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心源所藏方志流失日本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所藏论文,陆心源论文,方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0；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6-0127-06
浙江湖州陆心源的藏书曾经显赫一时，其“皕宋楼”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1907年陆心源“皕宋楼”、“守先阁”、“十万卷楼”藏书被日本静嘉堂秘密收购，成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人惋惜不已。对陆心源藏书被静嘉堂购藏的过程今人已作研究，①但仍有不少细节需要辨析。在此，笔者主要利用在日访学期间亲往静嘉堂收集到的资料，对静嘉堂收购陆心源藏书尤其是其中的地方志的过程与状况进行阐述，以明陆氏藏书的文献价值。
一、陆心源藏书及其方志搜集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他自青年时代即致力于图书收藏，遇有秘籍必不吝重资购之而后快，经数十年的经营，藏书达15万多卷。1875年，陆心源将藏书楼分为皕宋、十万卷二楼。后又将其潜园住房改为藏书楼，名“守先阁”。因“皕宋楼”以藏宋元善本著称，人们常以“皕宋楼”代称陆氏所有藏书。陆心源收藏的典籍十分宏富，但不同书目著录差异较大。《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有2300种（其中宋版200余种、元版400余种），《陆心源捐资建阁归公书籍目录》收录4200种，11.5万余卷。[1]《陆心源遵捐国子监书清单》著录庚子之乱后残余书140种。从其藏书看，重经部、集部，但对地方志也给予较大的关注，如《皕宋楼藏书志》中收集的方志有《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淳熙严州图经》等36种。因国内缺乏系统的藏书资料，我们从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的陆氏图书再结合其他史料推测，当年陆氏收藏的方志，大约有410种。陆心源收藏方志之多，在当时首屈一指。其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因学术研究、出版的需要，而大力搜集地方志书。陆心源是学者，好读书、著述，嗜藏书，如李宗莲所云：“先生歉然不自足，志欲尽读天下书。偶见异书，倾囊以购。”[2]所著有《潜园总集》940卷以及《仪顾堂文集》、《仪顾堂题跋》、《续跋》、《穰梨馆过眼录》、《续录》、《皕宋楼藏书志》、《唐文拾遗》、《续拾》、《宋诗补遗》、《吴兴诗存》、《金石学补录》、《金石粹编续》、《吴兴金石记》、《群书校补》、《宋史翼》、《元祐党人传》、《（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等，并出版有《十万卷楼丛书》、《湖州丛书》，多得益于自藏文献。
其二，嗜书，喜爱地方志。清代修志已成著述大业，学者多把参与修志当作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陆心源所在的湖州地区就有优良的修志传统，从唐陆羽《吴兴图经》后，代有编纂，而且名志辈出。陆心源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必然对地方志喜爱有加。1867年，宗源翰任湖州知府，陆心源即以“国朝自乾隆初，前知府胡承谋、李堂先后纂修，迄今百有余年，人才辈出，不一而足，久且就湮。至于田赋之减额，兵制之裁并，水利之通塞，尤一方利病所关，未便因袭旧典”，[3]提议纂修府志。于是，1870年，陆心源与周学浚等受聘编纂《（同治）湖州府志》。1881年，他又纂修了《（光绪）归安县志》。纂修地方志不仅需要广征博采地方文献资料，而且也要参考其他地方的志书。《（同治）湖州府志》基本上是参照《（嘉庆）广西通志》、《姑苏志》而设计体例的。
其三，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心源时备兵南韶，次权总闽鹺，饶于财，于是网罗坠简，搜抉缇帙，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4]29
其四，当时社会动乱，许多私家藏书楼倒闭，图书散出，为陆氏收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图书流通市场。“方是时受丧乱后，藏书之家不能守。大江南北数百年沈蕴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上自苕溪严氏芳茮堂、乌镇刘氏瞑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兰陵之书大半为周季贶、蒋香生所获，周书散出，心源多得之），下迄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石湖（名筌，康熙中人）、黄荛圃，仁和平甫季、言二劳，吴县周谢盦（名世敬，香岩子），归安杨秋室，德清许周生，归安丁兆庆，乌镇温铁华、及元，钱塘陈彦高等，有一无二手稿草本，从飘零之后摭拾之，尽充插架……素缥缃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矣。”[4]29-30
总的来说，陆心源藏书之浩繁，既因于其自身之嗜好与家庭条件，又是时势所必然。正如《静嘉堂文库略史》所云：“咸丰、同治之际，发贼猖狂，大江南北频遭兵火，世家巨室之藏散落各处。……心源既有藏书之好，又饶于财，于是花费万金搜罗群籍，藏书之富终甲于海内。”[5]3
二、静嘉堂对陆氏藏书的收购
静嘉堂位于东京都世田谷区冈本，系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1851～1908)、岩崎小弥太(1879～1945)父子1892年创建的私人文库，以庋藏丰富珍稀汉籍而著称于世。1930年，文献学家傅增湘东游日本于静嘉堂观书后称：“若夫静嘉文库，网罗鸿富，规制精严。建始方三十七年，储庋至十三万八千册，视彼御寮阁库，将驾而上之，亦海东之天一、汲古也。”[6]静嘉堂的首任文库长为岩崎弥之助的受业恩师重野安绎(1827～1910)，静嘉堂完成对陆心源藏书的收购就是在他任上实施的。
对静嘉堂收购陆心源藏书的动机未见有详尽的论述，据有关资料推论，大致有二：一是对中国官员、学者赴日大量收书西归的回应。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崇西学，废汉学，大量的汉籍被低价抛售，流入书肆。当时在日的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李盛铎、缪荃孙等就收集了许多善本秘籍。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即是他滞留日本四年“于其书肆颇得旧本”的系统记录。“防止我国固有典籍、文化财散亡流出”一直是岩崎弥之助的夙愿，[7]134他当然不愿意看到大量日藏汉籍回流中国。当后来静嘉堂觅得机会、购得了享有盛誉的中国陆心源藏书，他认为“此举不独为我文库之重大事，也实是我邦文献史上应特笔的重大事”。[5]2-3其兴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应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二为支持重野安绎等的学术研究。静嘉堂创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直接援助恩师之修史事业”。[5]1重野安绎精通汉学与日本国史，曾任文部省修史局编辑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史志编纂委员长、贵族院议员。他掌管文库时，“主持收书与修史事宜，编有《国史综览稿》十册及其它有益的二三部史书”。[5]6对陆氏藏书的收购可能与重野安绎等的学术研究积累资料有关。1907年，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后所作《题识》即可证明这一点：“近年日本学者研究历史，覃思冥索，进步可骇。兹复骤增秘籍，单词只义，孤证是求，温故知新，必为史学别生一途径。”[4]38
有关静嘉堂购进陆心源藏书的过程，研究者多依据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的记载：
乙巳丙午之交，予因江南之游，始破例数登陆氏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太息尘封之余，继以狼藉，举凡异日之部居类汇者，用以饱蠹鱼。又数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而树藩居奇，需值甚昂。始号五十万两，次称三十五万元，稍后减退至二十五万。时丙午正月十八日事也。二月返槎，归而谋诸田中青山先生，不成。先生曰，能任之者，独有岩崎氏耳。余将言之。而予亦请诸重野成斋先生。今兹丁未三月，成斋先生有西欧之行，与树藩会沪上。四月，遂订议十万元。五月初二，吾友寺田望南赴申浦。越六月，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舶载尽归于岩崎氏静嘉堂文库。
但静嘉堂方面的资料以及与岛田翰的记载都有些出入，故而有些细节还需补充、辨析：
第一，售书信息的来源。陆心源去世后，陆家经济大不如前，1903年，其长子陆树藩曾有捐书国家之意。“如向端方（当时他的上司）及上海工部局建议过能否建楼藏此书，均未获允。树藩公转而考虑有无新的有实力且喜爱藏书的藏书家能建新楼而集中赠予，曾特登报声明此事，但苦无问津者。”此后，因日商倾销人造生丝，江浙缫丝厂纷纷倒闭，陆氏之缫丝厂及连带的钱庄均未能幸免。“除变卖了一些在沪的不动产与动产外，尚有所欠。同时考虑到上海、湖州等地两个大家庭的开销，只有出卖心源公收藏的藏书来解围。”[8]106-107那么，静嘉堂是从何处得到陆树藩售书信息的呢？学界基本认同岛田翰记载，即岛田翰大约于1906年3月间回日本时把这一消息带到日本宫内省和静嘉堂。而笔者搜集到的静嘉堂文库员1908年发表的《静嘉堂文库中清国湖州归安陆氏心源旧藏书购入始末》一文则记载：“苏州领事白须直氏将这件事告诉了男爵（引者注：岩崎弥之助），但是双方没有进行协商（陆氏两兄弟要价五十万两）。”②也就是说，静嘉堂是从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氏那里得到陆树藩要出售藏书的信息的。白须直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因为1905年前后陆树藩在苏州任候补道，白须直与他相熟。1905年夏，岛田翰首次登“皕宋楼”访书，还是白须直引荐的。“迨乙巳之夏，来于吴下，介白须领事温卿，访归安陆氏。”[9]101905年底1906年初，陆树藩托其在日留学的堂弟联络日本宫内省。[8]108当时流传宫内省以20万元购下。日本驻苏州领事白须直氏得知此事，便电问宫内省，认为以宫内省身份交易有可能影响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宫内省回复说全是传闻。宫内省是否完全没有行动现在很难考知。后来，静嘉堂主岩崎弥之助的侄子岩崎久弥访问英国，再次从中国驻英公使馆员处得知陆氏藏书出售的消息，回日本途中特意在上海停留，让三菱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田原丰氏对此进行核实，静嘉堂于是决定了收购计划。
第二，岛田翰的作用。静嘉堂收购陆氏藏书过程中汉学家岛田翰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作用到底多大，是否如学界所赞同的、他自己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所说的那样，是他怂恿陆氏后人向日本出售，是他建议静嘉堂收购？值得辨析。《静嘉堂文库中清国湖州归安陆氏心源旧藏书购入始末》明确指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所记……岛田翰劝陆树藩售书并向重野先生请求促成此事，与事实颇为不符。”1924年《静嘉堂文库略史》记载：“陆心源光绪二十年去世，其子树藩因故欲鬻其藏。明治丙午，田中青山、③重野成斋二人先后以此谋与故男爵，男爵也以陆氏藏书对于我邦文献裨补良多，遂下定决心不惜巨资收购。”[5]5后来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静嘉堂文库之沿革》也称：“陆心源光绪二十年（明治二十七年）去世，其子树藩苦于对遗书的保持，于明治三十八年末三十九年春间密派使者至日本，谋求卖掉该藏书。起初希望宫内省加以收购，但未如愿。弥之助的同乡前辈、宫内大臣田中光显伯爵及文库长重野博士相继为弥之助谋划，弥之助也认识到这些书的珍贵性和有益性，于是收购的意愿坚定了。三十九年（引者注：1906年）三月，文库派岛田重礼的次子、师从竹添光鸿的书志学者、在本文库任库员的岛田翰（又名彦桢）到清国。岛田翰于四月十八日抵苏州，当即亲自对陆氏遗书进行了实检。”[7]137上引两段资料都没有提到岛田翰促成此事，只是静嘉堂在决定购买的情况下派岛田翰去核查。岛田翰(1877～1915)被誉为“明治、大正年间版本学第一人”，特别是1904年出版《古文旧书考》4卷，声名鹊起。清末著名学者、藏书家董康称其“博学强识……于隋唐遗卷、宋元旧椠之源委，洞悉靡遗”。[4]381906年3月前曾多次到中国访学，游历大江南北，广泛交游，缪荃孙等著名学者、藏书家多待其如上宾。如1905年夏，他除访问“皕宋楼”外还“介费梓怡，访常熟瞿氏；又赖俞曲园，以访钱塘丁氏”。[9]10可见他对汉籍版本以及中国的私家藏书情况了如指掌，是到中国鉴定收购藏书的不二人选。到5月份，静嘉堂收到了岛田翰有关陆氏藏书状况的报告。据此似可以认为，岛田翰所起的是调查核实、确定陆氏藏书价值，从而进一步坚定静嘉堂志在必得的作用。
第三，合同的订立者。《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静嘉堂文库之沿革》记载，文库长重野安绎在1907年3月23日出访欧洲途中，于27日在上海停泊，28日与陆树藩会谈，并订协议。《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记载略同，但订合同的时间在4月。《静嘉堂文库中清国湖州归安陆氏心源旧藏书购入始末》则完全不同。该文记载，1907年2月，岩崎弥之助认可岛田提交的《陆氏书目》，决定商议价格，向三菱上海分公司负责人田原丰氏下达他的意见。于是，田原丰在上海与陆树藩的委托人姚文藻（字赋秋，是上海的资本家，曾借贷给陆家）进行商议，并在3月10日签订协议。另，第二任文库长河田羆称：“心源殁后，其子树藩有故将鬻之。丁未春，君（引者注：岩崎弥之助）闻其多珍异，欲亟购之，使上海社员谋诸陆氏，议熟。”[10]综合上述资料，从时间过程上判断，可能先经田原丰与姚文藻会商签订意向性协议，最后由重野安绎与陆树藩签订正式出让契约。
第四，售价问题。对陆氏藏书的售价众说纷纭，陆树藩最早开价是50万两，可能那时陆家经济还不是特别困难，能勉强维持，希望能卖个好价。但随着陆家经济愈来愈拮据，“负债累累，急欲还债”，而买家交涉漫漫，持续数年，陆家“因而忍痛降价割爱”。[8]113最后的售价，岛田翰说10万元，《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静嘉堂文库之沿革》记12万元，神田喜一郎说118000元。[11]陆家后人徐桢基认为书款10万元、佣金2万元，合计12万元。[8]110学术界对此意见不一，张翔赞同10万元说，顾志兴持12万元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利用者没有辨别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书款货币单位为银元还是日元。据《静嘉堂文库中清国湖州归安陆氏心源旧藏书购入始末》载：“价十万元，约我十一万五千元。”可见，10万元指的是清朝货币银元说的，而12万元、11万5千元、11万8千元指的是按不同时期汇率折合日元说的，其中应不存在所谓的2万元佣金问题。
第五，陆氏藏书没有全部被收购。陆心源的藏书达15万卷以上，其中购自上海郁松年的有48000余册。陆氏藏书有多少东渡，今人有的略而不论，有的以为“皕宋楼及陆氏十万卷楼、守先阁等全部藏书共5万余册舶载运至日本”。[12]其实，陆心源在世时他的藏书已经开始散出或捐出。《陆心源遵捐国子监书清单》记载，在1888年陆心源就曾向国子监捐献《元和郡县志》（抄本）、《新安志》、《严州图经》（抄本）等大量书籍，庚子乱后国子监尚残存140余种。[13]《皕宋楼藏书志》著录的《至顺镇江志》21卷（旧抄本）、《雍录》10卷（旧抄本）、《云间志》3卷（旧抄本），以及陆氏纂修之《（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均不见《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1907年舶载至静嘉堂的有“汉籍四一七二部，四三九九六册”。[7]136除静嘉堂外，岛田翰也得到了一小部分陆氏图书。岛田翰手中的陆氏图书，笔者发现现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三、东传陆氏旧藏方志的调查及其文献价值
陆氏藏书运抵东京后，静嘉堂文库员马上按照《皕宋楼宋元书目》、《十万卷楼书目附补遗》、《守先阁书目》进行检查，见“宋元旧刻本约五千余册……陆书乃完全者累累，岂可不宝重而珍秘乎哉！”[10]由于“皕宋楼”以收藏珍本秘籍丰富而著称于世，保存其旧藏的静嘉堂也因此一跃成为日本收藏汉籍的巨擘，亦自然成了学者们心仪之所。民初以来，东渡扶桑的中国学者大多要到静嘉堂访问一番，以期能亲眼目睹那曾经令国人魂牵梦绕的“皕宋楼”藏书。以往的学者如傅增湘、董康、张元济等在考察静嘉堂时多作有读书记，关注点集中在宋元版书，而对某一类文献的调查与研究则较少。
地方志是陆心源藏书的特色之一。被静嘉堂收购的地方志，据笔者调查约有403种421部。其中，原皕宋楼6种，原十万卷楼49种54部，原守先阁356种361部。分省情况为：北京3种、上海18种、天津2种、河北16种、山西17种、内蒙古1种、辽宁1种、陕西21种、甘肃4种、宁夏1种、青海1种、新疆1种、山东18种、江苏44种、浙江70种、安徽13种、江西14种、福建17种、台湾3种、河南14种、湖北22种、湖南22种、广东18种、广西9种、四川43种、贵州1种、云南3种，另有总志6种。以种类分，有总志6种、通志25种、府志117种、州志40种、县志208种、乡镇志7种；以朝代计，唐代志书2种、宋代志书30种、元代志书8种、明代志书18种、清代志书345种。无论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看，还是就文献本身而言，这些地方志的文献学价值都是很高的：
第一，为近代汉籍东流日本史提供了明证。汉籍流传日本的历史悠久，到近代数量更多，次数更频繁，渠道更复杂。有一部分汉籍如杭州“东海楼”、天津陶湘“涉园”、湖南叶德辉“观古堂”藏书是通过买卖形式流传到日本的，也有相当部分如中央图书馆、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等藏书则是被日本掠夺而去的。对近代日本收藏的汉籍，不仅绝大部分缺乏流失过程的记载史料，而且也难以分辨其原藏实物。通过静嘉堂藏方志的研读发现，凡是陆氏旧藏方志除盖有“静嘉堂藏书”、“静嘉堂现藏”印外，多有“存斋”、“存斋读过”、“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归安陆氏守先阁书籍禀请奏定立案归公不得盗卖盗买”等钤印。如《嘉泰会稽志》，静嘉堂有两个藏本。其中，抄本的首页盖有“静嘉堂藏书”钤印，正德刻本首页有“静嘉堂现藏”、“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等印。从藏书印看，正德本属陆心源之旧藏。“存斋”、“存斋读过”、“归安陆氏守先阁书籍禀请奏定立案归公不得盗卖盗买”印为陆心源生前所钤，而有陆树声之名者，为陆树藩之弟陆树声所加盖。“在家中，当时三太公陆树声在湖州，岛田登楼观书后，预知此类书必将出售，与管家人李延逵合作，在所有秘本上均盖上‘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等。”[8]111静嘉堂以及陆心源、陆树声的藏书印，为我们今天以静嘉堂为个案考察近代日本收购中国私家藏书提供了证据。笔者在调查静嘉堂方志源流时就是以此来推定哪些属于陆心源之旧物，哪些是从其他途径得来的。
第二，见证了清代私家藏书的流动性。清代是中国私家藏书的鼎盛时代，据当代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有文献记载藏书事实者约20082人。[14]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清代私家保有藏书的时间多不太持久，“藏家无三代”几成普遍规律，因而研究私家藏书的流通成了书籍传播史的重要内容。陆心源藏书除部分家传外，多购自其他藏书家。如清末海盐藏书家马玉堂，字笏斋，“性耽书籍，闻人有善本，必展转购买。庋藏秘册甚多。……后遭丧乱，书籍散佚”。[15]所藏旧抄本《（宝祐）重修琴川志》15卷图1卷、《至正四明续志》12卷等流入陆氏藏书楼。清同治间上海郁松年的藏书陆续散出，陆心源购得宋刻本《咸淳临安志》等大批精帙。从流入静嘉堂的陆氏旧藏方志，就能发现其中的传播线索。前述的《重修琴川志》有马玉堂的藏书标识：“马玉堂印”、“笏斋”印；《咸淳临安志》上不仅盖有“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汲古主人”、“汪士钟印”、“阆源真赏”、“泰峰审定”、“田耕堂藏”、“朝列大夫之章”、“高平家藏”、“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等印记，而且卷末附有黄丕烈跋。据此可见，该志原为朱彝尊旧藏，继归吴中黄丕烈“百宋一廛”，黄归于汪阆原，汪归于郁松年，再归于陆心源。
第三，保存了宋元珍稀本志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陆心源的藏书特色。陆心源十分重视珍籍秘本，遇有宋雕元椠及名人手抄手校本，无不重金购求。静嘉堂庋藏陆氏珍贵版本的宋元志书有29种35部之多，如宋本《新编方舆胜览》、《淳熙严州图经》、《咸淳临安志》、《咸淳重修毘陵志》，元本《至正金陵新志》，影宋抄本《舆地纪胜》，影元抄本《剡录》、《大德昌国州图志》，旧抄本《吴郡志》、《景定严州续志》、《乾道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四明图经》、《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黄丕烈精校《舆地广记》等，约占现存宋元方志的56.8%。以一人之力收藏如此多的珍贵宋元志书实属不易，也足见陆心源“皕宋楼”“储宋元旧椠”、“十万卷楼”收“明后秘刻、名人手校手抄及近儒著述”的庋藏特色。
第四，裨补国内图书馆所缺。目前现存的八千多种方志尽管大多分藏国内，但由于多方面的缘故，国内图书馆藏的志书，有些残缺不全，有些甚至不见收藏。“静嘉堂文库为吴兴皕宋楼故物，岩崎氏购入，价虽廉而孤本实多……身价几埒于图书寮。”[16]静嘉堂藏陆氏方志中有《（嘉靖）湖州府志》16卷、《（嘉定）赤城志》40卷（1497年本）、《（康熙）翁源县志》7卷等为全帙，而国内仅藏残本。《咸淳毘陵志》30卷、《（乾隆）砀山县志》10卷、《（道光）尤溪县志》10卷、《（咸丰）解州志》16卷等则为国内缺藏。《（隆庆）楚雄府志》6卷国内仅有抄本，而原刻本却存静嘉堂。1742年（乾隆七年）刻本《（乾隆）盐城县志》10卷图1卷，甚至未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
第五，为日本现藏汉籍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实物标本。日本收藏的汉籍既多且又珍贵，近年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日藏汉籍的调查与研究热，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对现存实物的研读。如：清郭浩等纂修《（乾隆）砀山县志》10卷，分元、亨、利、贞4册，纵24.7厘米，横16.7厘米。封面左上书“砀山县志”，右上题“元”字，右下有静嘉堂藏书票，中有“归安陆氏守先阁书籍禀请奏定立案归公不得盗卖盗买”朱方印。序首页1～2行下方盖“静嘉堂现藏”印，白口，上黑鱼尾。上书口镌“砀山县志”，中书口书卷次、标题，下书口标页次。单框，左右双边。框版纵20.1厘米，横14.5厘米。每半叶10行，行21字。卷一首页2行中题“砀山县知县郭浩重辑”。除有乾隆七年壬戌夏月原署江南徐州府砀山县知县前知直隶延庆州福清郭浩《重修砀山县志序》、乾隆壬戌仲夏砀山县知县邬承显《砀山县志序》外，还收有隆庆壬申孟秋既望荆楚龙峰王廷卿、万历戊午孟冬沛县知县练国事、万历戊午孟冬砀山县知县陈秉良、崇祯岁在己卯孟夏之吉文林郎砀山县知县滇屏刘芳等旧序4篇。郭浩，福建福清人，贡生，乾隆三年任知县。“砀山自明季纂修以来，历一百余年未之举行。旧简既缺，新迹将湮。独福清郭公涖任，毅然任为己责。谓是风化所系，而分所当为。博采旧闻，广咨众论，补其阙，正其讹，酌其可否铢称而寸度之，裒益其多寡次第以厘定之。”[17]邬承显序该志平行设置篇目，记有建置沿革、星野、灾害、疆域、形胜、风俗、城池、店集、山川、桥梁、水利、田赋、物产、学校、秩祀、官署、秩官、古迹、冡墓、寺观、选举、人物、艺文等，以人物、艺文、水利为详。其中，记载砀山的自然环境、自然灾害以及当地官民的应对措施很有特色与史料价值。如概括砀山的总体气候特征：“风力疾劲，气候寒多，迅飚时至，拔木发屋，冬令甫届，霜陨霰零。”[17]卷一，风气砀山自然灾害多水灾、旱灾、蝗灾以及地震。应对自然灾害，除恤赈、修水利外，还将历史上有功之人立为神，筑庙立祀。这既是对历史人物政绩的肯定与褒奖，又起到稳定人们心绪的作用。乾隆四年秋，当地发生蝗灾，“砀人震恐，罔所措，俄而大至，遮霄蔽汉，其声轰腾如风霆之驰骤也”。知县郭浩率官民至司御蝗螟的杨威侯神庙进行祭祀，“蝗不敢停，实惟神扞卫扫除之功”，并定“十二月六日为例行报祀之期”。[17]卷九，艺文假如静嘉堂没有收藏陆氏旧藏的此志，我们将无法了解其编纂原委、体例、内容及特色。
综上所述，陆心源藏书丰富而珍贵，静嘉堂的收购行动，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数以万计的典籍流入异邦，对中国文献收藏史而言，当然是一大损失，令人痛心。不过这与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献的掠夺，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况且，静嘉堂对陆氏旧藏方志等图书还进行了妥善保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方志等汉籍的流传。
收稿日期：2007-03-10
注释：
①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顾志兴：《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见黄建国、高跃新《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顾志兴：《陆树藩与皕宋楼藏书》，《津图学刊》2004年2期。张翔、杨爱英：《岛田翰与皕宋楼》，《晋图学刊》1998年2期。
②静嘉堂文庫員.静嘉堂文庫にて清國湖州歸安の陸氏心源舊藏の書を購入せこ顛末[J].圖書館雜誌.1908,(3):14-16.下引出该文者不另注。
③即田中光显(1843～1939)，号青山，伯爵，历任内阁官房长官、宫内大臣等要职。