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团两户”到“服务万村”——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共青团工作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共青团工作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序幕，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我国社会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休制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从打破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到形成农村经济产业化、经济成分多元化、经济活动法制化、劳动力组合市场化、政府管理经济间接化的全新格局，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无疑是经历最为丰富的一群。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代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过象他们这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他们青春的张力、他们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热情、他们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都令人刮目相看。与社会结构、经济体制、青年状况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十几年间，我国农村共青团工作也在以变应变，不仅留下了一串清晰的探索的足迹，也留给我们许多深刻的思考与启迪。
1979—1997：农村共青团工作探索的轨迹
正如经济发展有起落、社会发展有起伏一样，19年间的农村共青团工作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如果根据农村改革的大体步骤将团的工作划分为四个阶段的话，其中的跌宕起伏则格外引人注目。
1979—1983：四年沉寂和大规模的组织整顿，但“针”似乎没有扎到穴位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生产责任制拉开了第一轮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战略举措理所当然地焕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权结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的改革与重组，也使习惯于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区划为依托的农村共青团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解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掌握了种田的“自主权”的青年农民对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共青团活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在“土地分到户，不靠党支部”，“团不团、一样钱，党不党、一样长”等思想的支配下，农村青年不愿入团、团员不愿当团干部的问题一度变得十分突出。一些长期从事农村共青团工作的专职团干部甚至发出了“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虽然团中央及时提出了“以四化为中心全面活跃团的工作”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全团思想尚未统一和没有找到合适的抓手及切入点，这一在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的命题在实践中却明显地缺乏可操作性。因此， 农村共青团工作陷入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低谷。 此间除了1979年“绿色万里长城活动”即“三北防护林工程”和由河北、安徽等地的团组织发起，并得到团中央推广的“助耕队活动”为农村团的工作增添了一抹亮色之外，我们很难看到农村团组织主动而有效的作为。当然，这种一时的沉寂并不意味着消沉和甘愿无所作为，在陷入困境的同时走出困境的探索也开始了。基层团支部作为全团工作的载体首先受到重视。1980年1月， 团的十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开展创建先进团支部活动的决定， 同年6 月的基层工作会议则重申了“六级办支部”的方针。 1982年2月，团中央发出了进行做一名合格团员教育的通知。1983年6月，全国农村基层团组织整顿工作会议提出，要用一年时间治“散”、治“瘫”。这一大规模的农村团组织整顿工作可以说是共青团面对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通过运用行政化的手段集中整顿，农村团员队伍得以更新、团的基层组织得以重建、团的干部基本配备齐全、团干部的报酬问题有了说法，文明礼貌教育、理想道德教育、助耕包户等义务服务活动得到提倡，农村共青团组织似乎又重新崛起了。然而，这次整顿的成果并没有保持多久。由于指导这一阶段探索的仍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由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青团自身职能还缺少总体把握，所以，不久农村团的工作便陷入了一个新的怪圈：整顿——瘫痪——再整顿——再瘫痪……显然，这一针没有扎在“穴位”上。
1984—1987：“两户一体”和“实用技术培训”开始抓住了农村青年的兴奋点
经过几年实践，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成果。1985年新春之际，中央适时地提出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想，把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商品经济大潮迅速漫卷中华大地。在兼业户、专业户、冒尖户如雨后春笋喷涌而出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挣脱了黄土地的束缚，投身于乡村里的工业文明。1984年10月，团的全国基层工作会议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提出了进行自身改革的具体措施。比如，根据新的劳动力组合方式设置基层团组织，在团内试行临时外出团员证制度等。针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青年们“想致富、缺门路、少技术”的突出问题，团中央推出了“一团两户”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1985年的“两户一体”（即青年专业户、青年科技示范户、青年经济联合体）活动。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团委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而旨在使每个农村青年学会一至两门实用技术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则使全国上千万农村青年获得了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受到了青年的普遍欢迎。此间开展的农村青年之家竞赛活动，则明确提出了由单纯娱乐型向“四位一体”方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即要求农村团组织把青年之家办成思想教育的阵地、文化技术学习的课堂、致富信息交流的窗口、文体娱乐活动的场所。由团中央提倡、各级共青团组织牵线搭桥的东西互助活动也使青年们感到振奋。虽然这一时期在工作的整体思路上尚未完全廓清，工作方式基本沿习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般号召，甚至“两户一体报告团”的组建也给人留下了共青团“善于摘桃”的印象，但这些活动毕竟把握住了农村青年的兴奋点，也为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1988—1991：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农村团组织找到了工作切入点
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不仅稳定而且发展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蕴涵的能量亦释放到了它的极限。1986年以后，我国农村生产经过持续增长之后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农村改革亟需深化。为了向高科技要生产力，国家先后推出了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其它科技规划。围绕科技兴农和农村青年科技致富，1988年7月， 国家科委和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农村开展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的意见》，并决定在星火计划实施较早、实用技术培训效果较好的十一省先行铺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一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福建、湖北、广东、山西、陕西、四川、河南等省份，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不仅推广了一批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发现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而且增强了农村团组织的凝聚力，倡导了科技兴农、科技致富的社会风尚。1562项新技术、新成果被重点推广应用，3319名青年星火带头人获得了农民技术职称，760 名青年被团中央和国家科委命名为青年星火带头人，百名青年被授予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称号。他们的示范效应扩大了活动的社会影响，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区域性规模效应。1990年在全国青年星火带头人表彰动员大会上，宋德福同志明确提出，要以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为龙头，建设农村青年科技工程。1989年年初启动的十省万家乡镇企业青工技术操作比武，经过一年运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十省区的十三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 有150多万乡镇企业青工参加了这一活动。此举不仅给企业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调动了青工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应当说，这一时期农村团的工作与农村经济发展和青年科技致富的要求基本吻合了起来，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1992—1997：构建服务体系，开展服务万村行动，促进了农村团的工作全面振兴
90年代中期，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了倒计时阶段。靠增加科技含量、搞技术领先的综合开发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已经找到“感觉”的农村共青团工作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1992年启动的“中国青年科技行动”，在农村集中体现为“三层次”、“两服务”，即围绕培养青年星火带头人、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和扫盲三个层面，为科技兴农服务、为青年成才服务。1993年，以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为龙头，由百名乡镇青年企业家领办“星火计划”项目，百县团组织推广“两高一优”农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双百科技行动，创办青年星火科技市场，组派青年科技服务团等服务项目的推出，则拉开了构建农村青年服务体系的帷幕，为开展服务万村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中国共青团》第八期刊登了团中央赴山东调研组的长篇调研报告《建立服务体系，构造新型纽带》，文章明确指出：“所谓建立服务体系、构造新型纽带即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农村团组织以培养跨世纪一代新农民为出发点，面向市场，以科技为先导，以实体为依托，以青年星火带头人为骨干，以团组织为网络，以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通过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团结带领广大农村青年脱贫致富奔小康。”大服务的构想至此基本形成。所以，当1995年4 月团中央发出《开展共青团服务万村脱贫致富奔小康行动》的意见时，已经尝到了服务的甜头、了解了服务的效益的基层团组织感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活动中提出的五项服务，即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政策服务、资金服务，在转化为基层团组织的积极行动的同时，亦受到青年的普遍欢迎。虽然相对于全国100 万个农村团支部，万村只占其中的百分之一，但正如团中央书记李克强同志所指出的：“一万个村就是一两千万人口。我们共青团组织，农业战线上的专职团干部，加上团县市地委的干部，也不过六七万，如果我们为一至两千万人的脱贫致富作出贡献，我们不仅无愧于青年，而且无愧于历史。”更何况服务万村对全国农村共青团工作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8000万农村青年接受过培训，70万名青年成为星火带头人，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科技兴农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同志对这一活动予以很高的评价，并做了重要指示。地方各级党政领导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有理由认为，服务万村行动的隆重推出标志着我国农村团的工作进入了全面振兴的时期。
19年间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战略转变
回顾改革开放19年来我国农村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适应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努力与农村改革和发展同频共振、与农村青年发展的需要保持同步是共青团组织始终如一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农村社会和青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农村共青团工作也经历了一系列战略性转变。
1.从团本位到青年本位：工作主体的转变。社会的发展变革和青年健康成长的需要是共青团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却造成了共青团工作的主体错位。游离于青年之外、凌驾于青年之上、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前已成为团组织习惯性的运作方式。新时期的第一个五年，共青团进行的四次大规模的组织整顿即是团本位的集中体现。的确，每一次动用行政手段进行的整顿都达到了组织暂时健全的目的，但一次次的整顿和随之而来的一次次的瘫散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主体错位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以团组织为本位到以青年为本位，农村团的工作由要求青年服从“组织需要”，转变为认真研究青年需要，团员青年在共青团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重视与尊重。而青年参与活动的热情则与这种重视与尊重呈正比。进入90年代农村团的工作之所以好戏连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青年真正成了活动的主角。当我们眼睛只盯住团组织自身，为健全组织而健全组织之际，我们始终没能很好地建设自己的组织；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青年，从青年与社会双向互动的结合点上做文章时，我们团组织的凝聚力却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2.从运动青年、指挥青年到服务于青年：工作思路的转变。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主体错位，农村团组织习惯于以青年的领导者、指挥者自居，发号召、做指示、我说你听、我打你通，搞齐步走、一刀切的大型活动已经成了一种“定式”。社会结构的变化、青年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各级团组织对“领导就是服务”、“只有代表青年才能吸引青年”、“为青年排忧解难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如果说，对于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职能、团结教育青年的职能基层团组织从未忘怀的话，那么，共青团的维权职能却常常被忽视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团组织代表维护青年利益、服务于青年成长的社会职能的认识贯穿了19年探索的全过程。从要求青年“按我说的干”，到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让青年自己干出个样子来”，这一工作思路的转变带来的社会效益早已有目共睹。
3.从务虚到务实：工作领域的转变。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工作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国家既是最大的支农产品供应商，又是农副产品唯一的买主。这种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村团的工作格局，从整体上就是以务虚为特色的。因为事实上农村团组织对改善青年的生存环境无能为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选择生产、生活方式的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青年在寻求生存、温饱、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客观上要求团的工作由虚变实。农村团组织在艰难的探索中也终于走出了一条从“单打一”的教育活动向全方位服务发展的道路。由满足于“敲边鼓”到义无返顾地进入经济主战场；由“跑龙套”到充满自信地舞起星火带头人的“龙头”，领办星火科技项目；由“呼吁呼吁、吆喝吆喝”到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青年求知、求富、求乐、求美提供优质服务，十几年来农村团的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团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强。有人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虚工实做”，笔者以为不妥。也许我们确实有过“虚工实做”的阶段，但目前已经进入了“实工实做”运作程序。在引导青年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实实在在地为青年服务，农村团组织已经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4.由行政指令到宏观调控、中观指导、微观搞活：工作方法的转变。十几年来，随着全团调研工作的不断深入，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社情、团情的把握日益准确，靠单纯行政指令的工作模式已被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作模式所取代。由团中央进行宏观调控，把握全团工作的大政方针；由省、地市团委进行中观的工作指导；县和县以下基层团委从实际出发开展特色活动已成为近年来农村团的工作的一大特点。实践证明，工作方法的这一转变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连锁反应：由于活动与青年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青年有了积极性；由于掌握了主动权，基层团干部发挥了创造性；由于从烦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了出来，团的领导机关进行中观指导、宏观调控有了更多的主动性。
5.从依附于行政体系的单一模式到组织随人走、团在实体建：基层组织形式的转变。紧紧依附于行政体系，实行由上而下的垂直组织模式是共青团几十年不变的组织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由此引发的青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一再冲击着这种传统的组织结构。于是，1984年召开的全国团的基层工作会议提出了按照“四个有利”的原则灵活设置基层团组织的初步设想。80年代中后期，率先改革开放的特区摸索出了在新经济组织建团的初步经验。1992年，山东团省委明确提出了“组织随人走、团在实体建”的基层团建思路。到1994年，“灵活、合理、有效”已成为农村基层团建的通行原则。传统的组织体系、乡镇企业和新经济组织的团的工作体系、团办实体中的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今天初具雏形的农村基层团的工作网络，虽然面前还有许多问题，但距离“哪里有青年、哪里就有团组织”的目标已不再遥远。
完善农村团组织社会职能的构想
在充分肯定十几年间农村共青团工作的探索与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全面振兴农村团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完善农村团组织的社会职能方面做许多努力。
1.维权工作社会化。正确代表、大胆维护青年利益是共青团组织的基本社会职能之一。在宪法、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青年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既是党和政府赋予共青团的权力，也是共青团作为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益结构日趋多元、经济纠纷不断增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村团组织应借鉴特区团组织维权工作的经验，运用社会化的手段和借助社会力量搞好维权工作。比如，采取舆论、行政、法律手段，及时受理或处理青年的经济活动纠纷、劳务纠纷；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为解决共性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组建由各级团委直属的“维权工作志愿服务队”，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做好维权工作等。
2.教育活动科学化、群众化。所谓教育活动科学化，是指我们活动的设计实施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即：从社会进步与青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出发，提出可行的活动目标，设计合理的活动步骤，找到恰当的活动方式，力求最好的活动效果。所谓群众化，就是要求我们的一切活动既不能落后于青年，又不能脱离青年的实际。农村各级团组织要善于把党在农村的发展战略分解为农村青年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目标，并通过青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将其付诸实施。19年间许多成功的活动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3.助手职能系统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忠实的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的共青团组织，面对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全新的领导格局，必须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党团关系、政团关系问题，既要当好各级党组织的助手，也要当好各级行政领导的帮手。具体到农村团的工作中，行政乡、村、乡办村办企业、团办经济实体、新经济组织中的各级团组织，由于组织结构方式更为灵活多样，与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的关系亦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因此，必须强化各级团干部的党性观念。在建立了同级党组织的地方和单位，要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在尚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与单位，团组织要通过上级团委的系统领导及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自觉地贯彻执行。针对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缺少年轻党员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后继乏人的实际问题，农村团组织要继续加大“推优”工作的力度，不断为党的队伍输送新鲜血液。总之，农村团组织要在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实现党在农村的工作目标、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承担起系统化的工作职能，全面发挥助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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