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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6-0001-07
改革开放前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和追求是全方位的，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可以说是毛泽东所探索和追求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最主要、最根本的核心价值。
一、独立
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不受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控制而自主地存在。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一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最大和最高的核心价值之一，甚至可以说，相对于“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后来曾发生过一些理解偏差和实践失误的核心价值而言，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独立”是一个更高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的、也从未发生过偏差和失误的核心价值。我们认为，毛泽东所追求的“独立”价值，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国家和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独立。
鸦片战争以后，为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包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的各种斗争都失败了。只有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使国家和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最终得以真正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首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使中国逐步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有地位、有尊严、受尊重和负责任的大国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缺乏经验和遭到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政策和“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基本参照苏联模式设计经济体制，并得到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上的帮助。可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加上后来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以及不认同不接受苏联为控制中国等国家提出的“国际分工”，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以苏为戒”、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张。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和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苏联模式产生了很多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1]23-24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新中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它不仅使中国在赢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为增强国防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条件，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二、自由
自由是人类产生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和核心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自由的论述汗牛充栋；多少革命家“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马克思恩格斯既从哲学自由又从社会自由的双重维度阐述了“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没有自由对人来说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2]63,67,74“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96“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760“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189可以认为，自由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范畴，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
毛泽东对自由的追求与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追求密不可分。在毛泽东那里，自由首先意味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如果离开这些，自由就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是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是最大的自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现人民的幸福就是为人民争取自由，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自由。毛泽东从不否认个人自由，不仅不否认个人自由，还认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6]1070尽管如此，在国家自由、民族自由、人民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仍然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国家独立和自由、民族解放和自由、人民幸福和自由与个人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另一方面，国家独立和自由、民族解放和自由、人民幸福和自由在价值排序上应优先于个人自由。
毛泽东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确立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转化和具体化为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共产党人通过树立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其次，自由发展人的个性。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十分重视“发展个性”、“崇尚个性”，追求个性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结合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束缚和压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指出发展人的个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被束缚的个性如不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7]239并对“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进行了驳斥。[6]1058建国后，虽然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晚年存在着一些忽视人、不尊重人的错误，但是，毛泽东在有关教育问题上却是一如既往地强调要发展人的个性，这对我们今天思考教育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毛泽东还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艺术和学术的方针，并以此保障艺术和学术自由，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8]229
三、民主
“民主”一词源自希腊文，意即“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形式，又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人类所追求的重要的核心价值。
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对民主有过深刻思考和系统论述，并力求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加以切实贯彻实行。
著名的“窑洞对”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民主的态度和自信。1945年7月，黄炎培应邀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黄炎培在深深被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气象所感染的同时，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他说：“我生60余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民主真正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宪法。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0]293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作了非常系统的阐述。首先，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就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其次，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再次，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就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最后，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核心就是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历史的创造者。发扬民主就是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因此，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0]290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与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相反，官僚主义最反对民主和群众路线，而只讲集中，“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10]291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一把手”说了算的一言堂和长官意志。
四、平等
与自由一样，平等也是人类产生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和核心价值，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认同的基本价值。“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4]444平等往往被理解为公平，但是公平有自由型公平和平等型公平之分。对社会主义而言，平等是一个比自由具有更高价值的核心价值，自然更倾向于平等型公平。因此，从根底上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就是平等，从这个意义而言，平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和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依据”。[3]139
追求平等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已萌生并一直伴随其一生的最大理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把构建平等的社会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公有制和供给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作为实现平等的制度基础。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主要表现在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和人际关系平等四个方面。首先，政治平等。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保证人民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平等地享有政治、法律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政治、法律义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存在。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一切特权，反对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其次，社会平等。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导致了人们身份、地位的差别，造成了特权阶层的产生，平等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应该是消除社会分工，整合社会阶层，使所有人在社会地位、威望和尊严等方面都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毛泽东希望通过削弱社会成员间的差别，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和差别的社会，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三大差别，实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平等、男女平等、职业平等、教育平等、社会保障平等，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一切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经济平等。经济平等就是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和生活资料分配的平等，正确解决这两大问题是实现经济平等的核心和关键。生产资料私有制因为少数私人大量占有社会财富，是造成社会存在剥削、导致经济关系不平等的最重要的经济根源，而公有制因为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从根本上铲除了人对人剥削、奴役的基础，能为平等经济关系的建立创造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毛泽东相信，一旦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来，人与人在生产中就会形成平等的关系。对于分配制度，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工资分配制度，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方面的误解，他始终认为这里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会形成两极分化，导致新的不平等。毛泽东一度主张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便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第四，人际关系的平等。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1]82-83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
五、富强
作为开国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以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12]451富强的核心价值包括共同富裕和国家强大这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
人们对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已耳熟能详。实际上，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积极地探索具体的实现道路与模式。毛泽东凡涉及有关“富裕”的论述从来都是指“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是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提出，要“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3]442到了1955年，毛泽东开始比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共同富裕的思想。综观这些论述可以发现，第一，毛泽东指出，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机统一的。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党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197第二，走共同富裕之路是防止农民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本举措。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发生了分化，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发展，新富农到处出现，而许多农民则因生产资料不足仍处于贫困状态，农村中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消除这些现象的重要途径就是“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3]1437第三，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以强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理论基础，以主张“先均后富，均中求富”为基本特征，以公平优先于效率为基本准则。基于此，凡是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措施，毛泽东都满腔热情地倡导和支持，而凡是可能有害于共同富裕的事情，毛泽东都坚决反对。“共同富裕”成为了毛泽东终生为之奋斗的核心价值目标。
国家强大与共同富裕密切相关，也是毛泽东孜孜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毛泽东对国家强大的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实现的。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号召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5]1437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2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13]350根据这一设想，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6]439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对建设强大国家的核心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六、启示和反思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艰辛探索，即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和反思的教训。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核心元素。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些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实际，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创性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开创性地探索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本精神和道德原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全可以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成果，这些成果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偏离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然迷失方向。第二，人民群众是创造核心价值和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创造核心价值和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既不是神启的结果，也不是所谓英雄的“创举”，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核心价值创生之源；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自觉建构。正因此，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代表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需要。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生成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根本利益和价值创造的能动性。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领导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命，也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动权和领导权；通过党的集体智慧提炼蕴藏于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中的核心价值，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提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政治、组织和其他各种保障。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第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方式是集体而非个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对社会其他各种价值观具有极大涵摄性和统领性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集体主义作为实现革命和建设目标的重要价值基础，它一开始就与倡导个人独立、个人价值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同，而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和集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万众一心和个人奉献。这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五，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抽象的意义上必定具有历史的恒久性和不变性，但是，具体到某个社会它又必定具有时代性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其时代性和具体表现形式必定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然而，在改革开放前30年，对某些核心价值的理解和实践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某些理论都严重地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使生产关系远远超越生产力基础，从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主义一直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核心价值体系实现方式上的集体本位，既提供了正面的经验，也有导致集体与个人失衡的教训；而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却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反面经验或深刻的教训。
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基本元素。
这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看。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出了科学概括，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7]2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这一科学概括，与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框架，即上文概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本精神和道德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改革开放前后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表述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差异，但不论在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上，这种一脉相承是清晰可见并贯彻到底的。第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看。凝练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课题，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对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呈现出仁智各见、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我们认为，毛泽东所探索的核心价值，如“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应该说都可以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元素，甚至直接可以成为今天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前30年对核心价值的艰辛探索，不论在基本精神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可以为当前凝练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启示。当然，当前对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解决新的重大时代课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诸如正义、和谐、发展、均富等等富有全新时代内涵的价值观，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对核心价值的探索及其成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凝练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基本元素，所以，决不能将改革开放前后核心价值的基本元素和基本精神加以割裂。相反，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该认真吸取改革开放前30年核心价值的基本元素和有益养分。
(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和反思的教训，当然也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镜鉴。这些教训的主要表现就是核心价值探索的悖反。所谓核心价值探索的悖反，即指对核心价值的探索和追求与核心价值的实践和贯彻存在着悖反性，或者说，核心价值“追求”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斗争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核心价值艰辛探索和孜孜追求的结果。然而，在这些核心价值中，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和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等原因，除“独立”这一核心价值外，“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在贯穿于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时，却遭遇了严重的障碍和挫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走上了一条与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相反的道路。譬如，第一，在自由的问题上，人民的思想自由被禁锢，言论自由被剥夺，择业自由被禁止，学术自由被限制，甚至自由被无情践踏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剥夺别人自由的“自由”(如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抄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从而导致“绝对自由”与“绝无自由”的“杂糅”现象。第二，在民主的问题上，民主被所谓“大民主”所强暴，法制被严重践踏，企图通过“造反”、“罢工”、“游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官僚主义，解决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大民主的恶果是：严重践踏民主和法制，造成整个社会分裂和混乱，导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人民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摧残。第三，在平等的问题上，一方面正确地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另一方面却又把平等理解为结果的平等，从而逻辑地把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和平等价值理解为平均乃至绝对平均，最终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否认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因此，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平等原则是格格不入的。此外，平等本是与自由内在统一的，人们常常将自由与平等并称，但这必须以平等作为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为前提，因为机会平等本来就内含着自由，但由于把平等仅仅理解为结果的平等，甚至理解为平均主义，因此，平等与自由就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即常常以结果的平等排斥和压制自由。第四，在富强的问题上，或者更明确地说，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追求共同富裕却导致了共同贫穷。这在根本上是由于对平等的错误理解导致的。由于把平等理解为结果的绝对平均，而平均分配必然导致普遍消极，普遍消极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效率低下必然导致消费资料匮缺，消费资料匮缺必然导致普遍贫困，于是“共同富裕”的许诺必然成为空谈，其结果就是共同贫穷。难怪改革开放前会出现所谓“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越革命”的口号。实际上，在“文革”时期，中国已经陷入了“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的怪圈。
核心价值探索的悖反，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留下了两方面的遗产：一方面，对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等核心价值的追求，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基本元素和养分；另一方面，核心价值的某些实践却使自由、民主、平等和富强等核心价值发生了扭曲甚至抛弃，使核心价值资源严重流失，从而严重影响了核心价值的建构。人们常常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价值危机，因而必须进行价值重建。其原因固然主要是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社会正处于旧的价值已经解体、新的价值尚未建立的“价值真空”和价值转型时期。但是，改革开放前核心价值实践的一些错误做法及其结果，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断裂，或说核心价值历史资源的稀缺，这无疑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价值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2012年9月20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比利时在接见华人华侨时就钓鱼岛问题强调说：“我们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些重大问题上要保持铮铮铁骨，毫不退让。一个民族没有比尊严和自主、独立更为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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