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等论文,高等教育论文,规模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2—0024—10
一、关于入学规模和机会均等的两个猜想
20世纪以来，教育规模的扩大是世界性的。在教育规模扩大过程中，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教育机会均等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变化？存在什么样的变化？换言之，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程度能否通过教育规模的扩大得到改善？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学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假设：拉夫特瑞（Raftery）等人1993年提出的所谓“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下文简称MMI[1]；卢卡斯（Lucas）2001年提出的所谓“有效地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下文简称EMI）[2]。
拉夫特瑞等人1993年对爱尔兰的中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机会均等关系进行了研究。爱尔兰的中等教育在20世纪一直稳定扩展，特别是到了1960年代后半叶更有一个急速的扩张。拉夫特瑞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规模的变化以及一系列带有均等化意义的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减弱，但是阶层之间的屏障并没有消失。拉夫特瑞等人因此提出了MMI理论。其核心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持续增长的教育规模并不必然会改变家庭社会地位对人们所获得的教育机会的影响。第二，当受教育机会的快速增加超过了社会的总需求时，教育系统中的不平等程度不会减少。只有当高阶层的教育需求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或是说已经达到了该级教育水平的“最大化”，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入学机会的差异才可能减小。否则，入学机会的变化可能会是相反的情况。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总是会寻找各种方式，使其子女教育机会最大化。
MMI理论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MMI提出的“当某级教育水平已经普及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该级教育机会的影响将减少并可能消失”的观点，受到了来自卢卡斯等人的质疑和批判。卢卡斯认为，由于没有考虑到教育内部存在的质量和类型的差异，所以MMI 不能揭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教育机会之间的深层关系。卢卡斯进而提出了EMI理论。他认为当数量的均等在某个教育层级实现后，应该考虑质量的不均等。社会经济处于优势的成员无论在何时何处都会确保他们自身和子女教育机会的优势。如果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 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取数量上的优势；如果教育机会在质量上的差异是明显的，那么优势阶层将获取质量上的优势。只要某个特定的教育程度还没有普及，处于社会经济状况优势的阶层将使用各种资源来确保获得该程度的教育。一旦该层次教育变得普及了，他们将使用他们的能力确保数量类似但质量更好的教育。
EMI和MMI都强调了家庭之间的社会阶层的竞争，都认为对于没有普及的教育层级而言，家庭社会背景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他们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MMI认为对普及化的教育层级，家庭背景的影响可以为零；而EMI认为，对于任何已经普及的教育，竞争将围绕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不平等不仅不应该是零，而且还不应该是不显著的。
教育机会的概念应该涉及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不妨将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区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层次是关于某级教育参与状况的研究。例如通过人们的受教育年限或者某级教育的入学率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考察教育机会的均等性。这层分析关注的是教育发展的数量层面的均等化问题。第二层次是对不同质量和类型教育的参与状况的研究。例如按照类型将高等教育分成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的参与情况；按照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或者享有的社会声誉将高校分成不同质量等级的高等院校，考察其机会均等化的情况。与第一层面的研究相比，这个层面聚焦于质量的差异而不仅是数量的差异。第三是关于教育结果平等化的层面。例如研究教育的收益（可以包括就业机会、职业、收入等）在人群中的分布。MMI的关注点聚焦于第一个层面，而EMI关注的是第二个层面。MMI和EMI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它们分别阐述的是对方所没有揭示的层面。将这两个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从不同层面更深刻地认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机会分布的变化。
二、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研究的实证发现
19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直在增加。入学规模的增加无疑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随着规模的增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状况是如何变化的？规模的扩大是否弱化了家庭经济背景对入学机会的影响？
本研究将从两个方面为以上问题提供实证研究的发现：首先，在不考虑高等教育内部质量分层的情况下，通过对城镇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看均等化程度的变化；第二，通过对不同质量的高校进行分层，从在校生群体社会经济背景的构成看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变化。
（一）不考虑质量因素时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布的变化①
本部分使用由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1年和2000年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对年龄23岁以下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接受过或者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家庭成员（以下简称“高校生”）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从图1和图2不难看出，“高校生”在不同收入组中分布的变化情况。图2中，横轴以升序的方式表示“高校生”家庭经济背景状况，纵轴表示“高校生”累计百分比。假如不同经济背景的成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完全均等，则“洛伦兹曲线”应该是45度角的直线。图2表明，从1991～2000年，洛伦兹曲线更加接近于45度角曲线。同时我们仿照基尼系数的做法，定义“高等教育机会基尼系数”。系数取值为0和1之间。系数为0时，高等教育机会在各收入组中绝对均等。当系数增加时，均等水平减少。通过计算可以知道，1991年和2000年的“高等教育机会基尼系数”的取值分别为0.4746和0.1520。这些分析表明，“高校生”在不同经济状况人群中分布的均等性有了明显的改善。
图1 “高校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组别中所占比例的分布
图2 “高校生”在不同经济水平组别中所占比例的累积分布
除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分析外，作者还对“高校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用户主代表）的文化程度进行分析。表1表明，与1991年比，2000年来自户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家庭的“高校生”的比例有显著上升。也就是说，“高校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分布的均等性有了明显的改变。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表明，较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家庭在高等教育的参与状况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与1991年相比，2000年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状况有了显著的提升。
表1 按户主文化程度分组的“高校生”分布（％）
实际上，随着1990年代期间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改革，学费在整个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非预算性资金，特别是学费和各项杂费在高教经费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5年公共高等教育开支在整个经费来源中占73.29％，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则衰减到55.23％，同期学杂费则从11.89％提高到21.09％。生均开支中学费所占比例逐年增长，从1990年的6％上升到1995年的16％并进而到2000年的31％。学费占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的比例在1990年的时候分别为28％和12.62％，而相应的指标在1995年分别为67％和25％，到了1999年则分别为160％和61％。虽然成本补偿政策在支持高等教育系统扩张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学费的高速增长使人们有理由担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程度的恶化。
但是以上实证研究却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为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带来了高等教育参与程度的普遍提高。1991年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为204万，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556万。入学规模的扩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高等教育私人成本上涨对入学机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个事实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MMI理论。第二，19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私人收益一直在显著地提高。有研究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私人的明瑟收益率在1991年和2000年分别为3.78％和13.1％，增长是极其显著的。[3] 与既考虑了私人成本也考虑了私人收益的内部收益率相比，仅仅反映私人收益状况的明瑟收益率在决定人们高等教育付费意愿的时候可能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即人们在决定是否选择高等教育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的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益。第三，本部分研究使用的仅仅是城镇入户调查的数据，如果考虑农村数据，结果是否依然如此尚不得而知。第四，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是一个金字塔，在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着质量和类型的明显差异。但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本部分的研究不能区分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的入学情况。为了进一步深化研究，以下实证分析部分将使用其他数据，从数量以外的质量层面探索高校入学机会的变化。
（二）考虑高校分层后在校生群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构成及其变化
一些学者曾就我国高等院校进行分层后入学机会的变化进行过有益的探讨。虽然这类研究大都认为家庭背景是影响入学机会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使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和调查样本，对于机会的变化，特别是在不同层次高校内部的变化及趋势并没有一致的结论。[4,5]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近年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变化的研究，本部分使用2004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抽取的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学生问卷所获得的数据，对入学年份不同的在校本科生构成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分析。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对高等院校进行质量分层。为了适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将依据学校的知名度和对生源的吸引程度将15所样本高校分成“一类院校”和“二类院校”两个层次。“一类院校”由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直属高校或者是“985工程”的高校构成；“二类院校”由没有被列入“一类院校”的院校组成。由于考虑了对生源的吸引程度，本部分将农林和地质类院校统统归入到“二类院校”。
1.学生职业出身及其变化
学生的职业出身是反映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一个重要变量。此部分将使用父亲职业代表学生的职业出身，从不同角度分析在校生职业出身的情况。
（1）本部分结合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信息，分析在校生群体的构成。为此，引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关于就业者职业结构的信息，并将各类职业出身学生的比重除以相应职业人口在整个社会所占比重。如果比例是1，则表明该类职业出身的在校生和整个劳动力市场中从事该类职业的人员在比例上是大体一致的；如果比例小于并且越远离1，则表明该类职业出身的在校生在比例上越低于整个社会中从事该类职业人员的比例；同样的，如果比例越大于并且越远离1，则表明该类职业出身的在校生在比例上越高于整个社会从事该类职业的人员的比例。表2反映了学生职业出身的情况。
表2 学生父亲职业背景占就业者相应职业分布的比重
从表2可以看出，出身为农林牧副渔和工人的人群所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明显小于从事该职业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期望比例（取值都小于1）；而这两类职业出身的学生所获得一类院校的入学机会的比例比二类院校更少（一类院校的取值小于二类院校）；出身为一般管理人员或职员、高级专业人员、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人群所获得的机会明显高于从事该职业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取值均大于1）。尤其职业出身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群体获得一类或者二类高校入学机会的分别是社会人口职业结构期望比例的10倍和6倍以上。入学机会的差异是明显的。
（2）为了对某个群体的职业进行综合估计，本部分构建“职业指数”②。根据本“职业指数”计算中对各个职业权重的赋值，某个群体的职业指数取值越高，则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越高，反之亦然。表3是按学校层次划分的不同入学年份学生父亲的职业指数。
表3 不同类型院校学生父亲职业指数的变化情况
表3表明，对于同样的入学年份，一类院校学生父亲的职业指数均高于二类院校学生父亲的职业指数；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类院校的职业指数比二类院校的职业指数有上升的趋势。
（3）就职业分布而言，人们常常关注处于职业分层两极位置人员的状况。一极是社会中处于最弱势的职业人员，如农林牧副渔业的从业者。另一极是社会中处于最强势的职业人员，如党政机关和企业负责人以及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表4是父亲职业为农林牧副渔的学生所占比重的变化。表5是父亲职业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高级技术人员的学生所占比重的变化。
表4 职业出身为农、林、牧、副、渔的学生所占比重的变化
表4说明，对于同样的入学时间，职业出身为农林牧副渔的学生在一类院校所占比例均低于二类院校该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类院校比二类院校的该比例似有下降的趋势。
表5 职业出身为单位负责人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学生所占比重的变化
表5说明，对于同样的入学时间，职业出身为单位负责人或高级专业人员的学生在一类院校所占比例均高于二类院校该比例；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类院校比二类院校的该比例似有上升的趋势。
2.学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变化
家庭的教育文化背景是反映学生社会经济背景的一个重要变量。本部分用父亲教育程度代表家庭教育文化背景。为了对某个群体的教育程度进行综合的估计，本研究构建“教育指数”③。根据本“教育指数”计算中对各级教育权重的赋值，某个群体的教育指数取值越高，则该群体的社会地位越高，反之亦然。表6是按学校层次划分的不同入学年份学生父亲的教育指数。
表6 父亲教育指数变化
表6表明，对于同样的入学年份，一类院校学生父亲教育指数均高于二类院校学生父亲的教育指数；随着时间的变化，一类院校的教育指数比二类院校的教育指数有上升的趋势。
3.进入不同类型高校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部分进一步采用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探讨家庭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因素对是否能够进入“一类高校”的影响。
因变量为进入一类高校的虚拟变量（Y1），自变量包括：（1）家庭经济状况（Eco）；（2）代表父亲职业是否是“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或“高级专业人员”的虚拟变量（Ocu-1-2）；（3）代表父亲职业是否是农林牧副渔或工人的虚拟变量（Ocu-7-8）；（4）代表生源地是城市地区的虚拟变量（Residency）；（5）代表入学时间的变量（Time）。采用逻辑斯特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7。
表7 逻辑斯特回归结果
从表7可以发现，获取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一类院校）与生源地、家庭经济背景、父亲职业状况都有显著的相关性：例如，在所有高校生群体中，生源地在城市的学生进入一类高等院校的机会是其他非城市生源的1.48倍［见Residency变量的Exp（B）值］；在所有高校生群体中，如果父亲职业是农林牧副渔或工人，其进入一类高等院校的机会就非常小（只有0.768倍）；而父亲职业是单位负责人或高级技术人员的，其进入一类高校的机会明显大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员；家庭收入对进入一类高校有显著正的影响。
归纳对高等院校进行质量分层后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职业为农林牧副渔和工人的人群的子女所获得的高等教育机会明显更小；而这两类职业出身的学生进入一类院校的机会的比例比进入二类院校的机会更少；出身为一般管理人员或职员、高级专业人员、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人群所获得的机会明显更高。尤其是职业出身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的群体获得一类或者二类高校入学机会的分别是社会人口职业结构期望比例的10倍和6倍以上。入学机会的差异是明显的。
2）一类院校的学生，其父亲职业指数要明显高于第二类院校学生的父亲职业指数。一类院校的学生父亲职业指数显示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递增的趋势，而第二类院校则在2000～2002年间显示出了递减的态势。
3）一类院校学生职业出身为农林牧副渔的比重要明显低于第二类院校。一类院校学生职业出身为农林牧副渔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递减的趋势，而二类院校则在2000～2002年间显示出了递增的趋势。
4）一类院校学生职业出身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或高级专业人员的比重要明显高于第二类院校。一类院校学生职业出身为单位或部门负责人或高级专业人员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递增的趋势，而二类院校则在2000年～2002年间显示出了递减的趋势。
5）一类院校的学生其父亲的教育指数要明显高于二类院校学生父亲的教育指数。随着入学时间的变化，一类院校学生父亲的教育指数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在二类院校，该指数并没有出现相同趋势的变化，而是在2000～2002年间有明显的下降态势。
6）在校生家庭的经济状况、父亲的职业、生源地等变量在决定学生进入一类高校的机会上具有显著影响。
以上对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实证研究在不同层面为MMI和EMI的解释性提供了依据。从第一个层面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用数量指标反映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程度有了明显提高。这个结果实际上与MMI的假设是相吻合的。从第二个层面看，当考虑了质量因素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并没有呈现出更加均等化的势头；相反，优质高等教育呈现出更加倾向于优势社会阶层的势头，而非精英型高等院校在扩大社会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第二层面看，EMI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加具有解释性。
三、讨论
与数量相关的机会均等是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机会均等的一个层面。一些国家的历史表明，在高等教育远没有达到普及化程度的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并不一定必然地带来与数量关联的机会均等程度的提高。因此，中国城镇居民在1990年代高等教育机会的改善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公平性程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是仅仅关注对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即以数量表示的发展状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数量层面的衡量角度外，不同层级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教育系统内部分层后机会均等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拉夫特瑞等人为MMI 之所以忽略教育质量的原因进行过阐释。他们认为由于爱尔兰的中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统一课程，全国各地的学生在同样的时间接受的是同样内容的教育，因此教育内部的质量分层因素似乎并不重要。显然这种条件对于中国是不成立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不同高校在享有资源和声誉上的分化程度是非常显著的。因此，我们的研究除关注数量差异外，还必须考虑质量的差异。质量差异是衡量中国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性更深层的指标。当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质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必定会取代数量差异的重要性程度，越来越成为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选择的基础。本文的实证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当反映数量状况的高等教育整体的参与率的不均等程度减少的时候，质量的不均等程度正在持续、甚至增加。因此，要认识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变迁，既要有与数量相关的机会变化的分析角度，也要有与质量相关的机会变化的分析角度——两者结合才是全面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家庭出身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受教育机会，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实际上，社会弱势群体子女的受教育轨迹会受到家庭经济、父母的教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和影响，进入高等教育的阻力在初、中等教育阶段就已经存在。可以肯定，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阶层在教育机会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劣势。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机会均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为了建立和谐发展的社会，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尽可能缩小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在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差异，需要对造成差异的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探讨解决方法[6,7]。 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控制和弱化代际影响的程度。随着入学规模的扩大，国家可以通过对教育资源更加合理和均衡的配置，通过财政政策的不断改革，从不同的方向影响机会均等的实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随着规模的扩大，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不仅影响到民众是否参与高等教育，而且会成为决定他们进入何种类型和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
收稿日期：2006—02—1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DGA01023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3）。
注释：
① 本部分更加详细的研究设计和讨论见丁小浩：“An Examin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al Equalities In Chin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2003.2。
② “职业指数”构造如下：先对不同职业按其社会声望的高低赋值，然后以不同职业人员在总人员中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职业指数的绝对值没有特别的含义，主要用来考察动态变化趋势。
③ “教育指数”构造如下：按照受教育年限的长短对不同教育程度赋值，然后以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员在总人员中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教育指数的绝对值没有特别的含义，主要用来考察动态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