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首要论文,利益论文,制度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和政党制度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奥尔德利希(Aldrich)提出“政党位居现代代议制度的核心”①。从时间上来看，政党的产生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政党本身最早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形成过程中；从内涵来看，政党制度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党制度的状况与政治发展的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政党制度究竟怎样影响政治发展，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本文拟从政治发展的特征入手，对政党制度功能及其对政治发展绩效的影响做一简要探究。
一、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一致与冲突
关于政治发展的阐释有很多种取向，其中政治民主是一个核心的内容。从近代以来，洛克、卢梭、托克威尔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民主思想，但其共同特性就是强调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而熊彼特和达尔等则从经验的角度对古典民主的理念进行了量化分析，强调现实中的民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因此，无论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主还是经验层面的民主，就其基本倾向而言，都是从自主利益的冲突与实现和社会整合的对立统一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一方面，他们深入地看到社会内部存在着利益上的自主倾向，认识到了人的自主权利或团体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维护这种自主权利就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自主权利的存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主张通过公民或不同利益团体的共同参与，制定公共规则来协调社会内部存在的纠纷和冲突，使这种矛盾和冲突被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因此，民主政治在诸多的政治形式中，就成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一种较佳的外部政体形式。
所以，按照政治学的权威解释，政治发展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两个不可回避的核心内涵，即回应性和责任性。所谓回应性，就是指在理想的人民统治无法直接实现的情况下，现实中的政治民主至少要求其执政者能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反应。而政治民主的责任性就是指必须反映出对公共政策的选择是明确而有意义的。由此可见，回应性反映了社会的需求，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性，必然造成社会利益和偏好之间的竞争，因此回应意味着竞争，而竞争意味着冲突。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并没有道明政治发展的全部含义，而是忽略了政治发展中的责任性。实际上，冲突的结果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整合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制定明确而有意义的公共政策，追求共识和稳定，在冲突基础上达成相对的一致。因此，责任性必然成为政治发展的另一个核心内涵。
由此，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冲突和一致的对立统一是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状况，“民主政府总是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下，一方面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回应的必要性，一方面则是稳定”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简单地将政治发展归结为政治竞争和制衡的水平，片面强调社会利益分化和冲突特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发展的问题。从事实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还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片面强调社会利益分化和冲突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危险的，动荡的政治局面和无休止的社会冲突都会严重影响政治发展的整体绩效。因此，将冲突限定在政治制度能够整合的范围之内，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绩效，在许多国家，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并没有导致社会分裂；而在有些国家，同样的社会冲突却导致了政治危机和政局动荡。由此可见，能否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是衡量制度绩效的首要标准。
二、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政党制度功能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容的庞大系统，但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社会中的“一致”和“冲突”现象具有先天的联系。一方面，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分化的社会利益，比如，政党制度所体现的状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状况。另一方面，政党制度还承担着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重要功能，政党制度应该是社会冲突与一致的桥梁。民主政治的回应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党制度从社会分裂出发，而终结于社会的整合。成熟的政党制度总能够使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并维持着冲突与一致的良性循环。正如亨廷顿所言：“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宗派，似乎是在加剧社会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③ 因此，成熟的政党制度在功能上不仅体现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别关系，而且是政党之间温和的粘合剂，一头连接着社会因利益分化而带来的冲突，另一头又能把各种冲突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其中，能否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是评价政党制度功能状况的重要标志。
很难说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已经完全成熟，但是在其长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制度发挥的利益整合功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政党之间协商和趋同现象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潮流。实际上这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英国议会至今保留的议会会场布局(两军对垒的形式)仍然可使人们想见当年政党冲突的激烈程度，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法国第五共和国之前频繁更迭的政府组成都足以说明，任何性质的政党制度，都必然历经一个从激烈冲突到逐步达成一致，并形成共识的过程。但是，20世纪后半期，关于政党危机的呼声，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十分突出，道尔顿(Dalton)提出了政党危机的四种现象：第一，党员大量流失；第二，政党与选民的联系松弛，政党认同者减少；第三，政党影响公共政策的作用被边缘化；第四，大量利益团体的出现削减了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④。从表面上看，是政党组织本身遭遇了新的困境，但实际上，这种貌似危机的状况只是反映了后工业社会政党在整合冲突达成一致功能上的失效。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调整，传统意义上的许多社会分裂已经达成共识。比如，英国工党与保守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策区别，都已经不是社会冲突的主要界域。相比较而言，像英格尔哈特所言的后物质主义思潮，则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的新的内容。如环境问题、女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全球化问题等许许多多的社会议题成为政党竞争的热点，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界的许多政党，就无法承载起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功能，道尔顿所言的政党危机的四种现象，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正如迈耶等指出的：“我们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党制度正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动过程之中。这是由一个普遍的看法所带来的转变，即当权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再能继续履行在民主模式分配给它们的功能，特别有一些已不能将争论结构化或提供对当前突出问题的解决办法”⑤。
面对这种所谓政党危机的出现，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党，通过政策趋同和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式，来增强自身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功能。一方面，正如“唐斯定理”所预言的，政党通过政策趋同来最大限度弥合社会冲突构建社会一致，从而赢得多处选民的支持和选举胜利。另一方面是政党组织结构上的变化，比如，法国政党制度的分裂在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几乎已经制度化，而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走向两种政治力量的聚合；德国政党制度也经历了从早期分裂和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极端分裂，到走向趋同的过程；更为典型的是英国和美国，英国工党布莱尔政府上台伊始便推出了著名的“超越左和右的第三条道路”，而美国两党的趋同已经使选民因看不到有什么区别而大量放弃了投票权。相对于以前政党分野在先而整合协调在后的政党制度功能模式而言，这是一种功能性前置的表现。由此可见，代表分化的社会利益只能是政党制度的初期功能，最终使社会利益达成相对一致才是政党制度臻致完善的功能，通过政党制度的整合，社会共识与和谐才能真正实现。但是，事实上任何政党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整合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从而达成完全意义上的一致，就像民主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一致同意和共同福利一样，即使在发达工业国家，成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也不断面临新的冲突与新的整合任务。许多学者认为，走向功能前置的政党制度发展趋势，并不标志着社会冲突的终结，相反，有大量实例证明后工业社会中新的社会冲突在不断产生。有些极端主义者，如法国的民主阵线，德国的共和党人，比利时的拂莱芒人右翼政党和加拿大的改革党及魁北克集团等的出现，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所以，任何类型的政党制度都必须不断面对新的利益分裂基础上的社会分化，使其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功能始终处于良性状态。
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更多伴随着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甚至有些国家还伴随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任务更为艰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在形成社会共识过程中，存在功能滞后甚至功能缺失的现象。“政治常识告诉我们，由于缺乏个人的相互作用来减缓不容忍情绪的确定和成型，分裂社会将使党派敌对进一步恶化，使对民主政治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的谈判和妥协的运作变得更加困难”⑥。大量的事实表明，政党制度的功能滞后甚至功能缺失是政治发展走向畸形、造成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功能滞后或缺失并非指代表社会利益分裂的功能，而是指整合冲突而达成一致的功能。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政党制度代表社会利益分裂的功能是十分突出的，表现在大量的政党依据地域、宗教、语言、阶层而建立，政党制度的运转明显代表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政党制度发展没有起到有效整合社会分裂的作用，导致在现代化过程中分裂的社会利益经常以暴力的形式来表达，社会冲突不断，政治局势动荡，甚至发生军事政变和战争。
三、制度安排与政党制度功能发挥作用的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利益的分化都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这就必然要求，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必须能够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因此，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就不得不以特殊制度安排来整合社会利益分裂的现实状况，从而满足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首要条件。在政党的制度安排中，政党纪律对利益整合的影响无疑是突出的，这种制度安排的功能主要就是政党本身的利益整合作用，这是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利益的前提。比如，政党纪律最典型的作用，表现在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投票表决中，严格的政党纪律不仅维护了严格的利益界限，也达到了局部利益整合的作用。
同时，制度安排又对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利益并最终达成社会共识有很大的影响。政治发展过程本身实际上要求社会最终要达到一种相对一致的状态，否则，政治生活既没有发展的基础，也没有维系的条件。其中，政党制度的特殊制度安排是社会利益整合的关键要素之一。长期以来，关于政党数量的争论始终是一个难以形成共识的问题，许多西方政治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对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品头论足，完全脱离了政治发展的实际绩效。相比较而言，亨廷顿的观点还是比较中肯的，他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⑦。
在整合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协商政治成为政党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协商本身就是一个利益整合的互动过程，在许多国家表现为政党之间或政党联盟之间的协商互动，在我国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评价这些政党制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政党的数量或轮替，而在于这些政党协商整合社会利益的功能状况。在中国的政党制度框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仅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最大限度扩大了自身领导和整合社会利益的幅度和深度。而参与国家政权的各民主党派都代表着一定范围的群体利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党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利益，并将其体现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之中，这种制度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更是中国当前政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因此，一个成熟的政党制度，其首要功能就是能够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具体表现就是：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不断产生的新的经济阶层加以同化。从现实政治的实证经验来看，如何才能增强政党制度的利益整合功能呢？首先，要提高政党组织内部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制度化水平，其中党内民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党内民主不仅能够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而且本身就影响着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效果。其次，强化政党组织的渗透力，特别要保持与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密切联系，但同时又必须防止成为某些单一社会势力或个人追求利益的工具。第三，保持组织的先进性和开放性。先进性是合法性的基础，离开了先进性，不仅在理论上成为无源之水，在实践中更会失去信任和认同；同时，政党还必须保持开放性，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不仅要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而且，在处理党际关系时应更加注重协商和沟通，这是发挥政党制度整合社会利益功能的必然要求。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简单地效仿西方的政党体制，仅强调竞争和冲突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内在的整合一致的内容，导致政局不断动荡，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这表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党制度是否合理并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政党制度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能力。
注释：
①John Aldrich,Why Political Par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②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③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7页。
④J.Russell Dalton,Citizen Political in Western Democracies,Chatham:Chatham House,1988.
⑤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80页。
⑥同上书，第47页。
⑦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