型估计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混合估计、变截距和变系数三种形式。因此，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在此，我们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H2：个体变量系数相等。
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混合估计；如果H1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2，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其中：
表4的F-test检验结果显示，这里变截距数模型是更好的选择。根据个体影响的不同形式，变截距模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依据Wooldridge经验规则，由于模型仅对江苏沿海三市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研究，截面和时期数有限，固定效应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为了验证结论的正确性，我们采用Hausman检验如下假设：
原假设：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别；
备择假设：固定效应更好。
从表5的Hausman检验结果看，在1％显著性水平下应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由于样本截面点个体差异较大，我们采用似然不相关回归方法进行估计，计量结果见表6。
回归结果说明两点：首先，在环境税的控制影响下，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存在复杂的N型曲线关系，而不是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分别为6 409.49元/人和52 937.57元/人。目前，江苏沿海三市的人均GDP均已越过6 409.49元/人的临界值。这说明政府的引导使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缓解环境恶化压力、降低污染排放的有效途径。其次，结合lnT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环境税开征对环境污染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甚至会导致污染排放的上升呢？可能的解释有三点。其一，由于地方排污数据获得性的限制，本文所选取的工业废水排放指标可能并没有全面反映出当地污染程度。其二，排污费毕竟还只是一种“准环境税”，缺乏法律保障，征收标准不统一，适用范围有限。其三，市场机制不完善导致地方制度缺位，污染产权不明确，仅有污染的限制约束，缺乏一定环保激励措施。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关于江苏沿海环境税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三点结论：第一，生态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仅靠经济增长自身是无法解决，需要政府的干预。第二，在控制变量的影响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必然规律。第三，通过环境税收可以降低污染排放，使经济回到最适增长路径，达到帕累托稳定状态。
基于上述的结论和江苏沿海三市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费改税，即排污费改为环境污染税。据2001年OECD报告，OECD国家已经在某些程度上引入了环境税，同时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实施绿色税制改革。因此，排污费改为环境污染税是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生态是个复杂系统，不能单靠某种政策就能解决。因此，政府不仅要通过税收来治理，还要结合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等多种政策，多管齐下。
第三，产权不清会导致一个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同样也会陷入“污染陷阱”。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明晰产权，提高治理环境的效率。
当然，环境税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加之数据存在局限性，本文的结论还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论证与完善。
注释：
①上标F代表自由经济模型中的企业生产函数，上标S代表政府管制模型中的企业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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