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建党思想若干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学者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对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具体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并不是简单表示哪些观点是正确的或不是正确的，哪些观点又欠精当等等。我们必须以主要精力着重于说明他们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研究的特点、成果或不足乃至错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作为重要依据，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评述。我们的目的象毛泽东提倡的“古今中外法”那样，研究他们的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把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
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条件的研究
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条件，尤其是它的理论渊源始终是西方学者论述最为广泛，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施拉姆曾指出“列宁的思想和各种传统因素，哪一个对于决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行为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是人们争论的热门”。总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文论，他们在研究理论渊源问题上注重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1.关于毛泽东建党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争论中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马克思主义发展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乔治·汤姆森考察了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后指出“列宁的原理被毛泽东运用到中国……他们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与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紧密结合，从而把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发展的列宁‘新型党’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先锋队的党、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①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既肯定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同时也认为二者有差异。他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存在这一观点和党的建设理论都是从列宁主义继承下来的，但在实践方面，中共与俄共有差别，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入党标准和列宁主义党的标准不同，如果说列宁建立了理论主义式的党，那么毛泽东就是从日常生活革命化了的人为中心创建了党，可以说这里有决定性差别”。②
和众多学者的观点相比，美国学者约翰·G·格利的观点颇有见解，他赞成佩弗的观点，即“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需要把它看作是从马列主义传统中出发的，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制定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他认为，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但是如果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理论解释这些偏离，那么就可以把这些偏离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种逻辑方式的各个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分化。他还分析了西方学者争论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的方法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或多或少静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施拉姆和其它学者不得不说，A是A，B是B，B在一些方面象A，但不完全是A。与此相一致，有些学者随意宣布，B实际上不象A，而另一些学者则宣布，B实际上与A非常相似。依我的判断，这是人们在绝大多数文章中会见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思考A和B的问题的方法”。③
——异端论。持这种观点学者认为，中国革命是由中国自己的历史、特点决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创造，表明它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约尼·塞赫指出“中国革命中农民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无产阶级实事上的忽视，使得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证书提出了疑问，并把依靠农民看作是头上标着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异端’”。④费正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党，证明（这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主义秩序事实上能够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中岛岭雄在研究中发现，“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和我们所谓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是很不一致的，与欧洲或俄国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相反，毛泽东思想重视农民斗争。”⑤迈斯纳也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看法，不仅背离了马克思，而且也背离了列宁，毛泽东对列宁的背离不仅表现在他对城市工人阶级毫无兴趣，而且表现在他关于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观点上。”⑥
——民粹主义论。这种观点在欧美日学者中均有市场。认为毛泽东重视农民革命和俄国民粹主义有一致性。迈斯纳认为，“在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述中，大多数有特点的东西实质上可以归结为民粹主义式的信仰和冲动”，“在毛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民粹主义冲动更加明显。”日本学者永野英身和迈斯纳的观点一致，他认为，从1920-1927年，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民粹主义阶段，并且，“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⑦
从上述西方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既有正确的结论，同时也有十分错误的认识。“异端论”和“民粹主义论”的谬误在于西方学者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和运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分析毛泽东建党思想。
“异端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片面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人阶级运动的同时，从未忽视农民的作用，而且多次论述到农民问题，提出工农联盟思想和农村建党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给各国共产党人提供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而不是教条。西方学者显然很少从这两方面去认识。此外，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政治环境以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没有透彻把握，这也是“异端论”产生的一个原因。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受双重压迫剥削，革命性很强，正如谢尔登指出的，“今日的中国农民，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昨日的那些落后分散的农民。虽然毛的农民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但他们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十分重视工人运动，政治形势和环境以及实践认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视角转向农民。施瓦茨在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最初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组织城市工人，他之所以转变到以农民斗争为中心，是因为政治环境变化的结果。”⑨毛泽东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⑩事实证明，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出发的，为解决中国特殊条件下的建党问题而进行的创造。从而也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特点。
西方学者的“民粹主义论”则从另一角度曲解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几个基本问题：民粹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农民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民粹主义是19世纪在俄国出现的一股机会主义思潮。民粹主义者重视农民作用，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他们认为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幻想依靠少数人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达到目的，同时把俄国工人阶级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不幸”，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显然，毛泽东重视农民作用同民粹主义有质的不同，毛泽东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农民问题的，他承认农民的革命作用，但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这个阶级的局限性从而深感在农村建党“真是难得很”，因此，提出了加强思想教育、政治训练和无产阶级领导问题。这充分说明，在构成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各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与民粹主义相对立的。毛泽东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他指出和解决问题始终是以承认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为前提的。这恰恰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那些把毛泽东思想同民粹主义混淆起来的西方学者，并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民粹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尤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它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开辟道路。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既有精辟的见解，也有明显的误区。导致曲解的原因，格利认为，是由于西方学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安多斯也指出，“争论的焦点实质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呢，还是当作一种普遍理解人类社会的最精细的方法。”这两位学者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2、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条件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有很深影响。
杰克·格雷指出，“中国不同于具有希腊——基督教传统的西方，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是儒家思想，这种以道德优越性为特点的中国形式的马克思 主义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他还说，“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思想材料”、“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思想特征的相应对偶。”(11)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思想与儒家思想差别很大，但类似之处也很多，毛泽东常常引用具有道德的、政治含义的儒家术语为理论根据，如，“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延安时代和以后的思想改造，曾利用过中国的传统术语，并且接受了儒家的理论根据。”(12)
施瓦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有影响，但这种传统不一定是正统的儒家传统。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侠义）小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但应该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英雄小说之中含有儒教思想，但并不是代表中国主流的正统思想，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属于这一类”。他强调指出，“我重视中国古老的思想传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但我所说的传统并不一定是指正统的儒教思想。”(13)
一些学者还从毛泽东使用的传统术语中考察其所受影响。施拉姆指出，“毛泽东运用传统的中国语言、隐喻和例证，来说明它本身就是它自己的一部东西，并且实际影响到他自己的思想”。施拉姆还从毛泽东运用“任人唯贤，任人唯亲”这一术语发现，“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不仅有道德含义而且带有政治涵义的传统表达方式”。(14)他还指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过去的领导方法间另一个奇妙的相似之处，表现为他在内战期间，不断使用劝降的方法”，“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都依靠特有的中国传统方式，即在每次战役前夕就向作战的对手进行规劝、侮辱和劝降。”(15)
还有一些学者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中的具体原则和中国传统进行比较。如费正清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儒家修身自省相联系，还有学者把群众路线同中国传统相联系，指出，“群众路线的领导作风同样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继承，在封建帝国时代，官吏个人的领导素质被视为国家与社会两者关系中生死攸关的因素，政府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孔夫子倡导的标准告诫官员们应密切与人民的联系，对人民利益负责。清政府的文件也经常对坚持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密切关系的问题展开讨论”。(16)
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有影响，并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其探讨开辟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在讨论毛泽东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指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的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17)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把任何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观点、讲话不加区别地纳入其建党理论（如“五十字建党方针”、“吐故纳新”等观点就不能包括在内），我们特指的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
第二，我们讲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儒家学说在内的历代思想家们的智慧，而且也包括劳动人民的优良品德和智慧结晶。周恩来指出，“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历史发展”。(18)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同时也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的优秀品德中吸取营养的。
在界定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指的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理论同中国传统的精华相联系的。
毛泽东建党思想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的一部分，它包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历来重视古为今用和继承优秀文化遗产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19)毛泽东又是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典范。他博览古籍，上至经史子集，下至裨官小说。他引用古籍范围很广，计有《论语》、《孟子》、《国语》、《老子》、《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及《山海经》、《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不难推断，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沐浴的人，其思想的发展难免带有这种文化的印痕。在这方面施拉姆有深刻见地。他指出，“作为马列主义的信徒，一切共产党人都力图利用马列的某些思想和理论范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同样，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在着手运用马列主义过程中都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即：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不仅刻有革命家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那个社会的印记，而且也刻有这些革命家们自身的印记。”(20)
我们肯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显然夸大了其影响性。纵观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各个领域，其根本理论内容和直接来源都是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文章中和讲话中的确运用过较多的历史典故和传统语言，其目的是用民族语言来生动地解释马列主义，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古为今用”、“挈其瑰宝”的方法无疑对增加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民族特色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典故并不是其理论来源。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某些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这些观点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已不具有原来的意义。如，“实事求是”这一术语最初是由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提出来的，他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指的是河间献王刘德研究古籍文献采取尊重事实，务求其真的态度。毛泽东继承了这一命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求我们去研究……”。这样就使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新的学风和党的思想路线。又如，推崇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儒家为了“推己及人”，实践其仁学思想，就构建了一套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刘少奇把党性修养作为党员的必修课，说明他也继承了这一文化现象。但是，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赋予“修养”以新的内涵的。他说，“在中国古时候，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词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21)可见，毛泽东、刘少奇等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养料，通过借用语言，加以改造，赋予新义，使毛泽东建党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总之，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条件应该说既有物质的，又有思想的。西方学者较少讨论物质前提，而更多地分析了精神、思想前提，包括外来思想的输入和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他们的探讨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这种价值不在于有我们能接受的正确结论，而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些问题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见解，给我们拓宽视野、深化研究以启迪。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但他们毕竟提出了问题，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还不够，还需要较长时间的研究。
关于延安整风——思想建设问题研究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创造。不少西方学者在毛泽东研究文章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以及认识问题的方法不同，反映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偏差。因此，在讨论西方学者的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几个问题。
首先，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也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目的是保证党的思想理论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朱德指出，“过去整风时期，主要靠教育，主要是改造思想。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下，在改造党员干部的思想上，特别是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思想上，曾经收到了巨大效果，其成绩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22)因此，我们必须以这种视角正确认识延安整风的实质。
其次，延安整风的形式是一个创造，内容是马列主义教育。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色是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延安整风就是思想上建党的一个途径。这一运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才能。通过整风和经常教育以及不断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整风不只是一次学习运动，而且是思想建设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是解决党的无产阶级化、革命化的一条正确途径。
那么，西方学者是怎样认识整风运动的呢？
1、关于整风运动的实质
西方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在研究整风运动时，形成一种“权力斗争说”。日本学者德田教之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不是以犯有特定错误的人物为对象的‘清洗’运动，而是以采取教育运动的形式开展的思想革命。在运动的各种成果和性质的基本点中，贯穿着尖锐的权力斗争。毛泽东采取‘思想革命’运动这种形式有意识地同留苏派展开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最后决战”。(23)宇野重昭也有同样看法，他认为，“在这次延安整风运动中，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和权力斗争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24)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下，为思想建党找到了方向。毛泽东曾说，“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明辨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25)历史证明，党内的思想分歧，并不都是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同理，这些分歧的解决，也并不都是要靠权力斗争或本身就是权力斗争。因此，不能把支流当主流，把个别现象当作普遍特征进行研究。西方学者的“权力斗争说”说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不甚了了。
2、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
西方学者在论及延安整风运动的目的时，普遍认同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施拉姆指出，“整风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哪一方面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增强中共在困难环境中的团结与纪律，向战争期间发展的大批新党员灌输关于马列主义和苏联政治制度方面最低限度的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党员思想觉悟，使其具有毛泽东所亲自培养的特殊的质，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6)
美国学者雷蒙德·F·威莱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7月正式提出，结束了中共党内的一场长期纷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达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直接产物”。(27)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也有同样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教条，脱离实际，为理论而理论的主观主义。整风运动就是克服这些主观主义，目的是为了使全党按照毛泽东所理解的含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8)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语言的中国化，即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解释马克思主义；其二，实践的中国化，即马列主义理论要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实践的中国化。如果从整风的实质上看，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可以认为整风的目的存在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说西方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目的是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从其阐述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其认识还存在着很不够的问题。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虽然，毛泽东一贯重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并努力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精华，但这毕竟不完全是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实质所在。“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29)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环境的中国化产物。
如果说，延安整风的重要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它又不是唯一目的，除此之外，还有反对宗派主义，增强全党及非党人士的团结问题，还有通过整风，达到增强党性的目的，西方学者就更少从这些方面去认识了。
3、关于整风的结果
延安整风期间，我党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西方学者因此而得出结论：整风的结果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施拉姆认为，在1942-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时，毛泽东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日本学者德田教之认为，整风运动的最后结果，清除了以陈绍禹为代表的被称为“洋里洋气”的理论家们的影响，而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权威，得到了飞跃的提高，出现了作为党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
不少美国学者认为，整风运动的结果是中共摆脱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束缚。如奥内特认为，整风运动对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这场运动导致了中共日益脱离斯大林的控制。特里尔也指出，“毛泽东为整风提供了精辟的教材，同时也给中国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不是产生于莫斯科而是产生于国内的意识形态”。(30)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契机。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岩石缝中”艰难地生长。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深入全党。延安整风通过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全党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到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31)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提出来的。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的出现要早得多，延安时期主要是成熟和完备。邓小平同志说，“在井岗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32)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又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33)可以说，“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完备的必然结果。西方学者注意到了结果，但很少研究过程，这就使其认识滞留在表层，只能反映现象，不能把握实质。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显著特点，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经验结晶。西方学者无论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角度都把延安整风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加以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观点，但也有许多偏见和错误认识。总起来看，他们的研究集中一点论述多，全面论述少；从现象看问题多，抓本质论述少。我们相信，只要采取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抱有某种政治偏见对延安整风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必然会使认识达到一个新水平。
注释：
①乔治·汤姆林：《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②⑧《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134、137页。
③⑨约翰·格利《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专题讨论的评论》。
④约尼·塞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⑤(13)中岛岭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
⑥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90年10月版。
⑦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1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91年1月版。
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06、307页。
(11)杰克·格雷《中国：共产主义和孔夫子主义》见《文献研究》1986年第4期。
(1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3期。
(14)(15)(20)施拉姆《毛泽东个性中的中国成份和列宁主义成份》
(16)《干郑、司令员和政委、中共领导人的培养》。
(17)《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第837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33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33、534页。
(21)《刘少奇选集》。
(22)《朱德选集》第287、288页。
(23)(24)《日本学才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101、73、74页。
(25)师哲《在历史巨大身边》第244页。
(26)施拉姆《毛泽东》第188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
(27)雷蒙德·F·威莱《“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见《中共党史泽丛(1)》第56、635页。
(28)(31)(29)《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34、999页，第三卷第987页。
(30)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9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89年7月版。
(32)(33)《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9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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