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成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对外经济论文,成本论文,关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中的一大难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断言，要解决这一理论课题是不可能的。确实，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个问题会有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结论。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历史经验，独特的国情和现实利益。每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作用都不相同，而且在不断变化。作为主权国家，还可以主动趋利避害，改变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改变它的贸易政策和外汇政策，增加或减少壁垒，限制或鼓励要素流动等等。各国都是只关心本国利益而漠视外国利益，选取适于本国的模式和理论框架，对外国人的理论则觉得未必合理、未必有用。问题在于，当前关于国际经济学的绝大部分理论著作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而写的。这难免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处于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的实践及其切身利益有相当大的不一致，而我们又不能等待建立起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之后再去搞外贸。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样就难免碰壁、上当、交学费，付出过多的代价。
国际经济贸易往来中的社会成本是一个很难着手研究的问题。这不仅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差，而且由于国际经贸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经济问题，而是与国际政治、外交路线和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权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决策者往往把政治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就使得盈、亏、利、害不能以目前经济利益作为唯一标准，变得难以衡量和评价。
尽管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把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成本研究得清楚些。首先从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着手，研究当前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情况。然后研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前景，进而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在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我们在改革中采取的外经外贸政策效果如何，是增大还是减小了社会收益或成本，有哪些改进的必要。
世界经济是一个多样化、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中四大生产要素：商品、资本、劳动力和信息（包括技术等）的结合和流动推动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往复。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也要分别从这几个方面着手：(1)国际商品流动与我国的外贸；(2)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的引进外资及合资企业；(3)国际劳动力和技术流动与我国的人才培养、技术政策和赶超战略。限于篇幅，最后一方面本文就不涉及了。
一、国际商品流动与我国外贸的问题
国际贸易是自古就有的。自从人类历史中出现了国家，就出现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人走遍全球，国际贸易也从邻国之间发展到了全球范围。随后的工业革命成了推动国际贸易加速发展的发动机，到了最近的几十年里，国际贸易竟然比世界总生产发展得还快。这表明在许多国家里，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是在为世界市场生产，而不仅仅是为本地或本国的市场生产。一些国家对外贸易比国内贸易发展得更快，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不断增高。如新加坡在1989年外贸依存度竟高达322%。
几百年来，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贸易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早期贸易的香料、丝绸、瓷器、金银珠宝发展到后来的大宗商品，如木材、粮食、牲畜、皮毛、咖啡、茶叶等等。到19世纪时，矿物或其它工业原料等初级产品占世界贸易的2/3，到1966年只占1/3，1987年又下降到只占世界贸易的17%。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越来越占压倒的优势。这对于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发达国家自然是有利的，原来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努力改变其出口结构，力争多出口些工业制成品。
不同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参与程度是不平衡的，这是因为世界收入分配不等，购买力的分配也不等。尽管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数量增加了，经济也有了不小的发展，但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一直没有变，在世界贸易中占的份额反而在增加，从世界贸易中赚取的利润也在不断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它们的贸易地位越来越不利，认为国际贸易条件比以前更加不公平了。中国曾想依靠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缩小西方世界与我国的差距，但后来却发现路越来越窄。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打开门户和这个已显得颇为陌生的世界重新打交道。对现行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也同时大大增加了。
1.国际贸易理论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1)国际贸易的理论及其发展。一般认为，国际经济学可分为三大派：重商主义派、新古典派或自由主义派，以及产生于第三世界的依附理论派。这恰好与国际关系学的三大学派相互对应，即现实主义派、多元主义派和结构主义派。各派的分歧主要在于认为应当优先考虑的价值观念不同。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派认为，最重要的观念是国家安全，社会内聚力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后发制人、迎头赶上，就不能相信自由主义那一套，而要反其道而行：加强政府干预、保护手段和非关税壁垒，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对待不同时期的不同部门和不同的贸易对象国。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盛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威胁，值得认真研究。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认为，效率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只有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高效率地创造财富，才能维持生存和强有力的地位，为了确保以最低成本创造最大财富，对市场的运行和功能要尽可能不加限制和干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难象发达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那样相信这种理论。他们认为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并不是那样自由和公平的，而且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即使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也打不赢，所以他们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依附理论／结构主义的观点。依附理论／结构主义认为，首要问题在于克服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不公平现象。贫困、落后、不发达都是不公平造成的，必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这新秩序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通过什么途径去建立，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看法，它们的政策也常常是彼此矛盾以至自相矛盾的。它们既谴责发达国家，又在经济上依附于发达国家；既怕跨国公司打进来，控制其经济，又怕跨国公司不来投资；既抱怨外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而自己的贸易保护比发达国家还严重；既鼓吹南南合作，又把与自己情况类似的国家当作敌手，进行贸易战以至真正的战争；其统治者往往既鼓吹增强国力的国家主义，又在实际行动上大搞独裁专制，贪污腐化，反而削弱了社会内聚力、侵蚀了国家的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学的三派理论及其信奉者的实践均不足以作为我们的楷模，我们只能研究并吸取其中较为合理的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成分，发展我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政策。
(2)南北贸易的矛盾——是什么使南方处于不利地位？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研究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近几十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已占到它们出口总值的40%。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一般称为南北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南北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象经典国际贸易理论所预言的和发达国家间贸易大体上所证实的那样达到互利的效果。南北贸易的发展反而扩大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造成这种国际上“两极分化”的原因，过去倾向于从政治、社会方面找原因。“南方”的解释是：这是由殖民主义的宗主国对殖民地、附属国的剥削造成的。西方国家“北方”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懒惰、愚笨和保守造成的，是他们作茧自缚、不思进取，怪不得发达国家。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寻求经济系统本身的内在原因。是不是国际经济运行机制和南方国家经济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对南方国家发展的极其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阻碍了南方国家，使它们不能步发达国家后尘，通过国际贸易迅速致富并发达起来。
按照过去的理论，南方出口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北方出口的制成品价格应不断上升。因为初级产品依赖自然资源，资源供给是有限的，而且有报酬递减的趋势。所以其价格应上升。而制成品因规模效益和技术改进而成本下降，价格应下降。实际的趋势却是恰恰相反。初级产品价格迅速下跌。80年代初级产品的价格一般只有70年代末的60%。1979-1981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年均出口收入4050亿美元，1987-1989年间年均出口收入降至2710亿美元。根据普雷比什—辛格的理论，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一般都小于1，随着北方发达国家收入提高，他们对南方初级产品的相对需求越来越少。工业化国家进口原材料占全部进口的比重从1960年的42%下降到1973年的30%，石油涨价后，就下降得更多。而南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迅速扩大了初级产品的供给，只能在买方市场上相互竞争，给北方国家提供更廉价的原料，使得南方国家的贸易环境和经济状况越发恶化。
南方出口扩张的最大障碍是北方需求有限。但根据Arrow的理论，在北方迅速增加对南方产品需求时，也可能导致南方国家经济状况恶化。南方出口品多为劳动密集型生活必需品，北方需求增加将使这些出口品价格上涨，就业人数增加和总工资额增加，而穷国工人的工资收入大部分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对生活必需品本国需求和出口需求同时增长，产生矛盾，这时或者减少出口，或者压低国内需求，使劳动者“增产不增收”，实际工资下降，所受的剥削更加沉重。
除了初级产品成本和价格，北方需求限度及南北工资差距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许多南方国家少数居统治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整个国家外贸格局的破坏性影响：由于劳动者难于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统治者把劳动者的消费看作是浪费，压得越低越好，结果使广大人民的消费需求不足以刺激生产增长和技术进步。对本国人民的沉重剥削养肥了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造成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城乡对立、贫富对立、政治腐败。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南方（南美国家最为明显）的独裁者们不惜花费巨额外汇从北方国家进口昂贵的先进武器系统，他们花钱如流水——流进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与此同时，还把他们从本国人民头上搜刮的财富转移出境，存入瑞士银行或投资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在本国的统治一旦垮台，也可以逃到外国继续当富翁，继续过着不次于北方富豪的生活。加上“国际示范影响”和“全盘西化”，消费大量高价进口的北方奢侈品。这三项巨大的“支出”大大降低了南方的投资率：没钱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没钱改善生态环境、没钱办教育、没钱搞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有限的投资，只能用在能“立竿见影”赚取外汇的，向发达国家出卖资源的采矿等资源加工行业和出卖劳力的加工装配等劳力密集产业，而这些产业大多集中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分联系甚少的“出口飞地”上，形成“第三世界的内部殖民主义”。统治者们“企盼西方援助、投资，把出卖资源和全民资产、提供廉价劳动力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筹码，为了几个美元，宁愿自己的公民在设立于本国土地上的西方企业中不能享受一个独立国家公民的正当权利。童工任人宰割，女工任人凌辱。工作如牛马、食宿如猪狗。他们不仅拒绝帮助自己的公民争取应得的权利，而且在自己的公民发出呼吁，进行斗争时帮助西方企业当局平息、镇压。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初级产品并作为其商品市场的附庸经济。”至今，初级产品的出口仍占西亚国家总出口的84%，拉美国家的67%，北非国家86%，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92%，“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似乎成了难以扭转的趋势。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利益的代价，正是少数人的特殊局部利益得以维持的条件。
2.国际贸易、赶超战略与制度创新
我们在研究各国发展历程时就会发现，成功的途径或模式不是唯一的，但每一种成功的模式都不是照搬旧模式，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创造了最适合本国现实情况的新模式，对当时领先的国家成功地进行了赶超，用比原领先国家更小的社会代价取得了更大的经济发展。而不成功者或顽固坚持自己的旧模式或盲目模仿外国的旧模式，总之是缺乏自己的制度创新，以至坐失赶超良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和发展。
(1)第一个发达国家英国。从历史上看，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唯一的“原发性”的发达国家。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后曾兴旺一时，但他们只重视贸易却忽视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只有英国成功地通过“光荣革命”从封建制的约束中解脱出来；通过工业革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通过发展工业、增加就业机会，“圈地运动”和向海外移民等改变了人口结构，解决了庞大、落后的农村人口这一阻碍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我国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实现了从以人口基本从事农业为特征的生产体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结构过渡。
中国直至16世纪并不落后于欧洲，但到了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时，非但没有能实现类似欧洲的生产结构转变和社会变革，反而背道而驰，落进黑暗的深渊。到了18世纪末，在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大革命高潮的同时，中国却正处在乾隆式文化革命——文字狱的高潮之中，全国人人自危、万马齐暗，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百倍于西方，但没有取得西方式的发展和进步，反而停滞、倒退，失去了一次发展的良机。
(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道路及别国对它们的模仿。其它国家想步英国后尘不是一件容易事。只有紧随其后的比利时和法国比较成功，但由于英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和占领市场的先入为主，使得它们虽也靠出口制造业产品致富，但取得的成就显然不如英国。其它国家就只有另寻发展模式了。
美、加、澳等国发现，最好的办法仍是出口导向，但并不是一开始就靠出口工业品和英国直接打贸易战。而是按照比较利益，出口与本国自然资源秉赋紧密相关的初级产品如农产品和原料，随着财富的积累使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逐渐升级，由资源和劳力密集型过渡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成为发达国家。经过百年的努力，其中成功者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丹麦等已成为发达国家；半成功者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等仍处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成功者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加纳等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其成功与否，正是取决于是否顺利地完成了结构升级与过渡。成功者已过渡到以先进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柱，不成功者仍靠出口初级产品。而能否顺利升级和过渡则取决于制度创新。美国的制度创新是一个大题目，这里难以尽述，简单来说，一是在法制基础上建立的较为自由、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它能吸引大量的资金和有技术的人才源源流入，移民带来的财富、技能和多元文化大大促进了美国的发展；其二是政府支持的竞争性大公司（后来发展为跨国公司）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产系统和大规模销售系统，保障了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的进行；其三是充分利用国际形势和本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幅员广阔、资源丰富，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应能象美国一样发达起来，无奈政治、社会条件相差太远。美国经济起飞之时，中国正处于满清晚期，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腐朽的统治者提不出什么发展战略，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却毫不放松，整个社会压抑得没有一丝活气，自然谈不上制度创新。
(3)德、日、意的道路及别国对它们的模仿。德、日、意发展起步比英、法、美晚（意大利1861年统一，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德国1870年统一），但发展速度快，与宣扬分权制、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显示了高效率的优越性，给谋求经济迅速发展的后进国家（包括中国、俄国在内）从一定角度看树立了成功的楷模，如集中统一的优势，对内国家政权直接干预经济、调动资源，按照既定的战略计划去发展；对外实行贸易保护制度下的进口替代战略，首先建立起保护壁垒，使得本国工业体系在不受外国产品竞争打击的条件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然后走出国门，向世界上原有的供应者进行挑战争夺国际市场。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成功借助了强劲的民族主义，但另一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持久的成功，相反，它走到极端便成了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给本国和他国带来大灾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脱贫致富，简单模仿这条道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的。
(4)亚洲“四小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下简称地区）真正成功的例子不多，然而最突出的恰恰就在我们身边，即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地区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既不能靠初级产品出口，又不能走进口替代之路，形势迫使它们另辟蹊径。它们的战略或可称之为出口替代。即用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取代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然后再向多资本、高技术含量产品过渡。它们采取了一些与进口替代相反的策略，如：通过货币贬值，维持一个对出口者有利的汇率；为出口产品提供津贴，并协助潜在的出口者克服进入世界市场的障碍；适当降低保护壁垒，促使国内生产者参与竞争和按照世界通用标准有效地生产。不过，我们知道，对它们的“模式”我们也不可能全盘照搬。从经济上看它们作为“微型城市国家”船小好调头，我们有庞大落后农村拖后腿，惯性质量大，国外也没有哪个大国支持和优惠我们。此外它们的起飞正逢发达国家经济进展顺利、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容易弄到技术、打开市场的时机，而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这些条件全变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进口替代体制转变为出口替代体制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必然要涉及少数人的局部既得利益的问题，将会打击那些先富起来的有权势阶层，而潜在的受益者是工农、小业主和失业者等软弱无力的阶层。这些政策会引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和软弱者的民主要求，给政府的稳定带来威胁。政府作出这样的决策是极为困难的：政府成员常与权势者有密切联系，尽管他们知道这些暴发户对国家发展前途不利，也难于下决心去压制这些人。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政府会觉得没必要改变政策；形势恶化，陷入危机时，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地位的稳定，更不会采取重大改革行动。而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几乎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危险和困难的阶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由此可见，在世界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国家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迅速兴旺发达起来，它们都有着值得参考借鉴的经验，但是，中国的国情与它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无法照搬它们的那一套，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开创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3.开放的成本——我国外贸当前存在的问题
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搞了这么长时间的改革，却至今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尽可能具体明确的长远战略规划。既然缺乏整体长远战略规划，就只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局部优化战术。但是，局部最优未必整体最优，短期最优未必长期最优，何况各个利益主体间的博奕往往只能达到Nash均衡，远离Pareto效率水平。十几年的经验证明，采取绕过“硬核”，避重就轻的策略，有其深刻理由，但也有其特别的代价，例如，它给一部分人提供“寻租”和“免费搭车”的机会太多太方便了，这给以后的改革增加了数倍的难度。
国内经济有些老大难问题——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技术进步缺乏动力，市场交易缺乏规范，价格体系扭曲尚未解决，资金短缺和投资低效益并存，出口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继续造成贸易的国民价值亏损等等。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很容易形成一个希望，即不用忙于解决那些全国性的大难题，靠国外的产品、技术和资金就可以迅速方便地解决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即使本部门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从整体来看是付出了过多的社会成本，抑制了其它部门的发展，并使得那些大难题更难解决了。这是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这里先从外贸谈起。在外贸方面，局部效益对整体形势最大的影响是加强进口倾向，这使得对外贸易依存度增长迅速，已经显著偏高。而出口结构依然偏低，因此增大了外贸的社会成本。
(1)改革前，中国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短缺经济，总供给不足就用价格控制和配额供应来压缩总需求。改革后，供需矛盾本应起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但现在有了靠进口解决的这个捷径，软约束条件下的投资冲动便有一部分转为进口形式，其总效果是强化了整个经济进口冲动，而且使结构调整和结构高度化更难，比如，经济建设需要某种高技术产品，过去的办法是国家指令对口单位去研制、生产，为此可以调集大量资金设备和人力，非突破不可。现在则往往是需求部门自行通过进口解决。而且局部经济利益造成在技术的梯级上每况愈下的局面：国内自己研究、试制、生产太慢，投资多、风险大、质量没把握，不如买外国技术；买全套技术设备、专利太贵，不如合资或引进流水线组装进口元件；与其组装进口元件还不如购买进口整机。从需求部门来看或许越来越“合算”，而社会成本则越来越高，国内的研究单位和生产厂家越来越显得“多余”，其结果是技术差距越拉越大。如我国机电工业规模甚大，电器产品供大于求，但由于质量和技术水平不能满足需求，每年进口大于出口数额在100亿美元以上。进口越来越多，国内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这个趋势是十分不利的。
(2)前面已经论及到：由于工业发达国家凭借其实力主宰国际市场，使得工业制成品价格偏高，初级产品价格偏低，用不公平的价格体系对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剥削。但是，我们的国内价格体系扭曲更甚。国内的初级产品价格更低而制成品价格更高。这样，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尽管在南北贸易理论上看是亏损的，但在中国的特殊情况来看，进、出口两方面都有巨大的比较利益。而且正是由于比较利益，中外差价很大，所以有充分的余地让参与进出口的企业和投机者去折腾。他们争相进口，不惜支付较高的价格；竞相出口，不惜削价出售，只要他们自己还有钱可赚就行。他们的恶性竞争和自相残杀使得肥水外流，让经营对华贸易的外商坐收渔利。同时使得我国出口货价格越来越低，进口货价格越来越高，争夺出口资源促使成本和国内物价上升，对外压价竞销使得国家收益降低。经济利益的诱惑使某些人在恶性竞争中进一步采取非法手段如走私、逃税等，给国家利益带来更大损害。
几种主要出口商品各年平均价格 单位：美元／吨
1990 1992
1993
冻猪肉
1833 1600
1000
水产品
3667 3090
2717
谷物 131
129113
茶叶 2097 2051
1787
花生 711
633625
生丝45380 31464 21929
药材 2806 2248
1972
煤炭
3837 35
石油 146
135131
近年来，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指控急剧增加，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越演越烈，已构成对我国出口的严重威胁。对我国反倾销的国家越来越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几乎涉及了我国所有出口市场，涉及我国出口商品种类也越来越多，从纺织、服装、轻工、家电、医药、农产品到五金、化工、矿产品等，几乎包括了我国各大类的出口。我国一些重点出口产品，有的在一国多次遭反倾销，有的在多个国家接连遭到反倾销。其结果是外国政府对我国产品实行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制定报复性的高额反倾销税，迫使我国产品退出该国市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重新进入。据统计，1979-1994年间国外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案172起，其中只有30起被撤诉、否决，其它均被裁决征高额反倾销税。近年来，几乎每个反倾销案都涉及到三资企业的产品，这影响了外商生产出口产品的信心，挫伤了他们来华投资的积极性，使他们更有可能撤走投资和技术或投资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使我国的投资环境受到破坏。
关贸总协定对“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相似产品的正常价格挤入进口国的流通领域。“反倾销”是关贸总协定所允许的排斥外国产品的法律手段。美国早在1921年就制定了“反倾销法”，其它一些国家近年来经济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纷纷制定本国的“反倾销法”，反倾销措施作为它们贸易保护工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反倾销条款实际就是在美国1921年反倾销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如果还想靠压缩消费、强化榨取、利用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靠薄利多销抢占国外市场（实际是抢夺外国拿着高得多的工资的同行业工人的饭碗）不仅是不光彩的，而且是行不通的了。所以，长远来说，我国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劳力低廉的优势过渡到技术高超的优势。在此之前，应采取一系列及时的对策，如：整顿外贸秩序，严禁低价竞销；对出口产品加强管理和控制，如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研究国际反倾销法规并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规以及对外国歧视性措施的报复对策；建立开拓国际市场基金，包括反倾销应诉基金，对每一个反倾销案都积极应诉，力争打赢，并惩罚那些引起了反倾销起诉又采取逃避态度，不去应诉、不辩自退、放弃出口市场的厂商，在反倾销案件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损失。
改革以来，给改革前的产业政策作出了“重工太重、轻工太轻”的简单化的结论，于是大上轻纺，削减重工业投入。结果使得重化工和能源交通成了“瓶颈”，反映在外贸上，1993年进口钢材超过3000万吨，由于进口太多，使得钢材国际市价一年上涨25%，再加上铁精矿、废钢和炼钢设备，全年钢铁消费的1/3靠进口，代价太高了！汽车、农药、化肥等都不是中国不会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完全没必要那么大规模地进口。另一方面，轻纺上得太多，内销市场有限，以至生产能力达到国内销量的2-3倍，在内销饱和、外贸逆差的双重压力下，只好尽力争取多出口，由于强进口倾向造成对外汇的强烈需求，只要能出口创汇，不惜工本也要出口。出口在这样的压力下形成了趋同的倾向，即出口品种、国别过于集中，外部条件恶化，出口阻力急增，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集团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反倾销和配额限制越来越苛刻，对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形成了硬约束。
(3)从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毕竟是发达国家占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使得它们在全球谈判中难以协调立场，用一个统一的声音与发达国家对话。所以，多年来南北关系僵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成效不大，整体解决南北经济问题希望渺茫，南方国家纷纷寄希望于与某些北方国家建立区域集团化的经济关系，从集团内的发达国家那里得到些实惠，而不再指望全面的南南合作和整体解决南北矛盾。①
这一形势对于在世界上处于独特地位的中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既不可能依靠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也指望不上什么亚非拉的大团结，什么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经济圈，什么以“四小龙”为骨干的“儒家文化圈”等等，所以，尽管我们仍要一如既往地努力发展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但是根本方针依然不能不“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4)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或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入关”）对我国的外贸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国当前经济与外贸关系极其密切，外贸依存度在改革前只有5%，现已超过了4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世界贸易大国。如继续被排斥在GATT（或WTO）之外，忍受歧视性待遇，自然损失很大。可是一旦入关，将会失去高关税和进口数量配额限制这双重保护屏障，也就是失去了它既保护国内新兴产业又抑制进口需求，防止逆差扩大的作用。如果按照美国等国提出的条件入关，还会失去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失去享受普惠制的权力，那么将使中国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使得入关对中国来说，近期成为一件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事，远期尚难估计：究竟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毕业”，才能从弊大于利转化为利大于弊？这是很难准确估计的，如何在这一场大变化中保住我国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
二、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利用外资的经济社会效益、成本分析
1.概述——基本理论与基本利益格局
从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来看，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可以使资本这个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在空间和时间上优化分配，产生福利效应，这一福利效应与开放的国际贸易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福利效应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产生资本流动，是由于放贷者有足够的资本而感到本国缺乏有吸引力的合适的投资机会或预计到外国投资有更大的利润可赚；借款者缺乏足够的自身储蓄来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或可获利的投资机会的需要。而认为从国外而不是从本国寻求资金供给更合算。资本的自由流动满足了双方的需求，应能给借贷双方都带来福利效益。然而，进一步的利益分析表明：即使如此，受益者也可能只是债权国的放贷者和债务国的借款者，而债权国的借款人和债务国的放贷人则会感到因机会减少、竞争加剧而蒙受损失。
除了原发性国家外，继发性国家（包括美、俄、德在其某些发展阶段）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努力争取利用外国储蓄来推动本国发展（当然不尽如此，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中苏分裂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都曾反对外国投资进入本国）。
二次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利用外资的发展道路，曾一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带来了“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但70-8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世界债务危机使国际资本流动远离了正常状态，其福利效应也就变成一个不确定的复杂问题了。
世界债务危机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它们所欠的债务总额不断增大。②发展中国家债务状况恶化的原因有：
——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难于增长，偿债能力降低；
——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价格剪刀差加大，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创汇收入下降，国际收支难以平衡；
——国际利率普遍上浮，造成债务国家负担加重。
除了上述表面原因外，造成发展中国家目前困境的深层原因是长期以来以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垄断资本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的国际经济秩序统治造成的。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身政策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不懂经济，又缺乏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靠军事政变或政治欺骗手段上台，上台后好大喜功、追求政绩、盲目发展，因而大量举债，但又不能在宏观上有效地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民主监督，而贪污腐败、投机活动猖獗，大量资金流失得无影无踪。到了该还债时自然会陷入困境。经济和政治危机促使旧首脑倒台，却往往不能改变旧体制，只不过开始了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多年的畸形发展使得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经济利益差异性扩大，凝聚力减弱，更难于联合起来争取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以，多年来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毕业”，升入发达国家行列，大多数仍停留在“不发达陷阱”之中，难有作为。
2.我国利用外资简况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靠本国储蓄积累的建设资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建设的需要还造成了强进口倾向和外汇需求。“双缺口”理论表明，利用外资可以同时缓解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我国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
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一边倒”的方针，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基本断绝，只能从原苏联及东欧寻求援助。共借款20多亿美元，建设了156个大型骨干工程项目，引进了一批成套设备和生产技术，当时看来效果较好。问题在于还债时（包括还抗美援朝时欠原苏联的大量军火债）正值中苏关系恶化和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当时的领导人错误地作出了加速还债的冒险决策，使得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在此之后，利用外资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在60、70年代，仅以出口信贷即延期付款方式利用外资，引进西方国家成套设备约20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领导人不再追求“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重新开始举债，以借用国外贷款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贷款来自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包括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商业贷款、买方信贷、债券发行及租赁融资等。
我国的外债总额从1981年的22.43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45.70亿美元后，突然急剧增加到1985年的158.30亿美元，一年之间增长了246.3%。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以15-40%的速度增长（只有1989年例外，由于国际制裁而只增加了3.3%）。大大超过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表明我国对资金和外汇的需求过分旺盛了。
从外债结构来看，1989年以前，以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官方长期优惠贷款为主，1989年以后，以短期、高利率的商业贷款为主。我国中长期贷款中非优惠贷款比例高达75%，远高于世界平均45%的水平，新签约债务平均利率7.1%，高于低收入国负债平均利率5.5%的水平，也高于所有重债务国平均6.8%的水平。可见我国的借款成本太高了，高得不合情理。我国被日本的“低息贷款”所惑，而没有认真考虑日元／美元汇价的变动趋势，结果近年来日元汇价接连几次狂升，我国对日贸易长期赤字，赚不到多少日元，不得不用更多的美元兑换成日元来偿还日元债务，这就使得名义上的“低息优惠日元贷款”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高利贷。
外债的使用效益究竟如何？至今尚无整体数据可供分析，总的看来是不够理想的。其原因一是外债项目的人民币配套资金普遍不足，使得建设工期和投资回收期延长；二是投向创汇型和出口替代型的较少，创汇效果不理想，影响偿汇能力；三是一些大项目匆匆上马，效果不好，草草收兵，浪费了外汇，增加了国家还债负担。如兖石铁路用掉大量日元贷款后才发现兖州本来就没有多少可供出口日本的煤炭资源。
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偿债率还未超过国际通行的偿债率警戒线。但近年来偿债率在持续升高，还本付息的负担越来越大，一旦外贸出口遇上麻烦，就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另一方面，近年来多种渠道对外借债，用债单位增多，无力还债的风险也在增加，项目单位对借贷窗口的负债增加导致“外债内债化”，就可能由外债危机导致国内信用危机和外汇危机。
利用外资有多种形式，现在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方合办合资经营企业，以及合作经营企业的方式，下面主要讨论这种方式的情况。
3.对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成本的评价标准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它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代价）究竟哪个大？这个问题在世界各国进行了多年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评价和结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把外商投资看作是外国资本家对中国人民的剥削、掠夺的经济侵略，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的立场一下子转了180度，从全面否定转为全面肯定，把是否拥护引进外资作为是否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的态度问题，把引进外资和办合资企业的数量成了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而对外商投资本身的评价标准却被忽略了，以至在许多地方付出了不应有的、本可避免的过多的代价。在外商投资迅猛发展的时候，对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③
4.我国引进外资情况的初步分析
(1)外资越多越好吗？我们为什么要借那么多外债？是因为非常缺乏资金，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国内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吗？从1994年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1994年存款减去贷款，还剩约2780亿元余额没有贷出去，既无收益，又要用高成本（利息）维持着，实在是双重浪费。而一些国内单位得不到足够的贷款，只好从借外债上去想办法。借外债一般需要担保，在国内银行或金融机构拒绝提供担保时，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与外方合资了。据了解，许多合资项目就是这样逼出来的，这样就很难有充分准备和全面规划，在外商面前很容易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
除了银行之外，当前在“体外循环”的国内游资数量也十分庞大。这一大笔钱在股票、证券、期货、房地产等领域汹涌奔流，搅得天翻地复，却不进入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正常渠道，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们并不缺人民币，那么，是不是因为缺外汇所以要借外债？也不是。1994年，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盈余，外汇储备增加了300多亿美元。而且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资金外流平均100亿美元。仅香港就有中资企业1800家，总投资1500亿港元，海外企业1万多家，遍布120个国家和地区，总投资额相当2万多亿人民币。由此可见，我们也并不缺外汇。
那么，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同时引进我们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吗？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外资来源可分两大类：一是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讯网建设等高技术领域，关键设备全用洋货，中国厂家被挤到圈外，既丢了市场，也没学到技术；另一种如修桥修路等，多为国内施工单位承包，用原有技术施工，不知比当初由国家投资兴建究竟优越在哪里？何况某些“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不大正常，珠江三角洲仅仅4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建和在建的机场竟多达9个。首都北京在豪华商场、饭店早已过剩的今天还要投资20亿美元，建一座面积有人民大会堂5倍之大的东方广场商城，这也能叫“基础设施建设”吗？
最近，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经济危机。本国货币比索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率迅猛上升，股市下跌、外资出逃、公共开支紧缩、社会人心涣散，并出现了农民起义等不稳定因素。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短期看来是正确的、政绩辉煌的大开放措施造成的。
墨西哥的危机值得中国引以为诫，那样的“改革开放”会带来什么？是值得深思的。世界银行责任驻华首席代表最近指出：1994年中国首次出现了投机性资金大量从境外流入的情况。其原因一是人民币的汇率在一年内上升了大约5%；二是中国境内的借贷利率达12%。高汇率和高利率对于投机性资金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同时人民币汇率却不断升值，这种结合是不正常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已把中国列为“下一个墨西哥”，即使这种说法有些危言耸听，我们也应充分警惕出现类似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资金流入中国，免得它们在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波动时起到推波助澜的正反馈作用，增大危机的严重程度。所以，我国对于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对于这些方面外资的流入采取慎重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2)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到1993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056个，利用外资协议金额217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69亿美元。这些外资的投向是：
80年代里主要投向是饭店、宾馆。在1987年协议金融中占比重高达64.2%。
90年代以来，转向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加工组装型企业，约占总项目数的70%。主要是：缝纫业、电子和通信设备、纺织、塑料制品和仪器。其中电子行业不过是家电装配和元件制造，没有什么高技术成份，另几个行业就更谈不上了。
外商投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1991年每个项目平均实际利用外资额60万美元，1994年上半年新批准外资项目2.5万个，比上年同期下降42%，实际外资投入1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4.9%，在大大改善了的情况下，每个项目平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仍不过58.8万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配置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79-1991年各产业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部外商投资企业总户数的比重与1993年批准外商投资户在各行业的比重：第一产业从3.8%降至2.5%，第二产业从80.6%降至67.7%，第三产业从15.6%升至29.8%，但其中交通运输和通讯业从1.5%降到0.8%，科教文卫从0.8%升至2.1%，而商业部门从3.3%升至7.4%，房地产部门从5.1%增加到22.6%（1992年）。
由此可见，不少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无论其现状还是发展趋势均与我国产业政策的需求和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初衷有矛盾。在肯定成绩（这方面已经不乏报导与宣传了）时，对其带来的社会代价，也应当引起严重关注。
(3)少数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某些港澳台商建立的大量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采用原始资本主义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④伴随着外资大量涌进中国，大量污染密集产业也乘机而入，给中国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据有关部门近年来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的分析，发现大量污染密集产业正向中国转移。以1991年为例，全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的生产企业11515家，协议投资额87.71亿美元，其中属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高达3353家，占生产企业总数的29.12%，协议投资额32.27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6.80%。从各地区来看，广东是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数和投资额的比重分别高达35.13%和36.61%。江苏、吉林、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占的比重也较大。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它们的一些污染严重超标的旧式生产设备成了应被淘汰的废物，而一些不法外商却想出了“废物利用”的窍门，把这样的旧设备拿来与中方合资。中方的一些单位只看眼前经济利益，以为是拣到了便宜货、摇钱树。争相把这一个个危险的污染源接进自家大门。一些外商还以资源再生利用为名，在中国投资设厂直接从事进口危险废物的翻新、拆解、加工、处理、电解等业务。然后便可根据协议，把它们的危险废物当作这样工厂的“原料”，源源不绝地运到中国来，实际上是把中国当作了它的“垃圾堆”。
(4)在中方利用外资的同时出现的外资利用中资现象很值得注意。以陕西省为例，外资利用国内资金生产经营并用来占领国内市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特点是：
——外商进资减少，而吸收国内资金增多。1986-1988年外商投入资本金20025万美元，吸收国内资金4125万美元，二者之比是1:0.2；而1989-1992年间，外商投入和国内资金分别是11175万美元和15766万美元，二者之比变为1:1.41，资金中国外为主变成了国内为主。其原因是：项目小型化，平均每个新批准项目协议外资由1984年的270万美元降到1992年的123万美元；到1992年底外商实际投入资本金到位率仅20.1%，有些外商还将已投入的资本金抽回。
——三资企业引进外资不多，花掉外汇不少，进口付汇一直大于出口创汇。全省三资企业1986-1992年经常项目收支年年逆差，7年累计达28440万美元。据调查，许多三资企业是靠进口原、辅材料组装加工后在国内销售赚人民币，再从外汇调剂市场买进外汇，去支付进口原辅材料。从1988年至1992年，全省三资企业卖出外汇与买进外汇的差额分别是1943、746、－481、－1715、－1356万美元，从1990年变为逆差以来，年年都要吃掉国内企业大量留成外汇，使我国本来就紧缺的外汇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与靠三资企业赚外汇的初衷背道而驰。
(5)各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的竞赛，往往演成一场政策优惠比赛，结果不少人不异相竞廉价出卖由他管理使用的国家公共资源，这在前两年的“卖地狂潮”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种优惠政策比赛中受损失者往往是国家，是被排斥在交易之外的普通群众。对于属于这样类型的“外向型”经济的政绩，应当引起反思和警惕。
(6)只图虚名，不管实效。由于认识片面，一些地方外资引进量被认为与拥护改革开放的态度与政绩成正比，甚至层层下指标，横向搞攀比。
就全国范围来说，1979-1993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协议累计额2225亿美元，实际利用额606亿美元，资金到位率仅27.3%。1992年只有20.5%。
北京市到1992年底共批准三资企业3769家，实际开业的仅942家，开业率为25%。
北京1991年参检三资企业开业户中亏损者占62%，亏损额8.34亿元。广东省三资企业亏损面53%，自报亏损额36.6亿元。全国各省亏损面一般在40-50%，情况最好的上海市为20%。这些亏损企业中，除一部分企业属正常经营亏损外，绝大部分是虚亏实盈。我国法律规定，外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享受两年免税三年减半的优惠待遇，这等于诱使外商采取掩盖经营实绩故意报亏或向境外转移利润造成亏损等手段，怎么也达不到“获利年度”！他们有的待优惠期满就转移阵地，有的继续不择手段地制造亏损假象。各种愚蠢的“优惠政策”使外方获利甚多。据统计，仅北京市1992年共计减免税款5.21亿元，相当于实际完成涉外税收的1/3，特别是“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既可免交所得税和产品流转税，又可得出口退税的好处，尤其在人为的转移价差上损害中方。这些现象不仅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而且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的状况，影响了合法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积极性。过分的优惠政策，使国有企业愤愤不平，竟提出要求“最惠国待遇”。这些政策还诱使一些精明的同胞采取各种手段搞假合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现在的三资企业绝大部分属于轻纺等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终端产品加工组装型产业，重复引进、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项目雷同、产品大同小异，技术档次甚低，有不少是陈旧的淘汰设备，既无先进技术，更无高新技术。而且其关键零部件多在母国生产，中方连它那一点有限的工艺技术也很难全面掌握。然而，它们技术水平不高，盈利水平却不低。许多外商企业利用自由定价权利，并充分利用了国人崇洋思想，任意提高内销产品价格。往往是质量一般的产品，贴个洋商标，在包装上换个花样或大作广告，一旦打开销路就成倍提价，在国内市场的涨价狂潮中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大大推动了价格总水平特别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药、服装、食品和其它重要日用品价格上涨。
(7)近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外商越来越倾向于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投资对象。采取的两种方式一是“嫁接”，二是“收购”（或兼并）。那么，这个企业的本质究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还是外国在华的资本主义企业？显然关键问题在于谁来控股。于是，想控股的人来了。他们据说都是很有爱国心的境外华人，是与当今官场关系密切的“自己人”。他们或是选择经济效益良好的本行业骨干企业收购、控股（如对橡胶、啤酒、医药企业的收购），或是一揽子收购一个地区全部国有企业（如泉州），或是一揽子收购一个地区某一行业全部企业的控股权（算作大连模式）。对于这种所谓“中策现象”，地方政府和经济学家多持积极态度大唱赞歌，而各主管部门和企业职工多持批评态度或深感忧虑。现在，这个热潮凉些了，大体刹住了车，参与此事的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注释：
①当今世界经济中贸易集团化（以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两种形式）现象引人注目，对于中国这样既没纳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又没加入任何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国家是不利的。
②发展中国家总债务从1960年18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70年的750亿，1980年4460亿，1990年14420亿和1991年14780亿美元。这些债务分布高度集中：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重债务国19个中有13个是拉美国家，而低收入重债务国26个中有24个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偿债能力日益下降，1981-1989年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3-4%，出口年均增长率－2.7%，而债务年均增长7%。发展中国家债务占商品和劳务出口的比重从1982年的175%增至1989年的196.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2年的35.7%上升至1989年的44%，而南部非洲国家这两个比重分别达到369%和115%，负债最高的5国负债总额分别相当它们全年GNP的214-426%，其次的15国，比例也在104-180%之间。穷国的偿债率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20%安全警戒线，渐渐落入靠借新债还旧债勉强度日的困境中。1970年，欠发达国家从国外借进的每1美元中有55%用来为旧债还本付息，1980年达到70%，1985年超过80%，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快就会达到这一点：新的国外借款全部要用来还旧债，再也没有余钱用于发展了。
③王洛林教授等撰写的《外商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价》一书作为我国第一本系统探讨评价外商投资经济社会效益的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为外资工作提供了全面的、有实用价值的评价标准。
④一些港澳台资企业的工资竟低于国营企业，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时间超长，工作环境恶劣。工人缺乏就业和社会保障，缺乏最起码的安全保障。广东、福建的港澳台资工厂的几起恶性事故，工人死伤惨重。据统计深圳外资企业中有13%每天加班超4小时，40%的外资企业工资低于市最低标准，17%不交社会保险金，一半以上的企业工人宿舍的人均居住面积小于2平方米。（科技日报，1995年8月19日）
标签：反倾销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社会成本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初级农产品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