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开展：公共服务业视野下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服务业论文,视野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6-0113-07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协调难度越来越大，现代社会工作应运而生[1](P8)[2](P78)。社会工作的开展也带动了一类新经济—社会工作服务经济的发展。社会工作服务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相当的经济总量。比如瑞士社会工作中每年有15万人提供志愿服务，仅志愿服务就创造了1 000万瑞郎的生产总值。在英国，所有志愿者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100万全职人员的工作量，相当于创造了1 00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1990年，瑞士社会工作组织创造的产值占该国GDP的2.2％(不包括志愿人员提供的15万个义务工作)，创造的工作岗位14.8万个，占该国就业岗位的3％。2002年，瑞士在公共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占GDP的5.8％，在医疗健康照顾方面的财政支出占GDP的11.2％，每10万人拥有床位数高达604张，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投入占GDP的28.9％[1](P31)。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农人口城市化，各类社会问题也日渐增多，开展现代社会工作已成为安邦治国的迫切需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3]。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将会大规模地展开，将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向这一领域汇聚，更多的工作机会就会在这一领域产生。我国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需要大量的民间服务机构和人员配合与具体实施，将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巨大的服务经济供给，从而催生出我国新的社会工作服务经济和人力资源市场。
一、社会工作服务业的供求框架及其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关系
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属于第三产业，是第三产业中较高层次的细分产业。在我们研究社会工作时，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可供借鉴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要素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对社会工作服务业的研究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文在供给与需求的框架中讨论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远未成熟。在有关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难面临瓶颈的原因方面，很多作者都有论及[4](P216)[5](P176)[6](P27)。观点主要集中于：(1)社会工作人员本身的原因。社会工作人员的能力和知识缺乏、工作缺乏连续性、专业性不强，职业化水平不高、现有社会工作组织非专业化、民间组织没有建立起来。(2)政府及政策法规的原因。政府部门认识有限，目前仅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重视，其他部门不重视；上层重视而基层不重视。此外还有社会福利开支低，社会工作政府垄断等[7](P60)。本文认为，以上讨论仅涉及社会工作的供给方面，对于社会工作的需求方面，及通过社会供需联动来推动社会工作开展方面，还少有论述，因而不够完全。本文拟从供求的角度，借助公共服务业理论，丰富我国对社会工作发展的认识，为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服务。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需求分析
一方面，人类的需求层次提高，从而需要专业化水平更高的社会工作服务。另一方面，人类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无论是原有系统被打破要修补，还是建设和创新社会系统；无论是修补和恢复原有的社会功能，还是重建人类新的社会功能，都需要分工水平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社会工作。人类需求的不断多样化及层次提高，是随着人类进步而必然提出来的。人类的需求层次提高又可分为质的需求提升和量的需求拓展。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工业化以来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几乎同步。社会服务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即已出现。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都有向弱势群体和个人提供的服务，如早期基督教教堂经办的对病人和穷人的照顾。专业社会工作强调调整人类的“关系”，重在心理和精神功能恢复，并预防社会功能失调，它与传统的救济工作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的救济工作不需要专业的技巧，主要通过提供物资进行援助。而社会工作通过知识和专门技巧帮助功能恢复。前者重物质，后者重文化。当人类对社会服务的需求还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时，精神层面的专业社会工作需求便不会产生。正因为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生活层次的不断提高，才产生对社会工作的更高要求。
一定程度上而言，社会工作既是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而产生的需要。首先，社会问题伴随工业化而越来越复杂，为解决这些复杂社会问题，需要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通常接手处理比较困难的工作[2](P98)。18世纪英国爆发了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这场革命迅速蔓延至欧洲和北美，给传统社会结构以巨大破坏，以至酿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早期基督教教堂经办的对病人和穷人的照顾已经日益难以适应社会的救助需要。终于导致19世纪三十年代政府对济贫工作的介入，和19世纪末专业社会工作的出现。前者的标志性事件是1834年英国新的济贫法通过，这项法案为中央集权政府提供了全国统一的济贫事务行政管理模式。它确立了由三个济贫法委员组成的一个权力中心，政府从此开始担当福利救助的重任。后者的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训练班，它是专业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为社会输送受过培训的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其次，工业要进一步深化发展，必须先解决好其自身带来的社会问题。因而在分析社会工作的需求时，还应包括工业发展的需要。西方工商企业非常愿意投入社会工作就是因为认识到工人的良好社会状态对于其生产效率的重要性。19世纪末，美国企业界发生一场旨在减少工业社会生活中问题的福利运动。企业开发了各种计划和服务来帮助工作领域的员工解决个人与家庭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新岗位——社会福利秘书便成了工业社会工作的先驱。20世纪40年代开始，企业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美国开始。早期的企业社会工作重在处理员工酗酒问题，在经历了工业咨询服务、员工咨询服务、整合性服务、劳务方案、员工关系顾问、咨询沟通中心、职业辅导方案等阶段后，发展出人们所熟悉的“员工协助方案”。目前，美国的世界500强中大多数成立了社会工作服务或者类似的部门[2](P34)。
(二)在社会工作开展中是需求主导还是供给主导
在经济领域，凯恩斯提出了国民经济的需求拉动。从消费经济的角度，社会工作满足了人类社会功能恢复或者功能增进对服务的需求，是通过响应需求，社会工作得以不断发展。此外，从社会工作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也同样可以证明现代社会工作的需求主导。如果人类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却得不到满足，社会问题越积越多却得不到解决及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多却得不到消除，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目前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重大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安全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文化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邪教、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能源问题、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潮、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移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正是因为对这些复杂问题解决的迫切需要，才产生了现代社会工作。因而，社会工作作为公共服务业，其工作的不断拓展应该得力于社会的需求拉动。与工业经济的需求拉动不同，社会工作的需求拉动不是简单的功能性物质满足，而是精神或者心理满足。而对精神和心理的探求远比物质复杂，因而对社会工作的需求考察先要从问题入手。问题分析是社会工作首要之务。
问题把握准确是社会工作成功的关键[8](P39)。O·威廉姆·法利等在所著的《社会工作概论》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地阐明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认识到，人类的社会设置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酿成了社会问题”。问题识别对社会工作的指引性作用贯穿于社会工作需求识别和服务供给全过程中。社会工作政策、方案、项目的执行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某项政策、方案或者项目的实施，某些现存问题的解决可能取得进展，但随后如同生物的抗药性，新的社会问题又会出现，所以原有的政策、方案或者项目需要修正，甚至全新的政策、方案和项目需要重新筹划。在这种更新和转换的过程中，问题的发展变化起着导向作用。
(三)社会工作职业化的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
只有先有社会服务的需求，才可能有社会服务的供给；只有找准了社会服务的需求，社会工作的供给才会有效。社会需求的规模决定社会工作的供给规模。从需求和供给角度论及社会工作职业化和本土化的学者在我国还有王思斌等[9](P12)[10](P29)。王思斌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分析以及对国内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完善的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供给，也不存在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需求，再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关联的国家办福利制度影响，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社会工作供给模式在中国的适应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王思斌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需要结构出发，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把握需求，进行没有需求，或者需求意义不大的社会工作，只会带来意义不大或者无谓的供给，浪费社会有限的财富。在社会工作的需求识别中要注意需求的总量、水平和结构。明确需求总量就是要了解一国贫弱群体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人口处于受困之中。明确需求水平就是要了解他们的困难处于哪一个层次，要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明确结构就是各类受困群体和社会问题在总量中的比例，不夸大某一类群体，也不忽视某一类群体。在社会工作的供给规划中也要注意供给总量、水平和结构的问题，要分别对应于需求总量、水平和结构，合理安排。在社会工作供求方面要做到总量平衡、水平一致、结构平衡。社会工作包括许多方面，比如人才培养、机构建设、资金筹措等，都需要分门别类纳入供求结构分析。以人才培养为例，要紧密结合社会的未来需求和可以容纳的现实需求，不能说一个国家从长远看需要大批社会工作人才，现在就突击培养大批这方面的人才。可能未来大批量需要，但是现在用不上，所以现在还不能培养那么多，否则造成浪费和专业不对口。
二、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业的需求及供给
我国目前正在加速社会工作者职业队伍建设，在实践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有必要深入探索我国社会工作开展不顺利的症结所在，是理论本身有问题，还是实践中出问题。是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识别环节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工作供给环节出问题。
(一)我国社会工作需求和供给脱节
1.存在巨大的服务需求，但得不到满足。随着我国GDP的不断增加，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领域所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多，社会工作口的“欠债”越来越大。目前社会恶性事件的全国日均发生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潜伏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正不断暴露出来，收入差异、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因素、文化差别、语言差别……这些都构成了我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日益频繁暴发的各种天灾人祸也让人民群众饱受困苦。综上所述，我国社会工作应该存在着巨大需求，根据经典的供求理论，供给由需求拉动，中国的社会工作应该能够有效开展，也就是说“有市场”。美国的社会结构较中国稳定，美国的社会工作者占总人口2％以上，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早已建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应有更加庞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但实践中我国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却一直没能有效开展起来，即使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一些共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也在一些城市试点，但就目前的试点效果来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以精神健康问题为例，我国存在庞大的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群，但我国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治疗工作却不容乐观。据调查，我国有61％的社会人群缺乏心理卫生知识，有46％的精神障碍患者被社会偏见歧视，有70％的患者还在综合医院求治[11](P236)。我国除了普通人群对精神心理卫生知识普遍缺乏，认知水平低下外，广大医务人员也严重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广大基层医务人员更是如此。目前我国出现的许多暴力事件与农民工问题得不到解决，压力积聚，最后酿成报复性或者宣泄性灾难有关。我国有农民工1.4亿，他们进入城市，带来医疗、住宿、工作、就医、治安问题，以前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等问题。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超过2 000万[11](P62)。有关农民工的社会工作服务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获得社会组织支持是人生存和发展所需，每个人有天性和愿望加入各类组织，以丰富自己的社会生活，获得个人努力所难以获得的各类资源。农民工身在异乡，尤其有强烈的愿望通过各种组织获取生存资源。如果良性的社会组织不开放，不充分发展好，邪恶的有不良企图的地下社会组织就会大行其道。农民工的社会压力有谁去释放呢？是由和政府导向一致，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良性社会组织去释放呢，还是由邪恶的不法地下社会组织去释放呢？两者的社会后果完全不同。为消除不安定因素、解决社会矛盾、扶危济困，我国急需启动社会工作。
2.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工作供给，但供给萎缩。工会、共青团、妇联是我国传统社会工作开展的主要机构，但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上负责有余，对下负责不足”。工青妇是我国传统体制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其不仅没能保持住传统的功能和作用，反而日见萎缩。我国传统社会工作机构存在着一些体制性不利因素，需要尽快改革，如用人机制不灵活，能进不能出；行政色彩浓厚，社会意识淡薄；官僚作风严重，服务态度差；由于在改革中不断被边缘化，不仅自身的利益在公权中争取困难，更不用说为人民群众争取利益；在中国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城乡变动中，这些群团组织不仅没能完善组织系统，反而一点点地丧失掉自己的工作阵地；在巨大的运营成本面前还在依靠政府的行政拨款，资源调配能力越来越差。由此中国的群团组织覆盖面不断萎缩，凝聚力不断下降，社会工作供给能力不断降低。在传统社会工作的另一类供给组织街道办和社区方面，由于体制尚未转型，工作人员身份还是行政干部和准行政干部，管理和强制有余，服务和协调不足。而居委会干部有关社区的事务什么都要做，被称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体现了居委会干部主要还在疲于应付来自上层政府的千条线，他们的压力还主要来自上面，而非来自下面或者周围。否则就应称为“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居委会和街道办什么都要做，主要是完成上面的任务，对于下面很可能无暇顾及。因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工作不是供给增加了，反而是供给减少了，对新体制，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缺乏新的应对。
3.某些方面存在大量供给，但需求不足。一方面我国社会工作供给严重不足，但一方面我国社会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过剩。这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在社会工作方面唯一相对走在前列的工作是高等教育。早在1994年，中国就成立了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协会在团结社工群体、促进社工专业操守及伦理、建立专业形象及地位、促进专业发展及持续进修、倡导社工服务及政策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但随后不久，中国在没有解决社会工作的具体运行机制，社会工作人才使用问题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扩招。自1988年，民政部资助北京大学设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工作专业开始，截至2000年，据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计的数据，团体会员还只有32个，但到2003年12月团体会员达到148个。近80％的会员都是在后来的三年中新加入的。从中可见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扩张速度。到2007年，全国已有200多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部分省市建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自学考试制度，初步形成了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体系，每年毕业学生万余人。2004年8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第二届师资培训班上，有人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了调查，在对160余位社会工作专业教师进行问卷访问后得出的结论是：该专业独立性不强；招生层次不高；学生就业社会工作相关程度不高；师资队伍以中青年老师为主，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课程设置较为规范，部分高校向特色化方向发展；专业教材评价较好，但仍需在本土化和实践性方面加以改进。而与我国社会工作大学教育供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许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班级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为零[11](P245)。
(二)我国社会工作面临的困难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国社会领域的许多改革至今远未见成功，比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社会服务、房改等。是经典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失效，还是理论本身没有问题；我国是在理论实现方面出问题，还是在实践中没有找到切合中国国情的有效路子？改革30多年来，或者更回溯到建国60年以来我国的实践，很多举措从远景来看，从理论来看并没有错，但在具体实现方面却出现巨大的偏差。这已经给我们一个启示，理论对了，实践对不对还有一个很长的摸索过程，实践对理论的实现绝不是一蹴而就。理想化的很多理论还要结合现实的空间，加进更多没有考虑过的变量，才能在现实中扎根。这也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原创性的发现出来后，要转变为实际生产力还需要很长一段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工艺创新的过程。社会科学理论并不比自然科学理论简单，以往我国对于社会科学的实践过程过于简单化了，没有估计到人的思维意识改变的艰巨性；而且我国社会科学改革实践往往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当实践出了问题时就匆匆忙忙否定理论，造成理论界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方面不统一，长期下来正确的东西得不到继承和坚持，错误的东西得不到及时摒弃和完全杜绝，这主要是没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方面绕圈子。由于理论方面出问题，实践方面更是莫衷一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国社会工作领域在加强基础性理论探索的同时，更要加强应用型研究和实务探索。社会工作已经被西方的实践证明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社会服务模式，我们没有必要过多怀疑其理论和方法的对否，关键吸收其优长，将西方经验溶入中国的本土化实践。对我国传统的社会工作经验，比如封建时代，民国时期，以及我党抗日战争时期，还有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成功社会经验也应注意继承，中西结合，古为今用才可能少走弯路。比如说我国封建政府长期以来借助地方势力和宗族组织治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就有可借鉴的元素。
三、供求原理给我国社会工作的启示
社会工作作为一类公共服务业，其服务具有与一般私人产品不同的地方，但它仍旧满足一般的供求原理。从供求角度考察，有如下启示。
(一)应有效引导我国社会工作服务消费
社会服务需求的实现关系到我国社会压力的释放和社会安定，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的开展。类似于纯粹经济领域中的需求释放，我国在社会工作领域中也存在着需求释放的问题。但目前我国许多人还不知道社会工作为何物，他们有困难时还没有想到要找社会工作机构求助。我国的社会工作人才本来缺乏，社会工作机构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远达不到要求，如果潜在的社会服务需求不被激发出来，不能有效实现，我国连有限的社会工作人才和机构将都不能发挥作用。实践停滞不前也将制约后续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培训。社会学大学生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在社会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作用将连带影响整个大学社会工作的招生和教育。只有有效地引导起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消费，在需求的拉动下，社会工作的供给才会增加，我国社会工作才可能出现良好局面。在需求激发方面，新闻媒体也有责任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提高全民的社会工作意识。在社会需求满足，社会工作供给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机会将会被创造出来，从而带动社会工作职业队伍的建设，促进就业。
(二)社会工作供给结构应与需求结构协调一致
如同生产供给带来物质财富，社会工作供给带来精神财富，也相应促进物质财富。社会工作主要是在扶弱济贫中增加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这是社会工作在增加物质财富中与物质生产功能的不同。社会工作已由早期直接提供物质帮助的阶段，过渡到帮助弱势群体恢复和增加社会适应能力、生产技能的阶段。社会工作在帮助人们自助和自救的施救过程中，不是分配或者减少了社会财富，而是增加了社会财富。社会工作方法的这种转变适应了人类需求层次的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并不是简单的物质不足，更是精神和文化功能缺失。抓住需求取向是提升社会工作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工作的供给结构应该与社会工作的需求结构一致，这样才能“产销对路”，使社会工作有的放矢，社会需求有效满足。
(三)采取措施将社会服务的隐性需求转化为健康的显性需求
我国巨大的社会工作服务需求目前有很大的一部分体现为隐性需求，由于没有得到健康的引导，有许多隐性需求转化成了暴力型，或者非法，不健康的显性需求。社会事件就是这类显性需求的体现。隐性需求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健康的合法的显性需求，就会由个人或者群体累积起来，最终形成巨大的破坏能量。如同治水，我们不能等到决堤时才去治水，只有通过疏通和舒解，社会压力才能良性释放。自古以来不论什么时候都存在雨季，都存在肆虐的洪水，但洪水真正决堤，对人类造成实质危害的情况却在不断减少，这都归功于以疏导为取向的良好水利设施建设和水利工作安排。人类的社会压力及社会问题并不是因基本制度和基本所有制结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当今世界各国，无论哪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社会问题都广泛存在，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压力给当地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引起了战争和政权的不稳定，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因为采取了良好的社会工作措施，危机得以有效化解。因此以社会工作为中心的良好社会压力疏导机制对社会长治久安重要。应引导人民群众将社会服务需求合理地表达出来，并引导其从健康的途径去实现未满足的需求，从而促成社会服务需求从隐性到显性的健康转换。
(四)以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应对中国的特殊社会问题
社会服务需求存在多样性，需要社会服务的人群遍布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会工作队伍的规模与社会服务需求人群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在我国社会服务需求的领域既包括西方传统所关注的精神健康、卫生保健、学校、家庭和儿童、矫治、老年人、吸毒、少数民族、乡村等领域，更包括中国转型期的一些特色领域如农民工，计划生育群体，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失业大学生等。
在任何一个社会，其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优先级别，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是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代表最急迫的需求，需要社会工作予以优先满足。同时每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不同，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背景迥异，问题的偏重点也会不同。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如同抓住热点，也相当于抓住最大的需求，才能够使社会工作更快地得到社会的认同，以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对一个社会基本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社会基本功能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了这种合理性，社会工作的发展才有可能。相反，如果社会工作不抓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热点问题，而是照搬西方，从方法论到所解决的问题都照搬西方，会让人民群众感觉其工作不痛不痒，意义不大，因而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城市的社会工作非常流于形式，没有切入到贫弱群体灾难的脉搏中，所做的工作只是在图书馆搬搬书，在公共汽车站牌下站着等人问路，或者到福利院搞一两次活动，到社区贫困家庭送一两次物资。还有社会工作人员反映，他们想按照书本上的所谓专业方法去帮助别人，但案主反而显得冷漠。由于工作不深入，或者没有将国外理念更多消化于中国观念之中，所以社会工作成效不大，社会影响力弱。没有社会支持，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五)坚持社会工作维稳、济困和功能性提升三管齐下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变换频繁，社会群体事件高发期。许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一旦某个事件激起大家的兴致，他们就从旁观者围观过来，聚合成众，变成行动[12](P94)。出于政治需要，从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局面出发，我国现阶段将社会工作更多定位于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在和平时期或者稳定时期，我们同样需要建设社会工作。这是因为，一方面只要社会弱势群体必然存在，社会工作就不可缺少。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求不断提高，以往忽视了的一些精神文化需求不足，可能需要社会工作者予以关注。比如社会白领的精神抑郁问题在沿海打工城市相当普遍，以往因为过分关注物质财富，不关注精神方面，这些问题往往被个人和社会忽视。还有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心理疾病问题，以往因为过分强调让学生获取知识，而忽视其心理健康保护。新时期还有富人空虚问题，许多人通宵达旦地打麻将和赌博，甚至吸毒。这些问题不是由人类物质匮乏造成，而是精神失调、疾病和失衡造成，需要社会工作者及其组织介入。
维稳和济困是相辅相成的，弱势群体的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压力得不到疏解，很容易成为不安定因素，济困有利于维稳。同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往往使弱势群体失去社会保障的屏障，比如妇女和儿童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中更容易受到各种权益侵犯。因而维稳有利于济困。同时社会工作对社会生活的功能性提升又能够带来社会的更加稳定，减少受困人群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受困人群相当一部分是从社会健康人群中分化出来的，当提升社会生活的功能性时，社会人群精神和物质生活恶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减少需要救助的人群。一个社会的健康群体扩大了，也会有更加广泛的力量帮助受困人群和解救受压人群。
社会工作维稳、济困和功能性提升三管齐下对于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的重要性在于，避免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中走类似于城管，联防的老路子，当有事出现时，临时招募大批社会闲杂人员，风头过后又裁减编制，造成城管联防队伍的不稳定性，短期效应明显。社会工作重在防范，是在全民范围内的救助，而不是救火扑火；关注长期效应，而不是短期效应；关注危机根本性化解，弱势人群问题根本性解决，而不是具体事件平息，受困人群一时的温饱解决。职业化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首先来源于队伍的稳定性。有了队伍的稳定性，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才可能实现。而要实现队伍的稳定性，就必须保证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丰富性、连续性和传承性，在危机时重在救火，在矛盾相对缓和时重在防治，在稳定时期注重社会生活的功能性提升。此外，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还离不开筹资机制的常态性[13](P50)，社会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社会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经济资源的供给。经济发展既然损害了社会环境，财富分配理应对社会环境的修复负起责任。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京兴研究员的相关支持。本项目同时获得深圳特思丽公司的资助和调研支持，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