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认识的三个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发展过程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种社会形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是继承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但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的看法并不一样。大体上经历了从相当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到充分广泛地发展、再到急速停止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他的认识为什么有这些变化？究竟哪一种认识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哪一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具体分析的。
一、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
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即主张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两次革命的中国，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陈独秀认为中国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无产阶级再进行自己的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空谈主义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把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任务与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合并在一起去完成，主张只有坚决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很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因而都是错误的。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分析中国国情，总结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二十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在1939—1940年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毛泽东回顾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毛泽东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隔断两者的联系，企图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先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右倾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否认两者的区别，想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任务上面去完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观点也是错误的。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毛泽东还系统阐述了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其中在经济纲领中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因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仅不应当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反而应当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采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民主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4）〕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还指出：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5）〕即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介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工农为主体，经济上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它之所以不同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制，而是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好必要的准备。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正确的实际选择和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充分、广泛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
毛泽东提出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抗战胜利前后他的认识又有了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的发展而趋于成熟。
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就曾郑重声明：“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6）〕。1945年4月，他在“七大”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报告几次提到要在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必须“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扬弃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种提法，取而代之以“充分发展”、“广泛发展”这种更进一步的提法，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肯定。这无疑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十分可贵的。
毛泽东在4月初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作的《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7）〕。在“七大”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还解释了“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问题。他回答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8）〕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讲了书面报告“没有明白写完”的一些问题，其中也谈到要在中国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9）〕他分析了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接着他又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0）〕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总结报告中提出了要发展“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11）〕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不止一次地强调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进一步新发展。毛泽东这时对此问题的新认识并非个人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新观察和新分析。
首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深感中国因资本主义很不发达而造成社会很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约占10%，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民族资本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非常不够。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2）〕因此，毛泽东认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总会自招失败。”〔（13）〕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14）〕第二，中国的落后，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广大发展，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第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无建立“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15）〕。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广泛地发展，才能完成此项巨大的任务。第四，经过八年抗战，中国的经济不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还有中国的文化教育等等，都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国家面临面废待举、百业待兴的艰巨任务。
其次，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形势。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开始转变对华政策，曾经在军事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帮助中国抗战。毛泽东此时进而考虑到战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大问题。1945年他在同美国迪克西使团的成员约翰·谢伟思的谈话时，一再声明：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美国和中国经济上能够彼此互为补充。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只有美国有经济实力在中国大量投资，并且美国当时对中共有某些好感，而且美国在防止中国内战和促进中国民主化中可能起到重大作用。所以毛泽东认为：“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的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的国家。”〔（16）〕“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17）〕另一方面，毛泽东当时考虑到，苏联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他还考虑到“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18）〕同时鉴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中共的一些误会和偏见，所以，他认定：“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帮助。”〔（19）〕为了促成与美国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写信建议单独或一同去访问华盛顿，直接与罗斯福总统面谈。这表明了毛泽东愿意在战后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他还准备与美国的资本家做生意。当时谢伟思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共产党”这个名字可能不会使美国商人放心。毛泽东笑了，并说他们曾经想到改变名称。
在国内，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中共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希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只有充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可见这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战略策略的使然。
三、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毛泽东在“七大”时承认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广大发展的思想，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大体上继续得到原则的肯定。然而新中国建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仅用三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实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并且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认识上开始走入误区。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批示上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20）〕，这是毛泽东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新民主主义经济还没有很好发展，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时就急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灭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经毛泽东两次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很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成分”。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21）〕。“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2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冒进势头。全国大部分地区“过急”、“过粗”、“过快”地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任务。1956年中央开始反冒进，这时毛泽东虽然讲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3）〕。还讲了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私人投资开厂，定息也有出路，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但这些灵机一动的想法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政策，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很快又收了回来。在以后二十多年中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在全国城乡多次开展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大批“唯生产力论”，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搞阶级斗争为纲。十年动乱期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民谈“资”而色变，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综观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毛泽东认识上发生急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这也要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形势寻找答案。
从国际方面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对华政策，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封锁，客观上关闭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门。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赫尔利·魏德迈出使中国，标志着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开始；50年代初叶爆发的朝鲜战争，其结果使已经对立的中美两国关系更趋恶化。当时年轻的共和国面对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峻环境，斯大林又认为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对中共抱怀疑态度。如果共产党不主动地、及早地倒向苏联一边，其处境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果断地作出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因为新生的中国需要苏联外交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于是，苏联模式在中国加以推广。当时苏联派来的专家指责中共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调情政策”，城乡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1952年苏联领导人在接待刘少奇、周恩来等访问时都表示，希望中国尽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作出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定。从而导致过早地提出要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绝种。胡乔木同志在分析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的“左”倾错误时认为：当时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4）〕
国内方面主要是由于建国初期迅速恢复经济和各方面工作的成就，使毛泽东不能冷静分析客观形势，对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实力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估计过重，以致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过多否定。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急剧变更的一个认识论根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虽然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但是还不能急于解决并消灭这个矛盾。在1952年底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个基本点，用当时的形象说法犹如一个鸟儿的主体和两翼。这本来是要求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对私有制的改造。结果是只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尚未实现工业化，就大大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这样做岂不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由于脱离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状况，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误以为生产关系越纯越好，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高四纯”，从而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有选择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毛泽东晚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产生偏差，甚至走入误区，最终得出了要尽快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的错误结论。
四、当今对资本主义的新认识
考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演变过程，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在经历了“文革”这场浩劫的中国共产党人，头脑更清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在70年代末就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当代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是马恩笔下的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世界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现了“黄金时代”，它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方针，大搞社会福利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同时把民主权利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经济发展很快，生产提高较多，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改善。现在，我们对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认识，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丧失社会主义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封闭僵化的体制难以改革，经济搞不上去。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发展本国的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已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并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危险，就对此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害怕资本主义，拒绝对外开放。我们过去犯了“左”的错误，过急地消灭了资本主义，这样的沉痛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吸取的。
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大量存在，手工劳动还相当普遍，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齐头并进，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较充分广大的发展，并且积极利用外国资本以发展国民经济，这样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因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这一段时间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在当今改革开放中对我们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4）（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666、651、678、650、678—679页，人民出版社，1991。
（6）（7）（9）（10）（11）（14）《毛泽东文集》第3卷，186、275、322—323、323、384—385、183页，人民出版社，1996。
（8）（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1060、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30页，人民出版社，1991。
（13）（16）（17）（18）（19）《在中国失掉的机会》，328、327、260—261、259、25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20）（21）（22）《毛泽东选集》第5卷，65、198、196页，人民出版社，1977。
（23）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38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4）《新华文摘》，1992（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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