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风景的一种当下性描述——杨争光小说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原始论文,风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96X（2000）03—0006—04
一
杨争光，一个和影视联结在一起的名字。但除了他编剧的《双旗镇刀客》、《水浒传》等影视剧外，我们并不拒绝阅读他以小说方式言说的本文。从1981年的《霞姐》到1999年的《越活越明白》，我们都能从其中挖掘到可读的东西。但我认为，真正代表了杨争光风格的还是《赌徒》，《老旦是一棵树》那几个为他赢得了无尽喝彩的中篇。因而，在以下的文字里，我将就杨争光成名时段的那些作品作出个人的读解，我希望在对杨争光不断接近的过程中，掀开蒙在他身上的那层魔气森森的外衣，揭示出他区别于他人的本文个性意义。
二
杨争光的魔气与他喜爱“原始”的审美意识有关。尽管他的小说写的不是远古神话中那个饮毛茹血的时代，但他笔下的村社群落仍然透露出一种“准原始”状态的气息。在杨争光的笔下，封闭、闭塞、保守、落后、犹疑是整个村社文化的共同特征。在村社里，人们互相窥探着对方的隐私，传递着对方的秘密。人们没有所谓公平与公正的规范，对问题的通常解决办法往往是一个偶然的电光一闪的念头，或者是无所不在的暴力和谋杀。当我们为这种村社文化追根溯源，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它与远古氏族部落的神秘联系。一个原始的村社群落的形成通常与氏族的迁徒与分裂有关。为了生产生存的需要，为了逃避自然灾祸的戕杀，氏族部落在相当辽阔的土地上逐渐分群而居，形成一个个自然村落。这样的村落自然保留了原始集体生产中的一些东西，地连着种，房连着盖，人们老老少少、祖祖辈辈厮守一处，形成一个互相依存又互相牴牾的集体。
杨争光笔下的村社生活是消除了具体的时间背景的。我们仅仅能够根据阅读经验把其定位在一个相当遥远、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年代。因此，我们必须忽略他对一些现代商业渗透的描述。在他笔下，极端落后的生产技术使生存成为了第一需要。粮食的匮乏对整个村社的生存往往形成一种总体性压迫。《黑风景》中来米爹的死完全可看成这种压迫的一个生动活泼的代码。与此同时，杨争光在小说中夸大了性的威慑力。村社中的人们总是有意无意之间与性联结在一起，他们对性的明里嗤之以鼻暗里压抑饥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村社性文化景观。因而，这才有了《霖雨》中徐培兰的呻吟与人们对此的过分的惊恐与悚惧。“食色，性也”这一古老命题对杨争光笔下的村社群落中人们的生存方式显然仍旧行之有效。康正果先生在一篇评论杨争光小说的学理性非常强的文章里对村社群落作了极度深刻的描述：“生态社会环境（之所以）称之为村社群落，是因为在那里人的自然需求对人的意图及行动起着绝对的牵制作用，在那里一种形而下的食色文化气息仍弥漫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其成员所奉行的风习中似乎从来都没有创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典文化和价值体系。”①正是这种无所创造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导致了整个村社成员对生理需要的妥协。他们的心理向度在各种生理需求（如饥饿）的压迫下，愈来愈偏向原始的荒蛮。他们的好斗、巫风，时刻在昭显着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拒绝。徐培兰家的猫叫春，稍有理性意识的人即会视为平常，但在巫术意识笼罩下的村社中，它即刻就在人群中招致了一阵责难。徐培兰最终的被活埋，显然也是巫风作祟的结果。
杨争光的诸多作品都是以村社群落为背景的，他曾这样表白：“我迄今为止的小说，多以农村为背景。我这样做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熟悉他们；其次，我以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中国的城市是都市村庄。中国农民最原始、最顽固的品性和方式渗透在我们的各个方面。”②不管杨争光的写作动机如何，他终至是描述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展示了农民“最原始、最顽固的品性”，因而，在他的小说里，原始意识的影子无处不在，其魔气也由之而生。或许正是这种魔气，使得杨争光在文坛上显得姿态独异。而对原始的关注，恰是作者对国民愚昧品性的一种忧患方式，因而也就具有了其当下性的意义。
三
与其走向原始的审美意识相联系，杨争光的诸多小说总是由一些并不成因果关系的情节联结而成，这种理性的缺席成为了杨争光小说的又一景观。
在以往文学史中提及的大量作品里，作家们总习惯于用一种相当明确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人类生存的意义，或是从社会的黑暗，或是从人物性格的正常发展，但这种习惯性的解释总难免有许多硬伤，虽然显得理性十足但实则底气虚浮。杨争光放弃了这一企图，他彻底抛弃了这一习惯性的解释传统。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构筑的是一个又一个并没有答案或结果的故事。《老旦是一棵树》中老旦对赵镇的仇恨，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有个仇人，又无合适人选，选来选去恨上了赵镇。《黑风景》中鳖娃对老眼的谋杀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所指，只是缘于心中的一个意念。因为因果链系的丧失，杨争光的小说中的暴力有时甚至成为了一种无谓的滥杀。暴力和谋杀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杨争光小说理性缺失的一个象征性符码。我们可以看出，赌徒、刀客、土匪是他小说中最常见的人物之一。以我们通常的阅读经验而论，这些角色往往是与传奇的情节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上，杨争光小说与传奇相去甚远。传奇无论是在主题或叙述上，都有确切的主题和明确的所指。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崇高的，如金庸小说中的民族大义、仁爱观念。杨争光彻底放弃了传奇，纵然他设置的情节惊险绝伦，描绘的场面惊心动魄，而实质上，他所进行着的无非是一场消解崇高颠覆传奇的运作。在杨争光的作品中，以往传奇小说中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消失了。我们既见不到明显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也无法窥视到其反面，我们无法用以往的观念去界定他们。《老旦是一棵树》中的两个敌对人物——老旦和赵镇根本无所谓善恶；《黑风景》中的土匪与村民也概念混淆；《赌徒》中的甘草、骆驼、八墩等人更是触为一体，难加区分。在很多场合，杨争光是用杀戮这种消解了理性的行为来组织整个小说的。《黑风景》中村民与土匪之间的谋杀，村民之间的互戮，完全是一种疯狂的无意义的原始行为。杀戮目的的模糊性导致了杨争光小说的文本意义的削弱与读本意识的增强。《霖雨》中的徐培兰只因病中的呻唤而遭致活埋，这之间似乎有某种因果联系，但只要稍加理性审视，这种联系分明不能成立。这无形中为小说增添了一种猎奇性，增加了可读的喙头。老旦的行为也是如此，他处心积虑想进攻仇人赵镇，潜意识里总盼望儿媳与赵镇出点花花事好搞臭赵镇。《棺材铺》中杨明远只为了棺材生意兴隆，而不惜以全镇人的性命为代价挑起两方械斗。显然，杨争光笔下的理性缺席已不言而喻，那么，杨争光如此喜好对非理性行为的展现是否表明他对整个世界虚无的确认呢？
显而易见，杨争光的本意并非如此。杨争光小说中的理性缺失正是这个世界多义性与偶然性的形象诠释。同时，小说人物的非理性行为正是杨争光对农民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的结果，自然，这也与他冷峻的叙述有关。“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做了。我就这么写。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我得按我的方式和语言去说，去讲述”，“我有意和我所写的东西保持着距离。我以为这样做，我就可以平静一些，尽量避免受自己的欺骗”。③正是这样的关注与叙述视角，导致了杨争光笔下人物原始性赤裸裸的展示。我们不能把这简单视为作家本身的冷酷无情或者对村社群落绝望的虚无。实质上，在小说文本的言说中，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作家自我的历史感受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假如我们把杨争光小说中的理性缺席看成是作家对整个村社群落文化加以审慎的理性审视的结果，我想大概不以为过。
四
人类苦难的蔓延终至于把个人推到世界存在的极端领地，人陷入孤立无援中才真正意识到世界如此陌生，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的荒诞。加缪作为“荒诞”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曾把“荒诞”的品格归结为“一种被遗留在异域世界的感觉”，“与他人的隔离感”④。杨争光的小说在无意间印证了加缪的思想。杨争光小说中的人物在空间上与我们现今的农村生活无论如何有一种绝对的疏离。他笔下的村社世界所给予阅读接受群体的感受的确是“一种被留在异域世界的感觉”。或许是无意，或许是有意，杨争光在早期作品《从沙坪镇到顶天峁》中，就自觉地写出了他对“荒诞”的体味。《赌徒》也是如此，其表面看似在叙述一个三角爱情故事，但实质上这个故事完全是“异域”性质的虚构性描述。脚夫骆驼爱甘草，甘草只爱刀客兼赌徒八墩。骆驼供养着甘草、八墩及甘草的儿子琐阳，但甘草从未为骆驼松过一次裤带，骆驼甚至最终为维护甘草的幸福而死掉了，甘草爱的还是八墩，但八墩爱的是赌博而非甘草，八墩最终把马输给了琐阳而远走，甘草整个儿垮下来。在此我并非有意重述小说中的任何情节，我所要说的是《赌徒》本身便是一个充满着荒诞意味的本文。骆驼放弃了成家可能性，象一个自雇给甘草的长工，挨饿受累替人赶牲口养活甘草及自己的情故，却不得不忍受着性的折磨眼看着甘草与八墩进行着鱼水之欢。这无疑是所熟知的生活以外的难以置信的传说，确实也只能看作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生存展示。杨争光的小说无不如此，《黑风景》、《老旦是一棵树》、《黄尘三部曲》或多或少透露出一种“荒诞”的意味，杨争光的这一审美意味很可能缘自于他笔下人物的理性缺席。因为理性的缺席，人类的生存便可能极度的混乱而无一定的规范与约束，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人类的隔离感的在场，从而导致荒诞的产生。荒诞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一种与他人的疏离感。《老旦是一棵树》中老旦与赵镇的仇恨根本上讲就是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结果。《黑风景》中村民的互相猜忌，村民与土匪之间的谋杀，也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黄尘》中徐培兰与婆子妈的斗争与其说是中国“婆媳斗”母题的延续，不如说是人类无法沟通所导致的最终产物。荒诞感的产生是杨争光对人类行为理解后的结果，但也可能与他本身遭遇的压抑有关。作家25岁才得以与真正的城市生活结缘，“这一年，我见到了漂亮的抽水马桶，在出了许多洋相之后，我感到了屁股的高贵。也是在这一年，我到北京走了一趟。北京的街道使我泪眼模糊”。在写作上述小说的时候，杨争光一家三口还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地下室里，并且住了整整八年。“我希望我能有一套房子”，“当然，这仅仅是希望”。⑤我无意去对杨争光那时的生存条件表示关注或同情。我所要表达的是，杨争光的那段生活经历定然与他笔下的“荒诞”意趣有关。城乡差别的震惊必然导致他“生活在别处”的感觉的产生，他对落后的几乎尚未开发的村社群落的偏爱与述写，无疑是他对往昔农村生活的体验与回忆的结晶。生存的艰难，生活的压抑，希望的不可实现性，也定将导致作家的孤独感与疏离感的产生。一个对孤独与隔离有充分体验的作家，写出有一定荒诞意趣的作品，我想，对于广大接受群体而言，是不足为奇的。
五
与许多先峰小说作家相似，杨争光在写作中总流露出一种宿命感。宿命的虚无往往导致了人类生存莫可名状的无奈感。
杨争光的无奈感显然与其作品中人物的理性缺失有关。由于完全非理性的因素，老旦思谋着要找个仇人，很偶然地就找上了赵镇。从此，老旦无时无刻不在臆想着对赵镇的仇恨。仇恨成了老旦生存的精神支柱。而赵镇根本不想与老旦为敌，可由于老旦的纠缠，他又不得不死死与之周旋争斗。杨争光似乎想借小说表明，人生的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往往缘起于一个偶然的意念，这个意念无因无由就像神的一个暗示，由此人便陷入一种无奈的境地中无法自拔。其言外之意显然就是：人无法抗拒命运。《黑风景》中村民试图抗拒被杀的命运，派出鳖娃去杀土匪老眼，结果遭遇的是更凶残的连环谋杀与屠戮。《赌徒》中的甘草最终似乎得到了八墩，但琐阳的一场小小的赌博使八墩远走风逝。命运的阴云时时笼罩在杨争光的小说中，在他看来，冥冥之中，似乎皆有天意。命运无奈的意味存留在他的小说中，拂之再三亦不会消除。这种意味的强烈透射，使得杨争光的小说如同一种象征和寓言。老旦站在赵镇家的粪堆上，感到脚纹正在开裂，长出许多根须，似乎正在变成一棵树。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象征性暗示。它进一步表明了老旦仇恨的永久性和荒谬性。老旦终至于无法逃脱沦落为非人类生命的东西，这种价值的贬降对赵镇的生活及其他丝毫无损。于是，这样的故事在情节之外具有了一种文化寓言般的审美表征。《老旦是一棵树》如此，其他小说亦如此。
六
杨争光对村社群落的描述及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本相精神的揭示，透露出了一种原始古旧的精神意味。但从本质而言，杨争光对原始意味的关注并非是为了猎奇，如前所述，杨争光的农村小说显示出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其对落后的原始生活的描述，似可看作作者对农村精神状态的忧患与关注。杨争光并非是为了原始而原始，“中国农民最原始、最顽固的品性和方式渗透到在我们各个方面”，站在当下十分发达的城市立场上，反观我们似曾相似的农村生活，加入一些自己对村社群落中众生的哲学思索，这便成为了杨争光的整体叙述策略。
因而，在其当下性十分明显的前提下，我以为，杨争光的小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原始风景的一种当下性描述”。
收稿日期：200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