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东南亚论文,日本论文,美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而展开的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的第一次重大外交举措，也从此拉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然而，有关日本经济外交起源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战前以出口工业制品、机械等，进口农产品、粮食、矿产原料为主要内容的对中国贸易，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生命线”，不惜以国家的存亡为赌注进行保护(注：有泽广已：《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战后初期日本对中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而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则几乎完全停止。日本为何舍易求难，放弃有巨大利益和潜力的中国市场而选择东南亚为对象开展经济外交?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放在战后初期美国东亚遏制的整个背景中加以考察，探讨美国东亚政策演变与日本经济外交对象选择之间的关系。认为阻止中日经贸往来，促使日本开展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实际上被纳入美国整体战略，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一环。日本战后的贸易模式，甚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的模式都随之而改变。
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使得战时美国关于扶植中国成为其远东战略支撑点的设想随之破灭，日本开始进入美国的视野。扶植日本，使日本尽快恢复与发展经济，并使其成为美国的“亚洲工厂”，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然而日本投降后在海外的领土和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全部丧失，对外经济关系完全陷于瘫痪状态之中(注：小林义雄：《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1949年道奇路线中重要的一条便是使日本经济回到世界市场上来(注：郭炤烈：《日本和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1950年初，杜勒斯在经过研究后认为，除非美国能提供必需的经济替代市场，否则日本将不能保持对美国的忠诚。杜勒斯及其继任者坚信“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能否通过非战争形式控制西德与日本”。
然而在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模式上，美国政府内部却存在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本-中国-美国”模式与以五角大楼为核心的美国军方所主张的“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的对立。前者体现在NSC48/1文件中，认为“日本经济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主的基础”，故应允许日本同中国大陆开展除战略物资之外的有限度的贸易，进口必要的资源。与此同时，为避免日本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应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开辟新市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NSC48/1,The Policy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23,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6卷，第1215-1220页。)。1950年1月艾奇逊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行政会议上作证时强调，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对大陆进行封锁的任何考虑将是无效的。
后者是以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地位上升为前提的，也自有其政治背景。1948年3月，马丁备忘录中就已经提出通过战争赔偿来缓解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并以此来刺激地区贸易的建议，将日本经济复兴与东南亚发展联系起来(注：威廉姆·S.博登：《太平洋联盟：美国外交政策和日本贸易复苏，1947-1955》(Willian S.Burden,Pacific Alliance,United Sataes Foreign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1947-1955)，威斯康星1984年版，第108页。)。1949年3月，乔治·凯南提出建立日本、东南亚的垂直分工体系的构想：“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应该致力于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作为原材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注：《国务院政策计划小组文件，1949》(NSC51，U.N.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July,1949,The Stats Department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 1949)第2卷，纽约加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2-56页。)。促使日本的国际贸易体系与结构的自由化还将有助于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强化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东亚联盟(注：约翰·F.凯南：《回忆录，1925-1950》(George F.Kennan,Menoirs,1925-1950)，波士顿1967年版，第388页。)。NSC48/2文件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实力，在亚洲大陆上遏制共产主义。为此，必须断绝中共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联系，不论直接性、间接性的战略物资，一律禁止向中共出口，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替代市场(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Documents of t 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9-1977)，美国大学出版社1980年微缩文档。)。这不仅事关日本经济复兴，而且还将影响着日本未来的政治倾向及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成败(注：黛安娜·B.库兹：《关键年代的外交：美国60年代外交关系》(Diane B.Kunzedited,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Amrican Foreigh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0页。)。
这两种政策虽然在注重东南亚在美国东亚遏制政策中的地位，试图将日本与东南亚连接起来这一点上不无相通之外，但在中国大陆、东南亚与日本经济复兴的关系上谁主谁从这一问题上各执一端。从1949年秋到1950年3月，美国政府采用的是艾奇逊的主张，规定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及对华经济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鼓励日本恢复发展与新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但必须避免日本在食品和关键性原材料需求上过度依赖中国(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第9卷，第833页。)。除了对战略物资进行限运外，非战略物资允许自由流通。
一方面，出于对新中国本能的恐惧和仇视，美国不仅自己采取不承认政策，而且还阻止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承认。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策制订者们又坚定地认为苏联才是美国遏制的主要对手。
另一方面，支持中日贸易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且能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帮助日本经济自立。中国是日本天然贸易伙伴，这一点毫无疑问。战前，中国大陆一直是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1930-1939年，对中国大陆的进出口比例分别占日本进出口总量的12.4%和21.6%，而且，日本从中国进口主要集中于少数几类产品，在禁绝中日贸易的情况下，日本虽然可以找到资源替代，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必然引起日本生产和生活费用的攀升上涨，并使其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况且，1950年美国援助日本达2.7亿美元；通过中日两国正常贸易，这个数字到1955年就可以减少到2500万美元；如果没有贸易，则每年援助不会低于1亿美元(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2期。)。
1949年7月，麦克阿瑟批准了吉田政府的贸易方案。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统计，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东京与北京之间进行了大约4000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1950年1月，日本得到允许，可以使贸易在同西欧国家一样的范围内进行。1950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比1949年增加1倍(达3900万美元)，使中国成为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之后的对日输出第四大国；向中国的出口增加了5倍，达到1964.3万美元。1950年1-8月，中日贸易额为3500万美元，约占同期日本外贸总额的3.3%，其中日本从中国进口额约占同期日本进口额的5%，1950年10月，即使在中国军队已经参战后，美国前陆军部副部长威廉·德雷珀仍说，如果中国保持和平，只要日本需要煤、铁矿和市场，“则不管意识形态和禁运如何，两国仍将做生意”(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尽管美国战时的远东构想破灭，尽管遏制的铁幕在欧洲已经拉开，美国的东亚政策仍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中国并未成为美国东亚遏制的重点。虽然强硬的美国军方提出了断绝中日贸易并代之以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构想，但此时期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仍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支持与鼓励。这也是美国“等待尘埃落定”政策的一个侧面。
二
朝鲜战争使冷战白热化，加快了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正式确立的步伐：从遏制对象来说，朝鲜战争改变了中美苏之间的关系模式，将中国推到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对立面的位置上，从而使美国的遏制有了一个明晰的对象，并因此加大了遏制力度与强度；从战略依托对象上说，日本成为美国冷战遏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东南亚也正式成为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必争的目标。朝鲜战争前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中-美”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当然变得不合时宜，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并对华展开严格的禁运成为美国的既定政策。
美国与其盟国英国在战后日、中关系处理上存在矛盾。作为战前在远东地区拥有主导权的国家，英国不仅怀有恢复战前在远东地区拥有的巨大利益的梦想，而且有其自身关于战后远东地区秩序的设想：从战略上讲，尽可能地使日本和中国成为抵抗苏联的前线国家，是英国传统远东均势政策的延续；而在经济方面，日本与中国的接近就避免了日本对东南亚市场的过分关注，从而对英国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利益构不成威胁(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2卷，第125-134页。)。出于这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不仅反对对华禁运，而且力促日本与中国恢复关系，主张中国政府具有参加媾和会议的代表权，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英国派遣军队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方作战后，英国仍然没有放弃其主张。为此，美国国务院特使杜勒斯数度访问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莫里松会谈，并于1951年6月19日达成协议：第一，媾和会议既不邀请中国政府，也不邀请台湾当局的代表参加；第二，日本与中国政府还是与台湾当局建交待日本独立且行使国家主权后由其自行决定(注：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当然，美国这一举措不过是缓兵之计，杜勒斯-莫里松协议后来被美国加以弹性理解，即认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前也可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行动，因此，在旧金山和约提交参议院审议之前，美国通过“吉田书简”的发表使得日本保证了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
对美国来说，最为棘手的还是日本国内的态度，因为日本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反对限制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从日本经济自立化的角度出发，日本国内关于日本经济复兴中国不可或缺论、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面媾和论日趋高涨。在1950年1月“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的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上有6位经济学家签名，以日本经济复兴离不开同中国的贸易为理由，要求实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面媾和，其基本观点是：日本欲实现政治独立，必先有经济自立，而“日本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中国，保持着广泛、紧密、自由的贸易关系，乃是保证日本经济自立的前提。日本经济目前之所以呈现对美贸易入超，对英镑集团贸易出超，美元短缺、英镑过剩的局面，正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占比重过低的缘故”。因此，“日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阻碍与亚洲各国贸易的媾和条约”(注：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2页。)，尤其是要避免对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造成障碍，“全面媾和，对于日本经济自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与这种“中国贸易不可或缺”论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东南亚贸易的前景极度悲观。这不仅是因为从东南亚进口资源成本偏高，更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资源开发和物资集散体系，多数国家又属于英镑集团。日本民间要求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的运动纷纷开展，各种民间贸易组织相继成立。政界内也展开争论，1949年5月24日，部分国会议员成立“中国贸易议员联盟”，该议员联盟在第七届国会上提出《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案》并在参议院以多数赞成而获得通过。在1948年10月到1954年12月，执政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也有其自己的考虑。吉田茂曾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科斯特洛说：“我非常恨共产主义，甚至不愿提起这个字眼”，但“我不在乎中国是红色的或绿色的，中国是一个天然市场，日本考察市场时它就成为一种需要”(注：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美国战后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政治与繁荣》。)。他表示：“我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注：吉田茂：《十年回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页。)，“我们最初的工作应当从俄国人手中把中国拉出来，使其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由于地理上相邻，人种、语言和文化贸易悠远的联系，日本人发挥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注：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1951年1月29日，杜勒斯与吉田茂举行第一次会谈时，吉田茂提出了长期与中国发展贸易的必要性，他说他理解鉴于现在的中国由共产党统治，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在同中国的贸易上有重大的结果，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人会采取“战争是战争，贸易是贸易”的态度，到那时日本同中国之间就可能进行相当规模的贸易。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和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东亚政策的外部环境，也使美国军方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尽管美国不得不承认从长远来说，中日贸易对于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还是采取措施阻止中日贸易。从朝鲜战争爆发开始，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包括石油、军火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品禁运。1950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巴统管制制度适用于中国，11月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12月东京盟军统帅部指令日本政府中止对华贸易(当年中日贸易额达5900万美元)，不仅迫使日本加入了巴黎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的中国小组，而且使其同意了一份列有400多项禁运品的清单。1951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不仅正式规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物资种类清单，而且规定了美国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日本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就必须依从这些规定。
为了将日本更加紧密地纳入其冷战体系及平息日本国内高涨的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呼声，以杜勒斯为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策划了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经济合作，即用军需订货和对东南亚进行援助的方式对日本经济进行刺激和提供美元逆差补助，以换取日本对美国东亚政策，特别是对华不承认政策的支持和跟随”(注：威廉姆·S.博登：《太平洋联盟：美国外交政策和日本贸易复苏，1947-1955》，第149-150页。)。其中，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是整个计划的重心。1951年5月8日，美国NSC48/5号文件将“促使亚洲各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当务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做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与对日媾和后都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使其能够从事为美国和亚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第6卷，第33-63页。)。6月27日，美国向日本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更明确地确立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共同防务生产体系之中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即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目的是“使日本与欧洲其他南半球各国一样，参加美国的紧急筹措计划”，具体项目包括出口到东南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第6卷，第887-888页。)。为了使日本政府接受这个计划，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日本因某种理由不能对这个国际计划给予协助，对于确保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将有影响”(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81页。)。美日经济合作把日本置于以美国为中 心的共同防卫体制之中，初步确立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在实际上将东南亚规定为 日本展开经济外交的对象。
三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立即导致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恢复关系(注：黛安娜·B.库兹：《关键年代的外交：美国60年代外交关系》，第270页。)。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东南亚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但东京并不认为东南亚对日本是如此生死攸关。用军事手段把东南亚囊括进“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曾经给日本人带来了灾难，而二战以来的日本经济复兴所取得的成就，使得大多数日本人相信日本的繁荣不能依赖军事力量，而要依赖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以确保其从尽可能广泛分散的途径取得市场和原料。在这样一个供应来源和市场都大大分散的世界里，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地区是不可或缺的(注：亨利·欧文：《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81-82页。)。因此，尽管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日本负有赔偿义务并且规定的劳务赔偿的方式，但是日本并没有立即开展对东南亚的赔偿谈判；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界十分清楚：中国大陆的资源和市场对日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失去中国大陆的资源和市场对任何一位现实的政治家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错误。日本不想轻易放弃具有重大利益与潜力的中国市场，故在考虑对华媾和时仍倾向于中国大陆。即使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1951年10月28日吉田茂在回答参议员提问时仍说：“日本将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同哪个国家开启贸易关系以及在上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问题。”(注：乔治·弗里德曼等：《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然而，促使日本彻底断绝与华贸易而代之以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政策一经制定，行动随之而来。旧金山和会结束后第4天，即9月12日，56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声称“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权，并与其进行两国间接触，是违背日美两国国民最佳利益的”。如果日本不选择中华民国，参议院就将不批准媾和条约。1951年11月，日本国会正式批准了旧金山和约，英国也于12月批准了和约，但和约生效关键在于取得美国参议院出席参议员投票的2/3以上的赞成票，美国参议院坚持一定要等到日本政府在与哪一个中国政府谈判媾和有明确态度后方举行投票。1951年12月10日，杜勒斯作为特使飞往东京，说服吉田茂与台湾当局缔结媾和条约。尽管吉田茂一再申诉“将中国从苏共政治局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日本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应信任日本，让日本作为自由国家的先锋，扩大同中国的接触”，但杜勒斯仍然强调：“日本同台湾政权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佳利益的”(注：细谷千博：《有关“吉田书简”诸问题》，载渡边昭夫编：《围绕旧金山和约的政策决定过程》，研究成果报告书1983年版，第36页。转引自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9页。)，并以对日和约不获批准，日本的主权就不能恢复的理由相要胁。同时将一封写好的信交给吉田茂，让其签字后还给自己，这就是有名的“吉田书简”，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和约”(注：石井明：《台湾、还是北京》，载渡边昭夫编：《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斐阁1985年版，第69页。转引自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248页。)。吉田茂对杜勒斯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被迫最终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
美国在努力迫使日本放弃与新中国媾和的同时，积极探讨阻止中日贸易、促进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途径。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宣称，日本能否作为一个可依赖的盟国在于其“保持东南亚传统市场与原料、食品来源的能力，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与美国在日本的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世界失去东南亚将不可避免地使日本最终与亚洲共产主义控制地区进行和解”(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289-1290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2年发布NSC125/1号文件、NSC125/2号文件，1953年1月至6月，又接连发布NSC125/3号、NSC125/4号、NSC1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认为日本“想要生存，就必须进行贸易”(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451页。)，而日本有两个主要的贸易方向：一个是南亚与东南亚，另一个就是中国。美国清楚地看到了南亚与东南亚作为日本市场和原材料场地的一些限制：如政治不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慢、贸易和支付不平衡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占其全部出口额的18%；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25%”，“日中贸易的这种发展将威胁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增强对抗的政治和战略的目的；也会使日本在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方面更依赖于中国”(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414页。)。要想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就必需帮助日本从东南亚寻找新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替代中国的地位，建议采取“引导”和“阻截”并举的政策：一方面极力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参与帮助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进而与这些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另一方面则利用日本在经济和防卫等问题上仍十分依赖美国的现状，要求日本对中国实施严格的禁运政策。艾森豪威尔甚至大声疾呼：“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帮助其谋生的话，那么日本连生存都不能，更何谈留在自由世界之中。现在，如果我们不给其援助、与其进行贸易、不让其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也不去保护其亲密的贸易伙伴东南亚，那么在日本将发生什么?它将倒向共产主义”，在失去日本之后，“美国将被逐出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将成为共产主义的内湖”(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2-1954》第14卷，第1163页。)。
至此，美国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已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政策，随着1952年4月28日《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大陆被彻底排除出了日本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日官方贸易被强迫中止。在此情形之下，东南亚成为日本在亚洲进行贸易的惟一现实选择。
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1953年6月16日，第五次吉田内阁公布施政方针，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希望于中国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并以战争赔偿为契机，展开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1972年之前的6位日本首相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所规定的方向，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的。
从上述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与其说是日本自身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促成的结果。战后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日本是按照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日占领政策进行经济复兴和重建工作的。即使在占领解除之后，日本也由于直接间接的各种关系，不仅在经济上相当程度地依赖和从属于美国，而且在军事和外交上从属于美国。这一状况决定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从属于美国的东亚政策，日本的经济外交也必须从属于美国的东亚遏制政策。
第二，美国促使日本发展对东南亚经济关系的构想是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中的一环。对于美国而言，促使日本恢复、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有一石三鸟的效果，既可以切断日本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联系，贯彻对中国大陆的严格的禁运政策，又可以在断绝中日贸易的情况下为日本提供相应的替代市场，促使日本发展经济并承担起东亚盟国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日本来加强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抵制共产主义在这个地区的蔓延。这三个目的统一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东亚遏制政策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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