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1—0153—05
一直以来，众多现代文学史编撰者，囿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典主义没有什么作品”，二是“古典主义政治倾向保守”① 它们都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排除在正统文学史外。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不是真的可以被排除在外呢？近几年来的史料发掘和梳理已经证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不仅不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排除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那么不仅文学史的原貌恢复无从谈起，而且一些历史问题也无法回答。现在看来，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恢复文学史原貌的必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
诚如俞兆平先生所说，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思潮史，都回避、忽略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然不太可能提及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但最近几年影响颇大的，由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没能为古典主义留下专门的论述。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坎坷命运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文学史地位。这种反差尤其体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中。
对此，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现代文学的叙事原则必须反映、“符合”中国“革命史”的叙事原则。它体现在文学史上就是“新”文学战胜“旧”文学，“进步”文学战胜“非进步”文学，“革命”文学战胜“非革命”文学。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其叙事话语的《新民主主义论》痕迹清晰可见。② 二是汉语语境决定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历史命运的曲折。众所周知，很多词汇在西方原本是中性的，但在汉语语境下却变成了贬义。比如“保守”一词，它在西方原本不具有贬义，英国保守党的取名就是力证。“革命”一词亦是如此，它在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主将那里只是“革故鼎新”的意思，但后来却被演变为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古典主义”一词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它往往被理解为“守旧”，“逆潮流而动”。“守旧”、“逆潮流而动”的思想自然容易导致历史抒写者的反感，其被忽略、被遗忘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此情况下，现代文学史就变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三大思潮的历史了，尽管现代主义还曾被理解为“颓废”的、与进步文学背道而驰的文学思潮。③ 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却被鲁迅先生那轻易的一“估”（《估学衡》），便落得难以翻身的命运。④ 但显然，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思潮构成的现代文学史，还不是现代文学史的原貌。因为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已经证明，古典主义不仅是个客观的存在，而且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从发端，经演进，到高潮的过程”。其发端是，梅光迪把胡适逼上梁山；其演进是，以《学衡》杂志为中心的学人承接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及由此展开的论争；其高潮是，新格律诗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实践。⑤
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的“一切历史皆叙事”，⑥ 但历史的叙事必须是基于历史史实的叙事，而不是凭主观想象的叙事。文学史也一样，我们不能以“历史问题”为借口，不能因为某个文学思潮“保守”，而漠视、忽略其文学史地位和价值。古典主义作为一个经得起史料检验的文学思潮，其“合法性”不容怀疑。如果硬是要把客观存在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视而不见，并排除在正统文学史外，那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就无从谈起，而文学史的生态恢复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研究古典主义文学思潮，重新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定位，就是为了恢复现代文学史的原貌。
二、可以回答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闻一多要在白话新诗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提倡“新格律诗”，其理论来源是什么，文学史意义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追述新格律诗的理论源头，并将其纳入古典主义理论体系。新格律诗理论最根本的内核是“理性的节制”和“三美主张”，这种强调“节制”和有序的理论主张，带上了明显的古典主义特征，理应属于“古典主义”范畴。俞兆平说：“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健康’，即作品各个部分呈现出秩序与谐和，形成有机的系统的整体，显然，闻一多关于‘诗的三美’理论（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乃由此触发而生的。”⑦
无疑，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话怎么说，诗就怎么作”、“作诗如作文”的新诗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新诗的“革命”，大大解放了汉语诗歌写作。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它导致了初期白话新诗的泛滥和水准的普遍低下。正是在此背景下，有着留美背景，并与学衡派诸成员有着良好关系的闻一多，倡导“理性的节制”，主张“三美”。其大致演变过程是这样的：“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观念通过他的中国弟子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梁实秋，以及游学旁听的陈寅恪，受梁实秋影响而间接地奉从的闻一多等，在中国渐渐地传播开来，并介入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与创作，逐渐形成一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⑧ 也就是说，新格律诗理论家一开始就带着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反思、批判精神而登场的，而这也是闻一多在白话新诗大行其道时，吃力不讨好地提倡并实践新格律诗的缘故。而其文学史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丰富了新诗理论，纠正了新诗写作。
第二个问题，学衡派与新月派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一般来讲，学衡派与白壁德新人文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普遍被认同、接受。但学衡派与新月派之间是否有关系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学界。但无论是从风格、理念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知识谱系的角度来看，学衡派与新月派都存在密切的关系。一是因为徐志摩与闻一多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为他们讨论新诗理论、新诗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后期的徐志摩新诗创作，带上了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不再像早期那样自由洒脱。两者具体体现大致如下，“在文学理论上，闻一多认同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并渗入、化融到他的创作中去；在创作实践上，闻一多以其独特的由理性节制而派生的‘谨严’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感染了新月派的诗人们，由此，而促成了现代格律诗派的诞生。”⑨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拥有国际视野的学衡派诸成员不仅不主张激进的改革，反而趋向保守，其原因何在，实质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按常理来说，作为拥有国际视野的留美学生，学衡派诸成员应当比国内学人更推崇激进的改革，而不是趋向保守。因为他们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先进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彼此之间的差距有着比一般人更清楚的认识。那他们为什么不主张激进的“革命”，不主张抛弃传统“全面西化”呢？这就必须过渡到审美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这个层面。
三、丰富了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内涵，即用审美现代性质疑历史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的关系及二者构成的张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文艺理论界所津津乐道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历史现代性，亦称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庸俗现代性，它指的是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流行并被推崇的工业化进程，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工业文明理念，它类似中国的“人定胜天”思想；而审美现代性，亦称浪漫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艺术现代性，它指的是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批判和反思。这两种现代性思想对立统一，其最终的效能是促成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因为，虽然“历史现代性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及其所创造的物质的丰裕、社会的进步、制度的有序等现代化进程的正向质素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但对这一进程所同时引发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诗性的失落等负向质素，它却未能有着清醒与警觉，对于这些异化现状的揭示与批判。”⑩ 在此情况下，反思和批判的任务便自然落在了审美现代性身上。
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这样一个张力，体现在现代文学史中就是激进与保守的较量。前者在科学、民主的指引下，带着一种“弑父”情结，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当时主张废除汉字系统就是极端例证），企图与传统彻底划清界限，其目的是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找到合法性依据。(11) 但保守方对激进方之歇斯底里进行了怀疑、反思和批判，在他们看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根本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因此，从一开始保守方就是以一种“抗衡”激进方的力量出现，其实质就是用审美现代性质疑历史现代性。只是在此次较量中，激进一方“顺应”了历史潮流，保守一方则被视为“逆潮流而动”。
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其质疑、批判激进方之历史现代性的主张及做法，是全球视野作用的结果。因为，大部分学衡派成员都有留美经历，这使他们拥有较国内一些激进主义者远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容易看清历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包括：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商业效应带来的对金钱的过分追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孤独。只是历史却为此留下一个吊诡：在一个正当诉求历史现代性、企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时刻，尚不欢迎也不需要带有强烈批判色彩和反思意义的审美现代性。因此，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中，在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博弈中，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总是被冷落和忽略，甚至被扣上“守旧”、“开历史倒车”的帽子。
但历史会对此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判，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开始重新评判古典主义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俞兆平、杨春时、白春超、杨经建等学者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2) 俞兆平说：“激进对于保守的批判是合理的，但保守对于激进的质疑也是必要的。在学术史的建构上，我们不能仅以政治趋向而否认其学术地位，甚至取消其作为一种思潮的客观存在。”(13) 又说，“若卸却政治判断的预设，纳入现代性历史语境之中，从纯学术的角度考察，从他们捍卫人文精神，对机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历史效应的警觉与抗衡来审视，这一时期的古典主义思潮不但不能被忽略，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席位。”(14)
四、历史发展合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问题，大部分人都认同历史发展合力一说，即历史是由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到现代中国文学史，它不仅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共同推动的结果，也是古典主义参与作用的结果。
与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立统一相类似，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合力，同样由激进与保守两方面的力量所构成。在激进方看来，文学既是启蒙大众的有力工具，亦是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当务之急是全面颠覆“吃人”的传统文化，当务之急就是全面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颠覆、解构后又能怎么样呢？现代文化的建立能否离得开传统文化呢？在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保守方看来，如果一味地解构、一味地全盘西化，只能导致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只能给现代中国文化带来灾难。
这样，激进与保守就形成了一个张力，且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均衡。“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其持警觉、反思的态度，批判、抗衡现代性负面效应，坚持人文精神的立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15) 这个从《学衡》的办刊宗旨亦可看出一斑：“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6) 他们始终执著地恪守自身的保守主义立场，与文化激进主义相抗衡，形成了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潮流相对立的另一向度的文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进程中的立体的张力结构。
因此，公允地说，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并非没有历史价值和意义，它也并非主张历史不要进步，或者说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不需要革新，只是他们更倾向与采取一种类似改良主义的策略，主张在充分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条件、有选择地吸收、学习西方。另外，从学衡派与“国粹”派的比较中也可看出古典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国粹”派提倡的是“复古”，缺乏用审美现代性质疑历史现代性之关键环节。但学衡派不同，他们提倡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昌明国粹”，这其实就是要解放中国传统文化、激活传统文化，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发掘现代性的思想渊源。因为只有找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基点，方能在引进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时候做到从容和自如，并力求并达到完美结合。只是由于古典主义太超前了，在历史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典主义就开始谈论历史现代性的后遗症问题了，所以总是被看成历史的“另类”。
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潮，其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一直贯穿整个《学衡》杂志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12年的办刊过程。在一个急变的时代，其持之以恒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在这个过程中，学衡派主将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都发表了不少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相对立的文学批评文章，始终坚持文化保守、审美地批判和反思的立场，从未改变。因此，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典主义所起到的历史矫正功能和作用，绝对不可忽视。因此，“只有加上以学衡派为代表的这一维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才能算是有着完整、立体的构成。”(17)
总之，随着古典主义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特别是大量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梳理，我们相信，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价值定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注释：
①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原文如下：“学衡派”……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没有什么作品。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③ 受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势的影响，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均被视为“颓废”的、“堕落”的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格格不入。代表论著有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④ 鲁迅在《估学衡》开篇即说：“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诸公谈学理。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文章结尾又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从论争的角度看，此文不失为一篇绝佳的辩论文。但其个人的感情色彩也极其明显，如果以《估学衡》作为我们重新评价学衡派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参考标准，其学术性值得思考。鲁迅：《估学衡》，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热风·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关于“逼上梁山”一说，原始文献见胡适《四十自述》，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沈卫威在《〈学衡〉作者群及其个体命运》中亦指出：“梅光迪是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的朋友，也是文学革命讨论时把胡适逼上梁山之人”，见程光炜主编《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⑧⑨(13)(14)(15)(17) 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 关于五四时期之文化革命转向问题的研究和解读，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为代表。不过近年来，杨春时先生从现代性的角度提出了新表述，即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放弃现代性。相关文献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12) 学界对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关注，代表人物、代表论文有：俞兆平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白春超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网络版见《二十一世纪》2003年3月号）（白春超先生的博士论文即以现代文学之古典主义为研究对象）；杨经建的《新古典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但杨春时的文章《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擅长的是理论演绎和逻辑分析，文学角度的分析尚不多见。
(16) 《学衡》第1期，1922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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