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趋同和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差异论文,思想论文,同和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就毛泽东和梁漱溟而言，前者主张用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种主张的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后者主张用“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方式来拯救中国，其思想来源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其理论就是他自己的“乡村建设”。不难看出，毛泽东的主张体现了一个“破坏与建设”的辩证关系（即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梁漱溟的主张却体现了一个“改良与渐进”的发展模式（即从改变“文化失调”来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这两种理论和主张，目的是相同的，即改造中国现实社会，只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则根本不同。
一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在毛、梁之前已曾有过维新变法运动、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但这些实践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造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解放。而真正把农民看作中国社会改造的关键并矢志不渝地唤醒他们自觉的意识，在中国近代社会最主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梁漱溟。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民在农村的境况和遭遇有切身的感受，而且也最同情和理解他们。他认为：“中国历代的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极端的贫苦和落后，就是中国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1）]基于这样的认识，无论他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还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都始终对农民报以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从文化层面上看，毛泽东早年对农民的认识多属于情感上的折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同农民的思想产生共鸣，其崇尚大同思想就是很好的佐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升华，主要的表现是用阶级斗争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农村，以阶级分野的方法来剖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他提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2）]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3）]从对这两个“基础”（即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的认识出发，毛泽东强调，改造中国就必须去掉这两个基础，而去掉这两个基础的前提是必须造成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而要发动和形成这个大的变动只有进行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打碎一切现存的国家机器，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主张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奋斗，最终形成了他的整套完善的农村革命的理论，为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基础。
梁漱溟出身于典型的“书香世家”、“世宦之家”，他的早期思想发展远比毛泽东复杂得多。自他懂人事时，就非常留心时事，并参加同盟会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民国建立后，由于目击国事日非，又困惑于人生的烦闷，曾倾心于佛法。后又受东西方哲学尤其明代儒家王心斋的影响，写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开始“由佛转儒”。对这段思想转折过程，梁漱溟曾解释说：“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于佛学，然后转向儒家，对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是柏格森。……再则，对于我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佛书同样无师承），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底。”[（4）]可以看出，梁漱溟的早期思想，实质上就是宋明理学与柏格森哲学二者合流。
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强调归宗儒家，主张只有复兴中国文化方能自强，这与所谓“五四精神”中的反孔形成鲜明的反差。此后，梁漱溟把他的兴趣和注意力重新转向社会问题。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他认为近代欧洲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中国没有成功，不是因军阀和政客等少数人造成的，而在于中国根本缺乏其生存的习惯。他强调“制度依赖于习惯”[（5）]。也就是说，中国要实行西洋政治制度，必须从培养民众与之相适应的新政治习惯，这样才会有民主政治的国家基础。据此，他初步形成了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即中国之所以军阀连年混战，国家不成其为国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失调，丢掉了中国传统的特质，整个社会陷入一盘散沙。因此，救国首先应从复兴传统文化入手，医治中国的“文化病”。中国文化说到底是农业文化，自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从农村做起。1926年8月，北伐战争打到长江一线，全国震动，青年人尤为兴奋。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毕竟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梁漱溟的思想也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觉悟”。他感到：“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悟得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我们有立国之道。”[（6）]他这里所说的“西洋把戏”就是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所说的“否认”，并不是认为中国未来不能实现它，而只是说“西洋把戏”不是“立国之道”。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制度不是救急良方，而是最后结果。从中国农村复兴入手实现西方民主政治，这就是梁漱溟的觉悟。
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有一个探索和转折的过程，其差异在于各自所依据的理论不同。毛泽东等人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后，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梁漱溟一派用历史文化观，在经历了对军阀统治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沉重思考后，看到了“农村立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很显然，这两种认识的趋同，就在于都把眼光放在了能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之处——农村。
二
梁漱溟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结构特殊，文化失调，没有秩序”；毛泽东对中国的认识可概括为“阶级压迫，民族剥削，社会黑暗”。前者强调“复兴”，指出“乡治”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方法”，“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后者则强调“革命”，指出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社会的一切，才能使农民真正获得解放。这一文一武从1927年至1937年展开了10年之久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农村的10年土地革命，其主要内容在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势力。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在农村的10年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在通过这个运动，“实现政治重心经济中心都根植在乡村的一个全新组织构造的社会”[（7）]。依作者愚见，这是二者在10年中以不同方式和道路探索和实践着的一种建国运动。但，这对二者来说，都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尝试。
秋收起义的成功与失败，逼着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普遍做法，在比较偏远贫弱的农村山区找到一个立足之地，重新冷静地思考中国革命的方式、道路和前途。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然后夺取全国政权。如果说，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看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还仅仅旨在配合和深化工人运动，那么，建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已使他坚信，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进行农村革命才可能完成。自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0年底，建立了大小不等的10多个苏维埃地方政权，并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从此有了自己掌握控制的比较统一的政权组织。
在苏区，共产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关键就在毛泽东等人紧紧地依靠农民。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使农民们很快地看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苏维埃与国民政府两者之间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和好处。共产党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持共产党、投身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
与毛泽东相反，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派人，围绕着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试图用“乡村建设”来拯救中国。1928年4、5月间，梁漱溟向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这是梁漱溟系统阐述其乡治主张的第一份文献。他在建议书中解释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标名“乡治”。“乡治”一词，沿用古语，在中国古代有此一种制度，充分涵有今日所谓地方自治意义在内。今欲提倡建设一种中国化的地方自治，故特标定此名。[（8）]第二，培养国民新政治习惯，为什么要从一村一乡的小区域开始？好处有三。“一则利害切近，所有问题皆眼前易见，易于引起注意与过问。二则范围小，则其有所过问有所主张活动，易于见影响生效力，必其注意力所及，活动力所及。三则人事熟悉，情谊得通，易于合作。”[（9）]由于多种原因，梁漱溟此时的主张仅限于宣传和鼓动，尚未真正付诸实践。一般将其视为实行乡治的第一阶段（或称准备阶段）。
1929年秋，经王鸿一介绍，梁漱溟到河南筹办村治学院，起草《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并任教务长，主持具体工作，次年又接办《村治》月刊。一般把梁漱溟在河南实行村治，看作乡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有了重大差别，或者说变化。即在广东办乡治是为了培养国民新的，西方式的政治习惯，奠定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河南办村治则是要培养国民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最后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实现西方政治制度。这是因为，此时的梁漱溟在中国出路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把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作者注），很像样站立在现在的世界上。”[（10）]以往“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11）]。根据这个新认识，梁漱溟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即“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12）]。
为什么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在中国走不通呢？根本的问题在中西精神不合。按梁漱溟的意思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一个民族的人生态度决定着它的文化模式，包括政治制度。西方人力量向外用，向前要求，争取个人的权力，不甘退让。正是凭着这种“争”，实行和维护民主政治。相反，中国人讲求调和持中，寡欲知足，随遇而安，与世不争。中国人这种人生态度不变，西方民主政治就永远不能实现。第二，竞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每逢议员、总统选举，举国若狂，奔走竞争。可以说，西方人“好动”，中国人则“好静”，历来崇尚的是谦德君子。若照搬西方竞选模式，人人“炫才求售”，那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第三，西方人尚恶，彼此不信任。个人主义、权利观念先于法律制度而存在，因而实行三权分立，彼此牵制，互为监督，相防相范。相反，中国人伦理观念极强，“一切事物均在伦理关系中”，人性尚善，彼此信任，尊重。在人与人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绝少相对抗衡的形式。因此，在中国以法治国，似乎完全没有必要。第四，西方人在经济上创造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人类的现世幸福，但也存在着“对外肆以侵略”和“物欲至上”的弊端。与此相反，中国人主要追求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故而西方政治难以满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
从上面的比较分析看，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更多地是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去奋斗，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则更多地是从农村的伦理关系去努力。前者务实而收效明显，后者务虚而空洞乏力。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二者的实践都是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压制和约束的状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总体上说，10年艰苦的尝试，其农村改造的成效甚微。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为寻求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双方都从农村入手，进行了相当丰富而又十分艰难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从总的方向上看，有它一定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说的趋同性。双方都本着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高度责任感，都抓着了“农民”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双方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自己所满意的成就。梁漱溟曾非常自信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合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要在知识分子和乡下人身上求，已是无疑，不必再说。要研究的是他们以如何方式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们乡村运动这一条道了。”[（13）]毛泽东也十分肯定地说：“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14）]
当然，这10年中，毛、梁二人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双方都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关键在农民。但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二者都不认同对方的方式和道路。这种分歧和对立的根源在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同。
三
10年的心血、10年的努力，虽然历尽坎坷，收效甚微，但积累了大量丰富而可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了能继续有效地奋斗，梁漱溟、毛泽东在30年代末，分别都写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们各自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即《乡村建设理论》和《新民主主义论》。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上下两部。上部阐述了他怎样认识中国社会文化，怎样看待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变化；下部则围绕着他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张，详尽阐述了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关于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他指出：“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旧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15）]近代中国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之所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中西文化交流所致。他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无办法。……有如堕甑之不可完复。”[（16）]西方文化的冲击，伦理本位的被破坏，使中国许多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使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17）]。梁漱溟认为，中国过去的社会构造非常巧妙，没有垄断，士农工商，各有前途，机会均等。但自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逐渐出现垄断，职业分立的社会结构亦被破坏，教育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使中国有可能发展为阶级对立的社会。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国民有四大缺点：缺乏国家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制精神。因此，“任人宰割实属必然”。西方“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有力的”文化必然战胜中国“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文化。[（18）]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怎样解决呢？梁漱溟认为，只有统一才是出路。中国问题的“苦闷之焦点”在于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19）]于是他提出，中国政治问题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为第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20）]“政治的根本在文化”[（21）]，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由文化失调这一根本问题而引发出来的。因此，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文化上入手，而解决文化失调又必须从乡村建设开始，才能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由此，他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在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22）]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共谈了15个问题，非常熟练而准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过去和现时社会进行了解剖，对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与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作了严格的辨析和认定。充分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23）]。
毛泽东通过对周秦以来中国的历史特点的分析，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决定了在中国进行革命，就必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4）]既然第一步是为着实现民主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就是民主主义革命。但毛泽东强调，以十月革命为界，“在这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25）]这一新旧之分，强调了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变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即“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6）]“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27）]
很明显，毛泽东不赞同梁漱溟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而强调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其核心问题；也不赞同解决“文化失调”是中国的出路，而是强调，由中国社会文化的危机出现的政权断裂和分裂，其根本在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旧体制”。“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28）]因此，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只能是进行民主革命，别无他途。[（29）]而梁漱溟也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共产党1927年到1937年的所谓土地革命，是“劳而无功”，是“政治上的失败、政治路线错误”。[（30）]
四
通过前文的比较与分析，我们对毛泽东、梁漱溟就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主张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概观。就争论和对立来看，诚如他们双方对对方的批评那样：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31）]
作为今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他们的趋同与差异呢？
所谓趋同包括：毛泽东、梁漱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应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而且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中国社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缺乏一个（或者说根本没有）强有力的顺乎民心的中央政府；广大的农村和占人口80%的农民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紊乱、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失调现象等。而面对以上诸种问题，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即从乡村入手，最后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更重要的是，两人就中国问题解决的步骤，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梁漱溟也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32）]而且，双方都承认，这种社会的出现，必须是在中国实现独立、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所谓差异，主要表现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毛、梁二人的观点是明显对立的。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毛泽东始终坚持在打烂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他认为旧世界的一切都不合理，都应该打倒、推翻，从而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梁漱溟却始终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应遵循一种循序渐进的改良，才是正确的方式和道路。他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外面有许多力量来摧毁它，因而这棵大树便渐就焦枯了。先是从叶梢上慢慢地焦枯下来，而枝条，而主干，终而至于树根；现在这树根也将要枯烂了！此刻还是将朽烂而未朽烂，……趁这老根还未完全枯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治它，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33）]
历史似乎总是为成功者阐释一切，以说明其科学或正确，这应该是对的。但对不成功者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没有成功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和否定，使许多于我们今天尚有借鉴意义的东西被淹没和遗忘，这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作者认为，半个世纪以前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和主张，应该重新定位和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梁漱溟的理论实质上是在为封建主义张目，梁是孔家店人。[（34）]其实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就曾公开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根本不同意封建社会，资本社会这类公式范畴，加于中国社会史上。”[（35）]
一位美国学者在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时指出：他“实质上是想避免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历史”[（36）]。这只说对了一部分，最根本的在于梁漱溟的思想、理论、实践同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相距甚远，其艰苦的探索始终未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注释：
（1）（2）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3）毛泽东：《组织起来》。
（4）梁漱溟：《朝话》，第137页。
（5）（20）（32）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77、353、353页。
（6）（10）（11）（12）（22）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11—12、104、103、117、163页。
（7）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4年版，第36页。
（8）（9）《国闻周报》第5卷第35期，1928年9月9日出版。
（13）梁漱溟：《中国民族之前途》，重庆乡村书店1937年3月版，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5页。
（14）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15）（16）（17）（1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3、65、21、50页。
（19）梁漱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未刊稿），第6页。
（21）梁漱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1947年1月12日《大公报》。
（2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24）（25）（26）（2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8）（29）（31）毛泽东关于《乡村建设理论》的批注，转引自陈晋《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0）梁漱溟：《抗战与乡村》（油印本），重庆乡村书店1940年版，第7—8页。
（33）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20页。
（34）李达：《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35）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版，第3部分。
（36）〔美〕艾恺：《最后一个儒家》（中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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