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工业经济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年中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中国理论界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工业经济问题的探讨，在重视理论研究规范化的同时，注意围绕解决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在不断深化理论认识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有实践意义的对策意见。2003年，有关方面一如既往地在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区位以及产业发展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探索，对中国工业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一、关于中国产业发展整体思路的研究
（一）对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分析
2003年，围绕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的理论探讨进一步深化，并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既要遵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要适应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就业压力大、资源相对短缺和环境约束较大等特殊矛盾。中国的工业增长是在较好解决上述矛盾的前期下实现的。吕政认为，从供给层面看，工业的快速增长要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从需求层面看，要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长的约束。新型工业化道路对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必须发挥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镇有大量失业人群，使得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会长期保持。我们必须继续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第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其主要任务包括：一是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发展电子信息增值服务业；三是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和电子政务，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和政府的工作效率；四是用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改造，提高社会再生产的效率。第三，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实行两条腿走路，实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发展传统产业并举的方针。
李佐军认为：中国目前正在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法制市场经济过渡，而且已经加入WTO，并庄重承诺遵守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新型工业化无疑将更多地在法制轨道上推进。
（二）对提高工业竞争力的探讨
2003年有关提高工业竞争力研究结果强调，提高工业竞争力，不仅要依靠发挥比较优势的功能，而且更应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还要强化健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基础和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
王耀才、范肇臻认为，只依赖资本而不依靠技术的规模经济成长，只能是一个极为缓慢的历史过程，因此，即使处于经济发展初期，也不能仅仅立足于资本积累刺激规模经济，而应通过技术创新积极提高资本物质形态的技术价值和投入效率，使有限资本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廖国民、王永钦认为，简单地肯定比较优势或否定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一国即使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技术劣势和竞争劣势，企业也必将缺乏自生能力，该国不可能从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一国哪怕不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规模经济存在比较优势，能够充分享受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内生比较利益，企业也具有较强的自生能力，从而就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寻求在诸多关键技术上加强创新突破与低成本引进吸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真正走出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误区，走出低成本、低价格竞争力的误区：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法治架构和宏观管理体系，提高交易效率，而非刻意追求比较优势战略。
金碚注意到，在中国现阶段的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发生这样的独特现象：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在统计意义上的提高，可能并不同时表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样程度的提高。以数量指标（主要是“MADE INCHINA”产品的产量及其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重）来反映，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往往先行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考虑到企业国际竞争力实质上是一个国际比较意义上的概念，相对于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实力，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这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工业园建设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中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2003年有关方面对此持续给予高度关注。并将工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工业园建设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生态工业园的产生和发展路径，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范新成认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为在加快发展中降低资 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大大增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经济后劲。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唐元认为，节能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从缓解能源供给压力，保障能源安全，加大环保力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考虑，都应当加大节能工作力度，选择最为严格的节能政策方案，制定高强度的节能战略。这要求中国把节能及资源节约定为基本国策。然而，对节能工作仅仅重视还不够，从国外经验和中国国情来看，节能又是市场机制容易失灵的领域，这要求政府在推进节能工作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樊万选认为，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必须建立一套比较全面的、能反映资源方面、生态方面、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
赵瑞霞、张长元认为，生态工业园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工业园的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传统工业园的延伸；二是工业生态学的诞生，工业生态学是一门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如何系统、整体地协调工业系统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
吴一平、张继红、席桂萍撰文提出，加快生态工业园发展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广泛宣传有关知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构建科技支撑体系；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发挥绿色导向作用：精心设计生态工业园区，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
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2003年，在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研究者比较注重对问题的系统性分析，同样，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研究状况，研究者注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背景出发，对结构变化机制进行了整体分析。
（一）对工业结构演进所处阶段的分析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在考察工业结构演进的经济周期背景的影响时，不能只是机械式地理解。刘树成认为，考察国内外的历史情况，没有两个经济周期是完全相同的，各个经济周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周期内的各个阶段又各具有自己的基本特征。就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回升期来说，其一般性总体特征是：经济增长率由低转高，开始回升；社会投资开始加速；物价总水平开始由降转升。具体地说，回升期兼具其前面低速期和后面超速期的双重特征。如在投资方面，一些带头行业的投资增长会大大加速，呈现超速期的“过热”特征；而另一些行业的投资则可能还处于低水平，甚至负增长，呈现低速期的“偏冷”特征。就中国2003年的情况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3％，而一些带头行业如钢材、汽车、电解铝、水泥、纺织等，它们的投资增长已超过100％，这样必定会有一些行业的投资仍处于停滞之中。就是说，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回升期，在不同行业的投资和不同商品的价格方面，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有升有降、有快有慢、有热有冷的不同表现。如果只看到现象的一个方面，就会认为是“过热”；只看到另一个方面，就会认为“尚未过热”。只有从回升期的双重特征出发，才能把握当前经济走势的特点。经济周期的具体特征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效果需要具体分析后才能准确把握。结合对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深化等相关因素的综合考察，卢中原做了如下分析：由于中国经济新一轮快速增长期将会持续较长时间，产业结构在较长时期也会呈现较大变化。从短期因素看，存货投资已经恢复上升。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及时调整库存，对短期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从中期因素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正在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既反映当前需求，也是未来生产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由投资增长加快所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大约能持续4年。从中长期因素看，经济结构升级幅度正在增大。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与最终需求密切相关的结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推动力量。在技术进步、消费升级和相关高成长产业的拉动下，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幅度再次出现增大趋势。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约能持续8年，即从2003年开始到2011年，中国经济将保持上升趋势（其间不排除短期波动）。在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中，由市场导向的、内在的周期性扩张因素显著增强，这是在结构升级、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基础上实现的，也是多年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应当看到，仍然存在不少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就业压力大和农民增收困难这样的老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信贷增势过猛，电、煤和钢材等资源型产品出现供给紧张，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有所加剧，资源约束和产能过剩的结构性失衡开始凸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中国正处于重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钱纳里模型，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变三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中的工业化阶段，而且处于重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霍夫曼、张培刚等人的研究，工业化一般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消费品工业居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资本品工业加速发展并逐步赶上消费品工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资本品工业居主导的阶段。单从轻重工业比重来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第三阶段，但考虑到中国增长期人为拉高了重工业的比重，因而将中国工业化定为第二阶段或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可能更为合适。从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旦工业化进入重工业大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将加快。
（二）对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分析
研究者强调制造业发展对中国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并就如何发展制造业继续进行对策性分析。樊纲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走好基本工业化的道路，必须发展制造业，形成制造业的规模。首先，制造业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学习、模仿、利用已有技术和培养自己技术能力的必经过程，是迅速提高技术能力、达到或接近先进水平的必由之路。其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制造业是我们得以依赖的现实竞争力，只有依靠现实的优势产业，才能积累资本、储备人才，才能形成科技研发的雄厚基础。最后，我们只有保持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才能长期解决就业问题。
三、关于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
（一）对产业组织理论适用性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许多产业出现了过度竞争的现象，但国内外对产业过度竞争测度的基准较为模糊，操作性较差。唐晓华、苏梅梅探讨了如何健全过度竞争测度的基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以便准确判断出现过度竞争的产业及这些产业的共同特征，为探讨过度竞争形成的原因及规制途径提供了依据。
林汉川、周晖提出，鉴于各个行业部门的生产技术特点不同，其企业规模与技术经济指标的依存度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它们应有各自的企业规模结构。一般而言，重工业应以大型企业为主，轻工业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在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应以大型企业为主，制造业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石油、煤炭、汽车制造和飞机制造等部门，应以大型企业为主，而一般的机器制造行业和轻工、纺织行业，则应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二）对产业组织创新的探讨
关于产业组织理论问题的研究，研究者们结合中国产业发展以及产业组织运行实际，尝试着提出了新的思路。胡俊文提出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结合的意见。主张实施雁行集群战略。其基本思路是，首先通过特定企业内部化优势进行企业规模和企业功能的集聚和扩张，形成产业内的核心龙头企业，作为“雁头”；然后依托产业龙头企业的集聚效应，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同类产业上、下游相关企业和同类型配套企业在特定区域内大规模集聚，形成产业群作为“雁翼”；最后，通过产业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的产业分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产业圈的形成和发展，作为“雁尾”。
杜传忠提出，产业竞争力归根结蒂是一个产业组织问题，形成有效竞争的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是培育和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决定性条件。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经济条件下，为迅速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必须形成一种网络型寡占市场结构。
如何优化产业组织，朱瑞博强调合作竞争的意义，认为合作竞争是企业之间在双赢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关系，通过企业间有意识的相互合作去得到由原来的单独竞争所得不到的经营效果。遵循合作竞争理念，实业界能够逐渐突破产业分立的限制，通过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组织。
张炳生、马建会强调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中小企业实现高度专业化生产、通过企业间协作获得外部经济的基础，是保证集群内部结构不断优化，集群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三）对完善产业组织政策的对策建议
首先，研究者对产业组织政策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探讨。罗运辉、夏大慰基于对成本曲线的重新理解，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然垄断理论重新进行了分析，主张压缩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范围，弱化了以某产业“自然垄断”为由进行管制的依据，对于我国在行政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沈蕾提出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设计反垄断政策的侧重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把行业放在跨国竞争的背景中考虑，一国的寡头垄断在世界范围内则有可能是充分的竞争。因此，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设计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处理国内市场上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问题时，政府应主要侧重于鼓励发展规模经济，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支持国际垄断的形成。
四、关于工业区域经济的研究
（一）对中国工业经济区域结构的探讨
2003年关于区域经济和工业经济区域结构的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的讨论较多。林家彬建议，在三大都市圈地区建立具有协调与仲裁功能的区际协调机构。由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区际利益冲突呈现出涉及范围广、出现频率高、尖锐程度大的态势，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比较尖锐的利益冲突做出及时反应、发挥协调与仲裁功能的机制。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最快，区际利益矛盾问题最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这三大都市圈都是跨省域的区域单元（珠三角地区由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存在，仍属于跨省域区域单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主导对区际利益矛盾的协调。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并顾及到与现行体制的衔接以及实际可操作性等方面的因素，建议在这三大都市圈地区分别设置由中央政府代表和有关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规划办公室”，作为常设的区际协调机构。该机构在对都市圈的综合规划工作负责的同时，负有受理有关地方政府对区际利益冲突的申诉、进行调查、组织协商和提出协调意见的职责。国务院授权其对区域内的区际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与仲裁。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发生区际利益冲突的有关各方能够申诉有门，从而降低区域内的协调成本。
开发区的建设是2003年工业经济区域结构讨论的另一热点。刘培强认为，中国经济开发区的下一步发展亟待解决法律地位、规划和发展空间三大难题。一是开发区的规划和布局问题。从1984年国家开始建设经济开发区以来，已经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开发区进行了三次清理，但开发区数量仍然猛增，已经达到4600多家。如何在规模上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的调整，使开发区显现集约效益，是今后开发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是当前开发区的产业布局存在趋同化，很多开发区的主导产业并不突出。三是开发区的发展空间问题。当初国家审批的开发区用地面积到目前已经基本开发完毕，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就成为今后发展的主题。提高开发区单位面积内的经济效益，同时更好地发挥开发区的辐射作用是今后中国经济开发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对发展地方工业经济的探讨
围绕地方工业经济的发展与布局，以及地区比较优势的分析和研究，各个地方的研究者投入了较多的研究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研究成果。王怀岳认为，从区位优势看，山东是中国沿黄九省区的主要出海门户，处于环黄海的中心位置，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一旦青岛保税区实现与港口功能对接、区港联动，就能扩展成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就能实现在中国北方建设成国际中转枢纽港的目标。
陈扬认为，贵州要大力发展适合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除了继续大力发展“两烟一酒”外，还要积极开辟和扶持畜牧养殖、食品加工、房地产与建筑业、旅游业等新兴的支柱产业，要继续发展以公路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品、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社区服务等，扩大社会就业量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裴平认为，南京要抓住金融开放的机遇，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指导下，清理不利于金融开放或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地方性金融法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以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引入国外先进金融技术和新型金融工具，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或与中资金融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辽宁省有关人士认为，辽宁工业结构调整应巩固发展原有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培育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的高增长行业，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现有工业产业格局基本涵盖了上述三方面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但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的变化：状况，逐个分析研究，制定具体的行业发展规划，促进产业发展。
饶武元，黄新建提出，江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强是江西工业化水平低下的必然产物。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江西发展的现状来看，要缩小江西的差距改变江西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下大力气搞工业，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伏润民、赵国庆认为，云南还处于工业化初期，要从云南实际出发，稳步推进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
（三）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研究
2003年各界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关注较多，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范恒山认为，调整、改造老工业基地，必须扩大对外开放。要着眼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为中心，构筑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要按照入世承诺，有序开放市场，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推进物流配送、连锁经营、以及金融、保险、证券、电信、外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工作。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利用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重点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
陈清泰认为，新形势下解决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实质上是使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从全国范围看，则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之后，促进一个富有后劲和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带的形成。为此，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有哪些现实和潜在的优势，有哪些明显而依靠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然后，通过自身改革和对外开放，激发内部要素活力，引入外部可移动要素，通过内外要素的有机结合，促进新增长点的出现和发展。这应当是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振兴区域经济的基本思路。
魏后凯认为，为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当前可以考虑实行两类援助政策。一是对煤炭、森工、有色金属等资源性衰退产业的退出实行援助政策，重点放在因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矿井关闭以及相关产业的援助上；二是对那些缺乏竞争优势、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的退出实行援助政策.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或者产业退出准备金，主要用于退出人员的安置、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以及冲销呆坏帐。该资金的来源应由地方、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筹措，中央财政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
（四）对西部大开发的追踪性研究
西部引资环境的建设是2003年讨论的新热点。韦苇建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强化西安、重庆、成都、兰州、昆明、乌鲁木齐、西宁、南宁、呼和浩特、贵阳、拉萨、银川等省会级城市的综合功能，把它们变成各省市区及相邻省区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并把其中基础较好的几个城市如西安、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兰州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商贸、金融、文化、科技、教育、旅游中心乃至国际大都市。使它们能够成为西部传播经济信息和高新科技、吸引外资和融通国内资金的枢纽和经济能量聚集裂变的加速器。并通过乘数效应和涟漪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广大地区的中小城市群体的经济发展。
（五）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探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县域经济如何扩大视野，更好地利用县域之外的生产要素，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发展自己，逐步成为热点问题。王一鸣认为，经济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就一个县域的经济活动而言，其生产要素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全球生产要素的循环中。一般而言，县域范围内集中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参与全球生产要素循环，就能为相对富余的劳动力要素与稀缺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置换创造条件。对中国绝大多数的县而言，工业化仍将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即使是在沿海地区工业化已经起步的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点。当然，县域范围内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一定要与大中城市有所分工，如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以及面向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服务业等。在国内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和竞争性不断增强的环境下，更要重视加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与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产业关联和相互联系的生产体系。
高鹏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县（市）工业企业正处于产品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面前，传统的以低技术水平为特征的外延扩张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增长质量，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其中当务之急就是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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